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尝观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于昏瞑之夕，至于白昼皎然，则无能为也。且韦皋守蜀二十余年，其材智机权，过于王、孟远矣，止欲求兼两川节钺，而不能得。刘辟惑术士之言，自谓才过项羽，不数月就槛车之缚，盖是时朝廷清明，刑政修举，贤智在位，纪纲整葺，彼虽欲不臣，势不能为也。使皋、辟在五代时，其为恶必有过于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当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尽喜中国之有圣人，而庄宗总制失驭，中外继叛。蒲禹卿恸哭曰：“观天下事势如此，蜀人岂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尔！”洎知祥入蜀之后，明宗颇以蜀人为疑，凡高赀有力者，尽令东徙。张丕立叹曰：“蜀中之叛，非蜀人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为也。”其言盖有激而云尔。善乎田龙游之论曰：“僭伪之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赭袍，改僚佐为卿相，改前驱为警跸，改妻妾为后妃，何如常称成都尹，永无灭族之祸耶！”兹可谓药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孙述辈，最为久远，其间善恶之迹，亦可为世之鉴戒。然编录者，如《耆旧传》、《鉴戒录》、《野人闲话》之类，皆本末颠倒，鄙俗无取。真宗时，知制诰路公振修《九国书》，有前蜀、后蜀世家、列传，然而烦简失当，尚多疏略。如张扶、冯涓、张士乔、段融、蒲禹卿、张云、陈及、田淳之徒谏诤章疏，皆有益于世教，尽弃而不录，此观者所以惜其有未备也！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三十六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二卷。其间事实未显，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粮、蒲骚之类，各为解其失误。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名曰《蜀杌》，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云耳。张唐英汝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