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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最后的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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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比那些城外的农民们,更早地闻到麦香。在库车,麦芒初黄,铁匠们便打好一把把镰刀,等待赶集的农民来买。铁匠赶着季节做铁活儿,春耕前打犁铧、铲子、刨锄子和各种农机具零件,麦收前打镰刀。当农民们顶着烈日割麦时,铁匠已转手打制他们刨地挖渠的坎土曼了。

铁匠们知道,这些东西打早了没用。打晚了,就卖不出去,只有挂在墙上等待明年。

吐尔洪· 吐迪是这个祖传十三代的铁匠家庭中最年轻的小铁匠。他十三岁跟父亲学打铁,今年二十四岁。成家一年多了,有个不到一岁的儿子。吐尔洪说,他的孩子长大后说啥也不让他打铁了,教他好好上学,出来干别的去。吐尔洪说他当时就不愿学打铁,父亲却硬逼着他学。打铁太累人,又挣不上钱。他们家打了十几代铁了,还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他结婚时都没钱盖一间新房子。

吐尔洪的父亲吐迪·艾则孜也是十二三岁学打铁。他父亲是库车城里有名的铁匠,一年四季,来订做铁器的人络绎不绝。那时的家境比现在稍好一些,妇女们头戴面纱,在家做饭看管孩子,从不到铁匠炉前去干活。父亲的一把锤子养活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吐迪也是不愿跟父亲学打铁,没干几天就跑掉了。他嫌打铁锤太重,累死累活挥半天才挣几块钱,他想出去做买卖。父亲给了他一点钱,他买了一车西瓜,卸在街边叫卖。结果,西瓜一半是生的,卖不出去。生意做赔了,才又垂头丧气回到父亲的打铁炉旁。

父亲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祖宗给我们选了打铁这一行都快一千年了,多少朝代灭掉了,我们虽没挣到多少钱,却也活得好好的。只要一代一代把手艺传下去,就会有一口饭吃。我们不干这个干啥去。

吐迪就这样硬着头皮干了下来,从父亲手里学会了打制各种农具。父亲去世后,他又把手艺传给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又接着往下一辈传。如今在库车老城,他们家族共有十几个打铁的。吐迪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跟他同在沙依巴克街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打铁,一人一个铁炉,紧挨着。吐迪和儿子吐尔洪的炉子在最里边,两个弟弟和侄子的炉安在巷口,一天到晚炉火不断,铁锤叮叮当当。吐迪的妹妹在另一条街上开铁匠铺,是城里有名的女铁匠,善做一些小农具,活儿做得精巧细致。

吐迪说他儿子吐尔洪坎土曼打得可以,打镰刀还不行,欠点儿功夫。铁匠家有自己的规矩,每样铁活都必须学到师傅满意了,才可以另立铁炉去做活。不然学个半吊子手艺,打的镰刀割不下麦子,那会败坏家族的荣誉。吐迪是这个家族中最年长者,无论说话还是教儿子打镰刀,都一脸严肃。他今年五十六岁,看上去还很壮实。他正把自己的手艺一样一样地传给儿子吐尔洪·吐迪。从打最简单的马黄钉,到打坎土曼、镰刀,但吐迪·艾则孜知道,有些很微妙的东西,是无法准确地传给下一代的。铁匠活儿就这样,锤打到最后越来越没力气。每一代间都在失传一些东西。比如手的感觉,一把镰刀打到什么程度刚好。尽管手把手地教,一双手终究无法把那种微妙的感觉传给另一双手。

还有,一把镰刀面对广阔的田野,各种各样的人。每一把镰刀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一只用镰刀的手不一样,每只手的习惯不一样。打镰刀的人,靠一双手,给千万只不一样的手打制如意家什。想到远近田野里埋头劳作的那些人,劲儿大的、劲儿小的,女人、男人、孩子……铁匠的每一把镰刀,都针对他想到的某一个人。从一块废铁烧红,落下第一锤,到打成成品,铁匠心中首先成形的是用这把镰刀的那个人。在飞溅的火星和叮叮当当的锤声里,那个人逐渐清晰,从远远的麦田中直起身,一步步走近。这时候铁匠手中的镰刀还是一弯扁铁,但已经有了雏形,像一个幼芽刚从土里长出来。铁匠知道它会长成怎样的一把大弯镰,铁匠的锤从那一刻起,变得干脆有力。

这片田野上,男人大多喜欢用大弯镰,一下搂一大片麦子,嚓的一声割倒。大开大合的干法。这种镰刀呈抛物线型,镰刀从把手伸出,朝后弯一定幅度,像铅球运动员向后倾身用力,然后朝前直伸而去,刀刃一直伸到用镰者性情与气力的极端处。每把大镰刀又都有微小的差异。也有怜惜气力的人,用一把半大镰刀,游刃有余。还有人喜欢蹲着干活儿,镰刀小巧,一下搂一小把麦子,几乎能数清自家地里长了多少棵麦子。还有那些妇女,用耳环一样弯弯的镰刀,搂过来的每株麦穗都不会撒失。

打镰刀的人,要给每一只不同的手准备镰刀,还要想到左撇子、反手握镰的人。一把镰刀用五年就不行了,坎土曼用七八年。五年前在这儿买过镰刀的那些人,今年又该来了,还有那个短胳膊买买提,五年前订做过一只长把镰刀,也该用坏了。也许就这一两天,他正筹备一把镰刀的钱呢。这两年棉花价不稳定,农民一年比一年穷。麦子一公斤才卖几毛钱,割麦子的镰刀自然卖不上好价。七八块钱出手,就算不错。已经好几年,一把镰刀卖不到十块钱。什么东西都不值钱,杏子一公斤四五毛钱。卖两筐杏子的钱,才够买一把镰刀。因为缺钱,一把该扔掉的破镰刀也许又留在手里,磨一磨再用一个夏季。

不论什么情况,打镰刀的人都会将这把镰刀打好,挂在墙上等着。不管这个人来与不来。铁匠活儿不会放坏。一把镰刀只适合某一个人,别人不会买它。打镰刀的人,每年都剩下几把镰刀,等不到买主。它们在铁匠铺黑黑的墙壁上,挂到明年,挂到后年,有的一挂多年。铁匠从不轻易把他打的镰刀毁掉重打,他相信走远的人还会回来。不管过去多少年,他曾经想到的那个人,终究会在茫茫田野中抬起头来,一步一步向这把镰刀走近。在铁匠家族近一千年的打铁历史中,还没有一把百年前的镰刀剩到今天。

只有一回,吐迪的太爷撑锤时,给一个左撇子打过一把歪把大弯镰。那人交了两块钱定金,便一去不回。吐迪的太爷打好镰刀,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太爷下世,吐迪的爷爷撑锤,他父亲跟着学徒时,终于等来一个左撇子,他一眼看上那把镰刀,二话没说就买走了。这把镰刀等了整整六十七年,用它的人终于又出现了。

在那六十七年里,铁匠每年都取下那把镰刀敲打几下。打铁的人认为,他们的敲打声能提醒远近村落里买镰刀的人。他们时常取下找不到买主的镰刀敲打几下,每次都能看出一把镰刀的欠缺处:这个地方少打了两锤,那个地方敲偏了。手工活就是这样,永远都不能说完成,打成了还可打得更精细。随着人的手艺进步和对使用者的认识理解不同,一把镰刀可以永远地敲打下去。那些锤点,落在多少年前的锤点上。叮叮当当的锤声,在一条窄窄的胡同里流传,后一声追赶着前一声。后一声仿佛前一声的回音。一声比一声遥远、空洞。仿佛每一锤都是多年前那一锤的回声,一声声地传回来,沿我们看不见的一条古老胡同。

吐迪·艾则孜打镰刀时眼皮低垂,眯成细细弯镰的眼睛里,只有一把逐渐成型的镰刀。儿子吐尔洪就没这么专注了,手里打着镰刀,心里不知道想着啥事情,眼睛东张西望。铁匠炉旁一天到晚围着人,有来买镰刀的,有闲的没事看打镰刀的。天冷了还是烤火的好地方,无家可归的人,冻极了挨近铁匠炉,手伸进炉火里燎两下,又赶紧塞回袖筒赶路去了。

麦收前常有来修镰刀的乡下人,一坐大半天。一把卖掉的镰刀,三五年后又回到铁匠炉前,用得豁豁牙牙,木把也松动了。铁匠举起镰刀,扫一眼就能认出这把是不是自己打的。旧镰刀扔进炉中,烧红、修刃、淬火,看上去又跟新的一样。修一把旧镰刀一两块钱,也有耍赖皮不给钱的,丢下一句好话就走了,三五年不见面,直到镰刀再次用坏。一把镰刀顶多修两次,铁匠就再不会修了。修好一把旧镰刀,就等于少卖一把新的。

吐迪家的每一把镰刀上,都留有自己的记痕。过去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二百年,他们都能认出自己家族打制的镰刀。那些记痕留在不易磨损的镰刀臂弯处,像两排月牙形的指甲印,千年以来他们就这样传递记忆。每一代的印记都有所不同,一样的月牙形指甲印,在家族的每一个铁匠手里排出不同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图谱记载每一代祖先打出的印记是怎样的形式。这种简单的变化,过去几代人数百年后,肯定会有一个后代打在镰刀弯臂上的印记与某个祖先的完全一致,冥冥中他们叠合在一起。那把千年前的镰刀,又神秘地、不被觉察地握在某个人手里。他用它割麦子、割草、芟树枝、削锨把儿和鞭杆……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永远不变的事情在磨损着一把又一把镰刀。

打镰刀的人把自己的年年月月打进黑铁里,铁块烧红、变冷、再烧红,锤子落下、挥起、再落下。这些看似简单,千年不变的手工活,也许一旦失传便永远地消失了,我们再不会找回它。那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架一个打铁炉,掌握火候,把一块铁打成镰刀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打铁人常年累月,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那种心理。通过一把镰刀对世界人生的理解与认识,到头来真正失传的是这些东西。

吐尔洪·吐迪家的铁匠铺,还会一年一年敲打下去。打到他跟父亲一样的年岁还有几十年时间呢,到那时不知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他是否会像父亲一样,虽然自己当初不愿学打铁,却又硬逼着儿子去学这门累人的笨重手艺。在这段漫长的铁匠生涯中,一个人的想法或许会渐渐地变得跟祖先一样古老。不管过去多少年,社会怎样变革,我们总会在一生的某个时期,跟远在时光那头的祖先们,想到一起。

吐尔洪会从父亲吐迪那里,学会打铁的所有手艺,他是否再往下传,就是他自己的事了。那片田野还会一年一年地生长麦子,每家每户的一小畦麦地,还要用镰刀去收割。那些从铁匠铺里,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镰刀,就像一弯过时的月亮,暗淡、古老、陈旧,却永不会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