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评
程子曰：“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铄销，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时缺习善之功，长时又习于秽恶，则为学之要在变化其习染，而乃云“变化气质”，何也？
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 所历事皆不忘，乃不教之历事，何也？
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然，而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先生倡明道学，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废周公、孔子六艺而贵静坐读书，不几扑其升堂又食于堂乎？虽日挞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养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学古人而身见之？要之，孔门称古昔，程、朱两门亦称古昔，其所以称者则不同也。孔门是身作古人，故曰“吾从周”；二先生是让与古人，故曰“是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亦讲礼乐，其所以讲者则不同也。孔门是欲当前能此，故曰“礼乐君子不斯须去身”；二先生是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学时，已自知许多事了，至入大学时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于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 朱子叹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饮饥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学已知许多事，入大学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会”，“今人事上理会”之语，又与上文自相混乱矣。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致知穷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笃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合当理会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补填”三字，见之大快，下却云“难”，是朱子学教之误，其初只是畏难而苟安。
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说上段话？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之道，所以圣贤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闲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学之，岂不可惜！然愚于此二段，深幸存学之不获罪于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当不得小学，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古人教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即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乘除莫不主敬。故曰“执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或云“敬当不得小学”，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尝训其子曰：“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昏怠。出入趋步，务要凝重，不可僄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看杂书，恐分精力。早晚频自检点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佚放，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 先生为学得力处，备见训子一书，故详录之。充此气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门学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实学者自辨之。
问：“小学载乐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乐教之，乃是人执手提诲，到得大来，涵养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无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盖言者，心声也，故一言而觇其终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见者。如人问小学载乐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书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载之何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则平日讲学，亦不过使人知之而已，亦不过使人谓我知之而已。
因论小学曰：“古者教必以乐，后世不复然。”问：“此是作乐使之听，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会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国君备乐，士无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无时不备于前。” 言之亲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后世引路人，不作前圣接迹人。岂知历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说引路之言而圣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贤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说过，不济事。” 不知是自悔语，是责人语，但将“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便不似圣门“佩服躬行”旧传受。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东莱吕氏曰：“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乃余事。” 佳。 先生辈何为只作余事？
临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异处，欲其有让也而教之后长，因其良知良能而导之，而未及乎读诵也。教之数，教之方，教之日，与夫学书计，学幼仪，则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读诵也。弟子之职，曰孝，曰弟，曰谨，曰信，曰爱，曰亲，行之有余力而后学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庐叙古教法，两言非事读诵，又曰“今世童子，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厌夫读诵之习者。五季之余，武臣司政，民久不见儒生之治，世久不闻诗书之声。积废之极而气数一返，周、程、张、朱适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复出矣。此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坏不可救之祸，实伏于此。吴氏亦犹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觉至是，盖诵读之焰已毁而举世罔觉，又不容不露其几也。而吾所甚惧，正在此几也。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达而在上，则为三代，即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岂待秦政之时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
程子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误，兼亦误人。 真语。
古之学者，优柔餍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门，乃亦未见古人先后次序，不又作话说一场而已哉！
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 程子虽失圣门成法，而胸中所见犹实，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则又远矣。
问：“如何学可谓有得？”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诚意烛理。” 程、朱言学至肯綮处，若特避六艺、六府之学者，何也？如此段言“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可谓透宗语矣。下何不云，“得者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须默识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进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理义。古人所养处多，若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人都无；只有义理之养，人又不知求。 学之患莫大于以理义让古人做。程、朱动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无，不思我行之即有矣。虽古制不获尽传，只今日可得而知者尽习行之，亦自足以养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无不可追者乎！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
学贵乎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矣。 程子论学颇实，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传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试观程门，学成其业乎？用行其学乎？孔子摄相而鲁治，冉、樊为将而齐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龟山就征而金人入汴，谓之学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学者有三弊：溺于文辞，牵于训诂，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必求归于圣人之道矣。 可叹三弊误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净，故其流远而益差也。向尝谓程、朱与孔、孟各是一家，细勘之，程与朱亦各是一家。
张子曰：“在始学者，得一义须固执，从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兹愈远。”又曰：“但扫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合于礼。 张子以礼为重，习而行之以为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学而有先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既有意，便穿凿创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希不伤手也。” 所学既失其宗，又将古人成法说坏。试观大学之道，才言“明德”，即言“亲民”，焉得云无意于功业！且入学即是要作大匠，乌得谓之“代大匠斫”！仆教幼学道艺，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但不可有者，躁进干禄、非位谋政之心耳。”
上蔡谢氏曰：“学须是熟讲，学不讲，用尽工夫只是旧时人。‘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学之不讲”，是博学矣，又当审问、慎思、明辨以讲之。若非已学，将执何者以讲乎？今徒讲而不学，误矣！颜子工夫，真百世规范，舍是更无入路，无住宅。” 极是！
龟山杨氏曰：“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著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且如东汉之衰，处士逸人与名节之士，有闻当世者多矣；观其作处，责之以古圣贤之道，则略无毫发仿佛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无所闻故也。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学以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不知须是闻道。 诸先生自负闻道矣。愚以为责之以古圣贤之道，亦未尽仿佛也。即如先生当汴京垂亡之际，轻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见削夺荆公配飨，说道学话而已。
验之于心而不然，施之于行事而不顺，则非所谓经义。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仆谓为学者与此较则陋矣，何不与尧、舜、伊、周、孔、孟较！
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多识自不可废。博学乃只多读书乎？
颜渊‘请问其目’，学也；‘请事斯语’，则习矣。学而不习，徒学也。譬之学射而至于彀，则知所学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贯虱而县不绝，由是而求尽其妙，非习不能也。” 颜子“请问”，亦仍是问，未可谓之学；“请事斯语”，学也；“欲罢不能，进而不止”，乃习矣。龟山一字之误，未为甚差。但说学必宜习之理最透，而未见其习者，无他，习其所习，非孔门所谓习也。
延平李氏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真有所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 试观孔、孟曾有“静坐澄心，体认天理”等语否？然吾亦非谓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艺之学，即用此功于无事时亦无妨。但专用力于此，以为学问根本，而又以讲说为枝叶，则全误矣。
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不然，子贡何以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耶？” 何不思孔门群居终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闻”是何主意？乃动思过子贡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诸先生不免为“智者过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为学甚难，缘小学无人习得，如今却是从头起。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得道理在，大学只是推将开阔去。向来小时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个坯素相似。 余谓何难之有，只不为耳。即将艺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习之，艺之大者令子弟之长者习之，此是整饬身体，涵养性情实务。正心诚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诸先生只悬空说存养而不躬习其事，却说难，却说今日小学全失，无人习。如此而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皆虚而无据矣。然则岂惟小学废，大学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学也，注大学也，何为也哉！
读书如炼丹，初时烈火煅煞，然后渐渐慢火养，又如煮物，初时烈火煮了，却须慢火养。读书初勤敏著力，子细穷究，后来却须缓缓温寻，反复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贪多欲速，直须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论学只是论读书，但他处多入“理会道理”“穷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说。试看此处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盖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读书乃学中之一事，何为全副精神用在简策乎！
学者只是不为己，故日间此心安顿在义理上时少，安顿在闲事上时多，于义理却生，于闲事却熟。” 只因废失六艺，无以习熟义理，不由人不习熟闲事也。今若一复孔门之旧，不惟好色好货一切私欲无从参，博弈诗酒等自不为，即诵读、训诂、著述、文字等事亦自无暇。盖圣人知人不习义理便习闲事，所以就义理作用处制为六艺，使人日习熟之。若只在书本上觅义理，虽亦羁縻此心，不思别事，但放却书本，即无理会。若直静坐，劲使此心熟于义理，又是甚难，况亦依旧无用也。
或问：“为学如何做工夫？”曰：“不过是切己便的当。此事自有大纲，亦有节目云云。然亦须各有伦序。”问：“如何是伦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为先，此一件为后，此一件为大，此一件为小。随人所为，先其易者，阙其难者，将来难者亦自可理会。且如读书，二礼、春秋有制度之难明，本末之难见，且放下未要理会亦得；如诗、书，直是不可不先理会云云。圣贤言语，何曾误天下后世！人自学不至耳。” 或问“为学如何做工夫”，又问“如何是伦序”，皆最切之问。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说皮面语。大纲节目数语，尚可敷衍；至于“不是安排此一件为先，此一件为后，此一件为大，此一件为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习幼仪，某年学礼，何尝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后，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后”，大学又明言之矣。糊混几句，已又说归读书，读书又不教人理会制度等事，姑教避难取易。夫理会制度，已畏其难矣，况取其所谓制度者而身习之，身精之乎！此等语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见其弊而力非之。师望既高，信口说去，不自觉如此，却说“圣贤言语、何曾误天下后世”。夫圣贤言语，谁曾道误天下后世！其误天下后世者，乃是不从圣贤言语耳。夫“学而时习之”，是鲁论第一言，尚且不从，况其余乎？ 尝阅左传，至简子铸刑鼎，孔子叹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以为晋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盖其失不在刑书而在铸刑书于鼎。夫法度操于人，则民知范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时而出入轻重以为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懔王，一国懔君，一狱懔吏。士农工商罔敢愆于职中、逸于职外者，惟吾上是神是严也。而上下定矣，贵贱辨矣，贤德彰矣。今铭在鼎，则国人必将以鼎为依据，而不知受法于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执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见所尊，必将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业，故曰：“何以尊贵，何业之守”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嗟乎！简子但以刑书铸于鼎而孔子知其亡，况汉、宋之儒全以道法摹于书，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不贵才，而曰“宰相必用读书人”，不几以守鼎吏为政乎！其所亡又岂止一晋乎！是以至此极也。非孔子至圣，孰能见铸鼎之弊乎！吾愿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愿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