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是一部坎坷的悲剧。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弟苏辙同中进士，一时间，兄弟俩名扬天下。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彼时的欧阳修正致力于诗文革新运动，苏轼潇洒的文风令欧阳修眼前一亮。但欧阳修误以为如此好的文章恐怕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他将苏轼评了个第二名。甫一出场，虽光芒万丈，却无端背了个“黑锅”。天意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仁宗时期，北宋虽然歌舞升平，但军事、经济上的问题开始日益呈现。苏轼在考中进士前后，写了很多策论，关注的都是国家、政治、改革等宏大话题。他提出应该“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颇具“变法”的精神，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效力。
那一年，苏轼只有二十一岁。那是柳永、晏几道、蒋捷等文艺青年钟情于灯红酒绿，纵情于秦楼楚馆的年龄；苏轼却已然心怀家国，情系天下。当时既有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提携和激赏，又有自身的满腹经纶和冲天志气，如果从那时起就开始做官，苏轼定能成就一番事业，他的人生可能也会迥然不同。遗憾的是，苏轼刚中了进士不久，母亲就逝世了。
古人讲究父母之丧要守孝三年，于是苏轼回到了四川眉山老家。三年后回到汴京，没过多久，仁宗就死了，英宗继位。
好在宋英宗也非常想重用苏轼，想调他入翰林院做自己的秘书。当时的宰相韩琦觉得苏轼太年轻，没经过什么磨炼，应该从基层干部做起，慢慢树立自己的威信。从长远看，宰相的考虑确乎更周全些，苏轼遂从卑微的小官开始做起。不幸的是，没过几年，苏轼还没等到一展才华的机会，父亲苏洵又死了。
苏轼仍然要返乡守丧。又是三年后，苏轼再回汴京。此时，英宗驾崩，神宗已即位，王安石已经开始变法。当年苏轼深思熟虑的“革新”事业，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无论怎么追赶，好运似乎总比苏轼快半拍。
回京途中，苏轼和苏辙看到了“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和引起的骚乱，心中很是忧虑。回京之后，先是苏辙因议论新法忤逆了王安石的意思，遭到贬官。第二年，苏轼又上书神宗议论变法，结果得罪了“新党”的人，所以脚跟还没站稳，就被发到杭州做通判。
先是杭州通判，三年后改知密州。在密州的几年里，苏轼的豪放词风初具规模。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熙宁八年（1075）冬，苏轼在密州任知州，出猎的壮观景象震动了苏轼的内心。他借助历史典故，描画了一番抗击侵略的壮志，抒发了满腔杀敌报国的雄心，当然，也委婉地表达了渴望得到重用的愿望。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属于苏轼早期的豪放之作，其形式和内容已基本奠定了豪放词的雏形。
之前的词人，无论是柳永周邦彦，还是晏殊欧阳修，宋词在他们手里的作用主要是“玩赏”。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给歌妓的，偶尔流露出对人生的感慨、境遇的感怀，几乎都跳不出“春女思，秋士悲”的窠臼。轮到苏轼写宋词，一切套路都不能拘囿住他自由的心灵。他将自己的理想，怀古的感发，化成对现实的追问，对未来的期待。时光匆匆不等人，自中进士后，仕途波折不断，三年又三年，此时的苏轼已年届不惑。但苏轼斗志依然很高，“鬓微霜，又何妨”，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我”还是会拼尽全力将雕弓拉得像满月一样，瞄准西北，射向西夏。
苏轼射出来的壮志与豪情，虽然没能抵达西夏，却如一支利箭般划开了宋词华丽的大幕，拓宽了宋词写作的领域，展现了“词言情”之外的可能——词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后世豪放词能在文学史大放异彩，成为宋词的重要流派，苏轼对此功不可没。但彼时的苏轼，对未来的一切浑然不觉，正在知州的位置上勤勤恳恳地做事。
在知密州的第二年，苏轼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弟弟苏辙为此台题名“超然”。1076年暮春，苏轼登上超然台，满眼春色，触动了心底浓烈的思乡情，于是写下这首《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望江南·超然台作》
暮春时节，微风细细，柳条随风起舞，苏轼站在超然台上，看到护城河内半满的春水随春风闪动，满城的繁花争相开放，异彩纷呈。远处，密密斜织的春雨笼罩着千家万户。这一切，不由得触动了苏轼的思乡情。苏轼一生共三次离开家乡。第一次是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进京赶考。第二次是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回京。第三次是为父亲守孝后离家。最后一次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故乡是比未来还遥远的地方。寒食过后，酒醒了也只能空慨叹，还是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了吧。笔走至此，浓浓的乡愁已萦绕其间无法散开。
正凝愁时，忽然看见苏轼潇洒一笑，寒食禁火后，不如取了“新火”，来烹些“新茶”喝，无论是作诗还是喝酒，都应趁年华尚在好好珍惜啊！上片写景，下片写情，全词几经起伏辗转，竟然在结尾处逆转心境，给人一种幡然醒悟的新鲜感。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多少有家难回的凄凉，就这样被苏轼的一壶好茶泡开，氤氲在烟雨迷蒙的春天里，蒸腾出一怀心事，沉淀下几许惆怅。
苏轼有理由惆怅，当年在万众瞩目下以盖世才华赢得的推崇和赞誉，在四处调任风尘仆仆的征途上已渐渐被遗忘，几乎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怀才不遇之人。但苏轼为国为民的初心从未因此改变。除了在杭州任属官时位卑言轻，政绩不多。在他任知州的几个地方，苏轼做过不少实事。偶尔，受制于时代和观念的局限，也会参与到当地习俗里。
那年，苏轼已经从密州调到徐州任知州。徐州大旱，苏轼率众“求雨”。古人觉得“天旱”是龙王爷不肯降雨，所以要“求雨”。如果下雨了，人们应该感激龙王爷，所以要“谢雨”。徐州下雨后，苏轼与百姓同去“谢雨”。途中，美丽的农村风光，淳朴的农村习俗，如一幅幅清丽的画卷，在苏轼的心里徐徐展开。他写了一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现录两首如下：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浣溪沙》其三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浣溪沙》其四
这组词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农家乐的气象。比如《浣溪沙》其三，层层麻叶长势喜人，不知道谁家正在煮茧，飘得满村香气。篱笆外女孩子们的嬉笑声听起来清脆婉转娇俏动人。转头又见到老眼昏花的老人正在捋麦穗准备炒着吃，苏轼关切地问，不知道豆叶几时能黄？到时候就有更多吃的东西了吧！寻常的问候里饱含了深切的同情。
在苏轼笔下，乡村是农事繁忙的乐园，雨后的乡村风光更是清新到让人流连忘返。而苏轼也以农家乐事为乐，以农民辛苦为苦，真心与这土地和人民甘苦与共。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可以与周围的环境和人坦诚相待，真诚相处。因此，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何种的艰辛，他都能在其中接纳别人，悦纳自己。这是苏轼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无尽的财富。
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往湖州。同年，苏轼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乌台诗案”爆发了。
苏轼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从杭州到密州再到徐州，他在各地都有建树，也很得民心。1079年这一年的春天，苏轼从徐州被调到湖州，按例要给皇帝写“谢表”。那个时候不管是升官还是贬官，都必须写“谢表”，要感谢皇恩浩荡。苏轼就在谢表里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皇帝知道我非常愚钝不会投机取巧，也不懂追捧新党与时俱进。但是呢，朝廷也知道我年岁大了，不会胡乱生事，或许做个地方小官，可以牧养一方子民。非要深究的话，字里行间确有几分酸酸的牢骚。
但更严重的是，排挤苏轼的新党人员，摘录苏轼《咏桧》诗中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据说桧木有一个特点，如果地上的树枝是直的，那么地下的根也是直的；如果树枝盘根错节，那么树根也就盘根错节。苏轼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我从外面看到桧木如此笔直，就知道根肯定是直的，但谁能相信呢？除非地下有龙，才能知道桧木的根是笔直的。
苏轼二十几岁就开始关注国计民生，在其他词人舞风弄月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策论做准备，摩拳擦掌打算在政坛一展宏愿。但苏轼的官运实在不好，两次守丧错过了最佳出道时机，加上后来受人排挤，所以始终只能游离于政治核心的外围。以苏轼的才华，逢这样的境遇，心里多少有些不平气。反对苏轼的人就说：皇上贵为“真龙天子”，为什么苏轼偏偏等着地下有蛰龙才知道他的心事？这是有叛逆之心！就这样，苏轼被诬陷下狱，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
御史台监狱是专门关押国家大臣的地方，御史台的院子里种了许多笔直的柏树，经常会招来很多乌鸦筑巢，御史台也因此被称为“柏台”“乌台”。叛逆的罪基本都是死罪，狱卒为了讨好台上的人故意欺压苏轼，监狱的生活苦不堪言。苏轼知道自己朝不保夕，他跟苏辙感情非常好，于是写信给弟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一方面，苏轼觉得自己很快就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另一方面，苏辙一再上书请神宗开恩，说自己愿意放弃官职，只求能放哥哥出狱。一代文豪，此时命悬一线！
宋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一直被后世屡屡称颂，这里不仅指诗文书画等方面的艺术造诣，也包含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宋太祖说“不杀士大夫”，所以宋代皇帝一直非常优待读书人，这也是宋朝文化蓬勃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且，宋神宗也是个明白事理的皇帝，他说：“咏桧木就是咏桧木，关朕什么事呢？”再说，“自古以来称龙的人多着去呢，孔明还自称卧龙呢，难道他也是皇帝吗？”皇帝这样说，旁人便不敢多言。宋神宗免了苏轼的死罪，把他贬到黄州任职，苏轼算捡了条命回来。
苦难虽然不是人生必经的长廊，但人类杰出文化的缔造者们，又似乎都曾有过与苦难亲密接触的时光。苏轼也不例外。他九死一生，从牢里出来后，虽然跌到了生活的低谷，却意外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在黄州生活的五年，苏轼写了大量的作品，后来传唱千古的词作，几乎都诞生于这段时间。
初到黄州时，苏轼生活非常贫困。他的朋友帮他要来了一片荒地，苏轼就在那里开荒种田。他在诗里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可能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生命的智慧也会得到升华。苏轼虽然自嘲忙了一辈子，老了还要为口粮担忧，但他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他用宽广的胸怀接纳生活，用温厚的态度欣赏生活。长江美味的鲜鱼，山间鲜嫩的竹笋，大自然馈赠的美好，从不曾离他远去。苏轼就是有这种能力：把生活的苦涩咽进去，吐出芬芳的诗句。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
那天夜饮喝到三更天才回来，家里的门童已经鼾声如雷，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回应，索性拄着拐杖，静听滔滔江水奔流的声音。在天地寂静的时刻，广阔的山水之间，苏轼想到了自身的遭遇。人在官场总是身不由己，一辈子为了功名利禄苦心钻研，什么时候才能放弃这些世俗欲望呢？长风静夜，真希望自己能驾一叶扁舟，从此泛舟而去，潇洒度过余生。
这首词写于苏轼到黄州的第三年。曾经痛苦的经历已渐渐内化成超然的态度，旷达的胸怀。苏轼开导自己也劝慰自己，解脱自己也拯救自己。不出几年的时间，苏轼真的就在黄州那片废地里开垦了一片土地，他把那片土地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命运的磨难被他埋在心底，培育出精神的硕果。风雨也好，朗照也罢，他都用同样的心态来面对。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后世很多用以囊括苏轼人生态度的词句都来源于这首《定风波》，比如“一蓑烟雨任平生”，再如“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的豪放与率直，潇洒与超脱，个性与智慧，都在词中尽情绽放。
在这首词的前面，苏轼写了个小序，说三月七日那天，半路遇到下雨。本来以为不下雨，所以先让别人拿走了雨具，同行的人情状狼狈，个个怨声载道，对雨中行走叫苦不迭。唯有苏轼并不觉得辛苦，他在雨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潇洒前行，于是写下这首词。
下雨了，但是不必在意那些穿林打叶的雨声，不如边吟唱诗歌边慢慢走。“何妨”二字说得非常轻快和潇洒，从心态上和行动上都体现了一种从容。我有竹杖芒鞋，走在泥路上，比骑马还要快呢！不用害怕，一件蓑衣，已经足够遮风挡雨，而我就在这风雨中走好自己的路。这是苏轼面对自然界风雨时的想法，也是他面对人生风雨的心态。他遇到过无数的凄风苦雨，在起起落落的旅途中，他凭借这样的信念沐风栉雨，一路走来。
料峭春寒中，春风吹来的凉意让苏轼有种“酒醒”的感觉。抬头一看，西边的天上正挂着暖暖的夕阳。再回首看自己来时的路，觉得无论是风雨还是晴天，都已经无所谓了。而此时，看风雨亦是看人生。
苏轼前半生锐意进取，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为指导安排人生，无奈命途多舛，屡屡失意，甚至险些命丧黄泉。等被贬到黄州后，佛家思想的达观知命渐渐占了上风，生已过半，凡事也看开许多，词风上日趋豪迈、潇洒。而所谓“豪放词”不仅是这种关于人生气度的大事情，就是写美女的词，苏轼用字炼句也是相当清健。
元丰六年（1083），曾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的好友王定国从被贬的岭南北归。好友相聚，自然要畅饮几杯。席间，王定国让家里的歌女柔奴出来给苏轼敬酒。苏轼与柔奴聊天，对她平淡超然的态度很是震惊，于是写词赞美柔奴。都说“豪苏腻柳”，从这首词最能见出苏轼与柳永的不同。柳永写女子，绮丽多姿，举手投足充满了胭脂水粉的媚气。而苏轼写女子，清雅淡秀，一颦一笑都显得舒朗从容，充满了勃勃英气。且看这首：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苏轼说，这个王定国长得丰神俊采本就令人羡慕，上天也非常怜惜他，所以还送了如此美丽聪慧的柔奴给他。这个柔奴歌声曼妙，笑容甜美。她唱起歌来，歌声就像漫天飞雪一样，能把炎热的世界立刻变得清凉。我看她近年来越发显得年轻了，连微笑都像带着岭南梅花的香气。于是问她：“岭南的生活还习惯吗？”柔奴淡淡答道：“只要是心能安定下来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苏轼听后大受震动，写下这首《定风波》赞赏柔奴的智慧。
苏轼一生奔波往来，频繁调任，故乡已经被模糊了样子。当年他被贬到黄州，开荒山为良田，自号东坡，与黄州的父老乡亲生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本来是四川人，但孩子们开口说话也都是“楚语吴歌”。是得到还是失去，是他乡还是故乡，人生事来往如梭，何处才是归宿呢？
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调往汝州，他用一首《满庭芳》记下自己在黄州生活的这五年。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满庭芳》
汝州的秋风洛水，多年后也会成为内心的风景。或许，这才是东坡居士寻到的“答案”。
苏轼离开黄州后，顺路去金陵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这个时候已罢相多年，在金陵隐居。其实苏轼与王安石之间没有丝毫个人恩怨，两个人的分歧只在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乌台诗案”爆发时，王安石正遭遇第一次罢相，与此事并无关系。两位都是明白人，也是百年难遇的文史奇才，纵论天下事，一笑泯恩仇。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改年号元祐。哲宗年幼，祖母宣仁太后听政，起用旧党人士，司马光任宰相。因为苏轼当年反对过王安石，又得几位先帝抬爱，所以宣仁太后很快召苏轼入翰林院做事。
司马光上台，从方方面面否定变法，大踏步地退回到改革之前，苏轼又站出来反对。苏轼觉得“新法”里面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应该被继承而不是推翻。于是又被看成替“新党”说话的人。当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因为“新法”里面有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那时被人看成是“旧党的人”。苏轼说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听起来好像是自嘲，但落到现实生活，发现他还真是这样的人。再大的考验，再多的风浪，他也不会追赶时髦的观点，不盲从得势的党派。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只听从内心的召唤，追求永恒的真理。
但司马光风头正盛，苏轼与他政见不合，只能又被外放到杭州做知州。接着又去了颍州、扬州、定州。好在，心安处即是故乡，这种翻云覆雨的生活节奏，苏轼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病逝，哲宗亲政，他支持变法，召回当年曾参与“熙宁变法”后因变法失败被贬官的章惇任宰相。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元祐时期被太后召回来的旧党人士再次被贬官。苏轼虽然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毕竟是元祐时召回的人，所以也被牵连，贬往惠州。苏轼先带着小儿子到惠州，家人随后才到。结果刚到惠州，又接到调令去琼州，只好先带着小儿子到琼州，再由大儿子护送家眷到琼州，后被安置在儋州。
苏东坡一生才华盖世，诗词文史俱佳，却始终被贬官，从未被重用。此时已近花甲，依然没办法停下脚步，甚至被外放到遥远的“天涯海角”。其人生可说是一场悲剧。但苏东坡胸襟开阔，宽怀仁爱，乐天知命，潇洒达观，不仅为文学史开创了豪放词的先河，而且将自己的人生过得丰富又多彩。某种意义上，他的人生比很多人都更完满自足。或许，这也是命运的一种馈赠。
等哲宗病逝，徽宗即位，要把苏轼从海南岛召回时，他已经六十四岁了。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100年，苏轼从海南岛北归，夜行的船上，苏轼写下这首诗。一生的苦雨凄风终于过去了，就像自然界的天气一样，阴云散尽，月亮显露出来。云也好，雨也罢，都无法遮挡明月耀眼的光芒，澄澈的月光照亮了碧海青天。这一生，九死不悔，因为如果不是被贬到海南岛，又怎么能见到南海如此风景独特的山水，又如何能体会到这非同寻常的生活。这是苏轼的体会，也是苏轼的修养。他将自己的悲喜展开在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春风化雨，所有的苦难最后都变成了对他的成全。这是他写在人生边缘的诗，也是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走到真州病重，最后死在了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