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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跟陈丹青聊天》阿赫玛托娃故居感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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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啊。咱先不说托尔斯泰,讲讲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这次你去了她的故居是吧。她的名字我听说过,但对她又完全一无所知。

陈丹青:我去了普希金的家,又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我很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重读过他。我觉得他让你很难堪,但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会触动每个人心理经验中最难堪、最不愿意去想的那部分。看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你会很煎熬,尽管那是书里的事,但也让你变得煎熬。但是我到他的家一看,那是一个很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完全不像死刑犯、流放犯,更不像一个爱赌博的人,就是一个很亲爱的家庭。

窦文涛:你说的这个家是已经像博物馆那样的故居吗?

陈丹青:跟我去过的奥地利音乐家故居相比,俄国人的故居完全不一样,他们把所有故居布置得好像这家人还在过日子。餐桌上所有餐具都摆放着,书架、衣柜什么的都尽量保持原样。托尔斯泰的庄园和房子我都去了,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19世纪的人,跟我们是有隔阂的。

莫斯科托尔斯泰街的托尔斯泰故居,已看不出当年的格局了。木质的墙依然完整围合着他家的院子,临街就能望见树荫下那幢漆成黄绿色的单幢宅邸。进门向里望,比海顿、贝多芬故居的内院至少大十余倍,林木森森,几乎是座公园。面向林子留几排长木凳,一位年迈的园丁正给花丛浇水,水珠闪动着正午的阳光。林边浓荫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里面顶多几平米大,我猜托尔斯泰有时会独自躲在里面坐坐……

与维也纳几位音乐家几乎撤空的故居不同,这里放满主人和眷属的物件,所有摆设就像全家还在这里过日子——我走进19世纪里:迎向门洞的第一间是餐室,长长的餐桌排开二十多副盘碟,天顶垂下雕花的煤气吊灯;偏房的钢琴和沙发上端挂着小画,儿童室临窗的小桌放着玩具、剪贴本、小画书、小圣像,孩子与保姆的小床被屏风隔开;每个窗户都可以看见院子里的碧树,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搁着盆栽……

尽管他是贵族,尽管他所过的日子在他的阶级是俭朴的,但像这样的家居,即便在纽约的老牌的富贵人家里,也是一流的陈设,是我在欧美古董店看熟的风格与材质,虽说过时了,不再制作了,但是结实耐用,手工细巧,银器、铜器、细瓷、丝绒、精致的麻、皮面的精装本、好看的19世纪版画……豪华地朴素着,看过去安详而懂事,蕴蓄着那时代令人依恋的物质的体温。

——陈丹青《重归俄罗斯——通往文学故乡的旅程》

陈丹青:没想到,此行最令我感动的是阿赫玛托娃的家,她家在一个叫“喷泉屋”6的地方,这个家我还是从以赛亚·伯林7的传记里知道的。1946年,以赛亚·伯林以英国大使身份,作为西方人第一个进入冷战时期的苏联。他最难忘的夜晚是跟阿赫玛托娃在我去到的那个房间里畅谈。虽然我完全不了解阿赫玛托娃,也没怎么念过她的诗,但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感动我的故居,让我想起“文革”时期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赋闲被监管,在北京、上海都有这样的家,挺好的房子,西式的家具,有一种很忧郁,同时又很矜持、风雅的气氛。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1889—1966),俄罗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称。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10年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与丈夫、曼德里施塔姆等人组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的诗歌流派——“阿克梅派”。1912年,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问世,此后陆续有诗集《念珠》《车前草》等出版。十月革命后,古米廖夫被处决,阿赫玛托娃受到牵连,很少发表诗作。30年代,她的儿子两次被捕,她依据亲身遭遇写下了一生最重要的组诗《安魂曲》,表达了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痛苦。二战后,她曾遭受不公正的批判,50年代后期得以恢复名誉。2004年,阿赫玛托娃的雕像在圣彼得堡大学落成。

窦文涛:你能闻到气氛?

陈丹青:对,感受到在这个屋子里生活的人。我想象不出托尔斯泰坐在沙发上的感觉,但我立刻能想到阿赫玛托娃在这房子里来回走动。为什么?我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小时候的长辈,那些六七十岁的人,比如傅雷,要是不自杀,也待在那样的房间里,满脑子西方记忆,但是已经中断了,后半生在一个阴暗屋子里很绝望地死去,看不到改革开放,也没看到苏联解体。阿赫玛托娃死于1966年,那年我十三岁了,我可以跟她衔接,同时分享她的经验。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的家里无法分享经验,但在阿赫玛托娃家里,我可以分享。

梁文道:有一种时代的接近性。现在很多名人故居都变成博物馆了,我也去过很多,但不一定每个地方都能引起这种直接的感觉。

陈丹青:我到过鲁迅故居,却不能跟他分享,他是一个民国人。我也到过巴金、茅盾、丁玲的故居,觉得这些空间是可以分享的,我知道他们遭遇过什么事情,他们遭遇的时候就住在这间房子里。

1946年1月3日,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从英国来到圣彼得堡,寻找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他们在丰坦尼宫(Fontanny Dom)阿赫玛托娃的寓所谈了整整一夜。风华绝代的女诗人尽管比伯林大了20岁,尽管处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控下,尽管她的儿子被关进苏联的监狱,却仍然保持着高贵的气质和慑人的魅力,伯林称其为“悲剧女皇”。事后,伯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有一个看得见庭院的小房间,空荡荡的,连窗帘都没有,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头箱,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事实上,以赛亚·伯林当时肩负着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密令,来劝说阿赫玛托娃移居英国。那一夜他们谈文化和文化史,谈命运和命途多舛,也谈爱情和生命,当然更多是谈如何移居的问题。事后,阿赫玛托娃在诗里写道:“那一夜,没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想着镜子,寂静守护着寂静,呵,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