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管窥之四》搁浅了一年有半，于廿六年（一九三七）六月十六日这才写成，——花了这些时候，究竟想出了什么结论来了呢？结论是有了，可是不能说好，但是此外也实在没有什么好说了。因为答案是一个不字，就是说日本人的国民性我们不能了解，结果是宣布日本研究小店就此关门，却也十分适当的。这篇文章虽发表出来，可是杂志就未能发行，也不曾收到文集里去，直至解放后有一年曹聚仁先生来北京看我，我把解放以前的旧稿给他看，承他携至香港，于去年春间把《乙酉文编》的第二分印了出来，距原作的年月差不多有二十四个年头了。
《管窥之四》继承上面的意思，从别的方面来求解说，那篇文章上有一节云：
这个我是不能懂，——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宗教我是不懂的，而这个缘故便出于宗教。在那篇文章里我说道：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似乎不是正当国家所可用的名词吧。
其五，白面吗啡事件。
其二，河北自治请愿事件。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
其一，藏本失踪事件。
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假如五十岚力的话是不错的，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点，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有点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来，预备写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能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很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
“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够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者，却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并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会，神舆中放着神体，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的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的一爪，非意识的动着。柳田氏在所著《世间与祭礼》第七节中有一段说得很好：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情感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特别的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得见了也并不一定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了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高举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这样说来，日本民族与中国人绝不相同的最特殊的文化是它的宗教信仰，而关于这个我们却是无从了解的，他们往往感情超过理性，因此如上边所举的例都是蛮不讲理，有时离奇狂暴近于发疯。外国有一句格言道，上帝要叫一个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这句话是不错的，希忒拉和德国的国社党是如此，日本的军阀也正是如此灭亡的。
我写了四篇《日本管窥》，将日本的国民性归结到宗教上去，而对于宗教自己觉得是没有缘分，因此无法了解，对于日本事情宣告关门不再说话了。但是此后我却又写了一篇，叫作“日本之再认识”，事实上是抄的“刊文”，乃是将《管窥之二》的关于日本衣食住与《之四》的后半接合，便是说从别的方面下手不能够了解日本，这须得由宗教入门，才可懂得，题云“再认识”即言前此的认识都是错的。那篇文章是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所作，其时华北已经沦陷，值日本所谓建国二千六百年纪念，特约作文，乃以此敷衍塞责，当时原说有美术品作报酬，经特别交涉，以不受报酬为条件，而所作文章采用与否也不计较，后来经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印为单行本，我自己也收在《药味集》里边，于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在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