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凡是在敌伪时期做过事的人当然要受到处分，不过虽有这个觉悟，而难望能够得到公平的处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目的是在于“劫收”，并不是为别的事情。我这里没有其它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皇砖和永明砖砚总算留下了。这是那年十二月六日的事，他们把我带到有名的炮局胡同的狱舍里，到第二年五月才用飞机送往南京，共总十二个人，最初住在老虎桥首都监狱的忠舍，随后又移至义舍，末了又移往东独居，这是一人一小间，就觉得很是不错了。这一直住到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廿六日，那时南京政府已经坍台了，这才叫我们保释出去，第三天到得上海，正是阴历的除夕了。
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第二年五月移居南京之后，原是普通监狱，分出一部分作为看守所，都属于司法部，便很有些旧时的风气了。忠舍为看守所的一部，在西北的一角里，东西相对各有五间房子，每房要住五个人，北面有一个小院子，关起门来倒也自成一个院落。住在里面的人，安定下来就开始募款，记不清那数目了，大约是每月三四十万吧，给他们做酬劳，——这叫做什么好呢？凡是在忠舍当差的人，自看守以至副所长都有所得，据说只有所长没有分润，这是我听说如此，详细也不知道。我们没有钱的也可以不出，反正忠合的住民里不缺少富翁，他们就负担下来了，例如有一位干瘪的老头子，年纪有七十多岁了，是盛宣怀的侄子，是统售鸦片烟的，上上下下都称他为“老太爷”，便是一例。因为如此，忠舍的管理比较缓和，往来出入可以自由，烟酒什么违禁物品也可输入，所里照例每月也有检查，但是都是预先知道，由担任“外役”的人先期收集了，隐藏在板屋的顶上，检查完毕再一一归还原主。当外役的都是那些短期拘禁的犯窃盗小罪的人，有一个姓沈的少年，却很有工夫，尝亲自表演，将看守身边的东西转眼掏到手里，有一回同了好些人上法院去，回来检查的时候，向会计课领了钱出去的人找不到余剩的钱，却发见在这人的身上了，明知道偷了也是没用，但看见有好机会便忍不住要技痒了吧。不过这事也有例外，有个剃头的却是杀人犯，我曾屡次叫他理发，问起他的事情，答说是因为斗殴，与同行的兄弟两人打架，两面均拿着家伙，结果是他打赢了，对方一死一伤，但是他却吃了官司，初判死刑，后来改处有期徒刑。其人并不凶悍，所以将头颅托付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可是叫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近末期，独居里边虽然报纸可以潜入，但是没有人要留心这些，最受欢迎的乃是《观察》周刊，它的战争通信真是犀利透彻，令人佩服。这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虽然它大吹大擂的装做胜利归来的样子，但人家看去终不像是真的政府，便是那在大行官的法院，和峨冠博带的法官，也总是做戏一般的予人以伪的感觉，这是很奇怪的也是实在的事情。即如它的最高法院对于我的声请判决，里边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忠舍大约住有一年的样子，起居虽然挤得很，却还能做一点工作，我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小棹子，翻译了一部英国劳斯（W.H.D.Rouse）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给了正中书局，没有出版，解放后经我重新译了，由文化生活社刊行，书名省作“希腊的神与英雄”了。此外又开始做些旧诗，就是我向来称它做打油诗的，不过这时不再作那七言律诗了，都是些七言绝句和五言古诗，那是道地的外道诗，七绝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则是学寒山子的，不过似乎更是疲赖一点罢了。计共有《忠舍杂诗》二十首，《往昔》五续三十首，《丙戌岁暮杂诗》十一首，这里除《忠舍杂诗》外都是五言古诗。丁亥（一九四七）七月移居东独居，稍得闲静，又得商人黄焕之出狱时送我的折叠炕桌，似乎条件尽够用功了，可是成绩不够好，通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一部王友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其次则是写诗，《丁亥暑中杂诗》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和集外的应酬和题画诗共约一百首。《儿童杂事诗》为七言绝句，最初因读英国利亚（Edward Lear）的诙谐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略师其意，写儿戏趁韵诗数章，迄不能就，唯留存三数首，衍为儿童生活及故事诗各二十四章，后又广为三编，得七十二章焉。三十七年一年中不曾作诗，是年一月廿七日曾题诗稿之末云：
但是这个伪朝廷却终于坍台了，仓皇解散一切的机关，我遂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廿六日离开了老虎桥，这也是很巧的，恰好正是写那篇蠛蠓诗的一周年，我于当日口占了一首，题目是“拟题壁”，可是实在却没有题，只是记在心里，到了二月八日这才把它记了下来。诗云：
“次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固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卸通敌叛国之罪责。”对于那篇《中国的思想问题》，可以看作“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或是“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这种武断罗织的话是本国人的公正法官所应该说的么？或者此乃是向来法官的口气也未可知，那么我只好以“作揖主义”对付之，说大人们这样说一定是不错的吧。
“寒暑多作诗，有似发寒热。间歇现紧张，一冷复一热。转眼寒冬来，已过大寒节。这回却不算，无言对风雪。中心有蕴藏，何能托笔舌。旧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说。时日既唐捐，纸墨亦可惜。据榻读尔雅，寄心在蠓蠛。”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这是赋而比也的打油诗，缺少温柔敦厚之致，那是没有法子的，但是比较丙戌（一九四六）六月所做的一首《骑驴》的诗，乃是送给傅斯年的，却是似乎还要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