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的启行也同癸卯（一九〇三）年秋天那一回差不多，有伴侣偕行，而且从绍兴直到日本，所以路上很是不寂寞。这同行的是什么人呢？这人乃是邵明之，名文镕，绍兴人留学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学造铁路，北海道是日本少数民族多须的虾夷聚居之地，多雪多熊，邵君面圆而黑，又多胡子，所以鲁迅送他一个日本绰号叫作“熊爷”。（日本语用一个“樣”字，加在名氏下面，用作称呼，不问身分高低，悉可通用，很是方便，犹如法文里的M一样。就是中国没有适宜的字，现在一般公用，例如税关邮局银行的通信，一律都是直呼姓名，未免太是简单。老实说来，那种称呼或者是封建遗风倒未可知，直截的叫法反是民主的，现在学生中间和一般社会通行，可以为证。但是也有应了年龄，加上一个老字或是小字的，例如说“老赵”或是“小钱”，或将老字加在姓的底下，表示尊敬，可见也有相同的表示，不过没有一个可以一切通用的称呼罢了。）平常鲁迅是很看不起学铁路的，虽然自己是矿路学堂的出身，因为那一班进岩仓铁道学校的速成班的，目的只是在赚钱，若是进高等专门的学习铁道，那自然是另眼相看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面，有一张插画，后边站着许寿裳和鲁迅，在许寿裳前面的即是邵明之其人，鲁迅前面的则是陈公侠，即是后来的陈仪，一时改为陈毅，民国以后这才恢复原名。在照相那时，可能是弘文学院刚毕业，开始分别进高等专门，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年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活动。其时邵君适值回乡，于是约定一同回日本去，那时候有邵君的友人张午楼也要同行，所以我们这一行总共有四个人，都是由绍兴出发，可是分作两批，约定在西兴会合，共乘小火轮拖船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由于邵君的主意，特别在后马路或是五马路的一家客栈里住下，这不是普通的客栈，乃是湖州丝业商人的专门住宿的地方，不过别人也可以住得，邵君不晓得以什么关系，得到了这一种的特权，现在却是忘记了。因为不是普通的客店，所以多少觉得清净，可是因为我们住客太不老实了，以致别的客人啧有烦言，这其实要怪我们的不好。那时我们几个人都年少气盛，难免自高自大，蔑视别人，因为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平常上厕所去总使用报纸，其实这是很不合卫生的一件事，尤其是犯人家的嫌恶，讨厌你亵渎字纸还是其次，第一是要连累他也犯了罪了。那客栈的住客于是联合抗议，表面上很是和平，说愿意供给上茅厕用的草纸，请勿用字纸，以免别人望而生畏。对于这种内刚而外柔的抗议，结果只好屈服了事，因为没法僵持下去，事实显然是我们理曲的。在这里大约也停留了三五天之久，因为一则要候买船票，二则我和张午楼都要剪去辫子。我的剪发很花工本，那时上海只有一个剃头匠，他有一把“轧剪”，能够轧平而不是剃光，轧发的工钱只要大洋一元，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剪下来的辫子是归他所有，由他去做成假发或假辫，又有二三元的进益。他寄住在一家什么小客栈里，顾客跑去请教，倒还相当便利清闲，张午楼为的贪图便利，只叫普通剃头匠一刮了事，虽然是省事，但是刮得精光像是一个和尚，一时长不起来，在日本去的船上很被人家所注目，却也是一种讨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