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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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借用尼采的话，说李煜的词是“以血书者”。又因为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似乎这种用血写就的文学层次最高。但我们看李煜在亡国之后的创作和生活，整日只有哭哭啼啼、悲悲切切，泪水多到可以“日夕洗面”，血却不见半滴。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恰恰是尼采最看不起的。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句话出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该书以20世纪30年代徐梵澄的译本《苏鲁支语录》最是有名。徐译本原文是：“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但在新译本里，“血”变成了“心血”：“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用你的心血写作吧，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很遗憾我没有阅读德语原文的能力，无法判断译本的优劣，只能说徐译本更诗意些，新译本更通俗些。
联系《苏鲁支语录》的上下文来看，尼采首先要表达的意思是：最高端的作品是作者用血写就的，所以读者就算不必同样用血去读，至少也要做出用血去读的姿态，因为别人的血总是不容易读懂的；以消闲的态度来读书的人是最可恨的，但无奈这样的人最多，所以最好不要让每个人都有读书的权利，否则的话，不但会损害写作，更会损害思想。
在今天这个文化快餐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尼采的这番见解虽然貌似偏激，却是真正的远见卓识。阅读，要么是一种功利行为，譬如为了考研、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考各种资格证书；要么是一种纯粹的休闲娱乐，譬如用各种玄幻小说和爱情故事来消磨时光；即便是阅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思想类的作品，事情也会像19世纪美术评论家冈仓天心所哀叹的那样：“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当今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表面上的狂热，其实并没有真实的感情基础。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时代，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感觉，而是纷纷扰扰地追捧世间普遍认为最好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高价，而不是高雅；他们追求的是流行，而不是美。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比起他们假意推崇的早期意大利或足利时代的巨匠，他们所身处的工业时代的高级产品——花花绿绿的杂志，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容易消化的艺术享受的食粮。对他们来说，比起作品的质量本身，艺术家的名气更为重要。正如几个世纪前的一位中国评论家曾经慨叹的那样：‘世人用耳朵来评论绘画。’正是真正鉴赏力的缺失，造成了今天仿古作品泛滥的局面。”（《茶之书》）
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样的情形，也必须承认这就是平民社会所必然呈现出来的阅读风尚。尼采与冈仓天心都是在徒劳地缅怀那个终将随风而逝的贵族社会罢了，而且，即便真的在贵族时代，贵族从来也是为数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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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还提出了下述两个命题：一、深知读者的人，不会再给读者写作；二、读者应该是“伟大高强”的。倘若当真采信这样的严苛标准，那么非但我是不配写书的，我的各位读者同样也不配读书，因为，若没有意外情形的话，你我都不是尼采哲学中的“超人”。
但是李煜，他难道就是一个合格的作者吗？《苏鲁支语录》的下文完全揭晓了答案，譬如“你们望着上方，倘若你们希望高超。但我向下看，因为我已在高处”，再如“你们中间谁能大笑而又超然？谁攀登最高峰上，将嘲笑一切悲剧，与悲哀的严肃”，再如“智慧是一个女郎，始终只爱一个战士”。至于李煜，既没有站在高处笑看人生悲喜，显然更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受了重创的大孩子罢了。
所以《人间词话》本章对尼采的引述即便不是断章取义，至少也是望文生义，王国维所谓“以血书”的真实含义，其实是中国传统里的“杜鹃啼血”——古蜀国的国君杜宇惨遭亡国之痛，化为杜鹃鸟，啼声凄厉，啼到血出才会停歇。譬如南宋亡国之后，成为元军俘虏的文天祥被押往大都，途经金陵时写下“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的诗句，这是对故国做出的诀别，说自己的魂魄一定会化作啼血的杜鹃，飞回这片深爱的土地。
文天祥的诗词，是真正尼采意义上的“以血书者”，如《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这首词是为广东潮阳张巡、许远庙而作。唐代安史之乱，张巡、许远固守睢阳孤城，城破就义，是那八年战乱中最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而张巡、许远的气节，正是南宋末代王朝最缺少的东西。感时伤世，当文天祥感叹人生如白驹过隙，“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的时候，没有半点的矫情、孱弱和无奈。
以词艺论，这首《沁园春》直白得仿佛不假任何思量，而且言尽处即意尽处，所以，无论是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寓托深远，浙西词派的舂容大雅、盛世元音，神韵派的羚羊挂角、不着痕迹，都与它不存半点关系。但是，倘若尼采可以读得懂中文，一定会认为这样一首既无撕心裂肺亦非顿足捶胸的词才是真正的“以血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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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词坛当真有过一个称得上“以血书”的流派，即活跃于顺治、康熙年间的阳羡词派。
阳羡即今天的江苏宜兴，是清代初年一处极敏感的政治区域，这是因为阳羡在晚明年间出了许多东林党、复社的骨干；而在王朝鼎革之际，这里守节殉难的义士最多；及至满清政府已经稳稳统治住全国，阳羡又成为明代遗老遗少的隐逸渊薮。所以在这一片弹丸之地上，长久弥漫着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气氛。
遗老遗少们在复国无望之下寄情诗词，常有大手笔、大题目，笔尖含血带泪，成就以陈维崧最高。陈维崧是明代世家子弟，乃父陈贞慧与侯方域、冒襄、方以智并称“四公子”，是晚明政坛与文坛最耀眼的风云人物之一。明亡之后，陈贞慧做了遗老，足迹不入城市，他的兄长陈贞达和堂弟陈贞禧皆于甲申国变时殉节。家风所及，陈维崧果然穷愁潦倒、寄食四方，填词却有一番“儿女情深，风云气在”的笔力，在当时便开宗立派，使无数人为之倾倒。
顺治、康熙年间，词坛上正是以陈维崧的作品最有杜鹃啼血的气质。在那个“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时代，他敢写旁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题目，如那首《夏初临》：
中酒心情，拆绵时节，瞢腾刚送春归。一亩池塘，绿阴浓触帘衣。柳花搅乱晴晖。更画梁、玉剪交飞。贩茶船重，挑笋人忙，山市成围。
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17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惆怅移时，镇无聊、掐损蔷薇。许谁知。细柳新蒲，都付鹃啼。
词牌下有小序：“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所谓“本意”，是指词内容正是词牌《夏初临》，这是“癸丑三月十九日”，春末夏初的时候。时间是解读全词的关键线索，因为甲申国变，崇祯帝煤山自尽，正是在三十年前的这一天。这首《夏初临》，是在那个文网繁密的时代所做的一篇明亡三十年祭。“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几番追怀故国、俯仰今昔的血泪。满腔幽恨谁人能解，终于如当下的春色一般，“细柳新蒲，都付鹃啼”。
会稽词人方炳曾以一首《金缕曲》概述陈维崧的填词风格，将他比作披发行吟的屈原，比作以铁笛吹裂银河的仙人，这倒没有半点夸大其词的意思。这样的词，既是纯粹词艺上的绝妙好辞，也是尼采所谓的“以血书者”。将陈维崧《夏初临》一类的作品与李煜亡国前后的作品相较，血与泪的区别便可以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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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李煜词“以血书”，有杜鹃啼血的凄厉，最多也仅仅意味着他如古蜀国君杜宇一般，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倾吐悲情，情绪无遮无拦，一发不可收拾罢了。王国维借用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一语的表面形式，仅此而已。
倘若与宋徽宗被掳之后的词做比较，李煜的词便显得有力许多，或者说真的显出了几分血性。宋徽宗与李后主，这两人实在太有可比性。
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的庶子，传说在他降生之前，神宗正在秘书省欣赏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降生当日，其母偏偏又梦到了李煜整装拜谒。所以世人传说，赵佶便是李煜的后身。（《贵耳集》《养疴漫笔》）传说也许只是传说，但这样的传说实在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赵佶与李煜高度神似，自幼便表现出超凡的艺术天分，文学书画冠绝当世，就连生活情趣也完全是李煜式的。更有甚者，赵佶亦如李煜一般，纯粹出于意外才当上了皇帝。
任何一个天生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是合格的政治家，因为艺术需要天真，而政治需要老辣。
所以，登基之后，赵佶一直是以天真的玩乐态度在行使自己的帝王权力，身边也毫无悬念地聚集起那些精通斗鸡走狗、阿谀奉承的奸佞。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以相处愉快作为人际关系的唯一指标，奸佞小人永远会比正人君子更受欢迎。即便是无权无势、不值得奸佞小人巴结的普通百姓，也会在各种精神鸦片里寻找同样类型的快感。而赵佶这样的人，只不过是有天资与条件将人类的这一特性放大到极致罢了。
正如李煜有小周后，赵佶也有一位明节皇后。明节皇后刘氏出身寒微，原本在宫中做哲宗昭怀皇后的使女，但终于天生丽质难自弃，被赵佶纳为妃子，爱宠有加。韩剧的经典爱情模式也只有在赵佶这样的帝王身上才可能成真，而刘氏吸引赵佶的也并非仅仅是她的容貌，更是她睥睨大宋时尚界的设计才华：她会为自己设计妆容和新衣，每有新款便立即被人仿制。如果将时代背景换到现代，赵佶与刘氏应该可以成为斯特拉文斯基和可可·香奈儿那样一对横跨艺术界与时尚界的名流吧。
宣和三年（1121），刘氏病亡，年仅三十四岁。这该是上天对她特别的眷顾了，因为仅在五年之后便是靖康之变的日子。赵佶对楼外的山雨欲来一无所知，怀着十足的真诚沉浸在伤心的情绪里。《醉落魄》（无言哽咽）便是赵佶在景龙门预赏花灯时睹物思人、追念刘氏的作品。读这首词，总会令人对这位著名的昏君生出些许同情：
无言哽咽。看灯记得年时节。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
今年华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
及至金兵南下，靖康国变，人们便想起这首《醉落魄》的煞尾两句竟然一语成谶。被俘北行的赵佶，岂非真的“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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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对刘氏的柔情蜜意再不曾用在他人身上。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当金人索求金银时，赵佶并不挂心；索求嫔御时，他依然不动声色；直到索求内府收藏的书画时，他才终于发出喟叹。我们可以谴责他的昏庸，甚至无耻，但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以艺术为唯一生命的人啊。
靖康国变，徽宗、钦宗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子皇孙、嫔妃宫女，还有宗室大臣及其家眷，在冬天的严寒与金人的虐待中仓皇北上，不堪求生亦不敢求死。此时的赵佶或许会羡慕起李煜来，因为后者至少做了一个文明国家的阶下囚，自己却沦为一个野蛮民族手里的待宰羔羊。
一路之上，他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眼睁睁看着儿孙冻饿至死，眼睁睁看着妃嫔与女儿遭受金人的奸淫。他不敢以拳头来抗争，只有以诗词来排遣一切不堪重负的情绪。有人见到某处墙壁上留有他的题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这只是伤感的诗，却还有反省的诗：“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赵佶北行中的词作，以《燕山亭·北行见杏花》最受推重：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一路北行，愈走愈是寒冷和荒芜，却突然见到杏花开，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点点春天的迹象吧。此时此刻，赵佶竟然能够以审美的眼光欣赏杏花的美丽，写出“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这样的词句，这足以令所有人惊愕。
“蕊珠宫”是道家传言的天上仙宫，道教经典《黄庭内景经》有“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宋徽宗笃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自然而然地便会用到道教的语言与掌故。如此温柔旖旎的句子，先描绘杏花的细部之美，再将杏花与仙宫美姬相较，这是何等赏玩的态度啊。
哀叹还是要来的，于是从杏花当下的美艳想到它今后将要遭受的风雨，这是借杏花而自伤身世的话语。自怨自艾却无可奈何，希望南飞的燕子能带回自己的哀思，燕子却听不懂自己的言语，怕也飞不到万水千山之外的旧时宫阙里。一切无凭，只有在梦里才可以南归，而终于连梦也不再来亲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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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会如何表露心声呢？
试想一个人熟练掌握十几种语言，当他不小心用锤子砸伤了手，叫喊出来的一定是他的母语。赵佶的词和李煜的词，同样是亡国之君发出的亡国哀音，如果说有什么差异，差异就在于讲母语的程度。回味赵佶的《燕山亭》，“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仍然能观察到杏花的细部之美，仍然能用充满装饰感的遣词造句来描绘杏花的动人，仍然对杏花怀有一种优雅的赏玩姿态，这只说明他还没被逼到讲母语的境地。但李煜不同，譬如那首最为传世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完全是铺陈而出的，作者完全没有心思去观察细节、描绘入微、雕琢修辞，只是直抒胸臆，一气呵成。真实、深切的痛感所表现出来的，岂非正是这副样子？
但是王国维认为，李煜的《虞美人》之所以高于赵佶的《燕山亭》，是因为后者不过是自道身世的悲哀，词意局限于个人经验，前者则俨然有佛陀、基督那般承担全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其大小固不同矣”，这并不是说两者在境界上有大小之别。《人间词话》第八章分明讲过：“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本章所谓“大小不同”，背后是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观念：美是客观的，李煜《虞美人》客观性强，具有普世性；赵佶《燕山亭》主观性强，缺乏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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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解读似乎有悖于《人间词话》的原文，因为王国维分明说李煜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是一个使所有研究者都百思不得其解的表达，毕竟佛陀传法，意在使众生解脱于六道轮回之苦，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李煜何尝有这般伟大的精神？他何尝不是像赵佶一样“不过自道身世之戚”？
佛陀与基督“担荷人类罪恶”本身就是一个很不严谨的表达。佛教原本只讲“自作自受”，佛陀仅仅给世人指出了解脱于六道轮回的方法，并不会代人承受业力，正如教师教给我们知识和考试技巧，但不能代替我们考试，更不能代替我们承受学习之苦一样。至于基督为世人赎罪，更是基督教神学里大受争议的话题。简言之，他究竟是为了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罪孽付出赎价，还是仅仅针对那些受神拣选的人？单是这个问题，罗马教廷与改革宗便打过无数场笔墨官司。
佛学与基督教神学并不是王国维的强项，我们也只好从字面上将他的想法简单理解为：佛陀、基督以自己的苦难担荷了全人类的罪恶，为全人类求救赎。
当然，李煜的词绝没有这般伟大的情操。任凭我们将这首《虞美人》乃至他的所有作品读上多少遍，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且综观李煜一生以知人论世，我们也无法相信他心底竟然藏着如此这般的高尚情怀。
所以，《人间词话》这一章的内容在新中国的文艺理论界是最受诟病的，譬如有人说王国维竟然把李煜抒发没落贵族悲苦的、一己的狭隘感情的作品看作“以血书者”，还和“救世主”的胸怀做类比，很明显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法。无论释迦、基督的教义和宗旨是什么，也和李煜自伤自怜的感情状况不同。（转述自徐翰逢《〈人间词话〉随论》）
还有人指出：“我们今天，必须摆脱王国维的这些理论的影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价李后主，才能正确地估计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张文勋《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实质》）
周煦良说得最直接：“试问李煜的词有哪一首、哪一句，有担负人类罪恶之意？恐怕连丝毫的自忏自嗔之意也没有。”（《〈人间词话〉评述》）
这些话语本身虽然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不悦的腔调，但毕竟不失中肯。想来王国维所谓“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只是一种过于夸张的修辞方式，其实无非是沿袭康德、叔本华的客观之美的说法，认为李煜的《虞美人》以及其他亡国哀音虽然仅为一己之悲怆而发，却表达出人类共有的悲哀，是可以被所有人欣赏、理解并感同身受的，而赵佶的《燕山亭》最多只能获得和他有相似遭遇之人的共鸣。
的确，“流水落花春去也”“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对于这些词句，即便我们完全没有相似的遭遇，也完全可以在不假思索中领会。即便是今天的一个普通中学生，既不曾生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也没有国破家亡、归为臣虏的遭际，仅仅是这个学期的考试成绩差了，或是和家长有代沟了，或是被同学们孤立了，只要任何一点点琐屑的忧伤便能够使他沉迷在“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样的词句里。但是，当他读到“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的时候，显然只会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