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
顾雅蘧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令善化、项城结为异姓兄弟。先以项城命，请于善化。善化以生平未有兰谱辞，而语东海徐相，请婉为之复。项城闻之曰：“善化视学河南，吾弟取为生员，吾何敢然。”未几，侍御以细故，退出察院，佥以为诳也。
道光乙未以后，进士用庶吉士留馆，日渐其多。仕途拥滞，常有二十年始开坊者，翰苑中人颇以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馆，以宽大之政，无有以知县归班者，虽在榜末，亦得知县，分省即用。本朝官制，至光绪末年而稍稍杂矣。居高位者，仍以科甲为多。庶常改官，无论何处，辄生爱士怜贫之感，在猥滥仕途中，尤有鹤立鸡群之象，长官一见，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进士，纵有杀人之罪，抑亦可以末减也者。于是务财好利之士，散馆之时，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既而，谋出是途者日多，供不应求，愈逼愈紧，甚至文理不通，诗句出韵，以及一切犯规违例，污卷曳白之事，无所不为。此亦世风日下之证也。
日俄战后，和约于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时俄使维德之强项，殊非吾国之比。维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维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项城厉兵秣马，名为中立阴以助日。是时，北洋陆军为三镇，镇统三人，曰段棋瑞、曰段芝贵、曰王士珍。或问将才，曰：“段祺瑞如何？”
曰：“状貌善也。平时无多语，气度亦不恶。但脑经单简，辨别事理之功，未必精密。”问段芝贵。曰：“奔走疏附而已。”问王士珍。曰：“为人精细，处事有条理。然不可以为大将，帅一镇以出，其不能驭矣。”
善化于先文庄始终契合，每见亲友，必问起居，且耸恿求教合肥相国，昭雪川案。初以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意于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庄清风亮节，内外共知，得重臣一言，宜可开复。建德以措辞为难，拟助赈捐二千两，较易著笔。
往复通函中，而文庄即世。建德请恤疏云：“功业与刘铭传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则又过之。”疏上之日，家式甫适在军机处值班，善化命查壮肃旧案，持以上。定兴鹿相见之，曰：“否，否。废员焉可比拟。”式甫对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荣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镇南关处分，非其伦也。”及恩诏下，定兴犹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后，善化谓人曰：“滋轩以南北派别不协，华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迁怒于督臣，致有违言，则难乎为疆吏矣。”
光绪三十二年，立宪法，改官制，设外务、吏、礼、学、法、度支、陆军、农工商、民政、邮传、理藩十一部。汉尚书五人：外务部瞿止庵、吏部鹿传霖、法部戴鸿慈、民政部徐世昌、邮传部张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在杨翠喜案之后，庆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载振退移度支部尚书。
溥继任农工商，以镇国公载泽掌度支，肃亲王善耆掌民政，使宗亲分润，以自谢过。而汉尚书缺，无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减为四人。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亦逐逐思逞。
或为之谋曰：“今汉尚书四人，尽去之，无以服人，曷若图诸满缺？”未几，农工商部尚书溥、礼部尚书溥良，次第外简三年。内阁成立，设大臣十人：外务梁敦彦、度支载泽、陆军荫昌、海军载洵、民政善耆、司法绍昌、学务唐景崇、农工商溥伦、邮传盛宣怀、理藩寿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觉罗一人，满一人，汉三人，而蒙古汉军尚不与焉。光绪之末，京师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至是益信。
通商以前，户部以山东司管盐，南司管漕，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
既为利薮所在，遂称盐、漕、钱、关四大司。咸丰军兴，漕粮罕至，滇铜久绝，关税为洋关所夺，于是滇、黔、桂俱降为小司，而号福建、山、陕为三大司。山者山东，陕者陕西。陕西兼辖甘肃及新疆，且管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也。福建以兼管顺天、直隶钱粮也。江浙既平，漕运稍兴，南司官吏复勃然起，于是称山、陕、云、福四大司。丙午立宪，尽改官制，户部改度支部，以赋税名目分司，而旧法荡然矣。
陶斋制府自考察政治归，气概之盛，不可以一世，视政府诸公蔑如也。谓善化曰：“公宜专心于政府，举我为外部尚书以自代。”善化笑而谢之。授两江总督，谕“迅即就任”。或问其行期，则对曰：“余必遵谕旨中一”迅“字。”其实不然。慈圣春秋高，当国久，惟其言而莫之敢违，白天子至于群臣，均以其一人之爱憎为荣辱，视其一时之喜怒为进止。陶斋恃有内援，故不欲外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正当有为之际，何肯轻于离京。值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既绌，陶斋始败兴而去。宣统初元，调补直隶总督，人觐过天津，语署任那相曰：“吾举子以自代，何如？”那相知其意，笑曰：“公入政府长外部，余得以北洋大臣将养病躯，稽首谢矣。”时人言籍籍，谓其将入枢府者甚众，至京见世相。世相径告之曰：“无稽之谈，不可听，公速赴任可耳。”
乃大沮丧。既而怒政府之不己援，献策摄政王：广开幕府，招致贤才，朝夕与处，阴以夺枢臣之权。庆邸辈怨之益甚。照像案发，交部议处。陶斋与总管太监小张德本为旧友，适同在东陵差，因有前事，屈意相求，至于长跪，为涛贝勒所见，又乞哀请为缓颊。以为布置周妥，在议处中，仍请训出京，若无所事。吏部即于是日奏上，请予褫职。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问诸枢臣，莫有为之言者。
王犹豫良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直令人不敢置对。”卒从部议。
两宫西狩，岑云阶制府为陕布政，以师勤王，扈跸入陕。至山林险阻辄下骑，身卫銮舆以行；夕则披裘，卧于行宫外舍。慈眷颇隆，擢抚山西，移督两广，朝廷倚之以镇南服。拳匪之乱，两宫仓卒启跸，长白荣文忠猝不及扈从。慈圣于途中，见武卫军溃状，怒曰：“恨行时未杀荣禄。”项城时为东抚，于乱军中，迹文忠所在，资助以往西安，且百计经营，为解深宫之愠。及文忠秉政，项城任直督，内外允协。文忠卒，庆邸代之。时慈圣春秋高，恣为娱乐，好贡献。庆邸宗支稍远，恃其孀女四格格者供奉内廷，以固其宠。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兼广纳货贿，犹乏于用。项城乘间与之交结，月有贡品至京，珍宝奇巧盈于慈宁，宫门内外咸受导行钱。誉声日起，朝廷大政咨而后行，任用之专，比于往日勋旧。
项城大练六军，取朝旨使各省助饷。攘招商、电报两局于武进盛侍郎之手，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属盐利于官设天津银号，试行公债，以通有无。挟势敛财，因财助势，名震中外。时枢府六人：自庆邸而下，定兴、善化皆先进，蒙古荣尚书入枢廷得项城力，长白铁尚书以练兵处旧属而跻显贵，虑变常有同异，东海徐尚书旧为项城掾，因汲引以升。诸公畏人言，亦稍自别。时北洋威力日逼，枢臣无能与抗。疆吏中，惟西林在粤有重望，与项城埒。粤中多盗，治以重典。弹劾不职，动辄数十人之多，人人畏惧。粤海关书吏周某赂庆邸得使节，立捕治置法，同时拜疏，请重枢臣之禄以愧之。时庆、袁相比，惟忧西林为梗。政府诸公，处覆巢之下转危为安，亦惟西林是冀。临桂于晦若侍郎入都议宪政，见善化以意私焉。
善化欣然从之。西林以密电书本为赠，二人之交自此始。会议宪政，舆情不协，南城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稍绌。官制改革之后，枢廷惟留庆邸、善化二人，项城见之，益有协以谋我之惧，自请开去八项差使。居恒不乐，经冬足不下楼，亦不见客。时东三省事益迫，杨杏城侍郎说之往东，项城心颇动。适庆邸疾，求医于北洋，项城使段香岩统制偕医往，日伺于邸侧。于是庆、袁交益加密。项城意变，西林虽至、无能为矣。
赵尔巽为东督，摄乎日俄之间，无所措手，自诉于朝，请简重臣，巡视边境。
诏使振贝子暨东海徐尚书往。及归过津，见项城。项城先宴两使于中州会馆，循旧例，殊无足观。道府而下，继设宴款待诸随员，仍于中州会馆，筵席、戏曲均后来居上。主宾正欢乐间，忽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望之，项城当先，次东海，次振贝子，主人中之段芝贵招待入席。俄顷间，女伶杨翠喜出演，备极妖冶，合坐为之注目，而贝子心旷神怡，不觉手为之拍板。旬日之间，翠喜不出演，京津轰传已嫁某贵人矣。又久之，东海受命为东三省总督，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近代以来，道员擢任封疆者，殊不多见，颇疑为贿得。未几，翠喜之事渐闻于外，乃知以色进也。先是，西林以粤汉铁路事操切，几激大变，移督四川。请觐不许，至沪，托病逗留，久不赴任。闻朝中多故，声言之蜀。及浔，舍舟登陆，作匡庐之游，即于其间具疏请觐，由铁路疾趋至京。时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皆协以谋当轴。闻西林至，启霖迎至保定。
计议既定，西林宫门请安。初次召见，即调补邮传部尚书，留京内用。连日奏对，尽发庆、振父子之覆，启霖旋揭奏翠喜事。慈圣乃严责庆邸纳贿，内阁侍读润泰因事过乾清宫，远闻御音悲厉，盖几于垂涕泣而道之矣。及翠喜案上，慈意滋为不悦，命醇王及寿州孙相查办。凡依草附木者，有冰山将倒之势。项城在津，闻报大惊；立召杨以德至，令于一日夜，出翠喜于庆邸。以德素有干才，遂至京，以骡车挟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黄村，乘次日京奉车至津。项城先使人利诱势怵盐商王竹贤，令自承为翠喜夫婿，遂以予之，赃证于是乎灭迹。时长白世伯轩相国，在满人中素著忠悃，而与庆近。且都中舆情，以为袁绌而岑用，一也，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适慈圣往淀园，过万寿寺稍憩，召世相独对。世相殊不为左右袒，微露庆、岑夙有嫌怨，慈意稍为之解。四格格更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且曰：“奴豢于母家，虽一履一袜，皆兄予资，今复何恃？”四格格为慈宁弄物，尤动上听。查办大臣醇邸、孙相，重臣也，诸王府第声息相通，岂有不知振贝子纳妓之事。奉诏之日，王指诏末“水落石出”四字，语孙相曰：“圣意在此。”既见世相，世相曰：“此何事也，而可轻发语耶！王年幼，诸事宜诿诸寿州，庶慎已免咎。”孙相之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
戊戌之岁，曾以进呈《校邻庐抗议》一书，几被其祸，旋乞骸骨。洎两宫西狩，献易位计者均得罪，慈圣渐悟其离间，待上稍宽，复召用孙相。回銮以后，以庆、袁相比，梗于其中，两宫意见未全泯也。袁、岑争权，群矢集于庆、振父子，至揭其狎亵之罪。慈圣命上母弟及师傅往察其情，悔祸之意益显。然闻孙相曰：“政局视吾一举足为重轻，此外人无知之言也。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安危甚巨，每念及，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今日之事，惩治庆邸，圈禁其子，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然庆邸，亲臣也，非常熟比，无辞可令出京。遇年节、吉日，递如意、蒙召见，与在位者同，甚或仍准内廷行走。而四格格朝夕在太后侧如故，项城在北洋如故，时时能为庆邸作卷土重来之计。且乘间媒孽吾辈，以去其毒，何以御之？吾老何足惜，但不能为己市直而为上树怨。且今之与项城为敌者，未必能制其死命，惧无以持其后。即使得志，亦将顺焉矣耳，安见其矢忠于上，劝母以慈，劝子以孝，如古人之所为乎。”当时朝中党派情势，孙相之言，洞若观火焉。嗣派内阁侍读润泰往津，调取王竹贤、杨翠喜口供，覆奏查无实据，其事乃毕。京曹通例：部属文稿，堂上多因仍不改，然部员仰体堂上之意，亦容有之。后二年，孙相查陈雨苍案，调用随员，仍内阁侍读、中书之类，且多查办杨案之人。而调取各部案卷，互证参稽，一一举其左证毋稍宽贷，乃知翠喜之事非不能查实，而别有用意也。
庆邸势利之交，金钱作用，夫人而知之。托活洛氏陶斋制府，于无意中，与寿州孙文正语，时为庆邸忧贫。言王府费用，每年辄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云：“邸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诸北洋，然究于何项开支，何人过付，无人能测也。”按新军扩张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项城悉辇以献庆邸，仅以夹单上陈，如各营官之于统将也。无文件为据，无案牍可稽，知者绝少，故屡经言官指摘，无从查察。自新官制行，直隶省仅二、四两镇，馀四镇悉隶陆军部，铁宝臣尚书为政，仍效项城所为。斯时尚书进而项城绌，几往东三省，盖有由也。及凤禹门将军为四镇军统，并操兵饷之权，继续前事。于是尚书权力日衰，而将军又袭前人衣钵，耀一时。在庆邸初无成见，终始为一利字而已。闻翠喜案中，慈圣面责之曰：“汝为财耳，国亡，财于何有！”大哉王言，惜未能发其聋而振其聩，悲夫！
庆邸当国时，京津道上有赫赫红人曰董柳庄者，名遇春，相传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门役老董之子，世袭其事，无案可考，莫知其详也。时遇春甚显，奔走于势要之门，善于迎合诸贵人之意。为广交要路，动以万计，因之连捐带保，至直隶省候补道。一时，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日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纳费，多至十数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他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遇春以此博得庆邸欢心，爱之重之，在其他亲友之上。偶闻遇春言庆府事，较为详细，特是遇春非读书人，语无伦次，必以意会之。光绪三十三年，西林驰入京觐见，弹劾庆邸。邸郁郁不得志，有慰之者，辄叹曰：“今关情于余者，惟杨杏城、董柳庄耳。”杨侍郎闻之，赧赧然有愧色，曰：“余与董柳庄等耶？”遇春曾得罪于项城，故虽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传项城微时，与遇春约为兄弟，偶值乏时，尚赖其资助。戊戌八月，项城护理北洋大臣，诏下，遇春方饮于侯家后妓院中。闻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尝假我银百金。”
其隔座中聚饮者，有项城中表、刘燕年提军在焉，以告项城。项城恶其妄言亵威，如陈王之于佣耕，故人衔之。甚至武卫五军成立保案，聂军奏保遇春，以直隶州知州候补。项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现充号房。“号房”者，即门役也。荣文忠在枢府，面奏号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凯误也，附片遂留中。项城益惊叹其能力之大，不说愈甚，而无如何也。其后项城权重，时扼抑之使不得进，故遇春落拓如旧。惟怨当时权要曾由彼进身者，既贵之后，不为己援，而不知其终身否运，由于一时酒后之狂言也。
相传陈友谅败亡，其客渡海越辽阳，至长白山麓，寓一头人家。报仇之志久而弥坚，时明运甚盛，无如之何也。客善青鸟之术，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机，暇则察视地脉，聊以自娱而已。居处多年，与主人家庭渐相习。燕俗重义气，见《五代史。高行周传》。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盖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笃于友谊。主人视客，如兄弟骨肉，始终恩礼如一。客老且死，谓主人曰：“感君厚德，常欲图报，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年帝王气运，敢以赠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传之悠远，虽无确据。丁未以后，满洲改为行省，游宦者日渐其多，归而言其风土人情，佥谓其人善与人交，殊无满、汉之见，至今犹然。吾乡泾县翟氏，先世即陈友谅臣下。友谅兵败国灭，馀众效忠不去，拥其宗裔，遁至河南光、汝之间，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泾县。其先河南总部，犹寄供养之费。继而居泾之人读书入泮，甘食明禄，遂绝不通。载在《翟氏宗谱》，翟展成孝廉言之颇详。观于此而知陈氏覆亡，人心未去，辽东孤客，理固宜然。客姓氏不传，毅勇之忱，较之田横岛中五百人一死塞责者，难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视子房仕汉，其志报韩，何以加诸。
劾治权贵，效命疆场，皆美名也，而莫难于一死。梅村词曰：“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便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遥想明末，刳肠决腹诸君子，前仆后继，死亡枕藉，士气不其壮与！至近年诛奸与尽节，可谓别开生面。当时参李文忠，几等于严嵩、魏忠贤，然具疏者备受无知舆论之赞许，而无纤芥之祸，事过境迁，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朝遗老不肯屈节，避居夷场，辄以余赀作富翁而享清福；否则依附皇室，食俸为生，仍不失禄足代耕之乐。梁星海方伯以妄论法越事，严议降五级调用，及銮舆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郧荆道。未几陈臬开藩，又得罪庆、袁而投劾去。国变之后，南北奔走，以张少轩之荐，继陆文端值毓庆宫，授太保。使杨、左诸君子地下有知，当有实命不同之感。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谓直言极谏者戒。光、宣之际，台谏中，江春霖、赵秉麟、赵启霖以弹劾不避权贵，著闻于时，然皆有背影，终不免“欺”
之一字。秉麟仕民国为肃政史，姑无论名节，即以其生平弹劾庆、袁章十余上，国变之后，乃甘为之臣，将往时谈忠说孝面目一扫而空，亦孔丑矣。项城不念旧恶，宽予擢用。而于条陈外部事宜隐攻善化之李灼华，以暗通报馆为名明攻善化之恽毓鼎，悉置不用。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两妻者死，挑者娶妻，仍择长者，取其能詈人也。项城用人，盖用挑者选妇之法。但定情之夕，昔以死争者今以身许，殊难为情耳。
赵秉麟、赵启霖、江春霖三人，在台谏中，非特同志也，而且同谋。杨翠喜案，虽启霖发难，因是左迁。秉麟具疏争论，谓己本有是意而未及上章，是自承为党也。孙相查办，不满其意，固无待言。未几，孙相舆从遇秉麟于正阳门洞。
毂击肩摩之地，骑者先导，指挥途众，令舆得过。秉麟，之父与孙相己未会榜同年进士，秉麟其年家子也，遽来书云：“遇公于正阳门，下车，为厮役所鞭者再。
不意年伯素性和平，而下人横暴如此。伏思相公之体制，虽极尊严，而御史之法骢亦何容鞭辱云。“孙相得书，亟往诣秉麟，秉麟避不见。孙相曰：”吾为谢罪来也，主人虽不在室，胡可径去？“下车登堂，向上行一跪三叩礼而归。俄顷间，秉麟即来，亦下车登堂行礼，不见主人而还。京中颇有知者，问秉麟，辄讳言之，盖自觉其已甚也。孙相骑士名陈元，其后为东海徐相纪纲之仆。民国改总统制，东海为国务卿，称相国，陈元为传宣官。秉麟适于其时充肃政史，自无有不见相国之理。沧桑一变，大清国易为民国，皇帝易为总统，大学士、军机大臣易为相国，御史易为肃政史，骑士易为承宣官。而秉麟之为秉麟如故。陈元之为陈元如故。秉麟遇陈元，不知若何感想。陈元遇秉麟，亦不知若何感想耳。
西林于随跸之役，始识总管李莲英。未几，开府山西，移节两粤，屡叨异数，慈眷极隆，声望之美南北相当，贡献之品络绎不绝，足抗项城，皆李总管为之内也。沪滨养疾，与武进盛杏荪尚书交，一见如故。武进喜知名之士，文人墨客结习，花晨月夕，莫不以气节为谈资西林居处稍久，遂与俱化，颇以名臣自励。入觐至洋各宫监欣逢旧雨，且患难之交，靡不心悦，西林视之蔑如也。及贡广西土产狗鱼，两宫知为珍味，命付庖厨莲英曰：“是物鳞类而有兽形，恐具烈性，不宜圣体。”命豢诸湖中，莲英曰：“观状颇恶，纵入水中，鱼鳖之属，无噍类矣，且恐夜出伤人。”乃弃之。西林于是乎宠衰，会粤中舆论与新督周公不协，上命复旧任。过沪，与诸名士交游，托疾不行。上海道蔡伯浩观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会梁启超旧景相合如一，以为逆党之证，进呈御览，遂得罪。
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基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
善化罢相，林赞虞侍郎有连带而去之势。上将择相，于是寿州、定兴同日召见，命长白世相从之入对。是日，定兴奉诏再简枢臣。寿州曰：“上知我重听，尚未知定兴与我同病也。”自是而后，庆邸专权如故。南皮内用，犹无能为，遑论其他。定兴旅进旅退，虽随班而上，于事一无所闻。下直后，辄向军机章京，询问本日例行公事，犹得一知半解。至于密勿，不能参预，自不待言。此老以倔强著闻，而衰龄保持禄位，至于如此。可见张禹，孔光举动，皆在人情之中。
林赞虞侍郎为谏官时，以风骨著，非清流诸君子，徒托空言之比。善化相国少年科第，以经济文章自负，与侍郎素相钦重。庚子回銮之后，善化入相，时侍郎氵存升专阃，内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枢廷，共任艰巨。杨翠喜案，振贝子上疏乞去，中有一联，用上谕中“水落石出”四字嵌入句中，云：“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有难安之隐。”侍郎读毕，叹曰：“好文章！”庆邸衔之。及善化放归田里，诏下，侍郎又大诧，曰：“进退大臣，如是之轻率耶！”召对时，力请查力。太后曰：“查办若实，厥咎更重。”是善化去职，深宫正有成见，不言而喻，而侍郎不知也。未几，遂出枢廷，任豫抚。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直，在御案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
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诸臣，虽云同时入直，然自首座外，其馀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
于晦若侍郎久参李文忠幕，书牍多出其手，《清史稿》谓奏牍多出其手，乃相传之误。侍郎长于宋人四六，《困学纪闻》论文所举各条，侍郎优为之，故文忠谢恩诸奏，望而知为所作。至论事摺子，文忠方以自命，何待人为。如有集思广益之处，幕中人材济济，非止一人。丰润联姻后，时参末议，目中岂复有侍郎在。光绪乙未之岁，文忠自马关归，入阁办事，寄居贤良寺，侍郎始为记室之长。
是后章疏，寥寥无几。出任两广，侍郎又未从。故《文忠奏稿》八十卷，虽谓其无与于侍郎，可也。然侍郎散体之文，其揣摩工夫，能恰如人意之所甚欲；其运用词藻，可以达人口之所难宣。光绪末年，侍郎以西林势败之故，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无异宋人之远谪。临行一奏，庆邸读之，称赏至再。南皮素与之善，挽言曰：“此人归国，何以处之？”项城以手指地，曰：“莫善于此。”意谓军机大臣也，南皮乃不复言。
满洲一足跪之礼，名曰“请安”，非真长跪也，一膝稍曲而已。满洲人五分男女，偶相遇即行之。凡内廷行走，满籍大学士以下，相遇皆然，则不足为荣辱，从可知已。至卑贱遇尊长，则双膝落地，名曰“跪安”。汉京曹相见，均长揖。
外官则自知府以下，谒长官，均请安。谓之行旗礼，可也；谓之有加礼，则未见其然也。《嘉谷堂集》书阿文成公遗事，内有一条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岁生马履泰谒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礼，曰：”吾为郎官时无此礼云。‘“
是乾嘉时已以是为卑屈，相沿至今，而其实非也。光绪末年，厘定官制，不分满、汉。于是汉人学旗礼者日多，反以请安为时式。可知移风易俗，未为难事。
京官重礼节，然礼与谄不同，匪惟无谄于同官也，亦无谄于长官。京曹虽有尚侍，无论王公大臣，其属僚除送稿、画诺外，鲜有至其宅者。粤东陈锦涛以游学生考授编修，供职度支部大清银行。其时泽公喜学生，颇信任之，武进盛尚书以为译员，筹借款遣往欧洲，见银团解释用途，乎大用矣。忽逢辛亥之变，锦涛走沪，谓人曰：“满洲宜亡，以少年不经事王公为长官，令吾辈口称章京，叩头请安。”谑者曰：“京朝官无是礼也。苟非尔自往口称章京，自往叩头，自往请安，谁令尔行？”家式甫为军机处章京时，项城入值枢廷，式甫持稿往见。
项城不知枢垣掌故，坐而受之。式甫稍退不与，项城微诧作声，式甫更退后，项城觉而起。自是，项城益加重视。式甫由帮领班跻正领班，项城之力居多。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其斯之谓与。
本朝职官入朝奏事，始不执笏，朝珠庶乎近之。每挂壹百零八颗珠，上下左右，每二十七小珠间一大珠，以珊瑚、翡翠为之，谓之红绿佛头。佛头或即笏头，满洲制度无考，不可详也。其在胸前者，左右小珠三串，各十粒。男子二悬之左，一悬之右。妇人二悬之右，一悬之左。谓之记念。最初用法，殆为以笏记事之意，北方土俗近古，抑结绳之类欤？俗语谓之“三台”，取美名而吉兆也。其在背下垂者，谓之“背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观于此而知国初入关，悉从明制，是荀子“法后王”之说也。章服虽有更变，略存古意，抑孟子“法先王”之道也。
盖两用之。
林赞虞侍郎仕豫抚时，李季皋侍郎由苏皋调豫，二公素识，同官一省，相得益彰。各省军政，向来督抚专权，两司兼督练公所，循例署尾而已。李侍郎将门之后，莫展其才。与项城私函，偶言及之，弗善所为。未几，陆军部派员查实，林侍郎缘此内调。适逢其会，林侍郎上章，称许李侍郎，推崇备至，一则曰“国家柱石之臣”，再则曰“李某克家令子”，都人疑焉。林侍郎入京，李侍郎又有书来，极其谦，叙述彼此交情，谓如父兄之于子弟。于项城及后任吴中丞，均有微词。枢臣调停其间，将李侍郎调浙臬而两解之。李侍郎以病辞官，留京不行。
二公素行，均持重无私。虽一人急功，一人持重，性情万不能合作，然未至于倾轧。其所以误伤者，李侍郎之才，卓越庸流，惟学不足相济，故两书之中，词意不无重轻，以致于此。故言为心之声，不可不慎也。
慈圣晚年，不免于寡人好货，而无与于政事。项城、西林皆以贡献，互相斗富，因其官高，愈增荣幸，未必以之登进也。且此端微开于李文忠，而张文襄继之，在当日督抚，为见所未见，亦非项城、西林开其先也。辛丑回銮后，朝廷惟惧外人图己，项城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为倚恃。侯官沈爱苍中丞时为京兆尹，窥知其隐，步袁、岑后尘，藉交通宫禁之力，胁取各省数十年久已停解之顺天固本京饷，成兵三营，更近在肘腋之间，思间项城之眷。卒以职位较卑，为所龀而去。文忠公子季皋侍郎以门荫起家，简浙江按察使，入都陛见，蒙赏饭。是日，项城约之午膳，临时而侍郎以电话辞。夕至其宅，项城问日间之事，侍郎告以故。
项城大惊，曰：“尊宠极矣。汉大臣中，惟余与岑春煊受此恩遇。”问席中见何人，侍郎曰：“派太监伺候。”项城益讶曰：“上视子与余辈等耳。”然终光绪间，侍郎并未大显。沈、李二公犹曰：“先泽也。”寿州孙多祺以道员需次直隶，善于观风望气，交结宦寺，求梯荣之路而终穷。先是，辛丑之岁，任河南祥符首县。适两宫回跸，奔竞之术，百出不穷，行宫门外，趾为之穿。一日之间，龙光三接，时夸于众，传为笑柄，然其后潦倒极矣。光绪末年，由李总管献菊花百盆，言家贫，只此区区之物，聊表忠悃。慈颜怡悦，赏御书匾额。多祺白天津寓所具鼓乐，候于铁道侧，迎归，招摇过市。慈圣于此类事，视为无足重轻，不能由此而猎取爵禄也。
帝自西狩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惟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惟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帝性直率，于戊戌之事，颇有遗憾，心所不平，辄形诸笔墨，曰：“某某可杀。”类似宋宁宗皇子书，“弥远当决配八千里”，而不知祸作于肘腋间也。谗者果挟以诉于太后，宫闱嫌隙复生。帝无尺寸之柄，郁郁益以致疾。禁中事秘，京外颇有讹传。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末，始以痼病闻于外，诏征四方良医。时下悬壶之士，如陈莲舫类者，贪得御医之名，远近咸集，麇聚辇下。帝沉疴已久，易生暴怒。医入请脉，不以详告，令自揣测。古法望、闻、问、切四者，缺问一门，无论何人，均为束手。及书脉案，稍不对症，即弗肯服。
有时摘其未符病情之处，御笔批出，百端诘责。批陈莲舫方云：“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恨，可恨！”纷纠年馀之久，所患益剧，虽日视朝，步履非复前状。
戊申十月癸丑朔，时享太庙，遣恭邸代行礼。是日，枢臣甫入，帝泣云：“予恐不腊矣。为太后子，不能奉侍，奈何？”太后安抚之。自此乃不早朝。帝久病之中，忽中止听政，咸知为不祥之兆。时政在慈宁，人心未甚震异也。太后体素康健，喜服腻品，因以致疾。甚剧时，庆邸往奉天验收普陀峪东陵工程未归。两宫病重，枢府诸臣，皇皇无以为计。二十日，庆邸返，先与项城计议，项城曰：“吾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醇邸曰：“若仍为臣，无不可者，不然不敢承。”佥曰：“宜入见。”乃请起太后召见。禁地森严，至是而益密。
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入，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拒之于外。太后在寝室，稍饰，倚衾坐，见诸臣，先问皇帝病况。庆邸对曰：“疾大渐，宜立皇子。”太后曰：“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醇邸辞曰：“臣之子幼，载涛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太后微愠曰：“汝糊涂，此如何时，而犹作是言耶！立汝之子为穆宗毅皇帝之嗣，汝为摄政王。汝虽无才能，择有才能者为佐，勉之毋懈。”
庆邸请兼祧至再，不许，乃皆退出。及立储诏下，末云“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乃太后所未及知者。太后以光绪初年早有成议：今上生子，为穆宗之嗣，有约在先。然枢臣拟兼祧之谕，亦合乎礼之变，未为违旨也。
太后有私蓄三千万，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绳束之。庚子之岁，乘舆播迁，辇运不及，乃遗之去。八国联军入都，世相时以内大臣居守，用日兵为卫，洎驾返而无所失，慈颜大悦，世相以此骤贵。孝钦皇太后崩，宫监黠者，尽其所有，以献孝定皇太后，而阄人之势因此不衰。未几，清亡，孝定皇太后旋崩，宫禁内事，仍为旗员把持。辛亥后，大内用度，想出于此，何时侵蚀始尽，亦无可考。
李莲英所谓皮硝李也，在安得海之后，内监权势莫逾于彼，然孝钦太后家法綦严，惟内务府中司员在其宇下，不能不常与周旋。当时大僚，幸邀慈眷而交通宫禁，或知之有素。外廷诸臣，莫得晤其人。莲英从不轻出，识面尤稀。显后晏驾之四年正月，火神庙会移于香厂，忽于游人中，有人私语曰：“此李莲英也。”
视之，乃黑丑大汉，适成其为北方之强者而已。小张德继为总管，与京朝官吏时有酬应。母寿，贺客盈门。值骡马市大街修治道路，为途所必经，警吏为之先期竣工。犹子某，供职军谘府，已入宦途，与张绍轩军门联谱，隐有亢宗之意。清末风气，人人观念，颇以为军门之荣。亲贵王公，反介军门。以结于张德，为取悦宫闱之捷径。军门落职居京，以此之故，出为江防军帅，授两江提军，颇负时望。履任之始，无赀以往，张德之母假以五万金，而后成行。燕人重义气，张德一家，视军门如骨肉。鼎革之际，军门力守金陵，不受各方之摇惑，事虽不终，东南方镇未之有也。追惟终始之际，其情感未尝不自是而来。欧阳公作《五代史》，立《宦者传》一门，皆取其有关于国事者。吾于李莲英、张德窃有感焉。
项城以戊戌之变，得罪先帝，惧祸之及，倡为立宪说，尊民权，重民意，俾无故不能诛大臣。杨杏城侍郎为之计曰：“立宪官制各有责任，不能兼差，公为光杆总督，是未受立宪之益，而先受其损矣。”“光杆”者，俗语他无依附之谓也。项城不听。既绌于官制之会，知其策不行，乃献交邻之策，阴以树外援。当是时，唐少川侍郎主交美，梁崧生侍郎主交德。唐侍郎聘于美，议加两国使臣之级为大使，不得要领而归。日本人忌之，有行反间于摄政王之左右者，曰：“日本之至中国也，在三日之内；美之援中国也，在二十日以外。夫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谋臣失策，为不忠。”度支部尚书泽公，以武进盛侍郎为谋臣，袁、盛之仇固结不解，泽公亦不悦于项城所为，谗之曰：“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项城乃被逐于外。而远交之策不行。
戊戌，常熟放归。是日有旨，先令其待于外。常熟私忖：不过如甲申之屏出枢廷，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诏下，捧而流涕。盖以师傅之尊，等于斥逐，不稍予以礼貌，诚出人意外。丁未，善化放归，适当夏令，枢廷诸臣来时稍早，皆释冠带，室内憩息。诏自内下，众方趋视。善化学问本高，年力正富，略为观察，一览无馀。旋即束带整冠，入内谢恩，趋而出，无一语。戊申，项城放归。是日枢廷散直，摄政王复召世、张二相入内，出诏旨。初更严厉，世相力争，仅得开缺回籍。项城奉诏，面色皆赤，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时孝钦显皇后之丧仍在宫中，先帝奉移观德殿，项城时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当直，奈何？”世相曰：“吾为子往。”项城半跪谢之，乃出为归计，闻其家人，恐有后患，力劝为外国之行，项城意不之动。家人长跪许久，号泣随之，乃以电话召张镇芳都转至京议之，为筹赀斧计也。谈至经夜，翼日与乘京奉车至天津。都转在一等车至城站下。项城微服在三等车，至老龙头车站下，寓利顺德饭店。使都转往见直督杨文敬，无他意，乞资而已。都转尚未言其来意，文敬闻项城至，大惊曰：“渠奉旨回籍，胡可以来？若然，必以上闻。”都转不复言而去。文敬以告其幕客，客或曰：“虽然，必往慰之，毋令憾我。”文敬遣其子往，而都转之言已先入矣，杨、袁由是不睦。项城旋得赵智庵、杨杏城两侍郎电话，促其速返，乃还京就道。三公之出枢廷，情事相同，而处之不同如此。
南皮张文襄在京，尝言泗州杨莲府制府、杏城侍郎兄弟非一母所产。易实甫在侧曰：“同母兄弟也，公胡以决其不然？”文襄笑曰：“一龙一猪也。”或问侍郎曰：“子孰为龙、为猪？”侍郎曰：“以南皮目光断之，人果成进士，虽杀人，亦可以减罪。吾兄词林中人，定为龙，余定为猪。”文襄又言：“番禺梁彦孙太史与杏城侍朗必感同气而生。”疑其相似之甚。时尚为诗钟，一日，拈得“奇态”二字五唱，黄绍第叔庸得句云：“弟兄岑氏奇皆好，姊妹杨家态并浓。”
南皮大称赏，称为钟王。其于侍郎，无往而不加贬辞，诸如此类。洎慈圣上宾，项城斥去，醇王摄政，颇倚任南皮为重。铁宝臣尚书长陆军部，与涛贝勒同领禁卫军，深相结纳，谓涛贝勒曰：“袁党之势已摧，若去杨士琦，则根株尽绝。”
涛贝勒初出任事，不知其为何如人，曰：“谁为杨士琦者，余胡不知？”尚书曰：“王于观德殿之下，丧服哭灵诸臣之中，有大红鼻子者，即是人也。”时先帝之丧，奉移观德殿，故尚书云然。良赉臣统制素仰南皮如泰山北斗，言及杏城侍郎，辄云：“大红鼻子，非佳物也。”
摄政就职，庆邸威权大损，见项城屏逐，知将及己，遇事更形退缩。宣统年间，政局情形极其复杂。铁宝臣尚书喜于军权在握，忽出为江宁将军。世伯轩相国于诸满人中，负一时重望，忽与吴郁生同时罢值枢府。涛、泽参预密勿，权在枢臣上，传闻涛将柄政，召用袁、岑，已忽寂然。足征当时起落不定之象。庆邸依违其间，时或于彼有利。二年秋，朗贝子与东海入直，涛之力也。庆邸知朗之易与，玩之股掌之上，权势日就恢复。又荏苒经年，改庆内阁而后国亡。
世伯轩相国索勒豁金氏，今之张禹、孔光也。未尝篡汉，然王莽之篡，实二人阴以纵之。索勒豁金未尝贪横，然庆邸之作恶，实彼有以成之。庆将以黩货败者屡矣，杨翠喜案几不免，奉查办诏，泣曰：“臣罪实当诛，不实奈何？”太后曰：“言者有罪。”世相于此际，初未尝为庆陈辨。而召对之时，唯唯否否，令天颜不觉而为之霁。项城放归田里，庆邸有联带去职之象，谓世相曰：“如不用我者，宜自请退，母逆舆情而逐我。”世相为之缓颊，而庆之贪横得与国同休。
其他大政因之迁延不举者，不可胜举。丁巳复辟，近臣中，虽知其未可，莫不欣喜。世相独不然，是真别有肺肠者矣。
良赉臣统制与世伯轩相国，在晚清可谓第一流人物。世相以巽懦亡国，统制清刚，适与相反，其覆邦家，亦与有劳焉。统制以丰沛子孙，东游学于日本而归，饱读兵书，熟谙世变，适逢其会，夤缘得为涛贝勒幕宾，处大有可为之势。时在光、宣末造，宁不知岩墙之下，举动皆足致祸，乃一意新法练兵，招致非类，酿为肘腋之患。天之生才，在前数十年，则为多隆阿；在后数十年，则为良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军谘府初名练兵处，统制为司长。项城阴忌之，调至第三镇，为标统。其镇统某夙以屠名，统制辞不往。时庆邸为练兵处督办，复调回京。项城不可，言将不用命，以去就争。相持之际，皆诉于庆邸。庆邸两解之，命统制往见项城言谢。项城声色俱厉，促速至军，曰：“汝好为之，且擢汝为大将，不然斩汝首。”统制出，汗流浃背，谓人曰：“生平所未见之严威也。”在军三月，仍调京用。项城用人，善于操纵，诸如此类。然在前数十年，则为胡文忠，在后数十年，则为项城，亦天实为之耳。昔人谓明末流寇，皆胡蓝狱中功臣后身，虽寓言而有至理。清白开国以来，朝廷颇负汉将。微特年羹尧、张广泗、柴大纪以冤死也，岳钟琪部下健将纪成斌、曹识辈，俱不得善终。湘、淮将帅中兴之绩足与创业比隆，赏功亦薄。至亥子之际，所用汉将莫不负朝廷，殆亦天意与？
镇国将军载振使英，贺爱德华七世加冕礼，归授商部尚书。诸王公艳之，佥思作海外之游，以猎取高位。贝子溥伦之美，观赛会；镇国公载泽之欧、美两洲，考察宪政；贝勒毓朗之厦门，招待美舰；镇国将军载搜之美；充一等参议；贝勒载洵、载涛之各，国考察海陆军政，使节联翩，不绝于道。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举动皆足以辱国。洵贝勒至英伦，馆于王宫。客舍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来者皆在焉，洵帅其护卫以往。护卫咸北五省籍，华人佣于英者，惟汽船工役，亦以北五省籍居多。护卫引为乡里，食时与俱，同席者以为大辱。英伦船厂商人闻吾国海军大臣至，盛席作乐燕之，诺将往矣，已而不果。校阅师船，约以巳正，逾期而往。及至柏林，誉德之强，宣言于众，诸多失辞，英人憾焉。涛贝勒至英，英几不受，适爱德华七世殂，强以吊使往，许之。期以三日至四日始行。诸王在外，皆有挟妓之名，搜充参赞，尤无忌惮。
涛贝勒考察陆军之役，从者皆军将，惟李季皋侍郎以将门之子，厕于其间。
途中耸恿贝勒，联络邦交，以为牵制之计，贝勒意动，舟过檀香山，观珍珠湾险要，防日本也，工犹未竣。规模之宏远，经营之完美，为生平见所未见。向所濡染于日本东京学生之言，以日本为天下莫强者，观念稍变。至旧金山，吾国使臣张荫棠迎而登陆，易车之华盛顿。车中，荫棠曰：“王之来也，专以军事与？抑朝廷其有本指与？”贝勒曰：“无之，专以军事来也。”荫棠曰：“王其秘之与？
余实为行人，胡可以不知？“曰：”否，其实无也。“荫棠曰：”然则王胡以来？
昔岁唐绍怡来聘，列邦人士，好我者喜，恶我者惧，咸曰：“其中必有物。‘绍怡返已逾年，忽焉而已，四方荧惑已甚，而王适至，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皆不应。荫棠曰：“国家之危，将在旦夕。
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贝勒深然之。至华盛顿，见总统塔夫特于白屋。贝勒凡燕宴，皆李侍郎相为之通译。白屋者，美宫也，制度简略，其侧有小园。宾退，主人导之园游。及门，宾曰：”昔者闻君宣言列国，以敝邑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引为已任，惠之至也。寡君拜君之赐，使某私焉。“塔夫特曰：”是吾心也。“
是夕，宴宾于白屋。坐中，外部大臣那克斯谓贝勒曰：“吾国与中国，对立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中国之无患，吾国亦有利焉。反是，害亦随之。吾总统自麦金尼‘罗斯福’以至今之塔夫特，莫不以中国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塔夫特曾履中土，持之尤力。继之而在位者，舍此莫由也。中国之事，当王者贵，一人有庆，兆民赖焉。非若此邦政俗，一兴一革，必每人而悦之也。昔大彼得游学而归，而俄始大，以俄俗类于中国，君权独重，一正君而国定也，子归，曷不疏请幼主游学于欧美，以为变政之计。”各国通例：国主之宴，非有故，席间无颂词。
此时宾主欢甚，塔夫特谓那克斯曰：“吾思今日之乐，仍以颂为佳。”乃立而言曰：“祝大清皇帝之无恙也，祝其学之日进也，祝摄政王之行无不宜也。”膳毕，塔夫特请贝勒入菸室。塔夫特曰：“国必自立，乃得他人之助。苟遇非礼，力拒之，不敌，公论宜为之援，若已先与之，人谁与争？”言竟，登楼入室，坐而言，更述前语。又曰：“国家之强，由内治也。内政不修，何以御外。”知其将往欧洲也，则曰：“于子之行，求友匪易。英之日、法之俄，皆与国也，乌能舍而亲子！惟德意志尚无他耳。”贝勒居华盛顿三日，相形于人，自惭于己，颇为发愤，曰：“我之存亡，仅于人微有牵掣耳。人犹如此，我何以堪！”乃电致摄政王书，具述其事，请速为计。至英，英不礼焉。英人以铜官山争矿，澳门勘界，达赖喇嘛革去封号，责难于我，如吕相之绝秦。适爱德华七世殂，奉朝命以吊使往，四日而行，至德，见德皇威廉二世，与于宰相和鲁威之宴，外部，大臣希音在焉。
德相与外部，衙署相属。毕士马克之相德也，其子为外部大臣，居处最近，朝夕得承其命，以是相传视外部大臣如掾属。时五月五日也。次日出德京，往观各军，视诸险要。越四日，在克虏伯厂，始得电谕。令聘德将，练兵于北徼外，借美国资本，兴农工商业。为并交两国之计。乃谋于使臣荫昌。荫昌曰：“昔余东归，德主谓余曰：”子之国孤立于东，吾国孤立于西，安得一日者左提右挈，使其势不孤乎？‘余归，夫谁与言？今有此旨，机不可失也。朝廷之意，借美资、用德将，未始非计。然用其人，多不过数百耳，奚足以动之？不如并用两国之资，俾知其利大，以悦其心。“乃使荫昌往见希音、何鲁威而叩其意，佥曰：”可哉。“
问其节目，曰：“且徐计之。”求见德主道意，则以旧例所无辞。福纳根汉者，接待官也，曾充湖北武备学堂教习，时位至正参领，愿达意于德皇，以电话询诸侍从武官长。次日黎明，以复讯来，曰：“寡君使余，从贝勒游于波斯墩行宫。”
李侍郎及荫使相贝勒往。及门，行未数武，倏见德皇牵一犬至，若相遇也者，旬福纳根汉，福纳根汉退。又行数武，入林中，胡床一，德皇与贝勒并坐其上，李侍郎、荫使左右侍。德皇曰：“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岁使吾子为亚洲之游，乃有条目，今未可也。吾国与中国过远，今日之事，必与美共之乃无患。尤其要者在于内，未有内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至奥，遂至俄，俄人亦不礼焉。俄皇拒而不见，辞言舟游芬兰海中，行无定所。固请，且私于其近臣某，始得行一觐礼。驻使萨季谦宴于其馆，俄外部大臣伊思渥尔斯克坐与李侍郎相近，问曰：“余昔使日本，游北京，使馆中遇勋贵李公者，谁与？”侍郎曰：“家伯兄不在京，仲兄已逝，惟余居京，与俄馆最相习，其余也耶。”伊思渥尔斯克曰：“今兹王来，惜时之不令，未隆礼貌，滋以为歉。”侍郎曰：“昔我先公之来也，中、俄均为与国，宾主至欢，今俄友日而疏我，理固宜然。”伊思渥尔斯克曰：“是谁之过与？我疏尔耶，抑尔疏我也？”侍郎曰：“始吾以俄为上国，私与订盟，欲以报日也。吾国土地，许其假道，筑铁路，为军用，无所吝惜。拳匪之难，订东三省之约。苟利于俄，吾无不予也。英日之人号呼于侧，吾不忌也。吾之亲尔，其谁不知。自尔以堂堂大邦，败于蕞尔小国，吾失所依而意有所移，焉能责我。”
伊思渥尔斯克曰：“尚言盟约耶！尔视我如寇仇。日、俄之役，袁世凯公然为日本后援，秣马厉兵，张扬于众，为吾之敌。幸彼众仅数万耳，亦幸而知俄之不可终灭耳。假使彼拥数十万之众，且将加兵于我，吾不胜其怒而出于是，君何责焉。”
侍郎曰：“以俄之大，而败于日，辱莫大焉。吾意苟可以报日者，宜无不为也；五洲各国，苟可以同仇于日者，宜无不与也。任何国焉，唯盟之寻，无与日本释怨通好之理。胡为反之，而与日本协以谋我？”伊思渥尔斯克曰：“不然，此客气也，非国计也。国家之事，利则行之，何仇怨之有。始余使东京，献联日之策，君与相弗善也。日、俄战作，余罢归，未几战败，政府念前言之验，余进为外务大臣，持前说益坚。当是时，师徒挠败，杼轴久空，生聚教训，非数十年弗克苏。
内顾之不暇，焉能谋外。既不胜战，焉能不作和计。释日本之怨，与之通好，于是外平而内亦成。“余曰：”昔中、俄亲甚，英人焉，肆其流言于外。余昨入公室，见英主爱德华七世画像悬于壁上，而偶像置于案头，英、俄相好，不言而喻。英之憾俄，出于性分之所固有。近数百年，英国文辞无问出于口，著之书，登诸报，莫不蓄有仇俄之意。任何邦国族类，有一语涉于亲俄者，皆痛诋之不贷。
牵率天下言论以从其后，而排斥乎异己，恨毒固结而不可解。今若此，可知人心之怨，无不可释也。“伊思渥尔斯克曰：”我师败后，吾国勋爵衔日至深，余骤主联日之说，必不入耳，其策必败。先英而后日，乃合二国之成。于时奥人取波黑二州，英、法二国争摩洛哥之利不相下，牵涉全欧，几出于战。我军新衄，何以待之？与英修好，以弭战祸而息吾民，持之数年，国势复振。人心之怨无不可释者，观于英、俄相亲益信。如中国亲俄，即今为之，未为晚也。及是时不思补救之策，恐他日之事，尚不止此耳。“伊思渥尔斯克言中，已含有库伦之事矣。
贝勒归，欲自入政府，而引徐世昌为佐。以李侍郎为外务大臣，陆征祥佐之。出世续、吴郁生于外朝，简那桐为驻防将军。命曹汝霖使法，胡惟德使俄，以俄日之争满洲也；锡良稍弱，不足御侮。将设督办铁路大臣于盛京，假德、美二国之资筑葫芦岛至爱珲铁路，由张家口经库伦达恰克图，由汴洛经西安达兰州，横亘西北。起岑春煊为热河都统，起袁世凯为陕甘总督，用德将校大练陆军，以固边圉。言于摄政王。王始犹听从，世续、吴郁生皆罢值。良弼献策于贝勒，不遽入政府，以毓朗、徐世昌尝试之，锐志遂渐消灭。良弼本与李侍郎不睦，至是意见益深。贝勒幕中宾客犹且不和，安望平治天下。德太子行至新加坡，以鼠疫为辞而返，亦知其无所用矣。
涛贝勒至柏林观操，武弁刘庆恩堕马。庆恩者，湖北武备学生，福纳根汉之弟子也。福纳根汉时为接待官，欲藏其拙，为备车乘归。贝勒恶之。良弼曰：“人有豢马者，使行则行，使止则止，使速则速，使徐则徐，唯听用之，无不如志，谓之人骑马。虽有良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进退不可，谓之马驮人。庆恩非骑马，马驮庆恩耳，奚以责为。王之用人，骑马乎？抑马驮人也？”自是贝勒用人，趋于谗谄一派，而新学一流亦阴进矣。
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惟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
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实兼收而并蓄。武进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钧衡重任，当之无愧。然泽公拥有汉冶萍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虽不敢遽定为贿，抑无人能断其非贿矣。
炎凉之态，世所不免，然不如陶斋之甚。李季皋侍郎常述其反复，以为笑乐。
光绪三十二年，侍郎使于奥，陶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议为慈圣弭谤，谈笑甚欢；忽以奥人供应不周，多方责难。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级，而公所奉之命则非也。”不欢而散。侍郎畏其谗，先以情上达。陶斋归，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为被告而犹不知耶！”乃大沮丧不复言。次年，侍郎简苏臬，致书陶斋，时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陛辞，据实上闻，且述前隙。慈圣曰：“彼恶敢然。”次日奉旨调豫臬，旋得陶斋贺电。自是数日一讯，属托其弟端锦。端锦者，河南侯补直隶州、充陕州盐厘局总办，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忧，求许夺情。陶斋书言：频年亏累，赖弟盐局岁助八千。既知其事不行，犹请缓三月离差。
卑鄙不堪言状，直至其弟去而止。是后音问又绝。宣统初元，侍郎闲居京师，辄携二妓至御河桥旅店小饮，即都人所云“六国饭店”也。时伦贝子犹未得志，辄来聚饮，兴尽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日，贝子引陶斋入，略一周旋，若相识，若不相识者。次年，侍郎从涛贝勒考察军事归，一夕，贝勒由电话中言端四求见，俄顷即至。嗣后数日必一来，食云则食，坐云则坐，如晋平公之于亥唐。
是岁九月，粤督袁海观制军将告归，谋缺者众。陶斋忽邀侍郎夜饮，宾主二人而已。膳毕尽出所藏四王、吴恽名迹，互相鉴赏，侍郎曰：“此诚美矣，犹不若余藏廉州册为尽美。”陶斋曰：“犹有佳者。昨观公斋，非缺烟客一家耶？”出烟客画轴，悬之于壁，相继而上，于俄顷间而太常之画满壁。陶斋曰：“公择其尤者，当举以相赠。”侍郎笑曰：“三日中，粤督必简人往。俟公失鹿之后，如有所赐，必拜登。”陶斋惭而止。三年，陶斋卒以重贿得以侍郎候补督办铁路。时侍郎长兄伯行方为邮传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饯之。陶斋不允亦不辞，署于简端曰：“无暇。”翌日，送振贝子至英，与过于东车站，侍郎揶揄之曰：“公平日为吾食客，不速而来者屡矣，闻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屡矣。今以侍郎候补，固无以加于我也，胡为乎若是？”时送客者众，咸问其故，侍郎具述简端批语。陶斋笑谢曰：“是日适有伦贝子之约，然则公仍赐食否？”于时伦亦在侧，遂合为一局而饯之。
九州故壤，疑皆蛮族旧居，其强盛之故，始于异类之入主。舜东夷，文王西夷，钻研故籍，犹可得其侵陵兼并迹象。所谓揖让征诛者，特古史文饰之辞耳。
胡羯、氐羌、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据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遗族外，其馀诸国，皆尽其所有而俱来，未几，即与之俱尽而不复见。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惟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虽俄于波兰，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百计摧残而不能去者，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宣统三年，伊克坦入直，主重国书，未可谓为识时务者，盖已晚矣。
辽、金、元、清四代起于北荒，有语言而无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经之法，造为字纽声母及合声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诚为有益无损。若本有文字而惮其难读，欲废彼取此，是犹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于裸体，恶宫室之造作而欲复归于巢穴也。果如所言，试设身以想，则中国文字，与西南蛮族奚异。王小航自日本归，造官语字母，为欺人之计，犹可说也。劳玉初尚知礼教，乃立简字学堂，诚不知是何居心矣。玉初选资政院议员，与东西洋归国学生争论，无夫奸法律甚力。是时淫风流行，廉耻道丧，仅争末节，何济于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ヱ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沈子培方伯以提学使调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项城退归林下，视皖抚宁州朱经田中丞蔑如也。督抚年终密考，为司道黜陟之机，光、宣末造，难稍疏忽，而大体弗改。抚藩交恶，以是方伯终不即真。未几，张文襄逝世，内援既断，益觉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终年请假，不履抚署，而其他酬应如故。杨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览会审查总长，路过安庆，方伯特为出城往晤，尤足以惊俗眼而启群疑。
未几，卒自请解职去。二公负气，各不相下，君子之过，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
熊成基兵变攻城，二公在围中，同心协守。及变兵败退遣散，时乞入城购物，中丞拒之，方伯曰：“儿辈敢为非耶？”中丞曰：“纵之至内，且恶作剧。”卒不许。论者谓方伯颇渐染于近代学说，临事之时，未若风尘俗吏之能断。观于辛亥长沙一役，可以鉴矣。鼎革以还，中丞复出，任为直隶都督，颇为名节之玷。然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将有为也。”陵后无所表见。中丞仕民国，为直隶督军。
宣统复位，敌众匿津租界，谋为不利。中丞侦知之，遣逻卒伏其屋侧，将擒而治之，且制止不使通电，绸缪牖户，不遗馀力。适政府以张少轩兼直督，移中丞入京，为民政部尚书，夺其权，于是纵敌生患，事遂不可为。其后敌军露布，声中丞之罪，云“几为所制”，而中丞之心事见矣。方伯先入都，辄大言曰：“今后毋谈光、宣往事为也，宜取法雍、乾，严明政体。”及败南归，慰同侪曰：“何气馁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方伯之志，始终不挠。其列科宜在言语文学之间，论事功则逊中丞甚远，不能以成败论也。昔许涵度护川督，冯蒿庵居其属下，颇受窘辱。定兴在枢府谈川事，心为不平，曰：“许涵度市井耳，梦华书生，焉能与接。”庆邸时坐室中阅文牍，若闻之，若弗闻也者，讠言曰：“市井犹能治事，书生何所用之？”后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传，老庆之言，不可以人废也。
明太祖初从郭子兴，马皇后为子兴养女，明得天下、犹奉祀弗衰，不以为辱也。亦不闻太祖以是之故、在郭军中为人所轻也。黔宁王为明太祖养子，分封南服，与国同休，未为下也。贵阳陈制府即真为庆邸干女婿，朱纶即真为载振干儿，论其先世阀阅，互通亲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闻贵阳制府之将入枢廷，宁州中丞继直督，欲阻之而计无所施，急而出下策，举此二者以劾庆邸，迫胁政府，不得不为之中止。犯上为作乱之萌，于此可见国势之衰弱而将亡。暧昧之言竟形章奏，于此亦可见中国之污点。而类此之事，如李伯行之为倭主甥婿，康有为之进媚药，在今日闻者，当为失笑，而当日言之凿凿，虽知其谬而莫敢为之辨。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乃凶兆也。”然侍御以是左迁、告归，遂不复出，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军机大臣无一定之缺，以四人为常，创立于雍正七年，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马尔锡本只四人。近世能记忆者，法越战役之后，礼亲王、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五人为最久。十九年，许庚身卒，徐用仪以吏部侍郎学习行走，仍为五人。日、韩事起，恭亲王、户部尚书翁同、礼部尚书李鸿藻、候补侍郎刚毅、礼部左侍郎钱应溥，相继入直，同时九人之多，而旧人陆续皆出。
枢府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钞录秘密文件，京语所云“摩棹子”者，徐、钱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书廖寿恒、礼部尚书启秀，继钱后亦与斯选。太后复训政，大学士荣禄、协办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入直，仍留礼王领班。西安行在惟荣、王、赵三公随往。赵既得罪，鹿傅霖以侯补尚书入，瞿鸿机以工部尚书入，复为四人。回銮之后年馀，荣禄薨，庆亲王奉命入，时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古荣庆以礼部尚书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补内阁学士入，长白铁良以户部侍郎人，至是凡六人。迨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军机处定为实缺，庆亲王、瞿鸿机同奉朱谕，仍为军机大臣。更以长白大学士世续及闽县林绍年由广西巡抚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复为四人。次年，瞿、林相继出，醇亲王入，鹿傅霖复入，张之洞、袁世凯又同入。两宫上宾，醇王摄政，袁世凯出，那桐以大学士入。宣统初元，张之洞薨，戴鸿慈以法部尚书入。二年，戴、鹿相继卒，贝勒毓朗、内阁学士吴郁生入。未几，吴出，大学士徐世昌复入，仍为四人。次年，废军机处，而国旋亡。
光绪二十七年，废大阿哥溥伤。其时，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圣不许，特指大学士荣禄女与王为婚，册封福晋，意中已有立储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晋以自结于上，敬而畏之。两宫龙驭上宾，王摄政，福晋势益张，颇以簋不饬闻于外。宣统三年夏，五贝勒载涛演剧于邸中以自寿，王生母太福晋并诸王公皆往。福晋方有娠，弗与焉，微服入市观剧，且饮于肆而返。或奔告王，王大怒，驰归责之。夫妻反目，太福晋亦不能制。次日，王怒不息。出，乘车击窗，窗折。
至海子，乘船击几，几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
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宣统之世，武进结于泽公，运筹帷幄之中，声势煊赫。授邮传部尚书，与闻国政，平生志得意满之秋，莫逾于此。当时路政纷歧，莫可究结，粤路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悉资浪用。川湘两省田租入股，等于加赋，集赀亿万，权操诸三数巨绅之手，颇有人言。武进于是主张铁路干归国有，枝任民为，尽塞以前弊窦。
然未审历年祸患潜伏之深，彼人死命必争之处，川乱以成，鄂变随起，而事遂不可为矣。创议之时，项城时在彰德，闻之，矍然曰：“不意杏荪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则英雄成败，殆有幸有不幸耶。
湖广总督瑞，满人中之健者也。以苏松太道陈臬开藩，皆未赴任，而办清乡。袁海观制军督粤，入觐见项城。项城曰：“萃如胡久不履新？”制军曰：“殆不欲再坐官厅、上手版矣。”项城曰：“胡能尽如彼意？”制军曰：“彼心目中，未必有政府在也。”项城颇妒。及晋抚恩寿罢，内意已定瑞，枢臣荐宝，慈圣不悦，曰：“予用一人，尔何勒焉？”项城颇言：“山西方有事，抚臣为一省首领，远调需时，谁负其责？宝升任，驾轻就熟，较易为理。上意重用瑞，何处不可者，奚拘于一地？”因之瑞沉滞年馀始简苏抚。时陆文节钟琦为布政使，瑞谓之“造粪机器”，传为笑柄。移督湖广，自司道以下，尽以其所爱，易其所不爱。湘抚忤其意，密举余寿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变，中丞未奉其命，遽以师往援，瑞叹曰：“厮养之卒，使持手版迎客，则举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贤者，固未可专方面也。”骄妄类如此。及武昌乱作，瑞仓皇出走，登楚豫师船，匿于江中。城内军士尚未尽叛，与变兵相持一日夜，闻总督遁，乃降。大军北下，互战方酣，瑞登轮遁至九江，于是全国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汉之乱作，翌日闻于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见，环求起用袁世凯，王不许。庚申，辛酉宫门抄，言官有三数封奏，留中不发，意亦为是请也。壬戌，忌辰也，镇国公载泽与庆邸过于寿皇殿之院下。
泽曰：“侄意，须项城一出。”庆曰：“屡言之而王不听，奈何？”泽曰：“侄请独对。”力争之。出曰：“王许我矣，命勿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
未几，王果召庆入，下诏起用袁世凯。庆出，复召泽入。庆辈不知所以，坐于直庐以待。泽出，宣王之后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及归，要约多端，王悉曲从。朝廷之情见势绌，于是毕现。
泽公先与项城不谐，自盐政改革，长芦盐运使张馨庵都转时有献替，大得其宠，积渐疏通意见，其间已早融洽。乱作，都转往来于京、津之间，泽公因有起用项城之议，其事虽不可知，其迹已略可寻矣。武进为泽公谋主，当此之时，若似乎不闻不见，然于起用项城之事，亦大有力焉。鼎革后，武进致书孙慕韩中丞，使密陈当日之事，为示好之意。项城曰：“彼与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盖武进初意，欲乱事即平，汉冶萍不至受损，不知并宗社而亡之也。洎乎国破家亡，求保区区资财，为卷土重来之计，仍遭呵辱，是岂彼所能料及哉！
张文襄有旧将二人，一曰张彪，一曰吴元凯。相传，文襄有使女嫁为彪妻，称丫姑爷。闺闼之事，人莫能详。世俗犭薄，既隐善而扬恶，抑作伪以为真，不足论也。元凯为先文庄旧部，吴武壮荐之往，练兵用湘淮纪律。彪迎上意，仿西法。故“凯字营”日削，而新军日盛。光绪末造，湖北新旧两军竞争颇烈。旧军抑制已久，有爆发之势，元凯力遏，始已。卒以时尚所趋，旧军裁撤罄尽，悉归新制。北洋拓张六师，威权甚震，湖北一镇一协，兵数虽逊而精过之。秋操之典再举，评者曰：“北军由淮军变化而成，皆百练之卒，以勇气胜。鄂军自乡校选出，具普通知识，见长官训令，能自录出，以学问胜。然下级军校少年盛气，识力未足，易受益惑，隐患伏焉。”辛亥，武昌祸发，叛军拥彪为主。彪曰：“杀我者，宁就戮，不然释我。”叛军以礼送彪过江，觅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汉口，集残卒，会防营，招水师上岸，帅师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门外京汉车站而守。叛军由汉阳夺取汉口，连得三镇，器精众整，兵数一倍，勇气十倍，直前搏斗。彪耻失武昌，战颇力，相持稍久。援师不至，遂败，朝廷亦不复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为督办，率鄂军一混成旅，入川平乱。中途闻鄂事，兵变，端方被害，馀众乃返。文襄练兵廿载，至是成为戎首。
方事之殷也，为新内阁谋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国家之兴，皆起于乱党，成事即为国家。故乱势一成，彼视与国家相等。洪杨之役，金陵未复之先，彼称述忠、侍二王，俨然敌国。不宁唯是，南北美之战，胜负未决之时，在彼族亦无别也。今武汉乱作，遍地伏莽，难保无蔓延之势。年少学生潜伏其中，咸习于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国，令守中立，约定从前所订条约继续有效，将何求而不得。吾于起事之始，先请于列强，将庚子赔款迟期一年而加息焉。币制借款早经借定，先假五百万以应用，措词颇易，计息岁不足百万，为财政计，亦未为失也。且挟西人之资二千馀万，入我此次战费之中，而彼初未之觉。俟乱党布告各国，不认八月十九以后吾国之约，则此约明明在后，功效乃大著。战而捷，必加息以偿。战而不捷，匪惟无利，即母金亦有碍焉。西人惧于我之败，能不助我乎？纵不我助，必不至为患，所以树我之党而破敌之计也。”
阁议以闻于庆邸而从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国赔款，仰给于关税，汉口一关，其尤著焉者也。不幸有乱，不能如期而至，请迟以期年。币制借款现在银行，尚未动用，请移缓济急。何如？”皆对曰：“诺。惟吾无所据以报吾国，乞以红封来。”“红封”者，外部与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复讯先至，允缓收庚款，而以币款委诸承借银行云，阁臣皆喜，谓庚款者，彼官款也。币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于预算，彼犹以为可，则商款之债票届时付息，不致失信，宜无不可矣。英美皆有势，既已应诺，其他宜无不诺矣。泽公不许，曰：“不可以失信于外人，且吾国之力可任也。”乃复使胡馨吾至各馆索红封。未几，乱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事成之后，以前之约，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后之约概不承认，云：“各国使臣咸谓举动依乎礼法，而外交目光为之转移于不觉焉。”
滦州事起，军谘大臣载涛，中夜召李季皋侍郎至其宅，示以张绍曾电奏，曰：“事急矣，子曷为我至彰德见项城，使召绍曾而杀之。”对曰：“绍曾方握众为乱焉，必其奉世凯之命而即往。今日世变非常，人怀叵测，朝命之不能行于世凯，犹世凯之命不能行于绍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驰至天津，使张怀芝往，代将其众。王请于上，以诏谕绍曾，且召之入朝议事，候其至而斩之。”涛曰：“滦事方有变，易将可乎？”对曰：“往日一纸之书，虽据数千里之地，拥数十万之众，孰不俯首帖服！滦军之变，倡之者，料不过十数人耳。首鼠者必据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强半不知者耶！见新师之至，趋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诛其反侧，安其馀众，少时即定。。怀芝宿将，足以办此。”涛曰：“彼石不令怀芝行，奈何？”
对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将告以大局，权其轻重缓急。怀芝此行，仅以安众耳；众心安，则他将至而怀芝返矣。仅此旬日之间，奚为不可？”涛曰：“假而绍曾不受代，则如之何？”对曰：“滦军一镇，半在永平，即如绍曾之说，万众一心，亦仅五千而已。绍曾果以众叛，入犯京师，必触外人之忌。吾据庚子之约，令铁路勿载其兵。彼虽疾行，七日之内不能至。吾众能战者禁卫军万人、毅军万人，京旗第一镇亦万人。以六敌一、以逸待劳，以顺讨逆，何忧不克！”
涛曰：“诱绍曾而杀之，可乎？”对曰：“以计诱敌，胡为不可？苟不欲刑之于市，要于丰台而杀之一也。”涛曰：“虽然，不可以专。”乃相与至东海宅，告之东海，口亦称美，而唯唯否否，气不复振。于是决意取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条之谕。闻项城在彰德，奉命为钦差大臣，犹迁延不行，于移师征饷之权，要索未已也。及见十九条之谕，曰：“彼自弃之，于人乎何尤。”遂驰至军。
八旗劲旅，为朝廷宣力者二百余年，光绪以后，气数已尽，虽欲振作，其何能兴。发、捻之役，有塔忠勇、多忠勇最有名于一时，等而下之，胜克斋亦颇能战。皆旗人为将，然所将非尽旗营也。醇王抽练旗营，一日而黜三都统：乌拉喜崇阿、明魁、特而庆阿，可谓严矣，而不闻成军。荣文忠武卫五军，惟中军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战，抑且四出劫夺，西兵入城，全师皆溃。涛贝勒统禁卫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及摄政王退归藩邸，贝勒请罢军统职。掾属皆劝其保有区区兵权，以为牵制之计，贝勒不允。问其故，不答。固问，则曰：“吾妇泣于余前，不欲与于兵事。”魏桓范曰：“汝兄弟，独犭卖耳。”古今一辙。
唐才常之役，实挟士官学生吴禄贞辈以俱来。康、梁以改革政治宣于众，诳之回国，见张文襄，说使从己，不然则以兵谏，众说而从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躯以当锋镝，本已不欲，故事一泄而全遁。禄贞谓人曰：“吾奔至皖和悦州，过江之大通，始得附轮而下。见侦探二人随己，有追捕之状，当时即欲投江泅水逸。
在刻不容缓之际，汽笛一声，微闻二人私语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沪，亦既上日本邮船矣，与友偕至浴堂。一人似侦探，随而同浴，先罢，故触其衣落地，内中信件纷出，唐才常函在焉。友急掇起，嗔曰：”银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叹谓友曰：“险哉！’出门，车俟于门，倏见此人攀辕询来历，急驰而免。”
是时，吾国何得有许多侦探，莫非禄贞惊疑所致，然可见其狼狈情状。禄贞至日本，文襄不欲丑播之外，学费续寄不绝。未几，距毕业期近，学生监督日本人福岛书询文襄曰：“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文襄许诺，福岛亲送禄贞至鄂。文襄以签押房后一室，居之累月，察其无异志，乃遣至军。洎北洋六镇成立，设练兵处，庆邸与项城领之。
铁良主政，忌项城权重，欲兼用鄂中将士，以持其平。良弼荐禄贞，请以国家作保，庆邸从之。禄贞因而骤贵，官至统制，仍不改其初态。武汉变作，跃跃欲动，为人所刺死。新军中咸疑项城为之，理或然与。
打箭炉，本四川总督辖境，高宗以隶西藏。时藏为我属，驻藏大臣威势之下，犹之乎由此省而改归彼省，无所谓予夺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侣官职，黜陟之柄，操之在我。历任驻使卖官鬻爵，渐失天家体制。琦善纳贿，并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驻藏大臣备位而已。光绪初，松氵桂任满回京，见恭邸。笑问曰：“藏丫头风味何如？”对曰：“别有风味。”时岐子惠将军在坐，闻之，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当时西域都护公然渔色，不以为讳。先文庄督川之日，值瞻对为乱，事平，仍以归藏，不知者以为姑息。文庄曰：“今欲安边御侮，在于规复旧制。何须收回区区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边吏颇欲以此邀功，言改土归流之利者甚众，终不听。及定兴继位，用张济策，一试而败，藏人羁縻未叛者又数载。赵次山、季和两制军昆仲相继督川，始行开疆拓土政策，实逼达赖喇嘛出走。遂尽取巴塘、里塘各土司之地，分设州县，立西康行省，中国于是乎失西藏。未几，川乱，季和制军殉难，藏人乘间内侵，边境因而多故矣。制军之父文颖，知阳谷县事，遭粤匪之乱，被七创死。两世忠节，人多称之。制军丧归，哀挽甚众，中有一联云：“继阳谷公，慷慨捐躯，取义成仁，世犹有乱臣贼子。”意讥其兄次山制军嵩山四友也。
苏抚程雪楼中丞，初以直隶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闻有署吾邑庐江县之说，已而不果。中丞故与旗籍人有旧，因之吉林，大为将军长顺所赏识，疏举其材于朝。是时，日俄战正酣，中丞与将军达桂周旋两大之间，颇负时望。长顺卒，达桂继为吉林将军，中丞氵存升道员，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改官制，自将军以下皆免官。中丞内有系援，外隆令誉。值新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因杨翠喜案罢归，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抚，调江苏巡抚。由边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东三省改官制之后所仅见者也。贻霭人将军，吉林人，始与中丞为挚友。
京朝之事颇恃为重，久而益得。两家子弟男妇，相好无尤。朋友义重，亲如家庭骨肉，本为八旗旧家之风。及将军以贪墨参案败，中丞之子与贻谷之子，俱随使节在俄京圣彼得堡，中丞子妇忽手刃将军之子，两人之谊遽绝。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补道员应德闳署理江苏布政使，为言路所讦，奉严旨申斥。疑将军之党为害，内不自安，颇有去位之意。乱作，推江苏都督。项城建民国，授南京留守，未几，退隐。诸公子常往来吉林，与其他旗籍故人缟联欢如故，益见北人之交坚若金铁，至国变而不渝也。
冯星严中丞，以光绪癸未成进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放道府，迁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不三年，氵存升江西巡抚，项城之力也。武昌变作，南昌新军，学识远出鄂省之下，而嚣张过之，闻乱即起，拥中丞为都督。中丞托词让贤，适中马毓宝意，得辞职归里。已登舟矣，毓宝送至江岸，拱手话别。中丞谢曰：“后会有期。”毓宝误会以为江湖隐语，谓他日报复，如孟明之“三年拜赐”也。忽忆中丞与项城，儿女姻亲而兼乡谊，当日南方乌合不敌北兵节制之师，畏之如虎。
惟恐中丞纵去，能为后患，复挟之反，令作书致项城，招使来降。中丞不允，则软禁之于一室，不令亲友省视。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鸦片数次，毓宝许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监者给之，而但如其量止，毋得多予。居数日，中丞绐监者曰：“汝日出购区区之物，不以为烦乎？吾与汝金，为我买供三日之用。”
监者喜得沾润，为致如数，中丞乘间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生侍御曾劾其溺职，亦以项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矣。
逊位之先，项城授内阁总理大臣。杨杏城侍郎授邮传部大臣。侍郎从唐少川尚书南下，与国民党议和，梁燕孙京卿派署邮传部大臣，署中相见，谈及铁路交通之便，京卿问侍郎曰：“子知铁路兼水陆交通之利乎？”曰：“未也。”京卿曰：“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项城于侍郎为旧交，其于京卿之新交，则甫见于此。
项城于杨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归，往津被拒，自是与杨氏不惬。制军身故，以津浦几兴大狱，幸邀宽典而夺宫衔，则张馨庵都转受命项城为之也。侍郎如在暗室，不知天日，辄为呼冤，可谓昧于事情矣。中兴以后，各省疆臣率效仿曾文正规模，不使其属下接近子弟，故后门生部曲，多念旧恩而无从生恶感。项城为督抚资浅，不知先辈典型，长嗣芸台左参，于乃翁故吏，无论文武两途，少所满意。文员中惟赵秉钧、沈云霈，武将中惟王士珍、雷震春差为许可，馀子碌碌，不足数也。于杨氏昆仲，尤多贬辞。项城在枢府时，左参屡谓人曰：“如有语于家翁者，告雨人，勿告杏城。”鼎革后，将召侍郎入为秘书总长。左参在德，电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须秘书译”，而电稿仍入案册，梁燕孙播而扬之。
侍郎不安，坚辞不就。其后项城亦知内部不协，洪宪改元，仿前朝之制，储君之名，密藏于箧，闻为第五公子云。
张少轩军门，少从许仙屏中丞为末弁，性放旷，不受羁勒。好博，屡丧赀而蚀公款。中丞将惩处之，夫人称其能，纵之去。至广西，投苏军；走奉天，隶毅军，殊碌碌无所短长。既而，随项城练兵小站，充管带。项城开府直隶，所部益张，军门得统带巡防营，驻直豫交界。銮舆东返，扈从至京，留充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南提督，移甘肃，皆不履。一时恩眷，无与伦比。始而宫门内外，既而圣驾左右，莫非张部。会项城入都觐见，蒙恩赏戏，见张部兵甲鲜明，盈阶上下，骇然曰：“如其有变，将若之何？”与枢府谋，徙之外镇。值日俄战后，东省遍地皆匪，乃调充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虽尊荣备至，不免有名无实矣。
东三省为胡匪出入之区，军门至任，迄无以遏横行之势。京朝官多疑其通匪，然事无确证，莫以谳其罪也。历任将军，总督，咸优容之。暨锡青弼制军开府辽东，素耳其名，欲视其人，以察其藏否。值军门在京，调知来意不善，日游于外以避之，使不获晤。制军不得已，一日凌晨，突往见之。出谓人曰：“吾入少轩庭，陈设古玩，皆装潢置箧中，如入古肆。叹曰：”美哉室也。‘少轩曰：“两宫所赉也。’吾曰：”然则赐第也欤哉？‘少轩曰：“臣受钦赏，年来积至数百，且盈千件。上知臣贫，辄予白银，曾一次多至万五千，合计数几六万。尽兹屋中所有，不过如是而已。非皇恩之厚，安得享此以终耶！’余闻斯言，遂无奈何也。”
及履任，总督、提督，按诸大清典籍，品级相等。军门于前任东海制军，甘居属下，至是则分庭抗礼。问之，则曰：“菊帅，吾旧长官也，而何比。”于是卒不相下。虽名挂弹章，终不为屈。
军门性好挥霍，平时黄金散尽，曾不少惜。及至窘时，颇受经济束缚之苦。
宿卫数载，每至年终，辄向项城求乞。一岁，项城拒不见。既而，以银帖二千予杨杏城侍郎，曰：“子归，少轩必俟乎尔，幸举此畀之，勿溷乃公为也。”项城恶军门，然畏其声气通于宫禁，故宽假之，已而果然。小德张未得意时，军门知其有宠于皇后，辄先纳交甚笃，且与联宗。张母有私蓄，军门常贷以济急，通家之好不啻焉。隆裕尊为皇太后，小德张为总管，声势煊赫，军门因缘而为显要。
洵、涛初起，犹介以自结于太后，下此者勿论已。军门既侪于朝贵之列，求遂所欲。值姜翰卿统制有瘠首疾，偶行数武、常晕眩不已，必席地坐片刻乃复。每入内庭，途中辄三四息，大有衰态。军门乘机欲夺毅军而代之将，枢臣、陆部无可无不可。既有成议，统制知之，往见庆邸求退，遣散其众，曰：“此军自宋、马以来至于今，事三主矣。其父兄断ㄕ决腹于疆场之上，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忍激之为变而尽芟夷之乎。”且泣。时当道诸公相忍为国，惧不敢发。军门曾在毅军，军中亦有为之助者，怂恿其前进，毋为气馁，以此相持不决者累月。适程从周军门逝世，乃以程平斋继任长江水师提督，使军门统江防军，驻浦口。军门虽不悦于出京，然赋闲已久，骤得此事，欣然就任而去。异日革命军起，朝旨北洋陆军尽隶项城麾下，时北军之能为异同者惟毅军。项城入觐，及返私舍，宾客盈门，皆辞焉，只见姜统制一人而与之谋。假使斯时毅军统领为少轩军门，则前敌诸将领虽合词吁请共和，犹有后路可退，有清皇室不至处于绝路也。武昌之乱作，蔓延至江南，所在新军响应，防之更甚于寇。倚以备缓急者，惟江防军是赖。
军门简江南提督，帅师驻宁，更遣二营至皖，以壮气势。卒只五千，又分一千以去，兵力单弱之甚。江南第九镇变，江防军击走之。未几，苏、浙、沪、镇、淮、浦敌众大至，军门坚守不出。上海教会遣使说之罢兵，军门曰：“我江南提军，非尽复吾土不止。”初，江防军全部南渡，军门誓死矢忠报国。部将张文生谏曰：“无益也。苟死而仍无济，曷若姑留吾身，以有待焉。愿守浦口为归路。”军门许之。事亟，文生具舟，济师北遁，全军而返。自是军门于文生言听计从，与白宝山并倚如左右手。
癸丑南北争战，军门奉项城命，与冯国璋分途南下，夹攻金陵。国璋由津浦铁路，军门由运河，势如破竹，先入城，欲得其地。项城不予，以国璋为南京都督，改江防军曰“定武军”，移驻徐州。初，毅军制度，名位高下与兵权多寡各不相涉，惟视乎帅意而已，喜而与之，兵数立增；恶而夺之兵数立减。马忠武曰：“吾尝拂宋忠勤意，不数日间，以吾部悉分隶他将，所馀百人耳。”毅军成于豫中防捻之日，当时染霆军之习，容纳游勇，有额则补为正军，平时仅给食而已。
临战趋以应敌，胜则锐师继之，不胜则整师以乘敌懈，霆军常资以集事。军门在徐，沿袭旧法，整军经武，众至五万，虎踞津浦中心，为海内重望。各省使者集麾下，事无巨细咸就取决，名为徐州会议。项城去位，黄陂继之，北洋诸将帅不满于其所为，咸有别图。于是，思旧之人，心为之一动，群趋于军门，为恢复计。适黄陂免倪嗣冲职，以军门兼代，众怒愈张，而于我益利。军门乘机善导，倡言复辟各省之使者，咸电询于其府主，欣然从命，成立密约。会黄陂招军门至都，调停各省纷局。文生、宝山惧于禄位之危，悉持勿去。幕中文士眷怀故主，视事过轻，几如反手之易。军门未有设备，携卫军千人，乘津浦车北上。及津，淮南盐运使刘某，军门之心腹而所识拔以至今职者也，力阻挠之。且为之谋曰：“不如任择一人为阁老，姑留今政府为吾用。”从之。既而授官施令，悉乖所欲，军门毅然奋起，扶幼帝复位。以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宰相而领节度使，周、召方伯之任也。军门平时誓词，复江南提督原任，言行殊不相符，各省使者签名于密约者无不食言而肥，兵事乃作，军门以卫军一营支持数日而败。军门遁入荷兰使馆，乘隙至津，于是乎终身焉。
民国初年，军门统军之众，各省无出其右。身没之后，遗产无多，虽因经商不善之故，多所亏蚀，然为数较少，比之同时之领军者，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真不可相提并论矣。忠于故主，视富贵如敝屣，至死不渝初志。后之作者，亦将有感于斯人。
军门初至金陵，游秦淮河，眷扬妓小毛子，纳之为妾。距革命未久，小毛子以目盲，失宠遣去。扬州妓女多住乡间，乱中投奔亲族，道出淮上，扼于兵，从者呼曰：“张军门之夫人也。”时军门守金陵不下，适为众矢之的。淮上军得此奇货，欲挟以为质，迫军门献城出降。上海报馆，更造出一种谣言，谓军门本无斗志，以失小毛子，老羞成怒，忿而出于一战，无识之徒轰然和之，众口一辞，遂有以吴三桂之圆圆为比例。言清得天下失天下，恰有一被掠妇人，为之渲染生色。嗣知为弃妾，谣风乃息。
复辟之役，康有为简弼德院长。当时创举，用人不拘资格，于有为旧职，未之计及也。有为奉诏谢恩，以一品服色往，见者知其未脱草野之气，莫不匿笑。
当道不得已，赐以头品秩，有为奔走经年，他无所得，仅顶带荣身而已。时敌军露布曰：“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出于梁启超手，不为有为稍留余地，无论知与不知皆哂焉。有为仕清，终未改节。暮年耽于古刻，游陕西，至某大庙，买得宋刊经典以归。运经汴洛道中，为土人所觉，诋为攘夺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沪。有为故后，有好事者影印陕中宋藏，其所缺者，犹假诸有为之家，始成完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