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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桥集》杨慎在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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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保山,有一个愿望:打听杨升庵的踪迹。我请市文联的同志给我找几本地方志。感谢他们,找到了。

我对升庵并没有多少了解。五十年代在北京看过一出川戏《文武打》。这是一出格调古淡的很奇怪的戏,写的是一个迂阔的书生,路上碰到一个酒醉的莽汉,醉汉打了书生几砣,后来又认了错,让书生打他,书生怕打重了,乃以草棍轻击了醉汉几下。这出戏说不上有什么情节。事隔三十多年,我连那点几乎没有的情节也淡忘了。但这两个人物的扮相却分明记得:莽汉穿白布短衫,脖领里斜插了一只红布的灯笼;书生穿青褶子,脸上涂得雪白,浓墨描眉,眼角下弯,两片殷红的嘴唇,像戴了一个面具。这出戏以丑行应工,但完全没有后来丑角的科诨,演得十分古朴。有人告诉我,这出戏是杨升庵写的。我想这是可能的。我还想,很有可能杨升庵当时这出戏就是这样演的,这可以让我们窥见明杂剧的一种演法,这是一件活文物。我曾经搞过几年民间文学,读了升庵辑录的古今谣谚。因此,对升庵颇有好感。

七十年代,我到过四川新都,这是杨升庵的老家。新都有个桂湖,环湖都植桂花。湖畔有升庵祠。桂湖不大,逛一圈毫不吃力。看了一点关于升庵的材料,想了四句诗:

桂湖老桂弄新姿,

湖上升庵旧有祠。

一种风流谁得似,

状元词曲罪臣诗。

升庵名慎,字用修,升庵乃其别号。他年轻时即负才名。正德间试进士第一,其时他大概是十八九岁,可谓少年得志。到明世宗时以“议大礼”得罪,谪戍永昌,这时他大概三十四岁左右。他死于一五五九年,七十一岁,一直流放在永昌,未能归蜀。永昌府在明代管属地区甚广,一直延及西双版纳,但是府治在今保山。杨升庵也以住保山的时候为多。算起来,他在保山呆了大概有三十七年左右。可谓久矣。

杨慎在保山是如何度过这三十七年的呢?

曾在一本书里看到,他醉则乘篮舆过市,插花满头。陈老莲曾画升庵醉后图,面色酡红,相当胖,插花满头,但是由侍儿扶着步走,并未乘舆。

《康熙通志》曰:“杨慎戍永昌,遍游诸郡,所至携倡伶以随。曼酋欲求其诗不可得,乃以白绫作裓,遣服之。酒后乞诗,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挥满裙袖,重价购归。杨知之更以为快。”

“裓”字未经见,《辞海》也不收,我怀疑这是倡伶的水袖。

这样看起来,升庵在保山是仍然保持诗人气质,放诞不羁的。“所至携倡伶以随”,生活也相当优裕,不像是下放劳动,靠挣工分吃饭。但是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放诞,正是痛苦的一种表现。他在保山,多亏了他的世叔保山张志淳和忘年诗友张志淳的儿子张含的照顾。张含《丙寅除夕简杨用修》诗曰:“征途易老百年身,底事光阴改换频。子美生涯浑烂醉,叔伦寥落又逢春。诗魂寥落不可捉,乡梦渺茫何足真。独把一杯饯残岁,尽情灯火伴愁人。”丙寅是一五六六年,其时升庵已经死了七年了,“寅”字可能是个错字,或当作“丙辰”。丙辰是一五五六年,距升庵谪戍已经有多年了,这些年他只能于烂醉中度过。

增加杨升庵生活的悲剧性,是他和夫人黄娥的长期离别。黄娥也是才女,能诗。

《永昌府志》曰:“杨用修久戍滇中,妇黄氏寄一律曰:‘雁飞曾不到衡湘,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怜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这首诗我在升庵祠的壁上曾见过石刻的原迹。我很怀疑这只是黄夫人独自的思念,没有寄到升庵手里,“锦字何由寄永昌”,只是欲寄而不达,说得很清楚。一个女诗人,盼丈夫回来,盼了三十多年,想一想,能不令人泪下?

“何日金鸡下夜郎?”杨慎本来可以赦回四川了,但是,《康熙通志》曰:“杨慎归蜀,年已七十余,而滇士有谗之抚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滇。慎不得已,至滇,则昺以墨败;然慎不能归,病寓禅寺以殁。”

乍一看这一条材料,我颇觉新奇,“以银铛锁来滇”,用银练子把杨升庵锁回云南,那是很好看的。后来一想,这“银”字是个刻错了的字,原字当是“锒”。“锒铛”是铁练。杨升庵还是被用铁链锁回来的。王昺是个“俗戾人”,不会干出用银练锁人这样的韵事。这位王昺不过是地区和省一级之间的干部,竟能随便把一位诗人用铁练锁回来,令人发指!王昺因贪污而垮台(“以墨败”),然而杨慎却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病死在寺庙里了。

杨慎到底犯了什么罪?“议大礼”。“议大礼”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弄清楚。也不大容易弄清楚,因为《升庵集》大概不会收这篇文章。但是想起来不外是于当时的某种制度发表了一通议论,杨升庵犯的是言论自由罪。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