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讨乱贼，则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锡瑞案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徒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两引子之言，尤可据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春秋大义，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义窃取，是春秋微言，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亦见于公羊昭十二年传，大同小异，足见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赵岐注孟子两处皆用公羊素王之说，朱子注引胡传，亦与公羊素王说合，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胡传曰，无其位而南面之权，此与素王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赵岐汉人，其时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无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时公羊久成绝学，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国春秋传，朱子亦不深信，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传为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非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说，群怪聚骂，并赵岐注亦多诟病，而朱注引胡传，则尊信不敢议，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亦与公羊拨乱功成太平瑞应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之甚明
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预曰，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鲁易见象与鲁春秋，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镇瑞案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周礼虽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预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义曰，今案周礼竟无凡例，是孔颖达已疑其说，特以疏不注，不得不强为傅会耳，正义又曰，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孔说，则杜预以前，如贾逵服虔诸儒说左氏者，亦未尝以凡例为周公作，盖谓邱明既作传，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无新例旧例之别也，至杜预乃专据韩宣疑似之文，盖翻前人成案，以左氏传发凡五十，为周公旧例，周衰史乱，多违周公之旧，仲尼稍加刊正，余皆仍旧不改，其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变例少，若此则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时学校，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以生民未有之圣人，不得专享太牢之祭，上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谬说启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绝大事业，大有关系文字，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钞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钞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陆淳春秋纂例，杜预之说曰，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曰，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案陆淳所引后一条，即左氏所谓礼经，杜预所谓常例，陆诘明快，不知杜预何以解之，袒杜预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与陆氏第二条说同。
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
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朱子称仲舒为醇儒，然则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醇矣，史记儒林列传曰，言春秋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宏亦颇受焉，锡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学何人，而与胡毋同为孝景博士，则年辈必相若，胡毋师公羊寿，董子或亦师公羊寿，何休解诂序谓略依胡毋生条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太史公但云公孙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汉书儒林传于胡毋生云，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云同业，则必非受业，戴宏序郑君六论，皆无传授之说，未可为据，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诂与董书义多同，则胡毋董生之学，本属一家，胡毋书不传，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尚存，国朝儒臣复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讹缺不可读者，今粗得通，圣人之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未可疑为非常异义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冠，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敞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不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人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春秋拨乱反正，道在别嫌明微，学者知春秋近于法家，不知春秋通于礼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乱臣贼子，不知春秋之礼，足以禁未然之乱臣贼子，自汉以后，有用春秋之法，如诛意，如无将，而引经义以断狱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礼，别嫌疑，明是非，而明经义以拨乱者也，若宋孙复尊王发微，狭隘酷烈，至谓春秋有贬无褒，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岂知春秋者乎，董子尝作春作决事，弟子吕步舒等以春秋颛断于外，而其言礼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学，当时见之施行者，特其粗粗，而其精者并未尝见之施行也，然则世但知汉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济其酷，致后人为公羊诟病，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汉时已以为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学不行，后人并疑其书而不信，试观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辞险语否，何必惊为非常异义乎。
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据其说足知古时二帝三王本无一定
何氏文谥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三乎九旨，尤为闳大，文谥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内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说亦无大异，而三科之义，已见董子之书，楚庄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张三世之义，王道篇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异外内之义，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这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于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存三统之义，锡瑞案存三统尤为世所骇怪，不知此是古时通礼，并非春秋创举，以董子书推之，古王者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又推其前五代为五帝，封其后以小国，又推其前为九皇，封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则为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则有继周而王者，当封殷周为二王后，改号夏禹为帝，春秋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当封夏之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封周之后为二王后，故曰绌周，此本推迁之次应然，春秋存三统，实原于古制，逮汉以后，不更循此推迁之次，人但习见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为一定之号，于是尚书不传舜乃称王，解者不得其说，周礼先后郑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证明，盖古义之湮晦久矣，晋王接，宋苏轼陈振孙，皆疑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以何休为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公羊传虽无明文，董子与胡毋生同时，其著书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必是先师口传大义，据其书可知古时五帝三王，并无一定，犹亲庙之祧迁，后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说，学者试取董书三代改制质文篇，深思而熟读之，乃知春秋损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纤悉具备，诚非空言义理者所能解也。
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张三世之义，明见于公羊传，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诂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与董子书略同，皆以三世为孔子之三世，据此是知春秋是孔子之书，张三世之义，虽比存三统异外内为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张三世之义，而春秋书法详略远近，皆不得其解矣，张三世有二说，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即为所见之世，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颜氏分张二公而使两属，何劭公以为任意，二说小异，而以三世为孔子三世则同，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隐元羊解诂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锡瑞案春秋有攘夷之义，有不攘夷之义，以攘夷为春秋义者，但见宣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攒函，解诂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孙侨如等会吴于钟离，传有曷为殊会吴外吴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闻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见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晋侯执戎曼子赤归于楚，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外内无异，是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时世界程度，尚未进于太平，夷狄亦未进化，引而内之，恐其侵扰，故夫子称齐桓管仲之功，有被发左衽之惧，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国，而特笔褒予之，然则以春秋为攘夷，圣人非无此意，特是升平主义，而非太平主义，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拨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异外内，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于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以渐至平天下，进化有先后，书法有详略，其理本极平常，且春秋时夷狄，非真夷狄也，吴，仲雍之后，越，夏少康之后，楚，文王师鬻熊之后，而姜戎是四兵裔胄，白狄鲜虞是姬姓，皆非异种异族，特以某先未与会盟，中国摈之比于戎狄，故春秋有七等进退之义，公羊庄十三年传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设此七等，以进退当时之诸侯，韩文公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中国夷狄之称，初无一定，宣十二年传曰，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与中国为礼，至必阝之战，偏然反之，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是进退无常，可见春秋立辞之变，定四年传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吴入楚，传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是进退甚速，可见春秋立义之精，皆以今之所谓文明野蛮，为褒贬予夺之义，后人不明此旨，徒严种族之辨，于是同异竞争之祸烈矣，盖于春秋义，而实与春秋义不甚合也。
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义，董何皆明言之，而后世疑之者，因误以素王属孔子，杜预左传集解序曰，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邱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论也，正义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封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太史子余欢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邱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锡瑞案据杜孔之说，则，春秋素王，非独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贾逵亦言之，至杜预始疑非通论，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谓非通论，试以孔疏解素为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预序云，会成五羲，垂法将来，其与素王立法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惟六论之自号素王，颇有可疑，郑君语质，不加别白，不必以辞害意，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释文于左传序素王字云，至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然则素王之王，古读为王天下之王，并不解为王号之王，孔子非自称素王，即此可证，若邱明自称素臣，尤为无理，邱明尊孔子，称弟子可矣，何必称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说所自出，盖左传家窃取公羊素王之说，张大肫明以配孔子，乃造为此言耳，汉人又多言春秋为汉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后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邱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据此则春秋为汉制法，说出纬书，何氏解诂于哀十四年云，木绝火王，制作道备，血书端门，明引春秋纬演孔图，史晨韩敕诸碑，亦多引之，东平王苍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汉制法，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孔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仲任发明春秋义甚畅，而史公董子书，未有春秋为汉制法之说，故后人不信，欧阳修讥汉儒为狭陋云，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即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谓春秋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阳所见，何拘阂之甚乎，汉尊谶纬，称为内学，郑康成何劭公生于其时，不能不从时尚，后人议何氏解诂，不应引演孔图之文，试观左氏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明云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据孔疏足见汉时见气，不引谶纬不足以尊经，而左氏家擅增传文，公羊冢但存其说于注，而未敢增传，相提并论，可氏之罪，不比贾逵等犹可末灭乎。
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年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辞文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锡瑞案此二条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传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据鲁亲周故殷，则知公羊家存三统之义古矣，云有贬损，有笔削，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之义非矣，云垂空文，当一王之法，则知素王改制之义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义，本为改法而设，后人疑孔子不应称王，不知素王本属春秋，淮南子以春秋当一代，而不属孔子，疑孔子不应改制，不知孔子无改制之权，而不妨为改制之言，所谓改制者，犹令人之言变法耳，法积久而必变，有志之士，世不见用，莫不著书立说，思以其所欲变之法，传于后世，望其实行，自周秦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诸公皆然，亭林日知录明云，立言不为一时，船山黄书噩梦，读者未尝疑其僭妄，何独于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或疑孔子自言从周，何得变周从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从时王之制，至于著书立说，不妨损益前代颜子问为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损益四代之明证，郑君解王制与周礼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证以爵三等岁三田，皆与公羊义合，此春秋从殷之明证，正如今人生于大清，衣冠礼节，必遵时制，若著书言法政，则不妨出入，或谓宜从古制，或谓宜采西法，圣人制法，虽非后学所敢妄拟，然自来著书者莫不知是，特读者习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胜，当救之以质，当时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见及之，春秋从殷之质，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娄，与公羊齐学同，而言礼多从殷，中庸疏引赵商问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奠殡哭师之处，皆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而云吾从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鲁与诸侯皆用周之礼法，非专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鲁衣逢掖之衣，何必纯用之，儒行疏案曲礼云，去国三世，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防叔奔鲁，至孔子五世，应用鲁冠，而犹著殷章甫冠者，以丘为制法之主，故有异于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礼，不与寻常同也，且曲礼从新国之法，谓礼仪法用，未必衣服尽从也，案郑孔所言，足解从殷之惑，惟衣冠礼法是一类，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华可以相礼，两楹奠殡哭师于寝，盖当时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后王，可自为制法之主耳，谓春秋皆本鲁史旧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谓春秋皆用周时旧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
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惟汉人知春秋为汉定道，为能实行斯义，姑举数事证之，公羊之义大一统，路温舒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公羊之义，立子以贵不以长，光武诏曰，春秋立子以贵不以长，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公羊之义，子以母贵，公孙瓒罪状袁绍曰，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无虚退之心，公羊之义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汉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义，天子尝娶于纪，故封之百里，恩泽侯表，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应劭曰，春秋天子将纳后于纪，纪本子爵也，故先褒为侯，言王者不娶于小国，公羊之义，子尊不加于父母，郑玄伏后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礼，及皇后在离宫，拜如子礼，公羊之义，昏礼不称主人，不称母，母不通也，杜邺曰，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公羊之义，褒仪父，贬无骇，李固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公羊之义，三公之职号，尊名也，翟方进曰，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公羊之义，昭公出奔，国当绝，匡衡曰，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公羊之义，善善及子孙，成帝封丙吉孙诏曰，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义也，公羊之义，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陈忠曰，先圣人缘人情以著其节，制报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公羊之义，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御史大夫张汤劾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以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公羊之义讥世卿，乐恢曰，世卿持禄，春秋所戒，公羊之义，原情定罪，霍曰，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公羊之义，入臣无将，胶西王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公羊之义，三年一，五年一，张纯曰，春秋传曰，大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朝会，始为祭，公羊之义，未逾年君不书葬，周举曰，北乡立，未逾载，年号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公羊之义，讥逆祀，质帝诏曰，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公羊之义，不书闰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公羊之义，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章帝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公羊之义通三统，刘向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皆见于两汉书者，更以汉碑考之，巴郡太守张纳碑云，正始顺元用公羊五始之义，处士严发残碑云，盖孔子作春秋，褒仪甫目，中缺，塞利欲之，成阳令唐扶颂云，通天三统，杨孟文石门颂云，春秋记异，安平相孙根碑云，仲伯拨乱，蔡即祭字，足谲权，卫尉卿方碑云，存亡继绝，樊毅修华岳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讥，郎中郭君碑云，为人后者为之子，皆本公羊，足见汉时公羊通行，故能知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之义，非止用之以决狱也，胡安国曰，武宣之世，时君信重其书，学士大夫诵说，用以断狱决事，虽万目未张，而大纲克正，过于春秋之时，其效亦可见矣。
论梁在春秋之后曾见公羊之书所谓一传即公羊传
郑君释废疾曰，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讳见读，而传为三时田，作传有先后虽异，不足以断梁也，郑君言春秋改制之义极精，故郑云，公羊善于谶，而以公羊之出在梁后，则未知所据，释文序录云，公羊高受之于子夏，梁赤乃后代传闻，陈澧曰，释文序录之言是也，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帅伐于余邱，公羊云，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梁云，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刘原父权衡云，此似晚见公羊之说而附益之，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八年无骇卒，梁传皆两说，刘氏亦以为梁见公羊之书，而窃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证者，交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入，何以卒，许嫁矣，梁云，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此所谓其一传，明是公羊传矣，宣十五年初税亩，冬彖生，梁云，彖非灾也，其曰彖，非税亩之灾也，此梁公羊之说也，公羊以为宣公税亩，应是而有天灾，梁以为不然，古曰，非灾也，其以为天灾也，又云，其曰彖，非税亩之灾也，其以为应税亩而有此灾，其在公羊之后，更无疑矣，公羊梁二传同者，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云成公意，梁云成公志，郑伯克段于鄢，皆云杀之，如此者不可枚举矣，僖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云，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梁云，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此更句句相同，盖梁以公羊之说是，而录取之也，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为平正者以此也，锡瑞案以梁晚出，曾见公羊之书，刘原父已言之，陈氏推衍尤晰，治梁者必谓梁早出，观此可以悟矣，晁说之曰，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氏又因诸儒而博辨之，申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晁氏以为梁监省左氏公羊，与陈氏所见同，不知陈氏见晁说否，晁以范氏是非为公，则宋重通学，不守专门之见也。
论公羊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
子夏传公羊高，至四世孙寿，乃著竹帛，戴宏所言当得其实，梁则有数说，且有四名，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应劭风俗通云，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汉书文志颜注云，名喜，而论衡案书篇，又云梁，岂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孙父子相传，非一人乎，名赤见新论为最先，故后人多从之，而据新论，后左氏百余年，年代不能与子夏相接，而与秦孝公同时颇合，四库提要曰，其传则士勋疏称梁子名ㄈ，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梁即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梁子曰，传既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者著于竹帛，则不可考耳，锡瑞案杨疏云，梁传孙卿去子夏甚远，梁如受经于子夏，不得亲传孙卿，以传为传其学者所作，极是，非独公二传，即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故其传有后人附益，且及左氏后事，若必以为左氏自作，反为后人所疑，赵匡郑樵遂以为左氏非邱明，是六国时有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公传大概皆同，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罗璧识遗云，公羊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案邾娄为邹勃为披之类，两音虽可合为一字，越绝书云，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词自署邹，古人著书，亦有自隐其姓名者，而二子为经作传，要不应自隐其姓，至谓公羊梁，高赤外不见有此姓，则尤不然，礼记檀弓明云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何得谓公羊高外，不见公羊姓乎，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从子夏受经，古读明如芒，诗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为韵，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说虽未见其必然，而据礼记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梁，皆卜商转音，更无所据。
论梁废兴及三传分别
史记儒林传曰，瑕邱江生为梁春秋，自公孙宏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汉书儒林传曰，瑕邱江公，受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宏本为公羊学，此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梁，由是梁之学大盛，故范宁论之曰，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是汉时不独左氏与公羊争胜，梁亦尝与公羊争胜，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学大兴，宣帝好梁，而梁之学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孙宏齐人，而袒齐学之公羊，韦贤鲁人，而袒鲁学之梁，非出乡曲之私见乎，据汉书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周庆丁姓皆为博士，申章昌亦为博士，赞曰，孝宣世复立梁春秋，则梁在前汉尝立学官，有博士，而后汉十四博士，止有公羊严颜二家而无梁，则梁虽暂立于宣帝时，至后汉仍不立，犹左氏虽暂立于平帝与光武时，至其后仍不立也，后汉贾逵传云，后汉贾逵传云，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此四经虽行于世，而不立学，观左氏毛诗古文尚书，终汉世不立学，梁春秋可知。熹平石经止有公羊无梁，然则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郑樵曰，儒林传学公羊者凡九家，而以梁名家，独无其人，此所谓师说久微也，无论瑕邱江公，即尹胡申章房氏之学，今亦无有存者，仅存者惟范氏集解，而集解所引，亦惟同时江徐及兄弟子侄诸人，古义沦亡，无可探索，求如公羊大师董子犹传繁露一书，胡毋生条例犹存于解诂者，渺不可得，今其条理略可寻者，明月日例而已，综而论之，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大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
论春秋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始于范宁而实始于郑君
何休解诂，专主公羊，杜预集解，独宗左氏，虽义有拘窒，必曲为解说，盖专门之学如是，惟范宁范字武子其名当为宁武子之宁，梁集解，于三传皆加贬辞，曰，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为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锡瑞案范氏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开唐啖赵陆之先声，，异汉儒专门之学派，盖经学至此一变，而其变非自范氏始，郑君从第五元先习公羊，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针膏起废，兼主左氏梁，尝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梁善于经，己为兼采三传之嚆矢，盖解礼兼采三禄，始于郑君，解春秋兼采三传，亦始于郑君矣，晋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滕亲受，此用刘歆之说，无不精究，邱明撰所闻为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以为暂立最是，时刘向父子，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订正，是以三传并行，荀崧在东晋初，请立公羊梁博士，观其持论，三传并重，亦在范氏之前，范氏并诋三传乖违，惟左氏兵谏丧娶二条，何氏膏肓，己先斥之，诚为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若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是尊无二上之义，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敌怨不在后嗣之义，皆非不可通者，范解梁，不以为是，故序先及之，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乃春秋借事明义之旨，祭仲夫必知权，而借以为行权之义，仲废君由迫胁，并非谋篡，范以为神器，水免深文，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春秋质家本有母以子贵之义，董子繁三代改制文篇，言之甚明，范氏主梁，妾母不得称夫人，义虽正大，然是文家义，不合于春秋质家，刘逢禄治公羊，乃于此条必从梁，以汨公羊之义，是犹未曙于质家文家之别也。
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时之不用，造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锡瑞案董子引孔子之言，与孟子引孔子之方言，皆春秋之要旨，极可信据，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后人亦多称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书，亦止是载之空言，如何说是见之行事，即后世能实行春秋之法，见之行事，亦非孔子所及见，何以见其深切著明，此二语看似寻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于公羊借事明义之旨，方能解之，盖所谓见之行事，谓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贬之义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损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则其意不可见，即专著一书，说明立法之意如何，变法之意如何，仍是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使人易晓，犹今之大清律，必引旧案以为比例，然后办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当时之事，以明褒贬之义，即褒贬之义，以为后来之法，如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者，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空言而未能徵实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公羊之义，谓其所称祭仲齐襄之类，如何与事不合，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李仁甫曰，细数之，尚减一千四百二十八字，与王氏学林云万六千五百余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
春秋借事明义，且非独祭仲数事而已也，存三统，张三世，亦当以借事明义解之，然后可通，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于隐公始，即借之以为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于哀公告终，即借之以为太平世，故论春秋时世之渐衰，春秋初年，王迹犹存，及其中叶，已不逮春秋之初，至于定哀，乎流入战国矣，而论春秋三世之大义，春秋始于拨乱，即借隐桓庄闵僖为拨乱世，中于升平，即借文宣成襄为升平世，终于太平，即借昭定哀为太平世，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其义与时事正相反，盖春秋本据乱而作，孔子欲明驯致太平之义，故借十二公之行事，为进化之程度，以示后人治拨乱之世应如何，治升平之世应如何，太平之世应如何，义本假借，与事不相比附，公羊疏注，至所见之世者治太平，云当尔之时，实非太平，但春秋之义，若治之太平于昭定哀也，犹如文宣成襄之世，实非升平，但春秋之义，而见治之升平，然疏之解此，亦甚明矣，昧者乃引当时之事，讥其不合，不知孔子生于昭定哀世，岂不知其为治为乱，公羊家明云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亦非不知其为治为乱也，盖子以春秋成为天下一治，黜周王鲁，亦是假借，公羊疏引问曰，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案长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答曰，春秋藉位于鲁，以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周王之号，不退为公，何以为不正名，何以为不顺言乎，贾逵所疑疏已解之，左传疏引刘炫难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即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王改元，是妄说也，锡瑞案刘炫习见后世诸侯改元之事，不知何氏明言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王鲁，故得改元，王非真，故虽得改元，不得改正朔，此等疑义，皆甚易解，后之疑公羊与董何者，大率皆如贾逵刘炫之说，不知义本假，而误执为实事，是以所见拘滞，刘逢禄释三科例曰，且春秋之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哉，郊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雠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郐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逆，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不免于春秋之贬黜者，多矣，何尝真王鲁哉，刘氏谓黜周王鲁，非真，正明其为假借之义，陈澧乃诋之曰，言黜周王鲁非真，然则春秋作伪欤，不知为假借，而疑为作伪，盖春秋是专门之学，陈氏于春秋非专门，不足以知圣人微言也。
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
董子曰，其旨数千，即孟子所引其义则丘窃取者，以春秋万六千余字，而其旨以千数，则必有两义并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相成者，自非专门之学，则但其显而不见其隐，知其浅而不知其深，圣人之书，广大精微，仁者见仁，知得其一解，已足立义，亦无背于圣人之旨也，特患习于所见，而蔽所不见，但见其义之显而浅者，而于其义之隐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诳而不信，或目扼腕以争之，则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义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据事直，书而论者，以为止于据事直书，且必非止惩恶劝善，而论者，以为止于惩恶劝善，微言大义，既已ウ而不章，宋儒孙复胡安国之徒，其解春秋又专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义，而义不止于尊王，有攘夷之义，而义不止于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鲁之义，似相反矣，而春秋为后王立法，必不专崇当代之王，似相反，实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进至于爵之义，似相反矣，而圣人欲天下大同，必渐推渐广，远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曰，王者无敌，莫敢当也，疏云，春秋之义，鲁为王，而使旧王无敌者，见任为王，宁可会夺，正可时时内鲁见义而已，陈澧遂据此传，谓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此疏正可以黜周之说，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鲁，不夺旧王，是春秋尊王之义，与王鲁之义，本可并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孟子召陵，公羊传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贴荆，以此为王者之事，解诂曰，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为之，故云尔，后人多据此传，以为春秋攘夷之证，不知解诂明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僖公当所传闻世，而渐近于所闻，故有合于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若至所见世，夷无可据，是春秋攘夷之义，与夷狄进至于爵之义，本是两意相成也，综而言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圣人作春秋，因王灵不振，夷狄交横，尊王攘夷，是现世主义，不得不然者也，而王灵不振，不得不为后王立法，夷狄交横，不能不思用夏变夷，为后王立法，非可之子虚乌有，故王于鲁以见义，思用夏变夷，非可限以种族不同，故进至于爵而后止，此未来主义，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义，惟公羊董何能发明，今为一语道破，亦实寻常易解，并无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不治公羊，则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寻常之义，亦骇怪以为非常矣。
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之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如王莽者，多方掩饰，穷极诈伪，以盖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马炎者，妄禅让，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萧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为人所误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弑，犹畏人言，归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谋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孙，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尽泯灭，亦由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故或迟之久而后发，或迟之又久而卒不敢发，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终不能坦怀而自安，如萧衍见吴均作史，书其助萧道成篡逆，遂怒而摈吴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遂怒而族灭孝孺，其怒也，即其惧也，盖虽不惧国法，而不能不惧公论也，或曰，桓温尝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贻臭万年，彼自甘贻臭者，又岂能惧清议，曰，桓温虽有此言，亦止敢行废立，而未敢行篡弑，正由惧清议之故，且彼自知贻臭，，则已有清议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动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独臣子于君父，不得计是非曲直，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春秋弑君三十六，而弑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κ，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贾，被弑三人，皆兼君父，许止进药而杀，非真弑者，而春秋以弑书，蔡侯淫而不父，祸由自取，楚子轻于废立，机泄致祸，春秋亦以弑书，盖君父虽有过愆，臣子无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于君父，不当论是非曲直，亦不当分别有道无道，臣子既犯弑逆之罪，即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虽其人有恩惠于民，有功劳于国，亦不当称道其小善，而纵舍其大恶，春秋时如齐之陈氏，未尝无恩惠于民，晋之赵盾，亦未尝无功劳于国，而经一概书弑，不使乱臣贼子，有所藉口，正如后世曹操刘之类，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论者不为末减也，至于但书弑君，而不书弑君为何人，盖由所据旧史，未有明文，圣人以为既无主名，自难擅自人罪，虽有传闻，未可据以增加，不若阙之为愈，此正罪疑惟轻，与不知盖阙之义，若弑君称君君无道之例，与春秋大义反对，必非圣人作经之旨，杜预奸言诬圣，先儒已加正，学者不当更扬其波，使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
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书及，褒其皆殉君难，公羊传曰，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何贤乎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书法，公羊同一褒辞，足以发明大义，左氏序事之书，本不传义，故不加褒，亦不加贬，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语今讥刺，此林黄中所以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增入也，杜预乃有书名罪之之例，释例曰，孔父为国政，则取怨于民，治其家，则无闺闱之教，身先见杀，祸遂及君，既无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贼，又死无忠事，晋之荀息期欲复言，本无大节，先儒皆随加善例，又为不安，孔疏曰，公羊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书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传称握节以死，故书其官，又宋人杀其大夫，传以为无罪不书名，今孔父之死，传无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为名，言若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等，锡瑞案大夫书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为司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郑公子嘉字子孔可证，父通甫，汉碑称孔甫宋甫可证，甫者，男子之美称，岂有以父与甫为名者乎，禄父兹父，非单名父，不称齐侯父宋公父也，颖达曲徇杜预，而毒詈其远祖，岂自忘其为孔氏子孙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处，不谓之邪说不可也，陈澧谓孔疏缕数百言，尤所谓锻炼深文，不知孔颖达何以恶其先世孔父，至于如此，锡瑞案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长，其恶恶也短，有一定之褒贬，三大夫之书及，所谓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书弑，所谓一字之贬，圣人以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虽有小过，如左氏所书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弑君，即是大恶，虽有小功，如左氏所书赵盾之事，亦不足道，盖宅心甚恕，而立法甚严也，春秋之法，弑君者于经不复见，以为其人本应伏诛，虽未伏诛，而削其名不再见经，即与已伏诛等，赵盾弑君所以复见者，以其罪在不讨贼，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春秋之法，弑君贼不讨不书葬，以为君父之仇未报，不瞑目于地下，虽葬与不葬等，许止弑君未讨而君书葬，以其罪在误用药，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是亦立法严而宅心恕也，欧阳修谓赵盾弑君，必不止不讨贼，许止弑君，必不止不尝药，以三传为皆不足信，不知如三传之说，于赵盾见忠臣之至，于许止见孝子之至，未尝不情真罪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未尝不词严义正，而欧阳修等必不信传，孙复曰，称国以弑者，国之人皆不赦也，然则有王者作，将比一国之人而诛之乎，虽欲严春秋诛乱贼之防，而未免过当矣。
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
胡安国进春秋传表曰，仲尼制春秋之义，见诸行事，垂训方来，虽祖述宪章，上循尧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创治，不袭虞夏商周之迹，盖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与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鄙我周邦，与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纪事之例，至春秋则凡庆瑞符，礼文常事，皆削而不书，而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悉书之以示后世，使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肃之意，乃史传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积善成德，上下与天地同流，自家刑国，措之天下，则麟凤在郊，龟龙游沼，其道亦可驯致之也，故始于隐公，终于获麟，而以天道终焉，比于关雎之应，而能事毕矣，锡瑞案胡氏此论，深得春秋改制驯致太平之义，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圣人盖有深意存焉，绝笔获麟，公羊以为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之事，则是灾异，并非祥瑞，若以麟至为太平瑞应，比于麟趾之应关雎，则又别是一义，胡氏引此以责难于君，非前后矛盾也，困学纪闻曰，春秋三书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星孛东方，哀十三年冬，在于越入吴之后，十三年夏，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后，庄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阂元年，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文十三年，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为祥，释氏之炽，以恒星不见为证，盖有俑者矣，案此亦得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之旨，书灾异，所以示人儆惧，不书祥瑞，所以杜人觊觎，困学纪闻前说以为天人相应，此示人儆惧之意也，后说以为后人附益，此杜人觊觎之意也，左氏好言祥异占验，故范宁以为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毕筮仕于晋之类，又或出于附益，而非左氏之旧，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犹洪范五行传与齐诗，非诗书大义所关也。
论获麟公羊与左氏说不同而皆可通郑君已疏通之
臧琳曰，杜元凯春秋左氏传序，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正义曰，据杜云左传及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二句何本无，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无，是有成文也，左传及梁，则无明文，案孔舒元未详何时人，儒林传及六论皆无之，隋志有公羊春秋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据用，则为古本可知矣，锡瑞案臧氏据孔疏以证公羊逸文，能发人所未发，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决，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晋书儒林传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中兴初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亦见刘知几史通，见书论，衍虽晋人，其年辈在杜预后，杜所据用非必衍书，或杜所见公羊与衍所据本同，汉时公羊有严颜二家，何劭公据颜氏，故少数语，杜预孔衍盖据严氏，故多数语，郑君注礼笺诗，引公羊与何本不同，如作放，登来作登戾，野留作鄙留，祠兵作治兵，大瘠作大渍，已蹙作已戚，使之将作使之将兵，群公禀作群公慊，为周公主作为周公后，仡然从乎赵盾作疑然从于赵盾，考工记注引子家驹曰，天子僭天，何本无之，皆严氏春秋也，获麟有数说，异义，公羊说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备备当为作字之误，春秋，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陈钦说麟西方毛，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许慎谨案云，议郎尹更始刘更生等议，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则不得为瑞以应孔子，至玄之闻也，以下郑，洪范五事，二曰言，言作从，从作又，又治也，言于五行属金，孔子时周道衰亡，已有圣德无所施用，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故应以金兽性仁之瑞，贱者获之，则知将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见，则于周将亡，事势然也，兴者为瑞，亡者为灾，其道则然，何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说密也，案如郑君之义，则公羊左氏可通，兴者为瑞，亡者为灾，所见明通，并无拘阂，据孔舒元引公羊传，麟至为孔子作春秋，与左氏家贾逵服虔颍容为孔子修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见左传正义引，本无异义，惟杜预苟异先儒，以为感麟而作，则与左氏义违，又不取称吾道穷之文，则与公羊又异，杜预以为孔子春秋钞录旧文，全无关系，故为瑞为灾之说，皆彼所不取也。
论春秋本鲁史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
孔颖达曰，春秋之名，经无所见，惟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封晋悼公云，羊舌习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郑樵曰，今汲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西东周六百年事，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诸如此类，皆鲁史记东迁已后事，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谓春秋之名，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谓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或谓春获麟，秋成书，公羊正义解获麟云，谓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预所谓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得之，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见史通，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皆曰春秋，盖当时时述作之流，于正史外，各记其书，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观其篇第，本无年月，与错举春秋以为所记之名则异矣，锡瑞案郑氏之说，多本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刘氏云，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亦引国语左传之文，则春秋自是旧名，非夫子始创，或谓春获麟，秋成书，虽出公羊家说，而与传引不春秋之文不合，或谓赏刑褒贬，说亦近凿，当以杜预云错举四时为是，晏吕之书，非错举四时，而亦名春秋，当时百国春秋具存，其体例或亦有所本，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公羊疏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问曰，若然，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今经止有五十余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国乎，答曰，其初求也，实得百二十国宝书，但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可以戎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则弃而不录，是故止得六十国也，苏轼春秋列国图说曰，春秋之国，见于经传者，总一百二十四国，鲁，晋，楚，齐，秦，吴，越，宋，卫，郑，陈，蔡，邾，曹，许，莒，杞，滕，薛，小邾，息，随虞，北燕，纪，巴，邓，成阝，徐，郐，芮，胡，南燕，州，梁，荀，贾，凡，祭，宿，禹阝，原，夔，舒，鸠，滑，郯，黄，罗，邢，魏，霍，郜，叟阝，瞒，向，Τ，阳，韩，舒，庸，焦，杨，夷，申，密，耿，麇，莱，弦，顿，沈，，谭，舒，云阝，白狄，赖，肥，鼓，戎，唐，潞，江，郧，权，道，柏，贰，轸，绞，蓼，六，遂，崇，戴，冀，蛮，温，厉，项，项氏，介，巢，卢，根，牟，无终，郝，姒，蓐，狄，房，鲜，卢，陆浑，桐，若阝，于，余邱，须句，颛臾，任，葛，萧，牟，专阝，极，章阝，蛮夷戎狄，不在其间，苏氏云，百二十四国，正合百二十国宝书之数，公羊疏但据经言，止得其半，苏氏兼据左氏传，乃得其全，于余邱章阝之类，公羊以为邑，左氏以为国故知苏扰左氏，惟苏氏计数，亦有疏失，云百二十四国，今数之止百二十一国，二虢及齐所迁之阳，楚所灭之庸，皆失数，传言毛聃雍邗应蒋茅胙，亦不列入，沈姒蓐黄在北，沈胡江黄在南，当有二沈二黄，止列其一，云蛮夷戎狄不在其间，又有叟阝瞒白狄肥鼓戎蛮潞狄无终鲜虞陆浑诸国，此皆夷蛮戎狄，未必有宝书，当去诸国，而以所漏列者补之，数虽稍赢，计其整数，亦与百二十国合也。
论汉志春秋古经即左氏经左氏经长于二传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班氏无注，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梁为今文，称古经则共知其为左氏矣，左氏经传本各单行，故别有左氏传，汉志经十一卷班氏注云，公羊梁二家，沈钦韩曰，二家合闵公于庄公，故十一卷，彼师当缘闵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锡瑞案何氏说是也，沈专主左氏，故不以何为然，汉志左氏传三十卷，班氏注云，左邱明鲁太史，案说文叙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论衡曰，左传三十篇，出恭王壁中，二说不同，班氏无明文，似不信此二说，汉志公羊传十一卷注云，公羊齐人，汉志梁传十一卷注云，梁子鲁人，不别出公二家之经，马端临云，公羊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搀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后，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案汉熹平石经，公羊隐公一段，直载传文而无经文是公羊经传亦自别行，不如马氏之言，孔疏云，邱明作传与经别行，公羊梁莫不皆然，是公羊梁左氏之经传，皆自别行，左氏经传，至杜预始合之，公经传，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汉志所列古经，即是左氏之经，马氏不知，乃云春秋古经，虽汉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又云，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于是取其已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案三传与经皆别行，而后人合之，马氏乃以为汉人于三传中，取出经文，不知何据，马氏所云先儒，似指朱子所刻春秋经，李焘所定春秋古经而言，然不得谓之汉以来，其立说不分明，皆由不知汉志之古经即是左氏经也，四库提要曰，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经也，谨案左氏经长于二传，详见侯康春秋古经说，然则春秋经文，三传不同，如蔑昧眉阝微之类，专据左氏可也，而君氏尹氏之类，仍当分别观之。
论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传指左传疏引严氏春秋不可信引刘向别录亦不可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锡瑞案史公生于刘歆未出之前，其说最为近古，班氏生于左氏盛行之后，其说信而有徵，史公以邱明为鲁君子，别出于七十子之外，则左氏不在弟子之例，不传春秋可知，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而左氏特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左氏未得口授可知，班氏云，汉初学左氏者，惟传训故，则其初不传微言大义可知，云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由是备章句义理，则刘歆以前，未尝引传解经，亦无章句义理可知，据马班两家之说，则汉博士谓左邱明不传春秋，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必是实事而非诬妄，左传疏据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案沈氏谓陈沈文阿，严氏春秋久成绝学，未必陈时尚存，汉博士治春秋者，惟严颜两家，严氏若有明文，博士无缘不知，如左氏传与春秋经相表里，何以有邱明不传春秋之言，刘歆博极群书，又何不引严氏春秋以博士，则沈引严氏春秋必伪，其不可信者一也，左传疏引刘向别录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陆德明经典释文略同，盖皆本于别录，案左氏传授，史汉皆无明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而张苍贾谊张敞传，皆不云传左氏春秋，故范升以为师徒相传无其人，若如别录传授源流，若此彰灼，范升何得以此抵左氏，陈元又何不引以转抵范升，盖如释妄，谓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汉书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是唐人已知之而明辨之矣。
论赵匡郑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传文实有后人附益
刘歆以为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始以作传之左氏，为论语之邱明，汉博士惟争左邱明不传春秋，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未尝深辨，其后桓谭班固以至啖助，皆同刘歆说，无异议，赵匡始辨之曰，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邱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诬谬实繁，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其书不传，叶梦得疑传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郑樵六经奥论辨之尤力，曰，左氏终纪韩魏知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若以为邱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邱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说而称帝王子孙，案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之运，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案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殿将以公乘马而归，案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当作楚，此误，其为雄辨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传无邱明字，不可考，真知言欤，朱子亦谓左传有纵横意思，不腊是秦时文字二条，盖本郑樵，锡瑞宁史记张守节正义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则以不腊为秦时文字，固未可据，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即子家子谓公以一乘入于鲁师之意，一乘仍是车乘，亦未可据为乘马之证，传及知伯或后人续增，不更庶长子类，或亦后人改窜，左氏一书，实有增窜之处，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刘炫孔颖达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五年传，上天降灾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服杜及唐定本皆无，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王应麟曰，八世之后，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及季札闻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传中盛称魏绛魏舒之类，为吴起附益以媚魏者，陈澧以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可见凡例未必尽是，而传文亦有后人所附益，刘逢禄以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唐宋人已有此疑矣。
论贾逵奏左氏义长于公羊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言多诬妄
然汉书贾逵传，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レ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李贤注，左传宋人执郑祭仲曰，不立突将死，祭仲许之，遂出昭公而立厉公，杜预注云，祭仲之如宋，非会非聘，见诱被拘，废长立少，故书名罪之，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之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知权奈何，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左传纪季以阝入于齐，纪侯大去其国，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乃背兄归雠，书以讥之，公羊传曰，纪委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何贤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请后立庙以存姑姊妹，左传楚平王将杀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员曰，来，吾免而父，尚谓员曰，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子胥奔吴，遂以吴师入郢，卒复父雠，公羊传曰，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许子胥复仇，是不深父也，左传曰，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不可灭已，是以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公羊传冬黑肱以滥来奔，文何以无邾娄，通滥也，曷为通滥，贤者子孙宜有地，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锡瑞案春秋大义在诛乱臣贼子，贾逵以义深君父为重，自是正论，而所举数事，则无一合者，公羊释经者也，经书祭仲纪季字而不名，故以为贤，书黑肱不加邾娄，故以为通滥，左氏纪事不释经者也，序祭仲事，与公羊略同，而未加断语，杜预乃执大夫书名之例，以祭仲书名为有罪，左氏明云祭封人仲足，又屡举郑祭足，是名足字仲甚明，岂有以伯仲叔季为名者乎，左氏曰，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则纪季入齐，是受兄命，亦与公羊略同，贾责以背兄归雠，左氏有此说乎，左氏序予胥亦未加断语，而斗辛有君讨臣谁敢雠之之言，忠孝不能两全，二人各行其是，若如贾逵之说，正可以左氏载斗辛语为不深父矣，公羊借子胥明复仇之义，谓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是泛言人子应复仇不应复仇之通义，子胥之父，以忠获罪，正不受诛应复仇者，公羊未尝不许子胥复仇，贾逵乃不引其上句举事合者，而引其下句不与事合者，妄断为不深父，不犹胥吏之舞文乎，叔术事左氏不载，可不必论，何休解诂序谓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贾逵春秋左氏长义二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者，今佚不存，其所レ三十事，亦不可考，而如所引祭仲纪季伍子胥事，皆不足为左氏深君父，公羊任权变之证，公羊于祭仲之外，未尝言权，逵乃以缘隙奋笔之私心，逞舞文弄法之谬论，欲抑公羊而莫能抑，欲伸左氏而莫能伸，乃必以为左氏义长，而此三事左氏止纪实，而未尝发义，不知其长者安在，逵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以难公羊，上欺其君，而下欺后世，东汉之治古学贵文章者，大率类此，惜李育何休，未能一一之。
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
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袒左氏者，或不谓然，试以春秋经及左氏传证之，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疏曰，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邱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说，言下以明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解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锡瑞案刘氏以为刘歆改窜传文，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传不解经，则杜孔极袒左氏者，亦不能为之辨，杜序明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孔疏云，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传，实始于杜，非始贾逵，刘氏说犹未，刘氏考证，又举隐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阙，所书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九年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一年证曰，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证曰，是年文亦阙，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文盖阙，庄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每于年终分析晋事，附益之迹甚明，盖左氏旧文之体，如春秋前则云惠之二十四度，获麟，以后则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亦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元年证曰，是年文阙，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晋出晋乘楚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言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王接谓传不主为经发，确有所不见，以刘氏考证为左验，学者可以悄然无疑，刘逢禄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近人有刘氏者，皆强说不足据。
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一之说
张杓曰，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纪事，昔之传春秋者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今所传惟左公，公依经立传，经所不书，更不发义，故康成谓梁善于经，王接亦曰，公羊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此而例之训诂之传，犹或可也，若左氏之书，据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则曰左氏春秋而言传，据严彭祖引观周篇之文，则言为传与春秋相表里，而不言是释经，据卢氏植王氏接，则谓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为经发，据高氏贺氏循，则并目之为史，是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故汉左氏传与春秋分行，至杜元凯作集传，始割传附经，妄生义例，谓传或先经以纪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一似左氏此书，专为解经义者，独不思经止哀十六年，而传则终于二十七年，如依杜说，此十有一年之传，为先后何经，依错何经耶，甚矣其惑也，后儒不察，乃反依据杜本妄议左氏之书，唐权德与谓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宋王谓左氏贪惑异说，于圣人微旨疏略明，何异孙谓左氏疏于义理，理不胜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传附经，谓左氏专为释经而作，有以启之也，昔人谓三传作而春秋微，余亦谓杜注行而左传隐，锡瑞案史记云，左氏春秋，汉志云，左氏传，近人据博士说，左邱明不传春秋，以汉志称传为沿刘歆之误，此独分别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以左传为载记之传，其说亦通，南齐书陆澄传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据此则服子慎知经传有别，故但释传而不释经，贾景伯则经传并释，杜从贾，不从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后服杜并行，卒主杜而废服，盖以杜解不经，服解无经之故，不知经传分行，实古法也，刘安世曰，公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未尝言之，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据此，则左氏经传，当各自为书，宋人已见及之，可为刘逢禄先路之导。
论杜预解左氏始别异先儒尽弃二传不得以杜预之说为孔子春秋之义
杜预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邱明之传，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邱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以去异端，盖邱明之志也，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疏曰，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邱明，公关梁，及毛公韩婴之为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外，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锡瑞案据杜孔之说，杜之集解，异于先儒者有数事，古者经自经，传自传，汉熹平石经，公羊有传无经是其证，杜乃分经附传，取便学者览，此异于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经，先儒多引公二传以释经义，汉儒家法，尚无臆说，杜乃尽弃二传，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如以周公为旧例，孔子为新例是，此异于先儒者二也，郑注周礼，先引杜郑，韦注国语，明徵贾唐，言必称先，不敢掠美，杜乃空举刘贾许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异于先儒者三也，杜解不举所出，刘与许颍之说尽亡，贾服二家，尚存崖略，杜举四家而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于此辈，其说非是，南北分立时代，江南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则服子慎当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则服注盛行可知，据世说新语云，郑君作左氏传注未成，以与子慎，则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北方诸儒徐明传服注，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诸人，卫冀隆申报难杜，刘炫作春秋述义，攻昧规过，以规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则崔灵恩申服难杜，虞僧诞又申杜难服以灵恩，秦道静亦申杜以卫冀隆，杜预玄孙坦与弟骥为青州刺史，故齐地多习杜义，盖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宗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如刘炫以申杜是，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正如元明以来，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国一家，当时所谓经义实安国之传义，盖舍经求传，而春秋之义晦，舍传求注，而春秋之义更晦矣。
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
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讨乱臣贼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说蔽之也，据孟子所言邪说暴行又作，孔子惧，作春秋，是孔子时已有邪说，邪说与暴行相表里，暴行即谓弑君弑父，邪说谓为弑君父者多方掩饰，解免其罪，大率以为君父无道，应遭弑逆之祸，而弑逆者罪可未灭，凡人欲弑君父，不能无所顾忌，有人倡为邪说，以为有辞可执，乃横行而全无所畏，更有人张大邪说，设为淫辞助攻，益肆行而相率郊尤，后世史书，于被弑之君，皆甚言其恶，如秦苻生史称好杀，刘裕灭后秦，得一老人亲见苻秦之事，云苻生并不好杀，苻坚纂国，史书诬之，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是也，金完颜亮史称淫恶，几非人类，由世宗得国后，令人以海陵恶事进呈者有赏，史称宋齐之主，亦极丑秽不堪，船山史论力辨其不足信，可见乱世无信史，而多助乱之邪说也，此等邪说，春秋时已有之，左氏一书，是其明据，传载韩厥称赵盾之忠，士鞅称栾书之德，弑君之贼，极口赞美，史墨云，君臣无常位，逐君之贼极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见当时邪说诬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弑君三十六之事，孔子于此[B242]然伤之，以为欲治乱贼，必先关邪说，欲关邪说，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极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国史，据事直书，当时邪说不得不载，正赖左氏载之，孟子方春秋时有邪说，益信孔子作春秋辟邪说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于春秋也，至于左氏凡例，未审出自何人，杜预以为周以，陆淳柳宗元已之，或以为孔子，更无所据，据孔疏云，先儒以为并出邱明，刘逢禄以为刘歆窜入，例与传文不合，实有可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条，尤与春秋大义反对，杜预释例曲畅其说，以为君无道则应弑，而弑君者无罪，不知君实有道，何至被弑，君而被弑，无道可知，惟无道亦有分别，使如桀纣残贼，民欲与之借亡，汤武伐罪吊民，自不当罪其弑，若但童昏儿戏，非有桀纣之暴，如晋灵公郑灵公之类，权臣素有无君之心，因小隙而弑之，与汤武之伐罪吊民，全然不同，岂得藉口于君无道而弑者无罪乎，杜预于郑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为郑伯回护，谓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焦循作左传补疏序曰，预为司马懿女婿，目见成济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济抽戈犯跸也，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锡瑞案预父恕与司马懿不合，幽死，预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马氏篡魏，正与刘歆父向言刘氏王氏不并立，而歆助王莽篡汉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讨之乱贼，而左氏创通于刘歆，昌明于杜预，则左氏一书，必有为二人所乱者，故林黄中以君子曰为刘歆之言，刘逢禄以为歆窜入凡例，焦循以为预作集解，将为司马氏饰，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后人乃反以邪说诬春秋，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若歆与预乃左氏之罪人，岂得为左氏之功臣哉，读左工者于此等当分别观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义断之可也。
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读者宜加别白断以春秋之义
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作者意在兼收，读者宜加别白，或古今异事各有隐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权臣，实为邪说，未可一概论也，所谓古今异事，各自隐衷者，古者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于天子，与诸侯同守社稷，故臣皆以社稷为重，如崔子弑齐君，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若合符节，孟子言诸侯社稷，则君属诸侯，说春秋义国君死社稷，国君亦属诸侯，或疑孟子之言为过，又疑晏子不死为无勇，皆未晚古义也，又如晋范文子鲁叔孙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预以为因祷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卫君，昭子何以死讨季氏而复君，而二子不为者，彼自祖宗以来，世有禄位，外虽忧国，内亦顾家，故宁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与三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观于宋公孙寿辞司城，使其子意诸为之，谓去官则族无所庇，虽亡子，犹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为重，非如后世大臣起自田间，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无关于家族，忠义奋发，可无内顾，此则古今异事，而古人之隐衷，不尽白于后世者也，所谓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卫侯出奔齐，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论，令人悚然，借儆其君不嫌过当，孟子有土芥寇雠之言，有残贼一夫之戒，皆封齐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未纯，盖不知为讽，师旷之意，犹孟子之意也，所谓阿附权臣，实为邪说者，如鲁昭公薨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封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夫简子晋之权臣，正犹鲁之季氏，为史墨者当斥季氏之无君，戒简子之效尤，乃盛称季氏而反咎鲁君，且以君臣无常位为言，则真助乱之邪说矣，君尊臣卑，比于上天下泽，何得以雷乘乾与陵谷之变，为君臣无常位之比哉，师旷与史墨两说相似而实不同，一封君言，则不失为纳约自牖，一封臣言，则足以推波助澜，国史并记之，左氏兼存之，读者当分别观之，而是非自见，不当不分黑白，而概执为春秋之义也。
论左氏所谓礼多当时通行之礼非古礼杜预短丧之说实则左氏有以启之
朱大韶左氏短丧说曰，晋书杜预传议曰，周景王有后世之子丧，既葬，除丧而宴，叔向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则是既葬应除，而违谅ウ之节，按杜预短丧之说，固为名教罪人，实则左氏有以启之，诸传所载文元年晋襄公既祥，朝王于温，襄十五年十二月，晋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于曲沃，会于溴梁，晋侯与诸侯宴，使诸大夫舞，歌诗必类，传载其事，而无贬刺之文，昭十二年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六月葬郑简公，未葬而请免丧，则既葬即除丧矣，以此为礼，此杜预所藉口以诬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咸，晋侯以公宴，问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对曰，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按杂记曰，以丧冠者，虽三年之丧可也，既冠于次，哭踊者三，乃出，此谓孤子当冠之年，因丧而冠，故曾子问曰，除丧不改冠乎，明不备礼，穆姜襄公祖母，承重三年，公年十二，未及冠，又因丧冠而用吉冠，此何礼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也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襄元年邾子来朝，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左氏并曰礼也，凡君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昭十一年五月齐归薨，大于比蒲，非礼也，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祥，礼也，按聘礼，于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门左南乡，于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始即位必相聘，则两国之孤，并须释服即吉礼，经又曰，聘遭丧，入境则遂，不郊劳，不筵几，不礼宾，遭大夫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庙，其他如遭君丧，此已入竟而遭所聘君之丧，非因即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于后，入竟则遂，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赴者至则衰而出，云入竟则遂，若未入竟，则反奔丧矣，岂有君丧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丧三年不祭，不以纯凶接纯吉也，尝之礼尚不行而要结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图，此何礼也，昭十年晋平公既葬，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见新君，叔向辞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封，引彼证此，自相乖刺，而郑箴膏肓曰，周礼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礼，按父子相继曰世，非谓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礼，三年丧毕，当先朝天子，不得诬，周官丧服斩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末葬，而诸侯自相朝，此何礼也，君母之丧服斩，盟礼非皮弁即朝服，以大为非礼，而以盟为礼，此何礼也，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甥舅修婚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内不图昏，董子曰，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而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风主昏，得权宜之礼，按礼为长子三年，无论成风，不当主昏，即主昏亦须礻覃后，凡事可以权，三年之重，无所谓权，郑此说所谓又从而为之辞，左氏习于衰世之故，以非礼为礼，不知春秋所书，皆直书其事，不待贬绝，而其恶自见者也，锡瑞案郑君云，左氏善于礼，实则左氏之所谓礼多春秋衰世之礼，不尽与古礼合，故左氏亦自有矛盾之处，以如大为非礼，载叔向辞诸大夫欲见新君，非不知吉凶不可并行，而于他处又以为礼，此矛盾之甚者，朱子曰，左氏说礼皆是周末衰乱不经之礼，无足取者，陈傅良谓礼也者，盖鲁史旧文，未必皆合于春秋，其说是也，郑异义谓诸侯岁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或以为文襄之制，则郑君亦知左氏之礼，不可尽据，而箴膏肓又强为饰说，至以丧娶为合权宜不亦谬乎，朱大韶左氏，可谓辞严义正，三年之丧，在春秋时已不通行，故滕人有鲁先君亦莫之行等语，左氏序事之书，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自是史家通例，其所云礼，为当时通行之礼，亦不必为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襄元年邾子来朝之类，乃左氏自发之凡，杜预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丧之礼，且制丧娶之礼矣，此则万无可解，即袒左氏者，如沈钦韩等，亦无以申其说，必如刘逢禄以凡例为刘歆增窜，乃可以为左氏解也。文公丧娶，在三年外，惟纳采问名，犹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为非，公羊受经子夏，子夏作丧服传，讲丧礼最严，故公羊云，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公羊有师授，左氏无师授之一证，杜孔乃曲为左氏解，以为文公纳采，在为太子之时，此所谓又从为之辞，亦非左氏意也。
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
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史记汉书，后世不废，岂得废左氏乎，且其书比史汉近古，三代故实，名臣言行，多赖以存，如纳鼎有谏，观社有谏，申名子之对，御孙别男女之贽，管仲辞上卿之飨，魏绛之述夏训虞箴，郯子之言纪官，子革之诵祈招，且有齐虞人之守官，鲁宗人之守礼，刘子所云天地之中，子产所云天地之经，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礼之善物，王应麟汉制考序，尝历举之，顾栋高陈澧皆引之，以为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记载诚善，而于春秋之微言大义，实少发明，则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间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曰，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旨，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其当示于后代者，自可载于史书尔，今左氏之传见存，必欲耽玩文彩，记事迹者，览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请观此传焉，锡瑞案陆氏自言其所作集传，不取左氏无经之传之义，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经本不待传而明，故汉代春秋立学者，止有公羊，并无左氏，而春秋经未尝不明，其后左氏盛行，又专用杜预集解，学者遂执左氏之说，为春秋之义，且据杜氏之说，为左氏之义，而春秋可废矣，分别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议载令狐澄大中遗事，孙光宪北梦琐言，陈商在唐代不以经学名，乃能分别夫子修经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使史与史记汉书等列，以杜预参贯经传为非，是可谓卓识，其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汉博士云，邱明不传春秋之说也，非缘饰经旨，即晋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发之说也，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杜预孔颖达不知此意，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
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
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锡瑞案戴宏汉人，其言当可信据，左氏书先出，而不传口授之义，公羊书后出，而实得口授之传，此汉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汉博士惟以尚书为备，亦未尝攻古文，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邱明不传春秋抵之，韩歆请立左氏，则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李育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四十一事，何休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隗禧谓左氏为相斫书，不足学，钟繇谓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盖他经虽义说不同，尚未大相反对，惟左氏与公羊，不止义例不合，即事实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为父子，昭定为兄弟，公羊以文宣为兄弟，昭定为父子，鲁十二公伦序，已大不同，左氏经作君氏卒，以为鲁之声子，公羊经作尹氏卒，以为周之世卿，所传之经，一字不同，而一以为妇人，一以为男子，乖异至此，岂可并立，平心而论，以左氏为相斫书则诋之大过，亦由治左氏者，专取莫敖采樵栾枝泄柴之类，有此致之，以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专以繁简详略言之，不关大义，郑众贾逵长义不传，贾所举左氏深于君父不可据，已见前，李育羊弼书亦不传，何休墨守，仅存一二，废疾得失互见，膏肓以左氏所载之文，为左氏之罪，未知国史据事直书之例，且论多琐细，惟兵谏娶数条，于大义有关，郑发墨守，亦仅存一二，起废疾，亦得失互见，针膏肓，多强说，以文公丧娶为权制，岂有丧娶可以从权者乎，后汉书于郑康成针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兴，盖郑君虽先习公羊，而意重古学，常轩左氏而轾公羊，重其学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汉以后，治公羊者，如晋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见，北史儒林传云，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而其传载习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传又云，公羊梁多不措意，则以为河北行公羊，似非实录，唐志公羊疏无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或云徐彦，郡齐读书志，引李献民说同，董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王应麟小学绀珠，谓公羊疏徐彦撰，宋志直云，徐彦公羊疏三十卷，严可均曰，不知何据，即徐彦亦不知何代人，东晋有徐彦与徐众同时，见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彦，与征西桓温笺，而疏中引及刘宋庾蔚之，则非东晋人，今世皆云唐徐彦，尤无所据，盖涉徐彦伯而讹耳，疏先设问答，，与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无比体例，所引书百二十许种，最晚者，郭璞庾蔚之，余皆先秦汉魏，开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齐梁陈隋唐，无此官制，惟北齐有之，则此疏北齐人撰也，洪颐煊姚范之说略同，王鸣盛以为即北史徐遵明，考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据北史所载，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未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治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若以葬桓王一条，同于杨士勋梁疏，谓徐袭杨疏，当在杨后，又安知杨士勋非袭徐疏乎。
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于公羊梁杜预释例亦有功于左氏特不当以凡例为周公所作
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经解引此为夫子自道，是犹孟子两引孔子之语，皆圣人自发其作春秋之旨，最可凭信，古无例字，属辞比事即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后汉书陈宠传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义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乱，乱由于无比例，是后世说经之弊，夫子已预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传著于竹帛，已为之作条例，董仲舒曰，春秋无达例，则董子时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仅见于疏所引，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刘逢禄作公羊何氏释例以发明之，其释时月日例，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推阐甚精，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许桂林作梁释例以发明之，其有功于梁，与刘逢禄有功于公羊相等，范宁解梁亦有例，四库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陈澧曰，杨疏有称范氏略例者，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可称别例，杨疏所引二十余条，王仁圃汉魏遗书钞已钞出，据此则公羊梁二家说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在杜预之前，左氏传本无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陈澧曰，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且日食不书日，为官失之，其说通，大夫卒，公不与小敛，不书日，则不可通，孔巽轩云，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公岂得与小敛乎，此无可置辨矣，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以公有之，故亦仿效而为此二条耳，锡瑞案二条为后人附益，固无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郑贾颍已言例在前，则非杜预所创，特不当以旧例为周公所定耳。
论日月时正变例
胡安国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辞同者，后人因谓之例，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公羊梁说已详晰，而后人犹疑之者，以解者繁杂，未有简明之说以括之也，今据春秋之例，讨贼侵伐常事与不以日月为例，春秋记事，大事记之详，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诸侯卒，大异宗朝灾祭事盟战，所关者大，重录之则详，故记其日，小事则从略，如来往如致朝聘会遇外盟外战，一切小事，皆例时，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事以大小为准，例以时日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又如朝时也，变之则月，尤变则日，用币时也，谨之则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为变，外诸侯卒例日，变之则月，尤变则时，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时之为变，凡变则有二等，以差功过浅深，故月皆变例，从时而日，从日而时，皆变之尤甚者，有条不紊，网目明白，先儒因有记时分早暮二例，遂遍推之，则正例有三等，无以进退，而于二主之间，又添一主，则正变不明，端委朦混，治丝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浅人以为经承旧史，或时或月或日，皆无义例，则断烂朝报，可为确论矣。
论三传以后说春秋者亦多言例以为本无例者非是
洪兴祖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锡瑞案洪氏此说，比例正合，圣人作春秋，当时尝自定例与否，诚未可知，而学者观圣人之书，譬如观天，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各成义例，皆有可通，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不得以为非天之度，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岂得以为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释例，颍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陶崔恩也，曰经例，方范也，曰传例，范宁也，曰诡例，吴略也，曰略例，刘献之也，曰通例，韩陆希声胡安国毕良史也，曰统例，啖助丁副朱临也，曰纂例，陆淳李应龙戚崇增也，曰总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周希孟叶梦得吴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说例，刘敞也，曰忘例，冯正符也，曰演例，刘熙也，曰义例，赵瞻陈知柔也，曰刊例，张思伯也，曰明例，王王日休敬铉也，曰新例，陈德宁也，曰门例，王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会例，胡箕也，曰断例，范氏也，曰异同例，李氏也，曰显微例，程迥也，曰类例，石公孺周敬孙也，曰序例，家铉翁也，曰括例，林尧叟也，曰义例，吴迂也，而梁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孙立节有例论，张大亨有例宗，刘渊有例义，刁氏有例序，绳之以例而义益纷纶矣，彦直崔子方字，谓圣人之书，总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乃列一十六门，而皆以日月时例之，亦一家之言云尔，案诸家书多不传，未能考其得失，惟陆淳纂例，兼采三传，崔子方本例，多本公，能成一家之言，其后赵汸春秋属辞为最著，孔广森公羊通义本之，谓知春秋者惟赵汸一人，或谓赵汸崔子无三科九旨以统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绌，是二家之书，亦未尽善，盖日月例公已极详密，崔子方等更求详于公之外，又不尽用公之义，未免过于穿凿，然例虽未尽善，犹愈于全不言例者，全无例则必失乱矣，后人矫言例者支离破碎之过，谓春秋本无例，出后儒传会，郑樵谓例非春秋之法，为此说者，非独不明春秋之义，并不知著书作文之体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记汉书自序，即其义例所在，后世修史，先定凡例，详略增损，分别合并，或著录，或不著录，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即自著一部书，或注古人之书，其引用书传，编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于简端，即为人撰碑志墓铭，其述祖考子小官爵事实，亦有例，故有墓铭举例金石三例等书，惟日录笔记，随手纪纪载，乃无义例，再下则胥吏之档案，市井之簿录耳，圣人作经以教万世，乃谓其全先例义，则于档案簿录，比后儒之著书作文者，犹不逮焉，诚不知何说也。
论啖助说左氏具有特识说公得失参半公大义散配经文以传考之确有可徵
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三传得失议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不以原情为说，欲令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糅，学者迷宗也，公羊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原注，传中犹称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春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诚则然矣，其文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原注，详内以略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说之，且列国至多，若盟会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凭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谓二者之说俱不得中，锡瑞案啖氏春秋之学非专家，故所说有得有失，其说左氏具有特见，说公则得失参半，谓三传皆后学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与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梁，啖氏并言左氏，亦以为门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传，而不尽信三传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传非邱明自作，比赵匡之论，为更平允，谓公得子夏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所见尤精，既云二传传经，密于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数千，圣人详示后人，无所谓不夷旷，若其矛盾穿凿，正由散配经文时致误，与左氏之徒，附益迂诞，正相等耳，公释经虽密，亦或有经无传，经所书者间无其说，不书者以义说之，实所罕见，啖氏知不告则不书，不知春秋即告者亦多不书，圣人笔削，大率笔者一而削者十，若从旧史赴告全录，则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左氏家经承旧史，尤为明快，知啖氏云公大义散配经文之说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条，公羊以之说宋宣，梁以之说鲁隐，是二家据春秋大居正之大义，散配经文，而参差不同之明证也，公羊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未知其为齐与曹与，是公羊家据春秋讥世子之大义，散配经文，而未知其属齐世子，属曹世子，游移莫决之明证也，明乎此，而于传义之可疑者，不必强通，啖氏见及此，可谓卓识矣。
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三传专门之学，本不相通，而何休解诂序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疏云，三传之理，不同多矣，群经之义，随经自合，而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据此则汉之治公羊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杜预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肤引公羊梁，足自乱，孔疏云，公羊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足以自错乱也，疏序又云，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梁以释左氏，据此则汉之治左氏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范武子梁集解序，兼及左氏公羊，尤为显著，惟诸人兼采三传，仍是专主一家，间取二家之说，裨补其义，晋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为左氏传解，名曰全综，作公羊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似已合三传为一书，而其书不传，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翁，皆其著者，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刘敞春秋传，本啖赵陆之法，删改三传合为一传，陈澧纠其删改不当，如郑伯克段于鄢，录左传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杀诸鄢，既信公梁段之说，乃录左传而删改之，此孔冲远所谓方凿圆枘者，胡安国春秋传杂采三传，参以己意，朱子已其王不称天，以宰亘为冢宰，桓公不书秋冬，贬滕称子之类，其说有本于公者，有胡氏自为说，出公之外者，盖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如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案吴氏极推三子得圣人之义，胜于汉儒之不合不公，盖自唐宋以后，春秋无复专门之学，故不知专门之善，而反以为非，后儒多归咎于昌黎三传束阁之言，见昌黎赠玉川子卢仝诗。诋啖赵陆不守家法，而据啖子，曰，今公羊梁二传殆绝，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则其时春秋之学不讲可知，唐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公羊梁殆绝，十六年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公羊梁殆将绝废，啖氏正当其时，于经学废坠之余，为举世不为之事，使公二传复明于世，虽不守家法，不得谓其无扶微学之功也。
论公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
自啖助斟酌三传，各取其长，云左氏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宋人推衍其说，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梁，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会讲学，公考事甚疏，然义理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会见国史，吕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乃经生也，吴澄曰，载事则左氏详于公，释经则公精于左氏，锡瑞案诸说皆有所见，朱子之说尤晰，惟兼采三传，亦必有啖赵诸人之学识，方能别择，初学不守家法，必至茫无把握，而陷于春秋之失乱，公精于义，左氏详于事，诚如诸儒之说，春秋重义不重事，治春秋者当先求公之义，而以左氏之事证之，乃可互相发明，不至妄生疑难，即啖助云，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之说，若但考左氏之事，不明春秋之义，将并传之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至如杜预孔颖达诸人从传经，非圣无法，正犹齐人知有孟尝君，而不知有王，秦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矣，引左氏之事，以证春秋之义可也，据左氏之义，以为春秋之义不可也，左氏不传春秋，本无义例，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始有章句义理，杜预排斥二传，始专发左氏义，刘歆杜预之义明，而孔子春秋之义隐，左氏凡例书法君子曰，前人已多疑之，陆淳已弑君灭国薨赴以名之例矣，朱子曰，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左传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指孔父荀息诸人，左氏亦无贬诸人明文，惟论荀息有君子曰，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此是实事，史官据事直书，不碍，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公羊说君子大居正，是儒者议论，案朱子说是也，且殇公立而被弑，所谓其子飨之安在，非但不明义理，并不合事实，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遂字上无所承，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诸儒多云左氏亲见国史，事必不误，亦未尽然，姑举一二证之，如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杜解曰，暨与也，燕与齐平，前年冬齐伐燕间无异事，故不重言燕从可知，孔疏曰，此直言暨齐平，不知谁与齐平，梁传云，以外及内曰暨，谓此为鲁与齐平，贾逵何休亦以为鲁与齐平，许惠卿以为燕与齐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孙羯侵齐，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尔以来，齐鲁不相侵伐，且齐是大国，无为求与鲁平，此六年冬齐侯伐北燕，将纳简公，齐侯贪贿而与之平，故传言齐求之也，齐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许君近之，案经例即燕与齐平，当书燕，鲁与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孙如齐莅盟，公不在国，故齐无来者，据经言之，贾君为得，杜则从许说也，案疏举经例甚明，当从公，而左氏本年传，明云齐燕平之月，则左实以为燕与齐平，贾解左氏乃从公，孔疏云，贾逵杂采公，此其一证，许服杜则以左解左，然左实与书法不合，亲见圣人亲见国史者，何以有此误乎，左氏传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为之妻于齐而美，公妻之，生寿及朔，夫宣公庶母，必在即位之后，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妻之，生寿及朔，朔能谮兄，寿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卫人立晋在隐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共止二十年，如何能及，若谓夷姜在即位前，桓公不应容其弟浊乱宫闱，石昔未必立此秽德彰间之公子，史记云，爱夫人夷姜，不云淫，则左氏未可信，洪迈谓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晋献公齐姜，近人亦有疑之者，蘧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帅师，事亦可疑，是左氏之事，亦不尽可信也，朱子曰，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尽信左氏，公羊传惟季姬使郐子请己单伯淫子叔姬，叔术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于此数事皆无说，或以不关大义，或亦疑而不信，学者于此等处阙疑可也，解诂是章句，不得不解传，繁露说大义，故于此数条皆无说，学者亦不必强说。
论刘知几诋毁春秋并及孔子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
说春秋者，唐刘知几为最谬，其作史通有惑经申左二篇，诋毁春秋，并诋孔子，曰，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不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锡瑞案刘氏但晓史法，不通经义，专据左氏，不读公，故不知春秋为尊亲讳，其书不书，皆有义例，非可以史法善恶必书绳之，左氏传云，孙宁出君，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夫子以为臣出君，不可训，故更之曰，卫侯ぅ出奔齐，以君自出为文，天王狩于河阳，其义亦然，左氏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是隐讳之义，左氏亦知之，而续经云，齐陈恒执其君，于舒州，则与春秋不书孙宁出君之义相背，是左氏于春秋隐讳之旨，半明半昧，刘氏则全不知，夫吴为伯主，故耻不书，公及戎盟，本无庸讳，且及戎盟，隐桓二年凡两见，刘举桓而失隐，知其读春秋不熟矣，刘氏又曰，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反不讨贼，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案刘氏此说，亦由不解隐讳之义，郑伯髡原如会，卒于操，公羊传明以为隐，以为弑，以为为中国讳，楚子卷齐侯阳生卒，公羊无说，左氏亦但于郑伯之卒云，以疟疾赴于诸侯，楚郏敖齐悼公，左氏以为弑，而不云以疾赴，刘云各以疾赴，不知何据，反不讨贼，本晋史之旧文，药不亲尝，由君子之听止，是二君之弑，初非夫子所加，夫子特因旧文书之，以著忠臣孝子之义，若齐郑楚三君，其国无董狐之直笔，国史本不书弑，夫子岂得信传闻之说，遽加人以弑逆之罪乎，至郑伯隐讳，又是一义，刘氏不明其义，而并为一谈，斯惑矣，鲁桓弑隐，但书公薨，刘氏以为董狐南史各怀直笔，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不知南董非崔赵之臣，故可直书，孔子是鲁臣，于其先君篡弑，不可直书，刘氏在唐，曾为史官，试问其于唐代之事，能直书无隐否，乃以此惑圣经，并疑孟子之言为乌有，固由读书粗书疏，持论犷悍，亦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也。
论刘知几据竹书以诋圣经其惑始于杜预唐之陆淳刘贶已正其失
且刘氏受惑之处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纪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又案晋自鲁闵公以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斯则闻见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他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必阙，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乎，又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记，皆与鲁史符同，至于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辞，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锡瑞案刘氏据左传而疑经，谓经全因旧史，已是大惑，又据竹书而疑经，谓经何以不改旧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实始于杜预，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论汲冢书云，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后，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胡渭曰，竹书纪年文意简质，虽颇似春秋经，然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所作，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杜氏后序则谓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不亦过乎，案胡氏此说足解杜氏之惑，即足解刘氏之惑，春秋传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为魏文侯师，魏人必有从之受春秋者，纪年作于魏哀王时，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书法明是仿春秋，杜氏乃疑古史书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仿此等书为之，而益坚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思著书年代先后，具有明徵，但有后人袭前人，未有前人袭后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纪年，在百年后，犹之史记在汉书前，三国志在后汉书前，若有谓史公袭班书，陈寿袭范书，人未有不哑然笑者，杜氏之惑，何异于是，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经于仲尼，则其书多与汲冢纪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刘惠卿名贶，著书云，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至于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夫子褒贬之意，而竹书之文亦然，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别有春秋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故知此书按春秋经传而为之也，刘之此论当矣，且经书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传释云，鲁故也，以为是纪大夫裂之字，缘为鲁结好，故褒而书字，同之内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则鲁国褒贬之意，而竹书自是晋史，亦依此文而书，何哉，此是明验，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如此等数事，又与公羊同，其称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则魏惠成王时，史官约诸家书，追修此纪，理甚明矣，观其所记，多诡异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案刘贶陆淳皆唐人，曾见纪年全书，其说可凭，陆年辈后于刘知几，其说正可刘，以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为夫子褒贬之特笔，远胜刘说以为出琐语晋春秋矣，陆通经学，刘不通经，故优劣判然也。
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
刘知几说春秋虽谬，犹知春秋左传之分，共论史体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前二家经也，后二家史也，中二家左传国语，则在经史之间，是刘知几犹知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当分为二，不当合为一也，古经传皆别行，据汉书艺文志与左传序孔疏具有明证，熹平石经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专主公羊，故直以公羊为春秋，后世孤行左传，又直以左传为春秋，公羊字字解经，经传相附，以公羊为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经，经传不相附，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以左氏为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经正义，春秋主左氏传，公羊梁虽在中经小经之列，而习此二经者殆绝，唐时如啖赵陆兼通三传者甚少，如陈商能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史者，更别无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经注疏，公称公羊梁，左氏称春秋左传，明以春秋专属左氏，而屏公于春秋之外，夫以公之字字解经者，不以春秋属之，左氏之本不解经者，独以春秋属之，宜乎学者止知有左氏传，不知有春秋经，圣人之作经为万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迈容齐续笔，有绍圣废春秋一条云，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黄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卡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说，彼悍然废春秋者，罪诚大矣，然亦岂非唐宋以来不尊春秋，有以阶之厉乎，宋人以春秋专属左传，由于唐作正义但取左传，汉人以礼经专属仪礼，而唐作正义但取礼记，故后世以礼记取士，论者讥其舍经用传，礼记体大物博，虽有解仪礼数篇之义，而非尽解仪礼，不得全谓之传，若左氏明春秋之传，传又不与经合，而后世左氏孤行，舍经用传，较之舍仪礼而用礼记者，盖有甚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先列春秋，继以左传公羊梁，分别尚晰，学者当知如此分别，则经传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专属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后之治左氏者，能诠择经义，解说凡例，可附于春秋家，若专考长历地名人名事实，或参以议论者，止可入左氏家，以与圣经大义无关，止可谓之史学，不得谓之经学也。
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
陈寿祺曰，窃观孟子方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虽据旧史之文，必有增损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孔子书之曰，卫侯ぅ出奔齐，晋文公召王而朝之，孔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孔子书孟子卒，而不书夫人吴，此其增损改易之验，见于经典者也，华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鲁春秋记晋丧曰，弑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于春秋皆无异辞，此循旧而不改之验也，太子独记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则知此为春秋特笔，以起不能防闲，文姜之失，妾母独录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而略于敬嬴定姒齐归，则知此亦春秋特笔，以著公妾立庙，称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见桓三年及宣十六年，盖承屡之后，书以示宰，王臣书氏，惟见隐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盖兆世卿之乱王室，书以示讥，则其他之删削者夥矣，外大夫奔书字，惟见文十四年宋子哀，盖褒其不失职，外大夫见杀书字，惟见桓二年孔父，盖美其死节，公子季友公弟叔称字，季子高子称子，所以嘉其贤，齐豹曰盗，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恶，公薨以不地见弑，夫人以尸归见杀，师以战见败，公夫人奔曰孙，内杀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执，与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笔也，是知圣人修改之迹，不可胜数，善善恶恶，义逾哀钺，然后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劝惩由此生，治乱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苟徒因仍旧史，不立褒贬，则诸侯之策，当时未始亡也，孔子何为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写鲁史之文，则孟子何以谓之作，则知我罪我安所徵，乱臣贼子安所惧，锡瑞案陈氏引春秋书法，兼采三传，求其增损改易之迹，可谓深切著明，即此足见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其说近是而实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凭空结撰，其承旧史是应有之事，鲁史亦非能凭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应有之事，左氏家说本非全然无理，特后人视之过泥，持之太坚，谓春秋止是钞录旧文，尚不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袭三国志，新五代史唐书之因旧五代史唐书，犹有增损改易之功，则春秋一书，于鲁史为重台，于左传为疣赘，宋人废之，诚不过矣，而春秋经岂若是乎。
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后以后之陋见谬解
宋五子于春秋无专书，而说春秋皆有特见，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而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共微辞隐义，时措咸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制，惟孟子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视见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预每到不通处，不云传误云经误可怪，是何识见，锡瑞案春秋始误于杜预，而极谬于刘知几，当以宋五子之说正之，其说与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即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非即为汉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非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旨乎，曰功过不相掩，非即善善从长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即作春秋垂空言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时四语为证，非即损益四代，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之旨乎，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岂得如杜预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岂得如杜预云孔子多钞鲁史旧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与门人讲说，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之意，而史记以鲁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传旨之外，则邱明不得口受，不当如刘歆轻口说而重传记矣，曰，三家皆非亲见孔子，公皆子夏弟子，未必亲见孔子，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古无明文，不必如刘歆云邱明亲见圣人，荀崧云邱明造膝亲受矣，程子云，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尤道尽杜预以后诸儒之陋见谬解，春秋经世，庄子尝言之矣，其义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预以后，不明此义，其高者以为惩恶劝善，仅同良史直书，其下者以为录旧增新，不过钞胥校对，其失由于专据左氏，不治公，于孔子所以为后王立法，以驯致太平者，全未梦见，孟子所称为天下一治，功可继群圣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专门，未心深求公二传，乃独能知微言大义，不惑于杜预诸人浅陋之见，由其学识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程子曰，大义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以证之，至于微辞奥义，时措咸宜，程朱以为难知者，学者能研求公二传，当知之矣。
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燕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
因学纪闻引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又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介甫之言也，锡瑞案此诸说可为安石平反，然春秋之义，具在三传，安石过为高论，以三传不足信，则春秋不废而废矣，以春秋经为难知，何不深求三传，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一年之中，寥寥数事，信手抄录，并无义例，则是朝报而已，不信公家一字褒贬之义，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者，皆为阙文，万六千余字，而阙文百数十条，则是朝服之断烂者而已，如杜预孔颖达之说春秋，实是断烂朝报，并不为诬，若不谓然，则当罪杜孔，不当罪宋人矣，困学纪闻又引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王应麟引王介甫尹和靖二条，继引朱文公说，盖谓朱子亦以春秋为难知，与王介甫意同，案朱子所谓春秋义例，窥其一二大者，如成宋乱宋灾故，既引以证程子所云大义，又云知如书会盟侵伐，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不过见鲁僭礼耳，至于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自分明，此朱子所云窥其一二者，朱子学最笃实，故于春秋之义，但言其分明可据者，若其义稍隐，或不见经而但见传，则皆不敢信据，当时盛行胡传，朱子语录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案胡传议论苛碎，多出公之外朱子惩胡传之苛碎，遂并不信公一字褒贬之义，以为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则仍惑于杜预孔颖达，而与孟子程子之说不合矣，朱子谓春秋自难理会，足见朱子矜慎，远胜强不知为知者，但亦有矜慎太过处，胡传不可尽信，而公近古则可信，能深考公羊之微言大义，参以梁之例，又参以左氏所载事实，亦不以得十之七八，朱子谓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则圣人往矣，安得复有圣人，以朱子之贤，犹不敢自信，安得复有自信，与圣人神交心契者，春秋一经，将沈霾终古矣，公羊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朱子病二书之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夫二书不得见，学者无如何也，三传犹幸存，学者所当信也，亦何必矜慎太过，而不措一辞乎。
论据朱子之说足证春秋是经非史学春秋者当重义不重事
朱子曰，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说得圣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懔懔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一字不敢胡乱下，又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正谊明道，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短长，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霸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霸者作耶，若是为霸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以前春秋文字虽粗，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锡瑞案，据朱子之说，可知学者当以春秋为经，不当以春秋为史，当重春秋之义，不当重春秋之事，谓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即借事明义也，谓一字不敢胡乱下，即一字褒贬也，谓书字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亦即一字褒贬之旨，正谊明道，权衡万世，惟在春秋一经，若置经而求传，舍义而论事，则不过较量齐鲁之短长，宋襄晋悼之霸事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春秋所以承王者之迹，故孟子断之曰，天子之事，若夫鲁之旧史，止有其事，则齐桓晋文，而无其义，故孔子裁之以义曰，共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是经不是史，重义不重事，妈孔子孟子之言，足以证之，左氏叙事详而释义略，仍如鲁史其事共文之旧，非但侈陈桓文，春秋虽褒桓文，实与而文不与，孟子深于春秋，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盖裁之以义，不当侈陈其事，并晋悼之霸，亦侈陈之，何劭公不许晋悼之霸，郑君以为乡曲之学，深可忿疾，不知桓文之事，犹无足道，何论晋悼，以郑君之学而所见如此，何怪后之学者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用啖助语，或且乐道阴谋诡计，如魏禧作左传经世，又纂左氏兵谋兵法，以张其，与春秋无义战之旨，全然相反，正朱子所谓止说得伯业权谲，更开眼不得者，试思春秋为王道作，岂专论伯事者哉，朱子云，以前文字虽粗，即指胡安定孙泰山诸人，胡书不传，孙氏尊王发微论虽近苛，尚能比附春秋之义，以共重义不重要，是经不是史，故文字虽粗，而与圣人之旨犹近也，后来止说伯业权谲，虽由其人识见卑陋，亦由专主左氏，不知有春秋经，而其流弊遂至于此，以其重事不重义，是史不是经，故议论猥多，而与圣人之旨愈远也，学春秋者，观朱子之论，可以审所去取矣。
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
凡书必有关系，有用处，然后人人尊信诵经，若无关系，无用处，虽间存于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诵习者鲜矣，汉人之尊春秋，在易诗书之上，一则以为诸经，止是孔子赞修，不如春秋为孔子手作，二则孔子赞修诸经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义，显然可见，三则诸经虽为后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之显，故为汉定道，多专属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决时事，是汉人以春秋为有关系，有用处，人人尊信诵习，由专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传出而一变，左氏自成一家之书，亦未尝与公羊抵牾，而偏护古文者，务张大其说，以异今文，自刘歆韩歆欲以左氏立学，为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对愈甚，贾逵已将臆造之说，为左氏之说，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犹采公，至杜预出，乃尽弃二传，专执韩宣周礼在鲁一语，以左氏传五十凡例，尽属周公，孔子止是钞录成文，并非褒贬笔削，又安得有微言大义，与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预所说，春秋一经，全无关系，亦无用处，由于力反先儒之说，不信汉儒之论，不顾孟子之文，以致圣人所作之经，沈废搁弃，良可浩欢，啖助在唐时，已云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采，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盖左氏传本是史籍，并无春秋微旨在内，止有事实文采可玩，自汉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辞，不重经术，故左氏传专行于世，春秋经义，委之榛芜，啖赵陆始兼采三传，不专主左氏，推明孔子褒贬之例，不以凡例属周公，虽未能上窥微言，而视杜预孔颖达，以春秋为录成文而无关系者，所见固已卓矣，宋儒通学啖赵遗风，至程子出，乃于孔子作春秋为后王立法之意，有所窥见，其春秋传自序曰，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后，论春秋者鲜知此义，惜其传作于晚年，略举大义，襄昭以后尤略书，止二卷，胡安国师程子，其作传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说为据，本晁陈二氏之说，其序曰，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已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锡瑞案胡氏以典庸礼命德讨罪，为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为己任，足以发明春秋素王之义，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尤足证明春秋借事明义之旨，假鲁史以寓王法，即王于鲁也，拨乱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传不能笃守公羊，故虽窥见微言，未尽原本古义，间涉穿凿，不惬人心，而视前儒以春秋为空言而无用处者，其见为更卓矣，近汉学家不取通学，啖赵陆胡皆致不满，窃谓诸家虽非专门，然犹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故其所著之书，体例虽杂，犹于春秋有关系，有用处，若专主左氏者，专执杜孔之说，并不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则其所Ａ１５之书，考证虽详，亦于春秋无关系，无用处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不得指为阙文
郑樵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出，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案此即刘知几之说，前已辨之，载郑弃其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刻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顾栋高曰，郑氏之言极是，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说。孟子明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以为无褒贬，则是有文事而无义也，如此则但有鲁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厌支离之说，而竟将春秋之褒贬抹去者，矫枉过正，亦非圣人之意，有以春秋为有笔无削者，是即无褒贬之说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见，而左氏之书具在，于襄公亲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吴，岂有不遣卿大夫往会吴楚葬之理，而终春秋吴楚之葬不书，此削之以示义也，襄公葬楚子不书，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见之，昭公昏于吴不书，而于哀十二年书孟子卒见之，此削之以示讳也，又如十二公之纳币逆夫人，鲁史皆书，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书，此所谓合礼不书也，世子生皆书，而春秋止书子同生，此所谓常事不书也，此皆其显然可见者，如以为有笔无削，则春秋竟是一部钞胥，何足以为经世大典乎，锡瑞案以春秋为一字褒贬，公之古义也，以为有贬无褒，孙复之新说也，以为褒贬俱无，后世习左氏者之{卫足}言也，郑樵并三传皆不信，故于三说皆不取，其不取后二说是也，不取前一说非也，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两汉诸儒及晋范宁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学者不信公，于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时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国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类，人皆不得其解，圣人岂故为是参差以贻后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非字字有褒贬之义，安得有数千之旨，若如杜预孔颖达说，其不具者，概为阙文，则断烂朝报之讥，诚不免矣，顾氏于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书，实出宋章冲程公说之上，惟其春秋之学，专主左氏，惑于杜孔之说，故以郑氏为是，其春秋阙文表于一字褒贬之处，皆以为偶阙，且谓此皆公倡之，而后来诸儒，如孔氏颖达啖氏助赵氏匡陆氏淳孙氏复刘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复大炽于宋之中叶者，盖亦有故焉，自诸儒攻击三传，王介甫遂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不立学官，文定反之，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复理公之故说，而吕氏东莱叶氏少蕴张氏无德诸儒，俱从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复晦昧于宋之南渡，岂非势之相激使然哉，夫蔑弃圣人之经，与过崇圣人之经，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则一也，案顾氏之说非是，断烂朝报之说起而春秋废，正由说春秋者阙文太多之故，南宋诸儒力反其说，如胡文定者，其穿凿或出公之外，诚未免求之过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之故说则可信，文定反断烂朝报之说，顾氏以为矫枉过正，顾氏反文定一字褒贬之说，以圣经为断阙不全，则仍是断烂朝报之说矣，独不为矫枉过正乎，春秋经惟夏五伯于阳，实是阙文，其余后世以为阙者，皆有说以处之，并非断阙不全，如文定之说，犹不失为过崇圣经，如顾氏之说，已不免于蔑弃圣经矣。黄泽曰，屈经申传者，杜预辈是也，屈传申经者，若胡文定诸公是也。
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刘敞曰，传曰，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杜氏曰，掩恶扬善，义存君亲，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浅深之准，非也，传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旧史，有所不书之意也，非当时史官以讳为礼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孙谓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曹之言，以为御孙，误，以御孙之说论之，君之不法，无所不书也，既无所不书，则是讳国恶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为之臣子，率意为君父讳，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亲，如此，国史为无有实事，皆虚美也，谓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石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石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春类矣，锡瑞案刘氏分别经史，义极精确，即以左氏传义，杜预经出旧史之非，尤足以关其口，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待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见，本张横渠说，则不得谓前有所承，后莫能继，则不得云后人可续，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司马迁班固，世称良史，所著史记汉书，多得春秋之义，然其书不敢学一字褒贬，只是据事直书，扬雄准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而不敢拟春秋，王通始拟春秋作元经，论者以为宋阮逸伪作，盖隋以前犹知古义，唐宋以下，议论始繁，唐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甫范祖禹用其说，以春秋公在乾侯为比，程迥之曰，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是矣，而未尽也，敬王与王子朝，虽有东王西王之称，士伯问介众而辞王子朝，则当时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郑，诸侯推戴，更无异说，是春秋书天王据实直书也，昭公出奔在外，鲁国未别立君，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士鞅以为季孙事君如在国，齐晋诸国亦皆以君礼待之，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是春秋书公，亦据实直书也，若唐中宗已废为庐陵王，武后自称则天皇帝，今书庐陵王曰帝，则唐有两帝矣，若夺则天之帝以与庐陵，则不据实直书，而变乱当时之事实，虽圣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晋地，故书在，与公在楚同义，房陵唐地，不当引以为比，唐鉴书帝在东宫，尤不可通，非止刘知几貌同心异之诮，钱大昕已辨之，欧阳修五代史朱子纲目，亦有此失，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钱大昕亦已辨之，王鸣盛论五代史曰，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笔，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引薛应宋元通鉴义例云，春秋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或生而书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论者以为夫子之褒贬，于是焉在也，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辞，有非浅近之所能推测者，后人修史，辄从而拟之，不失之迂妄，则失之鄙陋，又论孙甫唐史论断云，观其自序欲效春秋书法，以褒贬予夺示劝戒，幸其书亡若存，徒汨乱学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宜详考其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经不是史，经非可僭拟者也。黄泽曰，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
论春秋权衡左氏及杜解多精确公则未得其旨
刘敞曰，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谬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然为左氏者皆耻之，因共护曰，邱明受经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实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邱明，邱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以旧章凡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邱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学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此未尽也，苟唯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则何贵于圣人之作春秋也，而传又何以云非圣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尽得圣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义同文异者，皆没而不说，而杜氏患苦左传有不传春秋之名，因为作说云，此乃圣人即用旧史尔，观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隐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经，颇亦殷勤，故克段于鄢传曰，不言出奔，难之也，不书城郎，非公命也，不书之例，一年之中凡七发，明是仲尼作经，大有所删改也，岂专用旧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经之蔽有三，从赴告，一也，用旧史，二也，经阙文，三也，按史虽待赴告而录，然其文非赴告之词也，春秋虽据旧史而作，然其义非旧史之文也，简牍虽有阙失，其史非圣人所遗出，如谓史之记从赴告而已，则乱臣贼子何由而惧，如谓春秋用旧史而已，则何贵于圣人之笔削也，且春秋书良霄入于郑，郑人杀良霄，栾盈入于晋，晋人杀栾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记陈宗竖入于陈，陈人杀之，明史之所记，与仲尼之所修异矣，又仲尼所修，无记内邑叛者，哀十五年独记成叛，此亦史文不与仲尼相似，仲尼不专用史文验出，如谓经之阙文，皆圣人所遗者，苟传有所说而不与经同，尽可归过于经，何赖于传之解经哉，故春秋者，出于旧史者也，而春秋非旧史之文也，旧史者，出于赴告者也，而旧史非赴告之辞也，传者，出于经者也，而传非经之本也，今传与经远，是本末反矣，锡瑞案刘氏春秋权衡，为世所称，以愚观之，惟左氏传及杜预集解，说多精确，盖左氏传事不传义，本无所谓义例，杜氏传会，多不可据，故刘氏所多中肯，公二传，各有义例，非会通全经之旨，必至多所窒碍，诚能融会贯通，则人所见为窒碍者，皆有说以处此，枚乘曰，铢铢而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专求字句，则多见窒碍，此所谓铢铢而积，寸寸而度也，会通全文，则少所窒碍，此所谓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书，其中又有非常异议，若不大通义例，粗究微言，则但能见浅而不能见深，凡所为三科九旨，一字褒贬，时月日例之类，皆以为横生枝节，妄立异端，不知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义正在此，不达乎此，则虽知经承旧史之谬，而不知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其异于旧史者，究竟安在，经史之异，岂仅在一字一句间乎，刘氏博学精识，而春秋非专门，故虽知左氏杜预之非，而未晓公二传之是，其所多字句琐细，不关大义，其大义明著者，又或诳而不信，故权衡一书，左氏及杜预者多可取，驳二传者可取甚鲜，其合并三传为刘氏传，尤近童牛角马，郑伯克段一事，陈澧已驳其非。
论吕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见疑古义宋儒说经多有此失
吕大圭曰，公羊论隐公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遂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妇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祭仲执而郑同，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其理也，自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仇，为大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甚者，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故尝以为三传要皆失实，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缪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二，而何休之缪为尤甚，元年春王正八，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不日，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休则曰，春秋王鲁，隐公以为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而薄于父之枝叶者，未必不由斯言启之，公羊曰，立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祸之，其释会戎之文则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谓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锡瑞案宋儒不信古义而好驳难，是一时风气，不足怪，其最不可训者，则误沿当时猜防疑忌之习，反以古训为助乱之阶，非止上诬古人，且恐下惑后世，胡安国春秋传，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于南宋初，切中时势，而解帅师之类，以权臣主兵为大戒，王夫之论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趋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驳胡传诚非苛论，宋惩黄袍加身之事，首夺将帅之权，子孙传为家法，贤者限于习俗，南宋之初，欲雪国耻，王赖师武臣力，乃诸将稍稍振起，秦桧夺其兵而杀之废之，胡氏与桧薰犹不同，而误加推荐，盖由于议论之偶合，而实因经义之不明，岳侯之死，虽未可以咎胡，而解经不精，以致误国，亦有不得辞其咎者，吕氏此论，多以后世之乱，归咎汉人，不知汉人但解经义，何能豫防后世之乱，奸人引古籍口，何所不至，曹丕自比舜禹，岂得以舜禹禅让为非，王莽自比周公，岂得以周公居摄为误，废君者自比伊尹，岂得疑伊尹为篡，反上者自比汤武，岂得疑汤武为弑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为仇，归咎公，孔子作春秋时，已有弑君父者，亦公为之乎，黜周王鲁，变文从质，母弟称弟，母以子贵，亲亲立弟，尊尊立孙，公羊虽不皆有明文，董子当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其书已有明文，吕氏但责何休，而不知其本于董子，是董子书并未得见，何足以言春秋义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并无语弊，吕以为非，将来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诸侯分土，有不纯臣之义，封建时本如是，岂可以一统时世并论乎，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以左氏大义灭亲公羊母以子贵并论，与吕氏所见同。
论黄泽赵汸说春秋有可取者而误信杜预仍明昧参半
黄泽曰，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外，其余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乱之本，郑估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锡瑞案黄氏之说甚是，据此可见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时天子当阳，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灭围入等事，故柳宗元陆淳皆有此疑，黄氏所见，与柳氏陆氏同，而说加详，然则韩宣之单辞，杜预之谬解，不当以汨乱春秋明矣，乃黄氏既知此义，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书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案黄氏前后之说，大相矛盾，谓凡例本周公遗法，然则伐灭围入，周公之时已有之乎，鲁史与诸国迥然不同，然则孟子云，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又何说乎，此等皆由惑于杜预之说，先人为主，故虽于春秋有所窥见，而其说半明半昧，凡经学所以不明者，由为前人之说所压，不知前人与前人说各不同，有是有非，所当审择，其审择是非之法，当视前人之年代先后，与其人之贤否，如杜预解春秋，与孟子全然反对，以年代论，则孟子在五年余年之前，杜预在一百余年之后，以贤否论，则孟子为命世亚圣，杜预为党逆乱臣，其所说之是非，自不待辨而决，而自杜解孤行之后，学春秋者误守其说，尽反孟子之说以从之，黄氏于春秋，自谓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间有所窥，而大义微言，终不能喻也，其徒赵汸说春秋，亦得失互见，大率本其师说。黄氏谓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盖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乃禀君命使其刊正，又谓公羊氏五世传春秋，左氏增年传文，亦当其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二说皆有思想，而无所依据。
论赵汸说春秋策书笔削近是孔广森深取其书而亦不免有误
赵汸春秋集传序曰，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妇，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礼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策，此史氏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事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狩，越礼军赋，改作逾制，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二曰假笔前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致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著非，诸侯有罪及劝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是非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有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有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夷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为功，然则自晋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一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锡瑞案赵氏分别策书笔削，语多近是，春秋属辞，本此立说，孔广森深取其书，惟其收学非专门，仍有未尽是者，如隐公不书即位以成公意，桓公书即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见弑，公夫人出奔曰孙，凡此等皆春秋特笔，未必鲁史有此书法，赵氏以为存策书之大体，是犹惑于杜预之说又信其师黄泽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国史之文，不知圣人口授微言，实是私修而非官书，不信古义，而臆造不经，故其所著集传属辞，仍不免有误也。
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正之
春秋王正月，三传及三传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传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时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谓一字千金，孔疏解释详明，自宋以前，皆无异义，胡安国春秋传，始有夏时冠周月之说，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子曰，某亲见文定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年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义，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黄泽曰，近世士大夫，多辟春春秋用周正之说，以为时不可改，甚者至以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赵岐释以周正，晦亦从赵岐，而近世说者以赵岐为非，则是并晦皆非之矣，此是本无所见，而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经，为害不细，前世士大夫学问，未见有如此者，锡瑞案春秋本鲁史旧文，鲁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为周正，无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时事，必不擅改周历，以致事实不明，春秋之书无冰皆在春，此周正也，若夏正则春无冰何足为异，又书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则十月陨霜，何足为异，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书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夏正则六月建未之月，历三时不雨，至六月不得耕种矣，惟六月为周正建已之月，得雨犹可耕种，故春秋是年不书旱，亦不书饥，传曰，不为灾也，此显有可据者，乃胡氏诸人，好逞异说，此宋人说经，所以多不可从，朱子不以胡传为然，此朱子在宋儒之中，所以为最笃实，乃其弟子蔡沈解尚书，以为商周不改月，不守师说，殊不可解，春秋为后王立法，汉儒以为素王改制，实有可据，而后人必不信，春秋虽为后王立法，不能擅改时王正朔，宋儒以为夏时冠周月，实不可据，而后人反信之，是末师而非往古，岂非颠倒之甚。
论三传皆专门之学学者宜专治一家又各有所从入
汉十四博士今文之学，今多不传，施孟梁邱京易，欧阳夏侯尚书，齐鲁韩诗，皆已亡佚，惟公羊春秋犹存，梁亦存全书，此天之未丧斯文也，而自左氏孤行，二传虽存若亡，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已云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幸而唐人虽以左氏列于五经，而公羊为中经，梁为小经，亦用之以取士，故士子习者虽少，见李元璀杨所奏，而书犹不至亡，啖赵陆兼采之以作纂例，宋人沿啖赵陆之派说春秋，多兼采公，故未至如韩诗之亡于北宋，惟宋尚通学，不主专门，合三传为一家，是合五金为一炉而冶之，合三牲鲁腊为一鼎而烹之也，春秋是一部全书，其义由孔子一手所定，比诗书易礼不同，学春秋必会通全经，非可枝枝节节而为之者，若一条从左氏，一条从公羊，一条从梁，一条从唐宋诸儒，虽古义略传，必不免于春秋失乱之弊，故春秋一经，尤重专门之学，国朝稽古，汉学中兴，孔广森作公羊通义，阮元称为孤家专学，然其书不守何氏义例，多采后儒之说，又不信黜周王鲁科旨，以新周比新郑，虽有华路蓝缕之功，不无买椟还珠之憾，惟何氏解诂与徐疏，简奥难读，陈立书又太繁，治公羊者可从通义先入，再观注疏，常州学派多主公羊，庄存与作春秋正辞，传之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诸人，凌曙作董子繁露注，其从陈立作公羊义疏，治公羊者，当观凌曙所注繁露，以求董子大义，乃刘逢禄所作释例，以求何氏条例，再鉴陈立义疏以求大备，斯不愧专门之学矣，许桂林作梁释例，柳兴恩作梁大义述，钟又作梁补注，亦成一家之言，梁不传三科九旨，本非公羊之比，惟其时月日例，与公羊大同小异，详略互见，可以补公羊所未及，治梁者，先观范解杨疏，及许桂林释时月日例，许书简而有法，如公子益师卒传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晋也，何休废疾，已引公子牙季孙意如何以书卒难之，郑君所释，亦不可通，许据左氏公不与小敛，谓不与小敛即是恶，乃得其解，柳兴钟文皆据梁谨始，谓隐公之让，为不能正始，柳兴恩至以乱臣贼子斥隐公，夫以让国之贤君，而斥为乱贼，则篡弑之桓公，将何以处之乎，春秋善善从长，必不如此深刻，梁恶桓而善隐，其义亦不如此之刻也，梁义例，多比附公羊，故治梁不如治公羊，治公羊乃可兼采梁，如梁桓二年传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是比附公羊故宋而失其旨之证，成九年传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是比附公羊为亲者讳而失其旨之证，春秋为亲者讳惟鲁，昭二十一年传，东者东国也，曰东，恶之而贬之也，是比附公羊讥二名而失其旨之证，若左氏不传春秋，亦有讥二名之说，云先名武庚，乍名禄父，则尤不知而强说者，治左氏者，先观杜解孔疏，再及李贻德贾服辑述，以参考古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综览事实，然亦只是左氏一家之学，于春秋之微言大义，无甚发明。
论俞正燮说春秋最谬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
近人说春秋者，俞正燮为最谬，其公羊传及注论曰，公羊传者，汉人所致用，所谓汉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谓之经义，汉人便之，谓之通经致用，锡瑞案汉家自有制度，乃宣帝之言，宣帝好梁，非尊公羊者，通经致用，乃西汉今文之学，简明有用，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非止春秋一经，俞云公羊集酷使佞臣之言，酷吏似指张汤，佞臣似指公孙宏，史记酷吏列传曰，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不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又曰，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宏数称其美，又平准书曰，自公孙宏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据史记则宏汤希世用事，见公羊传有贬绝之义无将之诛，傅会之以行惨酷之法，要非公羊所能逆料，俞氏以为公羊罪案，则庄子云，儒以诗礼发冢，可以发冢归罪诗礼，王莽动周官，可以王莽归罪周官乎，公羊传由胡毋生著竹帛，公孙宏受学胡毋生，则公羊成书，必不在宏汤用事之后，据俞氏说，似作公羊传者集宏汤之言为之，年代不符，甚不可通，若酷吏佞臣不指宏汤，则胡毋生之前，酷吏佞臣为何人，更无可据，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后汉书应劭传曰，故胶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三事，动以经对据，此则张汤用法尝询仲舒，《汉·艺文志》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久亡，《通典》、《六帖》、《御览》共载六事，引《春秋》义以断当时之狱，多以为某人罪不当坐，盖以汉法严酷，持议多归仁恕，与宏汤之惨刻异趣，《繁露·郊祀》封仲舒答张汤问凫鹜之类，亦不尽属刑法，则不能以张汤之法，归咎仲舒，尤不能归咎公羊矣。三科九旨，《繁露》书明言之。俞云，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吕步舒之狱，以俞氏之博，似并未见繁露，殊不可解，何休解诂曰，自王者言之，屈远世子在三公下，引礼丧服为证，何氏解礼即不当，亦无关春秋大义，俞以此为何氏罪案，谓以己得公府掾之故，论古人当平心静气，不当锻炼以入人罪，必欲深文锻炼，谓何氏因己为公府掾，故崇重三公，亦安知俞氏非因己为时相所扼，故卑抑三公乎，俞为董诰所扼，不得进士，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羊家说与孟子合，若左氏家说经承旧史，无素王之法，则天子之事安在，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如其说，则君无道，而弑君之臣无罪，传文于殉君之礼父荀息，并无褒辞，而弑君之赵盾栾书，反加称许，且有君臣无常位之言，左氏据事直书初无成见，杜预张大其说，与春秋之义相反，是春秋成而乱臣贼子喜矣，如俞氏说，不亦可云左氏集乱臣贼子之言，谓之经义乎，俞乎曰，左氏，万世之书也，公羊传，汉廷儒臣通经致用干禄之书也，何休所说，汉末公府掾致用干禄之书也，请为更正之曰，公羊传，经学也，一字褒贬，孔子作春秋之义，本如是也，左氏传，史学也，据事直书，不立褒贬，虽不传春秋，而书不可废也，俞氏所说，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也。
论春秋明王道绌诈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
尝读春秋而有感焉，春秋据乱，而作乱莫甚于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今据公羊之传，推孟子之义，而知孟子之善说春秋也，春秋始于隐，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传曰，何以不氏，疾始灭也，然则后之灭人国者，皆春秋之所疾矣，四年莒人入杞，取牟娄，传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然则后之取人邑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桓七年焚咸邱，传曰，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然则后之以火攻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春秋战例时，偏战日，诈战月，左氏凡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即诈战，皆陈曰战，即偏战，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获莒，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传皆以为偏战，是彼善于此者，犹愈于诈战也，宋楚战泓传曰，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是宋襄战泓，为善之善者，故夫子特笔褒之，董子繁露王道俞序篇，史记宋世家赞，淮南泰族训，白虎通号篇，何氏梁废疾，皆褒宋襄，锡瑞案司马法曰，逐奔不过百步，从绥不过三舍，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明其义也，据此，则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本古军礼之遗，古礼不行，而老子有以奇用兵之言，谈兵者谓兵不厌诈，宋襄独行古礼，宜世皆迂之矣，梁左氏不以宋襄为是，狃于后世诈力之见，左氏书之，善在明典礼，详事实，而浅人武夫，但以为善言兵，故隗禧以左氏为相斫书，左氏述子鱼之言，訾宋襄者以为口实，不知宋世家亦载子鱼兵以胜为功之言，而史公作赞，必褒宋襄之礼让者，以春秋拨乱之旨，具在此也，当其时战祸亟矣，独有一宋襄公能明王道，绌诈力，故春秋特褒之，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以为后之用兵者，能如宋襄之言，则战祸少纾，民命可保矣，春秋时，宋华元向戌皆主弭兵，其后墨翟宋以禁攻寝兵为务，似闻宋襄仁义之风而兴起者，左氏载子罕之言以斥向戌，似近正，然不得以弭兵为非，兵虽不能终弭，弭一日，缓一日之祸也，痛乎何劭公之言火攻也，曰，征伐之道，不过用兵，服则可以退，不服则不可以进，火之盛炎，水之盛冲，虽欲服罪，不可复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今之战事，专尚火攻，其暴而不仁，又百倍于东周之世，西人近讲公法，开弭兵会，似得墨子兼爱非攻之旨，若进之以春秋之义，明王道，绌诈力战祸庶少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