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别名实在也太多了，自从在书房的时候起，便种种的换花样，后来看见了还自惊讶，在那时有过这称号么，觉得很可笑的，不值得再来讲述了。现在只就和写文章有关系的略为说明，这便是所谓“笔名”，和普通一般的别名不同，是专用作文章的署名的。
我的最早的名字是个“魁”字，这个我已经说明过，原来乃是一个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一天里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检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也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字，只有木旁的一个魁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与那有名的桐城派大家刘大櫆一样。他的大名为什么也弄得这样怪里怪气的呢？这个理由，我也还没有机会查得清楚。总之我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有北斗星的关系的号——“星杓”，也不中意，还不如叫做槐寿的好，虽然木旁一个鬼字，但比较鬼在踢斗总要好得多了。后来因为应考，请求祖父改名，他命改为同音的“奎绶”，这仍旧不脱星宿的关系，而且“奎”又训作“两髀之间”，尤其是不大雅驯，但随后看见有名的坤伶，名字叫作“喜奎”，颇疑心是促狭的文人的作怪呢。奎绶云者，也不过是挂在前面的阔带子，即古代之所谓黻也。
离开南京学堂以后，所常用的笔名是一个“独应”，故典出在《庄子》里，不过是怎么一句话，那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是“仲密”，这是听了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以后才制定的，因为《说文》里说，周字从用口，训作“密也”，仲字则是说的排行。前者用于刘申叔所办的《天义报》，后来在《河南》杂志上做文章也用的是这个笔名，后者则用于《民报》，我在上边登载过用“仲密”名义所译的两篇文字，其一是斯谛普虐克的宣传小说《一文钱》，现在收入《域外小说集》中，其二是克罗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不过这登在第二十四期上，被日本政府禁止了，其后国民党（那时还是同盟会）在巴黎复刊《民报》，却另外编印第二十四期，并未将东京《民报》重新翻印，所以这篇文章也就从此不见天日了。
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又起号曰朴士，不过因为叫起来不响亮，不曾使用，那时鲁迅因为小名曰“张”，所以别号“弧孟”，我就照他的样子自号曰“起孟”。这个号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后来章太炎先生于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写一封信来，招我们去共学梵文，写作“豫哉启明兄”，我便从此改写启明，随后《语丝》上面的岂明，开明以及难明，也就从这里引伸出来了。
如今说话且退回去，讲那萍云女士吧。这萍云的号也只是那时别号之一，如日记上见着的什么不柯，天欷，顽石一样，不久也就废弃了吧。但是因为给《女子世界》做文章的关系，所以加上女士字样，至于萍云的文字大抵也只取其漂泊无定的意思罢了。碧罗是怎么来的呢，那已经忘记是什么用意，或者是“秋云如罗”的典故吧，或者只是临时想起，以后随即放下了也未可知。萍云的名字在《女子世界》还是用着，记得有一回抄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给它写了一篇《女祸传》，给女性发过一大通牢骚呢。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自己有过这种经验，便不会对于后辈青年同样的行为感到诧异与非难了。
其后翻译小说卖钱，觉得用笔名与真姓名都不大合适，于是又来用半真半假的名氏，这便是《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的周逴。当初只读半边字，认为从卓声，与“作”当是同音，却不晓得这读如“绰”，有点不合了，不过那也是无碍于事的。民国以来还有些别的笔名，不过那是另一段落的事了，现在这里姑且从略，——我只可惜不曾使用那“槐寿”的笔名，这其实是我所很喜欢的名字，很想把它来做真姓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