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为陌生人》第六章 真切的渴望

从2001年秋末和随后的整个冬季，到2002年春夏，父亲一直在问我是否可以带他回家。但他从未说明，到底是要回母亲的家，还是我的家。或者，有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只要看见我起身准备离开，无论我打算前往何处，他都会问是否可以带上他。他问这些问题时那副充满渴望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将近60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时，我大约7岁，父母将我送进了缅因州的一个夏令营。虽然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大到可以离家，父亲却认为，我要是能克服害羞的毛病，或许一小段独立时光对我是有好处的。他也相信，只要跟其他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交上朋友，并迷上诸如“彩色大战”等夏令营活动后，我或许就不会像母亲担心的那样，想家想得太厉害。很快，他便发现自己错了。

“你寄给我们的信全都很不开心，情绪从可怜转变到了哀怨。‘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你们什么时候接我回家？’”不过他说，“每次我们驱车一路来到夏令营（我们应该去了好几次，因为你的信简直像那些全然绝望的名著），你都会显得很吃惊，纳闷儿我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因此，跟夏令营的顾问或主管谈过之后，“你母亲和我又释然地回波士顿去了”。可接下来，他说，“我们刚一到家，又会收到一封新的来信，而且甚至比前一封更悲伤！

“我想，我们最终还是在闭营之前将你提前接回了家。你那几乎每天一封的来信，简直让我们受不了……”

那应该是1943年或1944年的事。我依然记得每天下午顺着楼梯爬上夏令营主管办公室买邮票的情景。只有如此，我才能告诉父母，被他们抛下的感觉有多么可怕。如今，父亲成了孩子，而我则成了他仰赖的那个大人。这一次，换成他不停地询问还有多久我才能带他回家。

当然，有的时候我到疗养院时，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或露辛达的陪伴中。甚至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或许还会有种自己的出现很多余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并不会持续太久。到我离开之时，即便父亲没有要求跟我一起走，他也会一直目送我走向车边。

我不能将父亲带回家，带回我居住的那个又小又孤独的镇子。我的确时不时地琢磨过，如果能构建出一套坚实的支持系统，他或许就能回到与母亲同住的那套公寓。他们一直住在那套公寓里，直到6年前父亲搬进这家疗养院为止。然而，他的渴望看起来这般强烈，而我要面对的后勤问题又如此复杂，所以我总是第一时间便将之抛诸脑后。真不知道，任何类似的计划从医学角度来看是否可行。但这个念头又如白日梦般挥之不去，时不时就会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然而，他一再的恳求虽然让我难受、挣扎，这个想法却依然无法付诸实践。

然后，冬末的一天夜里（2002年3月末），我向西尔维娅提起此事。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最近也开始产生同样的想法。她说：“你知道的，他现在总是问同样的问题。‘到回家的时候了吗？’”因为不想显得太冒昧，她措辞很小心。她说，她开始思考他是否真的需要再继续待在这里。“如果你想带他回家跟你母亲住，我要是能找到可以信任的人跟我轮班，我想，我还是可以去照顾他的。”

我很感谢她的好意，并告诉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同时也想跟亚历杭德罗和露辛达谈谈。我也想过是否要跟父亲的信托律师谈一谈，因为他至少在理论上跟我分享过一些他有替父亲做决定的责任。

我先找了亚历杭德罗。时至今日，他已经仔细观察了父亲好几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问他必须为此事付出的医学代价，也没有说西尔维娅提议照顾父亲的事；我脑中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我觉得或许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亚历杭德罗当然熟知父亲最近的那个愿望（其实，这个想获准“回家”的愿望，已经时常演变为一种强制命令），然而我不知道的却是回家可能给父亲带来的影响。无论他对此多么坚持，但我认为，回到一个已经数年未见的地方，他或许甚至根本认不出那是他曾经的“家”。

尽管那套能俯瞰查尔斯河与剑桥天际线的美丽套房还在那幢高层建筑中；尽管他曾经在那住了20多年；尽管他完成了大部分工作的那张漂亮桌子仍摆在屋里的那扇窗下，桌上的垫纸、牛皮纸夹和他那些医学方面的案头参考也都还在原处，但那个地方、那张桌子和上面的一切物品，甚至包括依然住在里面的母亲，真的还能再次容纳患病的他吗？在这点上，我必须要问自己，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家”是否真的存在？父亲想要回到的那个地方，真的还能再成为“家”吗？

亚历杭德罗告诉我，我与西尔维娅讨论过的那件事，他已经想过一阵子了。但他也说，他会问自己的那个问题或许我并不会问。

“他有没有特别渴望的东西？”亚历杭德罗问，“有没有可能，就他有限的认知和意识来看，或许‘那个地方’早已不存在？”他还说，他也想过父亲脑中的那个家，是否就是波士顿的那套公寓。“你父亲跟我提过很多次他小时候跟母亲住在南波士顿时的那栋大楼。”而就在几年前，父亲还出现过跟他母亲通电话的幻想。亚历杭德罗问：到底哪个家、哪处地方、哪个潜在的目的地，才是我父亲渴望回归的家？

“还有，”犹豫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对他来说，‘回家’或许也有另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一种完全不同……”

和亚历杭德罗的这场对话发生在4月。之后不久，我又就此事跟露辛达进行了一场更长的谈话。对于我跟亚历杭德罗讨论过的那个问题，她说，回到曾经的公寓会对父亲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她也无法断言。不过，因为经常去那看望我母亲，所以我母亲已经成为她的密友。然后，她提出了一个我之前完全没想过的问题。

露辛达说，她在跟我母亲的聊天中，发现父亲搬入疗养院后，母亲在失落和哀伤的同时，某些复杂的因素也让她觉得，尽管父亲的离家“听起来很可怕”，却也让她“松了一大口气”。对于那些经历过家中成员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来说，其中的原因或许并不稀奇。患病初期，病人的不安情绪会周期性地突然转变为情绪失控，从而对他人造成极大伤害。

母亲曾经就父亲日益衰退的财务管理能力说出某些不算太敏感的话后，他不止一次对她动手。比如，父亲会撕毁某些他误以为早已支付过的账单，还言辞恶劣地给这些账单的公司寄信。

母亲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耐烦的时候，说话就会很刻薄。因此，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评论会侮辱到他。有一次，父亲猛然将她推开，害她失去平衡，直接摔到卧室门边坚硬的地板上。

猛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父亲立刻蹲下来，伸手搂住母亲，低声下气地道歉。后来，他又在疗养院给母亲寄过一些充满悔意的信，明确表示他并未忘记那件事。不过，即便他不记得具体是哪件事，至少也记得自己曾伤害过她。

“亲爱的露丝，”搬入疗养院后不久，他在其中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希望你能尽快抛掉那些不愉快的回忆。期待我们能找到一个最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种种误会；期盼能早日与你重逢……”

第二封信是一年后写的：“这是哈里·L. 考泽尔医生写给他挚爱妻子露丝·M. 考泽尔的信，借此向深爱的妻子表达深深的歉意。我一直都深爱着你，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停止。无论曾经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我都应该努力弥补。或许，我应该为你……”

他搬出公寓后寄给母亲的最后几封信中就有这封信，信里虽然没写他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或许他早就不记得了），却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和想回家的渴望。

“我挚爱的妻子住在波士顿马斯大道博伊尔斯顿街780号。今天是周三，我太想回到她身边了。求求你们，请帮帮我！”

我没见过父亲写的这些信，我怎么回想都觉得露辛达没有给我看过这些信。那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不是写给我的。所以，她或许觉得应该努力尊重两人之间的这点小隐私。

据露辛达所说，她把这些信带去公寓交给母亲时，母亲显然非常感动，谈起父亲时，语气中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她也告诉露辛达，一想起父亲那些激烈的行为，还有她觉得他就要出手打她时的感受，尽管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但由此产生的恐惧或许还是没有完全消散。

进入疗养院后，在抗焦虑药物的帮助下，父亲那些任性的行为即便没有完全控制，也改善了不少。不过，他还是会定期出现坐立不安的现象。虽然他髋部的伤痊愈，站立和行走都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每每到了深夜，他都显然需要护工的细心监督。如果护工们不在，也得有疗养院的正式员工来承担起这个任务。他要是深夜醒来，自己下床走出门或闲逛到走廊，就很有可能做出伤害到自己的事。而且，这种风险无时无刻不存在。

这种意外事件时有发生。有时是突发状况让疗养院的员工们分了心，但更多时候，他们纯粹是在父亲门外聊天聊得忘了一切。有一次，父亲撞上了一堆医用支架；还有一次，他径直闯进了一个女病人的房间。那个意外虽然没对两人造成什么伤害，却把那个女病人吓得放声尖叫。（我承认，露辛达后来那句虽然有些无礼，但颇具个人特色的评价把我逗乐了。她说：“我想，她多半觉得自己魅力无边，连你父亲那个年纪的男人都难以抗拒呢！这念头也真够骇人的！”）

而且，即便最近几年父亲腿脚越来越无力，无法再独立行走，可一旦旁人忘了升起床边的护栏，他还是会爬下床，在屋子里转悠，直到撞上椅子，或如某次那样摔倒在地。[1]

那年春天晚些时候，我又跟亚历杭德罗聊起这些事，他立刻表示了反对意见，“你父亲那些乖张的行为早已不存在，也不会再伤害你母亲或其他任何人，他有可能伤害到的只有自己。”不管怎样，疗养院为保证他安全做出的防护措施，“不过差强人意”。亚历杭德罗注意到的这些，其他护工也不难发现，比如或许会到家里照顾父亲的西尔维娅。

正如我俩所见，要指望疗养院的医生做好医疗监控，几乎类似天方夜谭。

“他会进来看几眼病人的病历，或许也开点处方，做点指示……如果他真做了什么检查，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多久做一次。”

他觉得，如果好好安排，我或许能在波士顿找到能将病人监控得更好的医生。他认为，露辛达就是少数几个能仔细看护父亲的员工之一。他说，我要是最终决定带父亲回家，露辛达或许能设法每周过去照顾他一次。

我心中仍然有个疑问没有告诉亚历杭德罗：即便完全不用考虑母亲的安全问题，我还是得考虑，这件事会给已经完全适应独居的母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想对母亲表现出半点不尊重的样子。母亲已经如此勇敢地面对了很多小麻烦，比如关节炎和精力不济（对一个将近99岁的老人来说，这也是正常现象）。老实说，她对一直照顾自己的那个人——西尔维娅，已经有种近乎专制的依赖。即便西尔维娅相信自己能同时照顾他们两个，我还是无法确定，要跟父亲分享他人的关爱，母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时候拜访母亲，跟她好好谈一谈了。

20世纪70年代初，父母就搬进了那套他们居住至今的公寓。公寓包括一间主卧、一间次卧（供母亲睡着后，照顾她的那位护工稍作休息时用）、一间宽敞又迷人的客厅；客厅一头正中的位置，仍摆着父亲那张办公桌，另一头则是餐厅；餐厅旁边有个狭小逼仄的厨房。

母亲依然可以走进客厅，而且她常常是自己走过去，但有时也会有旁人搀她一把。天气好时，护工们偶尔会把她带到两层楼之间的那块绿草茵茵的夹层楼面，让她在那儿享受享受阳光，看看大步流星从她身边走过或沿着草坪那头的花坛和树篱散步的年轻人。

要是冷得不适合再出去，每天下午，等她照例在餐桌前喝完下午茶、吃完英国饼干（通常，护工们也会坐下来陪她一同享用茶点），护工们便会陪她在走廊或门厅散散步。

棒球赛季里，她都喜欢在夜里收看红袜队的比赛。父亲患病之前，他们常在哈佛俱乐部的超大荧屏上观看棒球比赛，有时还会在那吃晚餐或点心。父亲喜欢跟从没见过面的人搭话。母亲说，那些人中有研究生、律师、医生或别的学者，大多都是跟我同一代的人。双方相谈甚欢，都觉得比跟迅速消失的同龄人相处更有趣。

如今，母亲晚上都坐在床上观看比赛。她95岁那年，我曾送给她一件红袜队的运动衫作为生日礼物。她的护工们说，为早已熟悉的选手加油欢呼时，她总喜欢穿那件衣服，简直把它当作了幸运的象征。早些年，她是罗杰·克莱门斯的粉丝。但克莱门斯转而去纽约扬基队当投手后，她也迅速“移情别恋”。“他变得太胖。少了他，全队还能更好些。”（不久以后，佩德罗·马丁内斯就取代了克莱门斯在她心中的位置。）几年后，红袜队终于打破那个著名的诅咒，时隔80多年，再次捧回联赛冠军奖杯的那一刻，母亲简直欣喜若狂。

有一次，我问她是否还记得红袜队上次夺冠[2]的情景。虽然不记得具体年份，她却说：“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正在波士顿女子拉丁学校读书。”波士顿女子拉丁学校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所中学，但现在已经关闭了。[3]母亲说，因为要非常努力地学习，才能赶上这所著名学校严格的课程安排，所以直到她又大了几岁，才开始观看比赛。除了课程学习之外，她每周还要花三个下午，从位于多切斯特区的家中搭乘电车一路赶往交响乐堂。她母亲认识一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从她10岁起，便一直跟着那个人学习小提琴。这么多年来，当年的那把小提琴仍放在曾经搭乘电车时提的那个老旧箱子里。

没有比赛，或因为比赛在西部进行而打到很晚时，她通常都会熬夜等着看10点的新闻。这时候，负责照顾她的护工便会调低电动床，在房间里一直陪到她入睡为止。

照顾她的那些护工里，与她最亲近、照顾她时间也最长的是一位跟我年纪相仿、名叫朱莉娅·沃克的女士。20世纪60年代，我在她家附近教书时，还认识她的孩子们。最近，朱莉娅告诉我，99岁之前，每天下午或晚上，我母亲都坚持要读《波士顿环球报》。日益衰弱的视力让她没法再继续下去时，就由朱莉娅挑一些重要的消息读给她听，并跟她展开讨论。朱莉娅说，大多数时候，她都对政治话题最感兴趣。

就我的记忆来看，母亲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一直关心政治，乔治·W. 布什于2000年11月当选总统时，她还是迷惑了，让人忍俊不禁。

“他不是很久以前就当过总统了吗！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可见，她弄混了布什父子。

我不想过分强调母亲的思路有多么清晰。有时，她观察过某位公众人物后，顶多也只能给出一个既十分浅薄又稀奇古怪的评论。2001年的一天夜里，她就曾向我和朱莉娅宣称：“希拉里·克林顿受够了与她丈夫的婚姻，已经做好摆脱他的准备。”

“克林顿让她经历了那些事后，我对此一点儿也不意外。”朱莉娅说。

“我觉得，她想嫁给乔纳森。”母亲说。

“为什么是我？”我问。

朱莉娅一脸同情地看着我。

但母亲接着说：“她没有从丈夫那得到足够的重视，她需要再婚。”

让我松了口气的是，对于这个她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她也只说到这儿便打住了。

除了这种充满母性幻想的时候，她在其他几个喜欢的人面前也会允许自己偶尔放松一下。但其他时候，她的思路依然是相当清晰的。负责管理他们信托财产的律师相信，她依然有能力签署自己的所得税申报单，握着律师钢笔的手也不过稍微有点颤抖而已。和父亲一样，她也委任我做她的医疗保健代理人，好在某个需要急诊、她却已无力再做出明智决定时为她拿主意。不过，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无论在这一点还是其他场合，我都没有限制她自主的意思。她完全可以选择行使她的意愿，并自己做决定。

父亲被送进疗养院后，少数几个来探望母亲的人都觉得她已经没什么自理能力。因为他们抵达公寓后，她几乎都是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不止一次根本不跟他们说话。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她曾直截了当地对其中一位来访者说：“我不相信你，不想跟你说话，赶紧回家去吧！”

他们的自然反应都是再次重温拜访之前就已确定的无知假设。我想，因为母亲已经认识到他们是如何看待她的，所以她在这个自我确认的过程中，为捍卫自己尊严而战，不让自己被他们引入显然是在测试她神智是否清醒的谈话，完全是情有可原的。

其中一个人曾对我说：“她简直是个疯子，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我一点儿都不认为这是疯狂的表现。她喜欢跟朱莉娅和露辛达长谈。我有几个比我小一些的朋友早在父亲患病前就认识她，并非常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聊天。她为何期待他们的陪伴，并能如此坦率地跟他们交谈？我想，那一定是因为她知道他们尊重她。

即便在陷入自我幻想的那些夜里，无论她的语气听起来多么坚决或固执，也总会带上一丝滑稽意味，仿佛预示着她知道自己或许已经陷入某种半真实半虚幻的状态。

“我想，你母亲在努力让某样她喜欢的东西‘延伸’到现实中来，她内心深处是很清楚这个过程的。”朱莉娅说，“我想，她知道现实与幻境之间的差别，这好比她正在跟某样东西玩耍。我想，我要是告诉她，我认为她说的某样东西不对，似乎就会拖慢她的思维，或彻底终结她正在编织的某个故事。”

对此，我感同身受。几句类似“别犯傻”之类的话，往往就能把母亲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直到面对重大的医疗决策，她依然保持充分的理性，不需要我的批准或意见，完全自己做决定。她的医生在她的一侧卵巢中发现了一处令人不安的异物。活检之后发现，那是处不断增大的恶性肿瘤，不过目前体积还很小，影响的范围也不大。

那位医生虽不是老年病学家，也是波士顿有口皆碑的杰出从业者。他告诉我，像我母亲这般年纪的女性，即便常规的外科手术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风险。他对我说，她要是没有术后并发症，就是相当可喜的结果了。

“她依然很有精神，也活力十足……你要是下定决心，我就安排把她转到麻省总医院。我想尽快为她实施手术。”

我把这事告诉母亲后，她说她已经做出决定。

“做吧！把那东西解决了！我还不想死。等到想死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我让她住进了麻省总医院的菲利普病区，那里的病人能稍微得到一些额外的关照。各种术前检查后，她在一个周日上午接受了手术。从麻醉中安然醒转后，她只在医院待了三天便被送回公寓。回家后，她很快便完全康复了。

我早该就如何安置父亲的事跟母亲谈一谈了。这场谈话已经被我推迟太久。不过，以上便是进行谈话前我母亲的基本情况。

6月末的一天夜里，我坐到母亲床边，告诉她我一直在考虑父亲的事，并把跟亚历杭德罗讨论的医疗问题和西尔维娅要帮忙的提议也一并说了出来。同时，我也表明无论是我还是跟我商量过此事的人，似乎都无法确定再次回到这套公寓居住会对父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说，尽管他目前精力不错，但谁也无法预测他还能活多久，或许几年，但我也听说，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一次严重感染或手术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都很容易让他陷入难以度过的危急状况。我尽力向母亲解释，虽然知道这么做或许很不切实际，但我真的非常想赶在那种情况发生之前让父亲在家中度过余生。

她打断了我的解释，说：“我想让他回家。”

我却坚持向她强调，这么做或许会给她现有的生活模式带来怎样颠覆性的影响。我提醒她，父亲对他人帮助的需求或许比她更大。因此，要是父亲住回来后，护工们不如现在这般关爱她了，她会怎么想？

“我想让他回家。”她无视我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你父亲现在就像个孩子。他已经离家太久。去替他买张床，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也一起买了吧。告诉律师，给我开张支票就行。”

我告诉她，我觉得应该先跟律师谈一谈，再开始推行这些计划。

“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律师身上？”她说，“告诉他，我已经想好了，不需要征得他的同意，他不过是个磨磨蹭蹭的律师而已！我已经想好了！”

接着，我又问如果真打算这么做，她希望我把父亲的床（他需要一张医院用床）放在她的卧室还是别的房间。她的回答似乎不带一点儿感情。

“我为什么要让他待在这个房间？那我就别想睡觉了。放在另一个房间吧，然后再到客厅放一张床，给朱莉娅睡。”

虽然我还有疑问，她却不想再听下去。她认为，这个问题她已经考虑得足够清楚。

“不用再说了！去告诉朱莉娅一声，我想喝杯茶。我们去餐厅喝。”

我们关于父亲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出去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莉娅。她知道我一直都在考虑此事。西尔维娅虽然礼貌，却一直都有接管此事的意愿。因此，她早已行动起来，当然难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朱莉娅。因此，朱莉娅从我这儿得到的唯一新闻，就是我母亲的反应和她不让我再讨论此事的决心。

“她一定让你为难了，”朱莉娅说，“上帝保佑她，但她毕竟是你妈妈！”

朱莉娅和我拿出一盒母亲很喜欢的饼干，又切了几片松软干酪和爱芒特奶酪端到餐桌上。我拿出母亲最喜欢的茶壶，然后，我们三个人便像往常一样开始喝茶。一端起茶杯，母亲暴躁的情绪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喝完茶后，我立刻起身吻吻她，便逃跑似的告辞了，唯恐再惹她不高兴。

但她还是找到机会，对我那件看似有些寒碜的毛衣表达了不满。

“拜托，去给自己买件体面点儿的毛衣。隔壁那家罗德泰勒百货公司就行，千万别买便宜货！”

我其实并不需要买毛衣。她已经给我买过两件，我都还没穿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答应一定照她说的办。我就想赶紧出门，趁开车回家的空当，安安静静地好好想一想。尽管她已明确地下达了命令，我依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做出那个最终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