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南京才得一个月，却不料就生起重病来。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正逢礼拜，患了近似时症的病，当初昏不知人，样子十分沉重。学堂里的医官照例是不高明的，所以医药毫无效验，朋友们劝去住医院，那时这只有外国教会所开的医院，穷学生怎么住得起呢，承蒙同班的柯采卿自动的借给我六七块钱，侠畊从陆师赶来，雇车送我进了美国医院。这所医院设在鼓楼，大概创办人的名字是啤勃（Beebe）吧，一般的人都称它作“啤啤医院”。我是下午进院的，办好手续，交了饭费，大约这所住的是免费的一种吧，所以不记得要收住院费用。但是因此待遇也就特别的糟，我被放在一大间里，住有十多个病人，那时我还发着高热，睡在众人中间，好像是在长江轮船的散舱里，觉得骚扰不堪，这中间有一个腰腿不便的病人，在地上爬着行走，却特别显得活泼，一忽儿到这边床前说些话，一忽儿又跑到那边去了。这很令人想起多年不见的“孔乙己”来，但是孔乙己盘着腿在地上拖，两只手全是乌黑的泥，他的样子又十分颓唐，所以叫人感到一种怜悯，但这个瘸子却只令人发生厌恶之感罢了。这一天的夜里真是不好过，况且进院以后医生也没有来看过，我便在第二天决心搬出去，办好退院交涉之后，又要等厨房算还饭钱，麻烦了好半天这才算清楚了。但是回学堂来病仍是没有好，亏得别的朋友帮忙，这回是刘寿昆君招我到他的店里去住。他的底细我不知道，只晓得他是湖南人，暗中在做联络革命的工作，在贡院左近临时开了一家书店，收罗当时时务书以及禁书，以备来乡试的考先生们的愿者上钩，结果自然是像姜太公的一无所得。我的床便放在书架后面，有兴致时可以自己抽看，一面也听着买书人的说话，与站在柜台前无异。刘君应付着主顾，又隔日同我去找香山邓云溪看病，煎药煮稀饭，忙得要命，我也十分过意不去，一直住了十多天光景，病已渐见轻减，才回到学堂去，那时已是重阳前后了。这书架子后边的生活，我到后来还不能忘记，回想起来也很是有趣，但特别感到困难的，乃是大小便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临时小店中是没有便所的设备的。所以在那时候必须走出门去，而且走的相当的远，在一块空地里在人家的后墙下，找两块断砖来垫脚，构成急就的厕所，这在有病的人是相当吃力的。书店主人在医药饮食方面，都想得很周到，唯独对于这一件事觉得无能为力了。不过这种经验也是很难得的，我在南京这几年里头，在野地里拉屎，这也只是第一次哩。
我回到学堂里来，不意又生起病来了。这回却不是旧病重犯，乃是一种新的病，——我也不明白从前生的是什么病，这回的又是什么，这其间有没有因缘的关系，总之这回所患的病是两脚从膝盖以下都肿胀了，后来是连面部都显得浮肿起来。我因为不相信学堂的医官，所以也并不去请教他，只是由它拖着。这回好意的自动来给我帮助的，却不是我的朋友和同学，乃是学堂里的听差。他名叫刘贵，想来也是应付公家的姓名，是南京本地人，平日看他很是粗鲁，对我却相当关心，有一天午饭时他忽然拿来一个盘子，说这是乌鱼，用火煨熟，可以治水肿，只是要淡吃，一次吃完才好。我谢谢他的好意，如法的吃了，虽然病依然没有好，但他的意思总是很可感谢的。刘贵平时对头班的老爷们很不客气，如吃点心的时候问他要，他硬不肯给，说已经有人定下了，却拿来给我们。我和柯采卿同住在二十三号，离听差的房间不很远，但是我们不愿学头班那样，在自己房里大声叫嚷，所以总走到穿堂那里去叫，可是一叫就来了。他便是这样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回想到过去，自己受过人家的照顾很是不少，有的就此分散，连生死的消息也不知道，很觉得有点怅然，这两位刘君的事正是最早的一例了。
病既然没有好，赖在学堂里也不是办法，凑巧这时候椒生公被辞退了国文教习，正要回家去，就顺便带了我回绍兴了。这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于十月初三日抵家，请包越湖诊治。包越湖是诸暨县人，在“诸暨册局”应诊，我坐轿子隔日一去，轿钱来回只要两角，比较的还不算贵。到了十一月腿肿已经消了，左侧项上在耳朵背后忽然生了一个大疽，这地位既已不好，况且疖子在冬天发生，更不是寻常的事。这是第三种的毛病，不但苦痛，也很觉得危险，据说这名为“发际”，因为生在头发边沿的关系，特别有了名称，便是不好医治的证据。幸亏得南街的外科医李介甫给我开刀，加上“润子”，——这是一种纸捻，加药插入疮口，防止它的愈合，与现代的纱布有同样的效用，经过了月余的治疗，这才逐渐的好起来了。李介甫是三味书屋的同学李孝谐的父亲，也是大舅父怡堂的亲家，本来也是大家子弟，因为自己喜欢搞这一门，所以做了外科，否则外科地位很低，多少与剃头修脚相像，平常人是不肯干的。他到了晚年，称呼却仍是“李大少爷”，这可见是他初做外科时人家这样叫他，表示尊重，就一直沿用下来了。癸卯年底我差不多已经复原了，可以到大街去蹓跶，甲辰（一九〇四）年二月遂决行回学堂去，乃于初五日启行，初十日到了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