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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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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上谕: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狂暴狠戾,气类相同。意见吻合,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其遗言绪论,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若严鸿逵,则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狂吠乎?兹择其悖逆之语、彰明较著者,一并宣示,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无父无君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迫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

  旨云:此等异事,古来甚多,况在口外,何足为奇。又云:“徐姓在燕,有仆妇发狂,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忽报朱三太子来,三人下阶迎之。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固索,乃允。约以某日发水始去。醒而言之。后几日,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计其日,则此妇所梦之日也。”

  又云:“江都邵穆布将死,如有所见,口呼‘惕斋先生,与我无预’者,月余而死。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有人在彼署中,见其死时如此。”

  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星星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

  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一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其色白,应主国丧,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

  又云:“予所戴六合一统帽,以拟四方平定巾,今士人仿效渐多,因阅《日知录》,乃知先朝已有是名,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

  又云:“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方圆点叉不一,或圈中有字。”

  又云:“徐孝先终身衣直领,戴孝头巾,言与先皇帝戴孝。”

  又云:“近日有雄鸡生卵,雌化为雄;又有犬产蛇鳖,胎生。”

  又云:“练市有沈开生名伦,不去发,白衣冠终其身。”

  又云:“河南有虾蟆食人异。奇哉!”

  【译文】皇上谕旨:浙江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竭力诬谤,悖逆已到极点。至于他的徒弟严鸿逵这人,性情狂暴狠戾,和他气类相同,意见完全一致,确实是吕留良的死党,他推尊吕留良的学说观点,全面讲述其遗著的主旨,并且进一步夸张发扬,作为吕留良论著的补充,他所说的话,有些甚至比吕留良说过的更加凶狠。这个吕留良身为本朝的秀才,却去攀附明朝的仪宾,自称是其后代,毫无理由地对我朝反咬一口,愤恨猖狂,已属于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于严鸿逵这人,则是生在今天的世界,是今天存在的人,自他的祖父起,已属本朝的百姓,吃的住的都是本朝恩赐,对他恩泽真是如天地一样高厚了。严鸿逵和明朝的关系,怎能扯上一点故君旧国的想法,而他在本朝,则实际上受到养育的恩德,又有什么可使他愤慨,又有什么可使他追忆,因而也敢学着吕留良一样狂吠呢?现在择录他悖逆的言论,说得比较露骨的话,一并揭示出来,以使中外臣民,都知道严鸿逵违背天理,无父无君的罪行,是无法逃匿于天地间的。他的日记里说:“在索伦(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这地方,正月初三日发生地裂,横五里长,纵三里长,起初飞起石块,后来又喷出火来,附近三十里内,居民悉数迁移逃避。”

  圣旨评说:“这种异常的事,古来发生很多,况且在关外边区,有什么值得奇怪?”

  他又记载说:“有个姓徐的,住在燕山一带,他家有个仆妇得了疯病。有一天晚上梦见三个贵官模样的人坐在大厅上。忽然有人来报告说朱三太子来了。三个人便走下台阶去迎接。只见一个人浑身血迹,愤怒地向这三个人要黑水三道,这三个人起初不应允,朱三太子坚决索要,三人才同意了,约定于某天把水发去。这仆妇醒来以后,把这梦告诉了别人。又停了几天,热河发生大洪水,淹死了满洲人两万多名。计算发水的日期,正是那仆妇梦见三个人答应发水的日期。”

  又说:“江都的邵穆布快要死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嘴里连声呼叫惕斋先生,这事和我关’,经一个多月才死去。当时这个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有人在邵穆布的衙门里,看见他死时就是这样。”

  又说:“十六日夜里月蚀,那时看见天上很多星星都动摇不定,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又有一些星星或飞或走,都朝东边去了。”

  又说:“往年七月初四日星星有变异,有一位钦天监的官员说:这个星星出在天沛垣,又走入天市垣;和它相应的地域是江南一带,预兆在几年以内,江浙一带会有兵灾起于民间。这星色白,预兆国家要发生大丧事,在本年内,这后一个说法已经应验(指太后去世)。”

  又说:“我所戴的‘六合一统帽’,可用它比‘四方平定巾’。今天的百姓仿效这种帽子的人逐渐多起来。因而查了一下《日知录》,才知道明朝时已有这个名称,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就像在说‘六合一统’这样的话。”

  又说:“燕地(今北京一带)的人,家门头上都用红土画个圈,画的方圆点叉都不一样,有的则在圈里写上一个字。”

  又说:“徐孝先一辈子穿直领衣衫,头上戴着孝巾,说是给先皇帝戴孝。”

  又说:“近来有雄鸡生蛋,母鸡变成雄鸡的事;又有狗生下蛇和鳖,都是胎生。”

  又说:“练市有个沈伦字开生的人,不去头发,穿白衣戴白帽终身。”

  又说:“河南发生有虾蟆吃人的异事。真可怪呀!”

  【原文】

  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已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此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此已经屡见,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本地相传,皆言自土中拥出者,历年已久,无从考索。是以其地名九墩,与新出之石,凡十矣。其傍远迫山顶,亦有烈焰者,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是以有“从前甚多”之谕旨。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水发一事,口外重山叠嶂,五六月间大雨时行,凡涧溪悉成巨浸,行旅时为阻滞,然雨止,则一二时即退。热河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山之水皆从此出,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

  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实所习见,不以为异。而扈从之官兵,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皆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以生平所未见,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以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以至沉溺者数人。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在隔河山麓,有守水官兵,凛尊法度,水至不敢移徙跬步,亦至沉溺二三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何其妄诞至于此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及起蛟之事。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严鸿逵岂不闻之乎?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且热河之地,五方贸易之人毕集,而佣工力作者,多系山东山西之民。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有此理乎?乃托之梦幻,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

  【译文】

  凡是这些荒唐叛逆的话,自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六年(公元一)这段时间所记载的,已经不胜枚举,其中只有索伦地方地下喷出石头和火是实有的事。这是因为当地气脉的原因致成这样,过去已经屡次发生,现在还存在着九座石堆为证。本地人传说,都说这九堆石头,都从地底涌出来的,经历年代已经很久,无法考证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地名就叫九墩,加上新出的石堆,已经有十个了。这些石堆旁边的山顶,也能喷出火焰。这事圣祖皇帝很清楚,所以才有“这事以前很多”的谕旨。而严鸿逵却拿这些来当成讽刺的讥笑我朝出现灾异的材料。

  至于热河发生洪水这事,是因为长城外群山层叠。五六月间下大雨时,凡是溪涧,都成为大湖,旅行的人常常受到阻滞。但雨停后,不过一二个时辰,水就可退走。热河地方群山环抱,中间只有一道河流,每当雨水稍大的时候,群山的河流都是从这河流出,所以往往会产生决堤的事件。康熙四十八年(公元)六月,大雨下了一天一夜,当时附近的行宫一带,地处高冈,只有隔岸山脚下有些地方被水淹没。本地居民住得久了,常常见到这种情况,并不以为奇。而护卫皇上的官兵,也都知道雨停后水势便会减退,所以都安稳不动。惟有那此临时来做工的工匠等,因为生平没见过这种情况,以致惊慌失措,个别愚蠢的人便编造了木筏,以为可以顺流逃走,遂发生有木筏触碰山石而解体的事,以致落水溺死数人。

  此外,圣祖仁皇帝御用的水井,在隔河的山脚,有看守水井的官兵,严格遵守法度,洪水到来时,也不敢移动半步,因而也落水淹死二三个人。这时诸皇子中,正轮到朕去恭问圣祖安康,随从的官兵有二三百人,就驻扎在洪水暴发的地方,因为军令约束很严,没有一个人随便走避;等到水退以后,都安然无恙,也没有一个人落水。可是严鸿逵却说淹死二万余人,为什么要荒唐捏造到这种地步!江苏、浙江等地,时常有山洪暴发,和发蛟的事情,动不动地会冲没村庄几百户人,严鸿逵难道没听说过吗?为什么独独把热河的发水当成上天降罚的异事。况且热河这地方,各地来做生意的人密集,而来打工出卖劳力的人,大都是山东山西的百姓,而严鸿逵却说只淹死满族人,能有这道理吗?至于假托梦境,捏造朱三太子索要黑水等话,更不知严鸿逵肚里生的是什么肺肠。

  【原文】

  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多言桀犬吠尧,吠非其主,以自卸其罪。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经百年有余,按之天时,稽之人事,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非严鸿逵之主也,明矣。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且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既私自著述,造为妖罔嵘,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以掩其奸顽。浙俗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日记有云:“传之得炳仪字,仍嘱劝驾。有‘尧舜在上,不可徒事高隐’之语。予笑谓尧舜在上,独不可下放巢由耶。”

  又云:“总宪又有面奏,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势不得辞云云。然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

  其大言藐抗,即已若此。乃日记又云:“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

  又云:“敬卿欲往江宁,作致双亭字,又寄冬之字。”

  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则妄附巢由之洗耳,至欲以死力拒、视朝廷如儿戏,待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亲如同气,辗转游扬,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恣意横行,扰乱纲常,震世骇俗,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贻祸后世,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嫉,且获罪于圣祖皇帝,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译文】

  自古以来谩骂诽谤朝廷的,大都用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个典故,来推卸自己的罪责。然而严鸿逵生在今天的世上,是当今的百姓,明朝灭亡已经很久了,而我朝建国有一百多年了,从天时上,人间关系上来说,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都不能说是严鸿逵的主人。如果这样,为什么他要托心给遥远的并不是他主人的人,反转过来狂咬自己的像神尧一样的主人呢?而且他遂意捏造谎言,好乱乐祸,在全国升平宁静的时候,他却盼望动乱打起仗来;像圣祖这样给百姓带来的盛大恩泽和天神一样,他却要肆意污蔑;对于今天的百姓安乐,物产丰隆,他却要朝夕咒诅。他这种种丧心病狂的攻击,都是拾吕留良的唾余,而且更加上一些无影捏造,这难道不是凶残成性,万死也有余辜的逆贼吗?而且他既然私自著述了不少攻击我朝圣祖的文字,捏造不少妖妄言论;而又在表面上装成迂腐安分的态度,用以掩盖他的奸险顽固。浙江一带轻浮的读书人,为他摇唇鼓舌吹捧,使他得到一些虚名,以至朝廷内有的官员竟然要举荐他参加编修《明史》。他也因此而自鸣得意,用激烈傲慢的手段来拒绝征召。他在日记里说:“传之得到炳仪的来信,仍是托传之劝我应召参加修《明史》,信中有‘现在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不可老是做高人隐士’等话。我笑着说,既然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难道不可以放过巢父和许由吗。”

  又说:“总督又面奏,并嘱咐易斋,让惟怀写信给我,劝我去就职,这种形势下是辞不掉的’等话。但我的主意已定。宁死也要拒绝去干这事。”

  他口出大言,藐视和拒抗朝廷,既然已到这种地步,而其在日记中又说:“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说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他那里讲学,学者都称他为蒲潭先生。以前因为读了吕留良著的《四书讲义》,才抛弃秀才不做。”

  又说:“敬卿打算去江宁(今南京),给双亭写了封信,又给冬之写了封信。”

  由于朕下旨要求纂修《明史》,并寻找一些有学问而隐居未仕的学者参加,因而有官员举荐了他。他却狂妄地自比作巢父,许由的洗耳,甚至要以死来力拒,把朝廷看成儿戏,把征召的文书看成无用废物。而对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逆的人,却不断书信往来,同类相聚,虽则远在数千里以外,也呼吸相应,亲密如同兄弟,辗转交纳,招纳同党于国内,显然是打算图谋不轨,恣意横行。其扰乱纲常伦理的作为真是惊世骇俗,真是从来没有人凶狠狡猾到这种极点的。像这样悖逆叛乱的人,煽动蛊惑民心,把祸害带给后世,是王法所不能容许的,神鬼和人民都对他们憎恨的。而且他罪行涉及攻击圣祖皇帝,和吕留良一伙党恶共济,他的罪行真是死有余辜。严鸿逵应当怎样治罪处理,命令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有关科道,开会迅速议定,奏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