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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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诗歌的高峰，这自是毋庸置疑的结论，但李白究竟高在何处，这就是一个言人人殊的话题了。《人间词话》以为，李白的诗词纯然以“气象”取胜。换言之，再没有任何人在“气象”上超过李白。
“气象”是传统文论的专门术语。前一章提及，《沧浪诗话》归纳诗歌的五大要素，“气象”正是其中之一。陶明濬《诗说杂记》有解释语：“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但我们真的很难将李白的诗词和庄重扯上关系，他写诗自是“斗酒诗百篇”，何尝有半点正襟危坐的样子呢？
元人范德机《木天禁语》为“气象”做出十种细分，分别是翰苑气象、辇毂气象、山林气象、出世气象、神仙气象、江湖气象等，还说诗人的“气象”就像字画，无论长短肥瘦、清浊雅俗，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这样看来，我们大略可以把“气象”理解为“气质”。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气质。若体现在作品上，不同时代的作品，不同作者的作品，便各有各的气质。《沧浪诗话》对照唐宋两代，说唐朝人和宋朝人的诗，先不必论谁工谁拙，两者在根子上就是“气象”不同。
明人镏绩《霏雪录》有一段极刻薄的话，说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农村暴发户，虽然盛装打扮，打躬作揖，却无论如何都掩不住鄙俗的嘴脸。这样的看法无论对错，至少说明镏绩在唐诗与宋诗的对照中看到了“气象”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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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气象”作为诗词理念的，著名者如被冯煦誉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晏殊。
晏殊在太平时代做着太平宰相，一生顺风顺水，“愁”对他来说成为一种具有审美趣味的奢侈品，所谓“富贵闲愁”是也，正如今天生活顺遂的少男少女们要在甜蜜爱情生活中偏偏找一点不如意一样。
晏殊所谓的“气象”，意思是富贵气象。宋人笔记有记载说，晏殊曾读李庆孙《富贵曲》，见其中有“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又是金又是玉的，于是不屑地评论说：“真是一副乞丐相，写这种句子的人一定没有真富贵过。”那么，晏殊这个位高权重、真正生活在富贵中的人又怎么抒写富贵呢？很简单，他从不写什么金玉锦绣，只把握住富贵的“气象”，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再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以这些诗句为例说：“穷人家能有这般景象吗？”
穷人家不但没有这般景象，就算有，也都在蝇营狗苟地操心着生计，没有这份闲心。这般景象加上这份闲心，就是富贵气象。在这简简单单的杨花、燕子、月光和微风的背后，呼之欲出的其实是权势、财富和品位。真正富贵的人，从来不会将那些仅仅体现物质价值的东西放在心上。小富之家和暴发户总会着迷于金饰、金条，而晏殊这样的人早已跃过了富贵的低级阶段。
这就是晏殊的“气象”，散淡闲适的背后是富贵逼人，旁人很难模仿。而清贫也有清贫的“气象”，也同样可以分出高下。贾岛有诗“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有诗“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都是摹写山邑荒僻、官况萧条的景象。宋人梅尧臣有评语说：若论造语之工，以上两者皆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这两句或是杜甫的逸诗）。
梅尧臣认为的工拙之别其实当属气象的高下之别。姚合与贾岛的诗句，着眼点仅在饮食日用，而“县古槐根出”写出岁月的沧桑味道，“官清马骨高”写出政事的高洁格调，虽然同样裹着清贫的外衣，立意、眼界与格调却远非前两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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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词如何胜在“气象”，王国维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为例，断言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亦即李白这八个字已经将登高咏怀这一个诗歌类型写到极致，任后人再如何登临、再如何咏怀，也没办法更上一层楼了。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出自李白《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首词的著作权归属其实并不明确，但因为它是如此出色，以至于在感情上人们总愿意相信它是李白的作品。不过，感情上的判断并不尽是感情用事，吴梅认为“太白之词，实冠古今，决非后人可以伪托”，这个判断依据其实就是从“气象”来的，亦即吴梅在这首词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李白特有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断非他人可以冒充。
王国维并未深考著作权的问题，毕竟这于美学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只需要关注这首《忆秦娥》究竟好在哪里。这首词虽然短小简单，却很容易使人误读，各家注本每每做出误释。误读与误释的症结正出在“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一句，因为它确实气象高迈，以至于人们不自觉地便将它当作怀古之作来理解了。然而事实上，这是一首闺怨词。无论其字里行间是否别有寄托，仅仅从题材上看，它确确实实就是以闺怨为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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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首句即用典：秦穆公时有一位名叫萧史的男子，雅擅吹箫，能以箫声招来孔雀与白鹤。秦穆公之女弄玉爱慕萧史，两人遂结为夫妇。婚后的生活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夫唱妇随，萧史每天都教弄玉凤鸣之法，数年之后，弄玉果然能够以箫声模拟凤鸣，引凤凰来止其屋。于是秦穆公为他们修建了一座凤台，萧史与弄玉居止其上，数年不下，终于在某日一同随凤凰飞去。秦人因此在雍宫营建凤女祠，祠中时时有箫声隐现。
这是汉代刘向《列仙传》记载的一则传说，后来常被文人们用作夫妇和谐的典故。词牌《忆秦娥》，秦娥原就是指弄玉的。萧史与弄玉的箫声里只有无限的幸福，但“箫声咽”，有多少两情相悦，有多少缠绵缱绻，都已在凄咽的箫声里成为伤感的回忆；女子孤单单守在妆楼，梦断时只有月亮相伴。
思念中的爱人身在何方？不知道他究竟身在何方，只记得“年年柳色，灞桥伤别”，每一次的送别都是最令人心碎的记忆。
灞桥也有过一段和秦穆公有关的故事，却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秦穆公荡平西戎，为了夸耀自己的武功，改滋水为霸水，将水上之桥称为霸桥。后来秦始皇一扫六合，亲自东出霸桥送大将王翦兴兵伐楚；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出降刘邦，也在这霸桥之畔。当时刘邦、项羽在军事文书里一概黜落秦王朝的夸美之字，将“霸桥”改称“灞桥”，秦王霸业竟也真的就此终结。及至汉帝国定都长安，凡东出函谷关、潼关，必从灞桥经过。灞水多植垂柳，“柳”谐音“留”，故此亲友们每每就在这里折柳送别，渐渐相沿成俗，至唐而依然。
词的下阕以“乐游原上清秋节”将视角一转：清秋节即清秋时节，乐游原本是汉代的苑囿，位于长安南郊，在唐代成为长安人的游览胜地，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是在乐游原上发出的感慨。这是一处高地，可以俯瞰整座长安城，俯瞰汉代宫阙与陵墓的遗迹。这一个清秋时节，她在乐游原远眺，视线尽头的延长线上，自然是远行而不知归期的爱人。他若回来，自会踏上远方那条咸阳古道，而古道上非但不见他的身影，甚至没有哪位信使带来他的书信。“咸阳古道音尘绝”，无限怅惘之下，她的视线再向远推，视角继续扩大，只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汉代皇陵苍凉伫立，生之孱弱与死之沉重如何不在这样的景象里压垮一颗思念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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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家注本解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有说词人在叹息古道不复，哀悼安史之乱；有说词人在伤今怀古，寓托深远。这首词的确像是咏史，却实在是写闺怨的。将闺怨词写出这种苍凉而非幽怨的味道，在古典传统中确实另类了些。而我们只要依循闺怨主题理解全篇，自会发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对应的是“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前者是对后者的一层递进，荡漾出韶华容易去、岁月催人老的情绪。
我们若联系《人间词话》第四章的内容便会理解：“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这里不正类同于惊涛骇浪、雷鸣电闪吗？它所象征的是那巨大的、无可抗拒的自然力，是如此的震慑人心，而孱弱的人心终于“由动之静”，生出“宏壮”之感，这便是康德美学之“崇高”，是王国维所谓之“宏壮”。
这首词自古以来备受推重，因此很有些衍生的逸事。最值得一提的是宋人邵博的一段回忆：他曾在与这首《忆秦娥》同样的场景下（同样的季节，同样的时辰，同样的地点），在咸阳宝钗楼上设宴为人送别，斯时只见汉代陵墓正在一派残阳晚照之下。此时忽有人唱起这首词，顿时满座凄然，不忍卒听。
遗憾的是，历史已经遗失了词的曲谱，我们已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旋律唱出它来。但只要我们略略掌握一点古音的知识，仅仅读将起来，自会认可清代词论家陈廷焯的评语：这首词音调凄断，令人茫茫然、百感交集。
声音和语意应该是融合无间的，文字之美其实离不开声音的抑扬顿挫。非但诗词，就连文章也有声韵的讲究。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回忆幼年读书，说自己每每陶醉于朗读的快感之中，即便那时候还浑然不知文章的含义。所以方苞后来提出“因声求气”的文学主张，而这样的主张其实更宜于诗，亦宜于遗失了旋律的词。西方世界也有过类似的文学现象，如法国兴起过一场纯诗运动，认为诗歌应该像音乐一样，在读者理解语意之前便能以声音如电流一般直接震慑读者的心。
前文有述，《沧浪诗话》归纳诗歌的五大要素，末一项便是“音节”。这首《忆秦娥》正是音色与语意辉映的典范，如词学家唐圭璋所谓：它于音韵之美，有两个字最耐寻味，一是“灞桥伤别”之“灞”，一是“汉家陵阙”之“汉”，这两个去声字“读之最为警动”。古汉语的四声分为平、上、去、入，去声即现代汉语的第四声，是最响亮的声音，所以词牌里往往在一字带起全句的时候以去声字担当其任，如柳永词“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一个“渐”字带出三个短句。这首《忆秦娥》之“灞桥伤别”与“汉家陵阙”，若我们仔细品味句首两个去声字的韵味，字里行间的感染力便容易在我们早已为词境所荡漾的心底更加重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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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忆秦娥》之后，“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范文正即北宋名臣范仲淹，字希文，死后谥为文正。夏英公即夏竦，字子乔，也是北宋名臣，受封英国公，故称夏英公。
巧合的是，为夏竦初拟的谥号也是文正，但当时司马光提出异议，认为“文正”是文臣谥号的极致，无以复加，夏竦不足以当之。夏竦于是改谥“文庄”，而“文正”之谥自此以后便不再轻易予人。宋以后的文臣，以“文正”为谥者凤毛麟角。
范仲淹谥文正，可谓实至名归。范仲淹一生事业以推动庆历新政为最著，立言则留下名文《岳阳楼记》，世人讽咏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如此，范仲淹还是当时有名的易学专家，是开启宋学先河的人物。——介绍这样的人物背景并非闲笔，而是要提请读者在下文中留意：如范仲淹与夏竦这样的政坛大人物，这样被奉为或几乎被奉为文臣楷模的人，是如何看待小词的。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遂成宋王朝最严峻的边患。正是在这个时候，范仲淹临危受命，以文臣之身出镇西北边塞，到任后改革军制，修缮壁垒，堪堪抵住西夏的攻势。斯时斯地，人们已不该苛求范仲淹更多了。
西北边塞是一个风沙至恶、触目愁人的所在，大约便是电影《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样子。早在唐代，岑参等人也经历过这样的险恶风光，因此而开创出一派边塞诗风。但边塞诗人往往只在这里入幕或游历罢了，范仲淹却肩负着三军主帅的担子，万千将士的性命与大宋王朝的气运压得他哪里还有半点闲情？所以范仲淹写不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诗句，但他毕竟是个文人，茫茫百感总要凭高对酒，然后赋之以词，歌以解忧。
史料所载，范仲淹当时填过若干首《渔家傲》词，皆以“塞下秋来”起首，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人间词话》本章所称的这一首：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句句押韵，以去声韵脚一韵到底，自有一种萧瑟苍凉的味道。这首词意境太悲，是在边城的秋色里感叹离家万里而功业不就，自己已然熬出了白发，将士们则在无眠的夜晚流下思家的泪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太平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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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词只是士大夫的余事。对于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更属余事之余事。范仲淹的词作在《全宋词》仅存五首，偏偏这五首皆非凡品，还很有革故鼎新的意味。
这五首词在词牌之下皆附词题，当下这首《渔家傲》的词题是《秋思》。词题虽然不很起眼，词牌之下附上词题的这种形式在词的发展脉络上却很有一番划时代的意义。词牌原本只标记某种特定的曲调，词的内容也无非是花前月下、春愁秋怨，而当内容跳脱出花前月下、春愁秋怨之后，便有必要像写诗一样拟一个切合内容的题目。这便意味着词的内容更加私人化了，意味着五代年间《花间集》所开创的填词传统向着士大夫的格调发生了一个转向，开启“以诗为词”的先声。
在范仲淹之前，只有边塞诗而无边塞词。词，原本是酒席筵上让歌女唱来助兴的东西，偏偏边塞只有凄风苦雨，没有莺歌燕舞，填词只能供词人自己弹铗高歌而已。这正是一首弹铗高歌的词，得不到少年歌女温润歌喉的浸润，只供给范仲淹自己苍凉而老迈的嗓音。
“塞下秋来风景异”，边塞风光全然与中原不同，当秋风乍起，高天雁阵南飞，那是“衡阳雁去无留意”。古人相信衡阳是大雁南飞的终点，所以衡山最高峰名为回雁峰。王勃《滕王阁序》有名句“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早已经将衡阳确立为北雁南飞的文学符号。
当雁阵飞尽，似乎带走了边塞上最后的一点生气，只有“四面边声连角起”，各种只属于边塞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人涌来，最令思乡的人不堪忍受。所谓边声，也早已是一个文学符号了。传为李陵所作的《答苏武书》这样写过：“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这篇文字为“边声”赋予了去国怀乡的伤感，而回望乡关，却只见到“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是群山层叠、长云低压、夕阳西下、孤城闭锁的景象，一座小小的边城囚禁着多少在无望中思乡的人。
乡愁无法排解，只有借酒浇愁，于是“浊酒一杯家万里”。拦阻行程的并非什么泛泛的宦游或羁旅，而是“燕然未勒归无计”。燕然即燕然山，今天蒙古国的杭爱山，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这一战几乎彻底平定了数百年来的匈奴之患。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甚至在后来的三四百年间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匈奴残部被迫向西迁徙，推动了欧洲版图上马不停蹄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回顾燕然山上的那块纪功石，分明是世界棋盘上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当然，范仲淹并不晓得远在欧洲的事情，而燕然勒石早已成为令一切戍边将帅最为渴慕的神话，尤其在西夏适逢强主而大宋王朝偏偏在右文偃武的基本国策里萎靡了战力的时刻。边城萧瑟，耳畔是羌管悠悠，眼前是寒霜满地，折磨人无寐的不仅是浓浓的乡愁，更有对国运的担忧。或是无情的岁月，或是多情的忧思，催出将军头上的白发，催落征人眼中的泪水。一首词便这样收尾，悲凉的情绪忽然升华为悲壮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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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宋词选本每每不会漏选这首《渔家傲》，这是因为时代的审美风气变了，若在古人的眼里，这首词毕竟不太像词。譬如清代开启常州词派的一部极有影响力的唐宋词选本，即张惠言、张琦兄弟的《词选》，仅录范仲淹一首婉转伤情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张惠言的外孙董毅编辑《续词选》，当世知名，于范仲淹也仅仅选了一首同样婉转伤情的《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
即便从范仲淹当时的身份来看，写出《渔家傲》这样的词似乎也不合宜。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有一则趣事：范仲淹几首《渔家傲》流传之后，欧阳修讥之为“穷塞主之词”；后来名臣王素出镇边关，欧阳修特意以《渔家傲》词牌填词赠别，词中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尽是一派预祝战功的官场话，但欧阳修别有所指地说：“此真元帅之事也。”
欧阳修以诗词文章名世，但这首《渔家傲》从不见有选本收录。有鉴于满篇平庸空泛的官场套话，被后人遗忘自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欧阳修显然不会介意，因为在他看来，在这样的场合，只宜于写这样的词句。
欧阳修其实在暗示这样的意思：词的创作理应合乎身份和场合。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词人，自不妨尽情追求艺术效果，尽情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慨；但如果你是国家大臣、镇边主帅，你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莫不关乎三军士气、国家兴亡，那么你就应该远离那些悲凉愁苦的调子，无论它们是否来自你的真情实感，无论它们达到了多么高超的艺术造诣。
王国维当然不会以这样的想法为然，《人间词话》全然站在美学的立场上评古论今。纯粹的美，无关道德，无关功利，无关任何立场。若不能从凡俗的世界中超越而出，美便不成其为美了。所以暴力也可以有暴力之美，邪恶也可以有邪恶之美。在这条路上，尼采那副历来为千夫所指的论调其实最是极致：我们不妨坐在观众席上欣赏世间的一切苦难，战火与屠杀岂非都是美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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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现实的世界里，美学的标准并非全然适用，夏竦的《喜迁莺》恰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夏竦以文学起家，满腹经纶，气度超然，智商和情商都是当世第一等的，因此一路飙升到宰相的高位。无论从文采、学术、政绩来看，夏竦皆有十足的资格知名当世且名垂青史，但今天除了专治宋史的人，很少有谁听说过夏竦的名字。原委并不难知：夏竦其人贪酷成性，可以说是一个有能力、有作为、有贡献的贪官，所以评价起来总令人心情复杂。
无论如何都要承认夏竦是一个做官的天才，他的思维方式是彻底官场化的，即便在谈诗论词的时候。夏竦论诗有一则佳话，也是前面有所提及的：夏竦出任地方官的时候，听说当地有宋庠、宋祁兄弟文名卓著，于是以“落花”为题请二人即席赋诗。宋庠诗中有一联“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连用两则掌故，将落花比作仙子赠予凡人的玉佩以及坠楼自尽的佳丽；宋祁诗中有一联“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摹写落花随风盘桓的恋恋姿态，即便坠地仍不失风韵。以诗艺而论，我以为宋祁更胜一筹，毕竟宋庠用典略嫌生硬，宋祁事实上也用到两则典故，却轻盈如同白描，不带半点学究气。但夏竦全然是官场视角，说宋庠咏落花而不言其落，大有状元、宰相之望。
事情的发展果然应验了夏竦的预言：宋氏兄弟同科应试，原本是宋祁考中状元，偏偏章献太后秉持孝道治国的精神，认为弟弟不可以排名在哥哥之上，于是擢拔宋庠为状元，将宋祁黜落为第十名。这一节倒可以说是运气使然，但后来在仕途的发展上，宋庠果然顺风顺水做到宰相，宋祁始终追赶不及。
这要算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佳例，因为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仕途发展，文学才华虽然不可或缺，个人气质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宋庠为人老成持重，宋祁却很有些轻狂不羁，“红杏枝头春意闹”正是他的风格。如前所述，倘若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命运的端倪在诗句里总会显露无遗，而老于世故的夏竦恰恰具有这样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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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竦与宋氏兄弟的故事，无论全然属实抑或仅仅是个传说，至少反映出古典传统中的一种经典认识：作品总会带着作者的独特气质，于是观其文便可以知其人。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诗词除了固有的文学属性之外，同样还有社会属性，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以社会学的眼光看待一些诗词的表现方式，而不能仅仅就文艺来论文艺。
夏竦的《喜迁莺》就是一篇着眼于“社会功能”的小词，全非来自敏感艺术心灵的创作冲动。那是宋真宗景德年间，初秋时节，水殿之中正在歌舞升平。当时夏竦担任翰林学士，正在宫中当值，忽然有宦官传旨，要翰林学士进献新词。夏竦向来以才思敏捷著称，一首《喜迁莺》援笔立成：
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
这首词当时得到真宗皇帝的大加称赞，因为它确实写尽了皇家气象：霞光如绮，新月如钩，帝王在水殿之中欣赏着风景与歌舞；夜色带来宜人的凉意，天上的银河仿佛也如水殿前的流水一般静静流淌，一切清秋的佳处尽在这皇宫内院里了；不知不觉间天边露出了曙光，露水悄悄地凝结成珠，熏香的烟气静静地盘旋、升腾着；无数宫中佳丽陪伴帝王尽兴游赏，水殿里荡漾着绝美的音乐声。
营造皇家气象需要一些特殊的意象，譬如描写楼阁便不能写作红楼、高阁，而是“未央楼”，即未央宫的楼阁。未央宫本是汉代宫阙，借代过来既是恰如其分的，也是诗人的一贯传统。再如阶梯是“瑶阶”，露水是“金盘露”，后者仍用汉典典故：汉武帝在宫中铸造极高的铜柱，称为金茎，顶端有承露盘，承接露水以供服食。
再如熏香，不是心香，不是篆香，不是水沉香——这些诗词里最常见的熏香名都太小家子气了——而是“凤髓香”。我特地翻查南宋陈敬的《陈氏香谱》，并未找到“凤髓香”这样一个名目。有限的记载里，甲戌本《红楼梦》第八回定场诗有“古鼎新烹凤髓香”，已将这种香气喻作茶香了。无论如何，曹雪芹的凤髓香茶未必属实，夏竦的凤髓熏香也未必属实，只不过这样一个名字会让人觉得无限高贵罢了。
帝王出游称为宸游，“三千珠翠拥宸游”似乎过于夸张了些，宋真宗毕竟不是如隋炀帝一般乘龙舟下扬州，只是在水殿之内游赏罢了，恐怕容不下三千人的排场。但是，夏竦即便真有夸张，应该也夸张得不很离谱。宋代帝王文化素养颇高，对雅兴总有一些不同凡俗的追求，更何况歌舞升平既是帝王本人的享乐，更有安定人心的政治意义，排场一些总不是坏事。宋人王珪在颇有纪录片风格的《宫词》里记载宫廷歌舞之盛，有“夜深翠辇归金殿，十里回廊锦帐开”，简直称得上千古壮观了。这样的场面，自然很需要有帮闲文人写诗词助兴，于是便有“太常备奏三千曲”“学士争吟应诏诗”。
非但夏竦的《喜迁莺》只是“学士争吟应诏诗”这个大背景下的小小一幕而已，晏殊“富贵气象”的文艺主张同样也是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宋词里留下了大量的《喜迁莺》这样的应诏之作，才是当时的主旋律。倘若我们单纯怀着审美的目的欣赏宋词，对大量的应诏之作都可以弃之不顾，但倘若研究宋代社会和世道人心，这些主旋律作品总还是有些价值。而将主旋律的作品写出艺术性，写得可以与真正第一流的诗词比肩，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至少在王国维看来，夏竦这首《喜迁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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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们争相应诏填词，乐此不疲，除了出于现实的利害关系之外，大家一般也不觉得如此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有多么可耻。这正是诗和词在思想观念上的一大分野，写诗要言志，要抒怀，要立言，要有感而发，要忧国忧民，填词却可以大大方方地歌舞升平。
清代康熙年间，文坛宗主号称“南朱北王”：“北王”即前文所述之王士祯；“南朱”即朱彝尊，在词坛开创浙西一派。朱彝尊有一番著名的填词见解：韩愈曾言“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的确切中诗歌创作之肯綮，但填词恰恰相反，历来欢愉之好词占到十分之九，愁苦之好词仅占十分之一。所以天下动乱时好诗便多，词却宜于宴嬉逸乐、歌咏太平，所以士大夫对诗与词采取并存而不偏废的态度。（《紫云词序》）
倘若这样的见解成立，那么夏竦的《喜迁莺》正在那“十分之九”里，范仲淹的《渔家傲》和李白的《忆秦娥》则属于“十分之一”。即便朱彝尊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点出了词的一个特殊地位，我们不能以惯常的对待诗歌的态度来苛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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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忆秦娥》、范仲淹《渔家傲》、夏竦《喜迁莺》，三者皆属气象宏大的佳作，究竟为什么在“气象”上有高下之分？学者们提出过很多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认为“三千珠翠”脂粉气太重，所以落了下乘，“四面边声”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及“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开阔远大。在我看来，三者的核心的差异其实只有一点：它们虽然都是从一时、一地、一事写起，而范仲淹归结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夏竦归结到“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皆不脱一时、一地、一事，李白则归结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事的限制，让人顿生古往今来人世代谢的茫茫之悲。
不妨参照一个与李白《忆秦娥》同样煞尾的例子，那是宋代诗僧仲殊的名篇《诉衷情》：
涌金门外小瀛洲。寒食更风流。红船满湖歌吹，花外有高楼。
晴日暖，淡烟浮。恣嬉游。三千粉黛，十二阑干，一片云头。
这首词题为《寒食》，摹写杭州寒食踏青的一次盛况。西湖之上到处有画舸优游，歌吹沸天，游人恣意狂欢，享受这一场初春的典礼。末三句堪称神来之笔：“三千粉黛，十二阑干，一片云头”，仿佛是电影镜头的高明运用，从近景的“三千粉黛”拉开到中景的“十二阑干”，再拉开到远景的“一片云头”，数字递减，视野渐远，近景被中景隐没，中景再被远景隐没，而“十二阑干”的颜色与“三千粉黛”的歌声似乎仍在“一片云头”隐现，让人生出无限辽远的美感。这样的美，虽然与李白《忆秦娥》情绪迥异，表现上却是属于同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