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濠谋逆时，王晋溪在本兵。时王阳明差南赣都御史，方赴任，至丰城闻变，即走吉安，与太守伍文定檄会袁州临江赣州四郡兵讨之。报至京师，人情汹汹，且外议籍籍，皆云阳明任数其去留不可必。晋溪力主其说，以为阳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将出师。时晋溪之婿侯莎亭为某部主事，入告晋溪曰：“外间人言若此，而老爷坚持此议，倘事有不测，则灭族之祸不远，不若别有处分以为身家计。”晋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无他，且其谋略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虑为。”既而阳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报捷。
方阳明先生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请旗牌以行，而晋溪即给以旗牌。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之方略已定。人疑阳明之去留者何耶？
王晋溪在本兵时，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势颇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闻，朝廷下兵部议。晋溪呼赍本人至兵部，大言数之曰，汤麻九不过一毛贼，只消本处差数十火夫缚之，此何足奏报？欲朝廷发兵，殊伤国体，此御史不职，考察即当论罢矣。赍本人回浙江，传说此语，一时皆以为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肯处分，岂置之度外耶？倘贼势蔓延猝不可扑灭，本兵甚为失策。贼人亦侦知此语，恣意劫略，不设提备。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差都御史许延光在浙江。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且授以方略。许公即命宪副彭姓者，潜提民兵数千余，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贼人方掳略回，相聚酣饮。兵适至，即时擒斩，无一人得脱者。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彼必负固拒命。淹顿日久，不但胜负未可必，纵胜而劳兵费财亦已甚矣。晋溪此举，盖不烦一旅不损一财，而地方寻定。谋之堂庙之上，而定难于数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谓折冲于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虏尝寇陕西，犯花马池。镇巡惶遽请兵策应，朝廷命九卿会议。时王晋溪为冢宰，王荆山宪在本兵。荆山以为必当发兵，不然恐失事。众皆不敢异同，独晋溪不肯画题，曰：“吾意以为兵不必发。我当别有一疏”，即题奏曰：“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防守颇严，虏必不能入。纵入亦不过掳略，彼处自足守御，不久当自退。若遣京军远涉边境，道路疲劳，未必可用。而沿途骚扰，害亦不细。倘至彼而虏已退，则徒劳往返耳。臣以为不发兵便。”然兵议实本兵主之，竟发六千人，命二游击将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报虏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张罗峰与晋溪相遇于朝堂。罗峰举手贺晋溪曰：“古人称老成谋国，公前日料敌如见，亦甚奇矣。”即于报捷本上票旨，赏晋溪四表里银二十两。吕沃洲曰：正尔人品或自不同，若论晋溪筹边之才，不知韩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过之否也？
王晋溪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命二指挥董其役。二指挥甚效力，边墙极坚，且功役亦不甚费。有羡余银二千余两，二指挥持以白晋溪。晋溪曰：“花马池一带城墙，实西北要害去处。汝能尽心了此一事，此琐琐之物何足问，即以赏汝。”后北虏犯边，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二人争先陷阵，一人竟死于敌。已上四事闻之吕沃洲。
余在南馆时，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谈西北事。一日言王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打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脔，尽撤去散与从官，虽众头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时东南适有倭寇，余与陆祠部五台相遇于舍弟家。祠部方有赞画之命，余举似之。余曰：“盖当时法网疏阔，故晋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闻总督有驰数皮箱银去者，不闻有人论之。”余曰：“此数皮箱之物未必尽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谁复言之。若如晋溪所为，则论者交至矣。但昔之当事者，损己之奉，以悦犯难之人。今之当事者，割犯难者之肉以饲权贵，尚何怪偾事之不旋踵耶？”
己巳之难，英宗既北狩，挞虏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恐敌之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者踵接于道，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州仓为之一空。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顾不惜耶。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矣。
武宗末年，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猝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于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乔白岩参赞南京机务时，方宁藩谋逆，声言取南京。兵已至安庆，而白岩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燕，兼以校奕。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以为意者。人以为一时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领边卒，躯干颀硕，膂力拳勇，皆西北劲兵也。白岩命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提督相期至校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趫，行走如飞，而北人麓坌。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胁肋，或触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时，江提督大为之沮丧。而所蓄异谋，亦已潜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时，乔白岩为参赞机务，寇天叙为应天府丞，时缺府尹。寇署印，太监王伟为内守备。三人者同谋协力，持正不挠。故保南京无虞，不然祸且不测矣。
寇亦山西人，与白岩同乡。躯体颀硕，搭眼微近视，每日带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应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来，寇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语，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又没钱粮，无可措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耳。”差人无可奈何，径去回话。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动，后亦不复来索矣。
王伟太监，是小时与武宗同读书者，时适为南京内守备。武宗呼为伴伴而不名，从小相狎，唯其言是听。遂得从中调护，故乔寇二公得行其志。是虽适然之会，亦可以占社稷灵长之福矣。武皇在牛首山经宿。江彬欲行异志，而山神震吼达曙，彬惧慑不敢举事。次日归抵聚宝门，时已深夜，江传旨开聚宝门迎驾，白岩坚闭不纳。是夜武皇宿于报恩寺，若白岩者，镇重不挠，真可谓以死卫社稷者矣。
江彬所领边卒，骄悍之极。行游市中，强买货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选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宫祗候，必命以自随。若遇此辈即与相搏，边卒大为所挫，后遂歙迹，亦所以折江彬之谋也。
武宗在南京行宫，诸司朝参。时景前溪为国子司业。景腹大而矮，几不能俯，颇失朝仪。江彬即大声问曰：第几班第几人是某衙门官？若司业亦是该拿人数。白岩即应声曰：“是南京国子监堂上官。”遂不拿问。盖出于白岩一时权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体。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武宗驾至推安，太守薛赟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纤皆索民间绢帛，两淮为之大扰。过扬州，蒋瑶为扬州太守，独不拆房，曰：“沿河非圣驾临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毁坏民居？有罪，知府自当之。”江彬传旨，要扬州报大户。蒋曰：“扬州止有四个大户，其一是两淮盐运司，其二是扬州府，其三是扬州钞关主事，其四是江都县。扬州百姓穷，别无大户。”江又传旨云：朝廷要选绣女。蒋曰：“扬州止有三个绣女。”江问今在何处，蒋曰：“民间并无。知府有亲女三人，朝廷必欲选时可以备数。”江语塞，其事遂寝。扬州安堵如故。后武宗驾崩，薛赟治罪。蒋累官至工部尚书。蒋是湖州人。
王阳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时武宗南幸，住跸留都。中官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以待圣驾亲征，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其事乃寝。
阳明自言：与宁藩战于鄱阳湖，部署已定。初亦不甚张，但罪人既得，而圣驾忽复巡游，上意叵测，为之目不交睫者数夕。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燕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若阳明持此挟之，则祸且不测。此之谓推赤心置人腹，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渐之时，既诛戮江彬，人心未定，国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谗邪交搆其间。稍有异同，则国事几殆。时杨石斋秉政，卒能缉睦宫闱，镇安中外，使虚宁数月，天下晏然。真可谓社稷之臣矣。古人谓天子门生，石斋成捧日之功，以议礼不合，无故而去，天下惜之。今上即位，赐谥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庙堂，可谓合万世之公矣。
石斋当武皇大渐之时，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一一口授。动中机宜，略无舛错。此真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
庚戌之事，赵大周力排和议，抗论于朝，言朝廷养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无人，岂祖宗立国之意哉？且何代无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义，谁敢不尽力效命？况虏人用兵，气之盛衰，视月盈缩。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则月渐亏，虏必退，宜不动以观其衅。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与之盟，则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议遂息。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当时果与之盟，则岁遣重使，输以岁币，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而召戎启衅，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今边衅不开，而国势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实功在社稷，然举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岂真所谓曲突徙薪者耶？
大周既论列于朝，继上疏陈三事。其一，开损军之令，盖祖宗之制，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即谓之失机，百姓虽尽为掳去亦所不论。故虏人一入内地，则兵将皆入保城堡，纵其剽略，而百姓遂为鱼肉，此最为失策者。开损军之令，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其二，录周尚文之功。周尚文，边将之有功而方论罪者。其三，释放杨爵杨继盛。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遂以此忤权贵。大周时为国子司业，即命带佥都御史职衔，赍银数万两出城赏军，又不给以敕印，实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请敕印，元宰衔恨不许。论辩既久，义颇正，不能夺，遂给敕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宁营，咸宁希中旨不肯收银，令大周遍历各营唱名给散。大周窘迫无计，是夜宿咸宁营中。至明旦，虏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于难，不然则立为齑粉矣。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后，在顺门上待捉。同年与同馆诸公无一人来视者。唯张瓯江陪坐竟日，商确言论皆侃侃可听。瓯江，罗峰子，以恩荫补官。此足以见罗峰立朝正色，而其遗范犹有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