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稿归，两辱书教，适与欲尔有牛逻之役，忽忽末及答。归而斋心三复，无不近情切理中、又徐分其合与不尽合者而一一详教之，如以醇饮人，不觉自醉；弟何能复有言？学问之事，诚非弟所宜言，尤非今日之所宜言；言之非其人、与非其时，多见其不知量耳。况弟之所攻者，又间代之大儒，世所为孔、孟奉之者乎？此无愚智，皆知其妄；兄独不以为罪，而反许之。
情、才、气之说，诚非弟之愚之所敢望，至云情、才、气之善，必有自来，不得不推本天命，尤洞识性要之言，虽斯人之耳聪、目视、手持、足行何莫非受之於天者，而况才情气质乎？知才、情、气之本於天，则知所谓天命之性；即不越才情、气质而是，而无俟深求之玄穆之乡矣。惟中庸言天命，仍不离乎日月伦常之间，故随继之以率性之道，尤不可忘戒惧、慎独之功，故又终之以修道之教。三语一直贯下，非若乐记分天与人而二之也。二三节正详言修道之功，四节又指喜怒哀乐以明之，分明是言感物而动之心，非言人生而静之性也。盖性本中和，然非戒惧慎独，则无以致中和；非致中和，则无以位天地、育万物；非位天地、育万物，则不可谓之尽性至命；非尽性、至命，则亦未可谓之知性知命矣。故易曰：“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孔子之圣，五十始知天命；子贡之贤，终身不闻性天，何若是其难哉！彼其所谓闻之而知之者，实以身尽之、至之之谓也。世儒不善理会，见中庸首言天命之性，便是学者莫先知性、知命、知天，终日说鬼说梦，穷玄极渺，虽虞廷之精一，几无以过之；至考其日用戒惧、调节喜怒之功，则又置而不讲，是犹适京师者不登程而自谓巳至也，可乎？
尊教又取乐记“人生而静”之语，即同”维皇降衷”之义，则愚未敢以为然，书称皇降，正兄所谓不过推本言之；而乐记则异是。盖推本言之则可，推而远之则不可，本民性于皇降，犹本人身于亲生已耳。其实孕育时，此亲生之身；而少、而壮、而老，亦莫非此亲生之身。为人子只夙兴夜寐，无忝所生，便是体受归全之孝；若咬定亲生二字，终日呆想受胎之时，若何受气、若何受形，如此痴况，虽剖母腹而观之，恐见不明白；虽见得明白，要於人子身上何益乎？
今人咬定“天命皇降”四字，终日悬想“人生而静”以上体段者，何以异此。若孟子之言性则不然，只言孩提之爱、稍长之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与夫乞人、行道不屑、不受之心而已矣。是心也，虽是成物而动之心，然人也、而天在焉，非是则伪矣。乃所谓天命皇降之体也，何尝有玄渺不容说之奥旨乎？然爱亲敬长，犹性而未全，必须学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性而未至，必须扩充。要虽仁至义尽，岂於天命之性有加豪末耶？是故外天命则无人功，而离人功亦更无天命矣。故曰：推本言之则可，推而远之、则不可。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已将天与人判然分作两撅，非推而远之，何故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由此其误也，於是五百年来学者，皆知有本然之性、气质之性之分矣。其言本然之性，则佛氏所谓父母未生前是也；其言气质之性，则告子所谓生之谓性是也。而孔孟之性，于是不复明于后世矣。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是性近断案。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曰：“不为也，非不能也。”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善断案。而宋儒纷然言才、情、气之不善，且诬子言“相近”是指气质之性而言，以二孟子于孔手，尤为怪绝！此等缪论，某安能嘿嘿而已乎？
尊教又云，不究极言之，则无以尽性；不推本言之，则无以尽性而至命。则是以性命为二也。弟则谓尽性即所以至命，非有究极推本之分也。
又云：弟详於人伦，略於天道；详於践履，略於讨论。则弟何能详於人伦而详於践履乎？若夫略于天道，非略之也，不敢妄言天道也；略于讨论者，非略之也，不敢泛然讨论也。
又云以上达一截推与禅学不可上达，岂禅学哉？无下学而上达者，乃所以为禅学也。又云以格致为不足事。弟非以格致为不足事也，笫未正修而先格致，非堕於佛氏之空寂，必流为末学之支离，断乎不可也。譬如乱后而王京师，风波荆棘，不容不访，但走在路上，虽至愚极蠢之人，必能问讯，必能到京；若终日坐在家里，虽聪明强记之人，将两京十三省路程稿子倒本烂熟，终亦何益？后儒格致之学，大率类此，此古学之所以终不可复也，不亦悲乎！系词云有极，周子偏云无极；易云动静不失其时，周子偏云主静；孟云寡欲，礼云欲不可纵，周子偏云无欲，故云禅学，何可与无求不愿外之言相溷？推此，则凡二氏与形寂近理之言、又何容诡托耶？犹兄集云：“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亦无独不是之兄弟者。”岂父母果无不是，兄弟果无独不是耶？但必不可曰人子是，则父母之无不是，信矣。在兄必不可曰兄是，在弟必不可曰弟是，则兄弟之独无不是，又信矣。君子立言务正其大端，则其细末自不容不略。兄言非不和平，恐未免流弊；弟言非不偏执，终少流弊，愚见如此，敢终质之高明，伏惟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