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大学里来，到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最初是讲欧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一九二二年至燕京大学担任现代文学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应沈尹默君去教孔德学校中学十年级的国文，即是初来北京时所坚决不肯担任的国文功课，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的。随后还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在大学课程纲要说明道：
“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本课即本斯意，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后有案语云：
“案成忍斋示子弟帖云，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为唐人之所必不能为，而唐人文则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为者矣。”第二年又增加了“佛经文学”，说明道：
“六朝时佛经翻译极盛，文亦多佳胜，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今拟选取数种，稍稍讲读，注意于译经之文学的价值，亦并可作古代翻译文学看也。”这时候几乎完全是转了业，可是芦沟桥的炮声起来，我的这一门外道的功课也终于开不成了。
但是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时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大约有十年的光景。中国过去在高等学校里都是英语当王，有的还用英语授课，北京大学才破天荒的加以改革，一切讲义都改用中文，至于外国语也不偏重英文，设立法德俄文诸系，我们也就想建立起日本文学系起来。可是这事不大容易，俄文系也是若有若无，时有时无的不稳定，何况日本文呢？经过好些商议和等待之后，在顾孟余任教务长的时代，乃叫我做筹备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那时我们预备在这系里教书的共有三人，即是张凤举，徐耀辰和我，其实我们三个人都不是研究日本文学的，张徐二君乃是学英文学的，是厨川白村的学生，我则原来是个打杂的，在人手缺少的时候劈柴挑担都可以来一手，至于专门技工实在没得。不过事情既然答应下来，也就只好由我们来分担了，两年的预科还只是语学的功课，这还可来得，等得到了两年完了，已是一九二七年了，这时张大元帅登了台，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旧日学制一律取消，就免除了我们不得不负荷的重担了。日文预科的几个毕业生也就星散，消纳在文法科各系，我只记得一个进了历史系，一个进了经济系了。但是京师大学的寿命并不久长，它只拖了一年，随即同大元帅同时坍了台了。我们当时便想卷土重来，国民党政府却用了封建思想的头脑把北京改名北平，北京大学也改作北平大学，北大的学生不答应，学校一时开不成，因此担误了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才恢复了日文预科。这时张凤举到欧洲留学去了，教员只剩了徐耀辰和我两人，预科学生共有三个，便这样的开了班，但是到了本科的时候，教员就不够分配了，于是去拉人来帮忙，请钱稻孙担任《万叶集》的和歌，傅仲涛担任近松的净琉璃戏曲，徐耀辰担任现代文学，我则搞些江户时代的小说，杂凑成一年的课程，四年间敷衍过去，本科就算完毕了。这第一班于一九三五年毕业，第二班毕业于一九三六年，共计二人，第三班毕业于一九三七年，也是二人，一总三班七个人，计共花费了十足的八年，做了这一件略成片段的事情，但是仔细回想，觉得也是没有什么意义。俗语有云，黄胖舂年糕，吃力弗讨好，正是极好的评语。乡间有一种病，称作“黄胖”，极似时行的所谓浮肿病，其人胖而黄，看来好像是很茁壮的人，就只是没有力气，而舂年糕又是格外要用力的工作，因为这里边多半是糯米粉，乃是很粘的，这里人与工作两相配合，真是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滑稽实在是十分可以佩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