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上说，“履霜，坚冰至”，言事变之来，其所从来者积渐久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从新华门“碰伤”事件发生以来，不到四年工夫，就有铁狮子胡同的三一八惨案，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到了第二年更是热闹了，在北京有张作霖的捕杀大学教授，上海有孙传芳的讨赤，不久各地有蒋介石的清党，杀人如麻，不可胜计。我因为困居北京，对于别处的事多是间接传闻，不很明了，现在只记载在北京所见闻的一点，主要的事是关于李守常先生的。
说到李守常，照普通说法应称李大钊先烈，但是因为称呼熟了，这样说还比较方便，称作烈士仿佛有点生疏。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东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而且校长学长室都在第二院，要隔一条街，也不便特别跑去。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记得有一回去访问的时候，不久吴弱男女士也进来了，吴女士谈起章行严家里的事情来，她说道：“周先生也不是外人，说也没有妨碍”，便说章家老辈很希望儿子出去做官，但是她总是反对，劝他不要加入政界。从这件事情看来，可以知道那些谈话之如何自由随便吧。平常《新青年》的编辑，向由陈独秀一人主持，（有一年曾经分六个人，各人分编一期，）不开什么编辑会议，只有一九一八年底，定议发刊《每周评论》的时候，在学长室开会，那时我也参加，一个人除分任写文章，每月捐助刊资数元，印了出来便等于白送给人的。在五四之后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为警厅所捕，《每周评论》由胡适之与守常两人来维持，可是意见不合，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警厅不来禁止，也有点维持不下去了。《每周评论》出了三十六期，我参与会议就只此一次，可是这情景我至今没有忘记。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讲演过一次，因为“少年中国”里许多人，我没有一个相识。说也奇怪，“少年中国”集合两极端的人物，有极左的便是共产主义者，也有极右的，记得后来分裂，组织国家主义团体的，即是这些人物。到了他加入共产党，中国局势也渐形紧张，我便很渐少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那时的孔德学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人所创办，教法比较新颖，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这里读书，守常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在内。那时我担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国文，守常的儿子就在我这班里，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末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但是一般还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课，有一个学生走来找我，说他已进了共产党，请我给他向李先生找点事办，想起来这个学生也实在太疏忽，到教员休息室来说这样的话，但是也想见到李葆华，叫他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知道，可是大约有一个月，却终于没有这机会。
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清明节的这天，那时称作植树节，学校都放假一日。是日我们几个人约齐了，同往海甸去找尹默的老兄士远，同时下一辈的在孔德的学生也往那里找他们的旧同学。这天守常的儿子也凑巧一同去，并且在海甸的沈家住下了，我们回到城里，看报大吃一惊，原来张作霖大元帅就在当日前夜下手，袭击苏联大使馆，将国共合作的人们一网打尽了。尹默赶紧打电话给他老兄，叫隐匿守常的儿子，暂勿进城，亦不可外出，这样的过了有两个星期。但是海甸的侦缉队就在士远家近旁，深感不便，尹默又对我说，叫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时候，顺便带他进城，住在我那里，还比较隐僻。我于次日便照办，让他住在从前爱罗先珂住过些时的三间小屋里，——这以后也有些人来住过，如女师大的郑德音，北大女生刘尊一等。可是到了次日我们看报，这天是四月二十九日，又是吃了一惊。守常已于前一日执行了死刑，报上大书特书，而且他和路友于张挹兰几个人照相，就登载在报上第一面。如何告诉他儿子知道呢，过一会儿他总是要过来看报的，这又使得我没有办法，便叫电话去请教尹默。他回答说就来，因为我们朋友里还是他会得想办法。尹默来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让他说话，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及济南事件发生，与孔德去的同学这才都退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