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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跟陈丹青聊天》从宏大叙事到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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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我记得查建英跟我讲过当时的气氛,她跟另一个女大学生冒着寒风穿巷过街,走到一个小胡同,一群人在一个人家里朗诵诗歌,整晚上都在干这个。

刘索拉:1971年我第一次接触这帮人。那时候非常仰望他们,他们写现代诗,创作现代画,居然还模仿高更的风格、野兽派的风格。

窦文涛:那时候女孩喜欢诗人,喜欢画家。

刘索拉:不敢喜欢,不敢想(笑)。

陈丹青:当时北京的高干文艺子弟在“文革”中就能听披头士,听猫王,看《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北京胡同里的一些文艺子弟也开始接触二战以后的西方艺术信息,但非常有限。1978年以后,整个国家峰回路转,气候对了,这些人很快就翻到地面上来了,社会民众也介入进来,气氛非常热烈。此后就再也没有这种现象了,民众不再介入现代艺术。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

——陈丹青《荒废集·仍然在野》

窦文涛:那时候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忧国忧民还是时代责任在肩?

陈丹青:我们的人格基因基本上动不动就是“天下大事、国家兴亡”这些。

刘索拉:那是你,丹青!我不是(笑)!

陈丹青:你跟我岁数相差不大,但算是两代人。我是知青一代,知青就喜欢宏大叙事,这个很要命,很难改掉。我非常肯定后来一些年轻人干的事儿,他们终于摆脱了我们这代人身上一个话语习惯,抛弃了宏大叙事,个人主义开始出现。这大概是从90年代,甚至70后用身体写作之后才慢慢出现。

刘索拉:星星画会的人,我们到现在还是像粉丝一样看他们。那时候个人主义开始了,比如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模仿野兽派或现代派的画,就是个人主义的发泄,但那是小孩子式的个人主义。

陈丹青:而且表达方式还非常政治化,他也必须政治化。

刘索拉:有政治因素,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那时候星星画会影响了北京一群小孩,除了后来被记录进史册的以外,还有一大批可能没有名字的人,他们使北京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都在家画画,我还有画箱、油画板呢。大街上提着油画箱、背着帆布画夹是一种风潮,到家以后有人弹吉他,有人画画,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窦文涛:你说的就是我哥!我小时候就崇拜我哥整天玩这个,骑自行车、背画夹、弹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