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牛津，过去的牛津，马修·阿诺德说：“我们是在牛津那个优雅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我们不会不懂得这样一个真理：美丽芬芳乃是人生至上之境的本质特征。我们喜爱美丽芬芳，厌恶丑陋下流，这种情感，已成为我们对许许多多遭受挫折的事业依恋不舍、对各式各样获得成功的运动不以为然的内在动因。这种情感实实在在，从来没有彻底败下阵来，即便是在挫折之中，它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马修·阿诺德接着说：“看看大约30年以前震撼过牛津中心的那场伟大运动的过程吧，凡是读过纽曼博士《辩护书》（Apgloy）的人们都可以发现，这场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终赢得了胜利并泛滥开来。牛津运动则受到挫折，遭到了失败。我们的残兵败将流落四方。真所谓Quaeregiointerr1snostrinonplenalaboris.（世界上哪个地方不充满着我们悲哀的故事。）”
前些天，当我正在琢磨马修·阿诺德上述这些话的时候，看到了一份要为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报告。我得知，这份规划出自牛津。于是我擦擦眼睛，自言自语道：自从纽曼博士时代以来，世界、牛津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纽曼博士之牛津运动的目标，是反对“自由主义”。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进步”和“新学”。而眼下这场从牛津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则是要向中国输入西方观念。西方观念在中国，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意味着“进步”和“新学”。那么，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牛津情感，那种鼓舞和激励纽曼博士的牛津运动去反对自由主义、进步和新学的情感，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现在的牛津学者，已经找到了办法可以将牛津情感与进步、新学调和起来了吗？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调和是可能的。古人说得好，“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同时又供奉财神”。换言之，难道牛津的学者打着同春风得意的进步与新学事业结盟的旗号，就真能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帮助吗？在牛津和英格兰，高尚的人们自言自语道：“我们实在同情正在与进步和新学战斗的中国人，这种进步和新学使得他们变得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为了帮助他们更为有效地战斗并赢得胜利，我们将给他们提供武器。的确，这些武器都取自于进步和新学的武库，但是，我们却用追求美丽和优雅的牛津情感对之加以了调和，如果可能，用基督教那神圣的优雅和芳香来加以调剂就更好了。”
下面，我并不想对目前要在中国建立大学的规划提出什么意见或批评，我想给塞西尔（Cecil）勋爵及那些对这一大学规划感兴趣的人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大约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伟大运动的故事，它在许多方面，与纽曼博士领导的著名英国牛津运动故事如出一辙。我想，讲这一故事对于他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那场牛津运动的目标，也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洲观念。现在，新的牛津运动就要到来了，我相信，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将要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同现代欧洲的进步和新学观念战斗了。当此之时，回顾我们过去妁运动，可以总结经验。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如何失败。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新的外国盟友都将是有用的。我尤其有资格讲这一运动的故事，因为我有幸加入到牛津人的行列中参加了战斗。我们艰苦奋战了30年，然而现在我们的事业却几乎失败了——有些人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还有许多人则投降了。余下的所有人，现在都已流散到四面八方。
领导我参加战斗的首领，是已故的帝国大臣张之洞。当我两年前在北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获得更为宽容的投降条件。运动中，同样接受张之洞大人指挥，和我一道并肩战斗的战友梁敦彦，即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去年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向我下达了“各自逃命！”（Sauvequipeut！）的命令——我恐怕是我们的队伍中惟一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那反对进步和新学之现代欧洲观念的中国文明事业最终必将胜利的人。但现在，我孤身一人，像维吉尔所写故事中的英雄一样。那个英雄在特洛伊城被攻破之后，不得不四处流浪，起先，他是想在贪婪的色雷斯人中间寻个安身的地方。而我现在在上海，为了给我的家庭守护神和那个伟大的特洛伊守护神（Penatibusetmagnis）找个临时避难所和栖身之地，也不得不与黄浦江的污泥之龙（Muddragons）搏斗。寻遍整个上海地区，我都找不到一个英国人肯向我伸出救援之手，因为：“人人可管之事，也就是无人过问之事。”
我要讲的我们为中国文明事业拼死决战的故事，很长很长；它与我过去的生活紧密相关，并勾起我对倒下的战友、死去的亲人以及所有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悲哀故事——
但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们的故事，
想简要地听一听特洛伊的最后灾难，
尽管一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瑟缩哀痛，
那我还是开始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