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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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继续评议秦观。秦观词最有凄婉的感觉，而凄婉的极致处便是凄厉，如“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两句词出自《踏莎行·郴州旅舍》，在第三章已经做过一些分析。
其实早在秦观当时，这首《踏莎行》便大受名家激赏，而“可堪”二语却被认为是白璧微瑕。
秦观的女婿范温一度受学于黄庭坚，他有这样一段记录：有人问我：“苏轼讲过‘诗至杜甫便已写尽’，这话实在难以理解。杜诗纵然前无古人，焉知后无来者呢？”我回答说：“如杜诗‘一片花飞减却春’，若咏落花，语意皆尽，后人已经没有超越的余地了。再如写曹霸将军画马一诗中‘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将曹霸的画技与造化之功写到极致，后人也不可能再有超越的余地。至于杜诗中其他吟咏人情、摹写景物的作品，往往如此。”杜甫《谢严武》诗有“雨映行宫辱赠诗”，黄庭坚说过：“只这‘雨映’两字，写出一时景物，词句便雅健。”我于是晓得了诗句之中不当有虚字的道理。后来我读秦观词“杜鹃声里斜阳暮”，黄庭坚说：“此词高绝，但一句之中既说‘斜阳’，却又说‘暮’，语意重复，不如改‘斜阳’为‘帘栊’更好。”我反驳说：“这句词的上句有‘孤馆闭春寒’，可见这座驿站里并没有帘栊。”黄庭坚说：“虽未必有，有亦无妨。”我依然不很服气：“这首词摹写牢落之状，若加进‘帘栊’这个意象，恐怕会损害作者的原意。”黄庭坚说：“确实太难找到合适的词来做替换，留待以后慢慢斟酌吧。”虽然问题并未解决，但我从此晓得诗词句法不当重叠的道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潜溪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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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堪”二句美则美矣，毕竟有语意重复的瑕疵，多少令人遗憾，所以喜爱秦观的人总会想方设法为之辩护。宋人何士信增补《草堂诗余》，在笺注中说：“斜阳”属日，“暮”属时，并非重复。苏轼有“回首斜阳暮”，周邦彦有“雁背斜阳红欲暮”，所以黄庭坚的说法并不成立。
宋人王楙《野客丛书》也提出反驳：谢庄诗有“夕天霁晚气，轻霞澄暮阴”，一联之中，三见晚意，尤为重叠。梁元帝诗有“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复言“高春”，岂不为赘？古人为诗，从不这般拘泥。观当时书法家米芾书写秦观这首《踏莎行》，乃是“杜鹃声里斜阳曙”，也许原词是“曙”字，是出于避讳的缘故才改为“暮”字的吧。
摘引名家诗句为秦观辩护，这其实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倒是王楙最后给出的考据性质的线索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后来元人黄溍《日损斋笔记》记载：宋理宗宝祐年间，外舅王仲芳在郴州亲见秦观《踏莎行》石刻，“杜鹃”一句写为“杜鹃声里斜阳树”。宋英宗名赵曙，传录者当是出于“树”与“曙”同音避讳的缘故才易“树”为“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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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首《踏莎行》，王国维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苏轼激赏“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人都是世不两出的天才，究竟谁的眼光更胜一筹呢？王国维讥讽苏轼见地肤浅，究竟道理何在呢？
审美最需要的是抽离，正如《人间词话》第五章所谓“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然而，王国维读秦观的词，固然可以在千年之下悬隔事外，以纯粹审美的眼光赏玩之；苏轼却不同，他与秦观非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更是同一个政治阵营里的人，彼此利害纠葛千丝万缕，甚至秦观之所以被贬谪郴州，之所以写下这首变凄婉为凄厉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全然是反对派要打击苏轼的缘故。所以苏轼读这首词，实在有太多切肤之痛。
刘逸生《宋词小札》准确看出了症结所在：“少游‘郴江’两句含意极为深刻。郴江本来是绕着郴山转的，为什么它又流到潇湘那边去了？这是一个打比，比喻自己原是一名小京官，在京都安分守己地干下去就行了，为什么偏要卷到政治旋涡里去，落得这种可怜的下场呢？苏轼是领会这个意思的，所以有意把这两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还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他自己不是也慨叹过‘我被聪明误一生’吗？他应当也痛感到‘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失策。所以王国维认为苏轼欣赏此二语为‘皮相’（即肤浅），那还是未真正领会秦少游心中的惨痛的。”
这样的解读或许有失胶固，却实在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苏轼正是因为未能“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而在相当私人化的语境里理解秦观的词意，王国维则“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于是有了纯粹审美的眼光。两人见地的分歧，不在于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在于身世与立场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