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质帝时，中国垦田面积约达七百万顷，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伏无忌所记质帝本初元年垦田面积，「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三国时垦田面积，以户口推之，当远不及汉质帝时之广，故魏文帝时洛阳附近尚树木成林，
魏志王昶传：「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
晋武帝时，汲郡一郡新开荒地尚达五千馀顷，
晋书良吏王宏传：「武帝下诏称之曰，……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积开荒五千馀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
而空无人居之地或至数百里，盖受乱事之影响，与人口之减耗同也。
吴志孙韶传：「准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准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
惟垦田之减少，当以北部为甚，南部次之，此就人口减少之程度可以推知者。北部中当以冀州之垦田为最广，此就冀州户口之多可以推知也。
魏志杜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分期言之，北部在大部耕地因乱荒废後，经当政者之努力开辟草莱，顷亩渐增。
案：曹操之努力屯田，实同垦荒耳，王昶传谓昶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经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皆北部顷亩增加之例也。
而南部如吴，在孙休时垦田反有减少之情形，盖由田租过重使然，亦由吴之商业渐趋发达故耳。
吴志孙休传永安二年：「诏曰，……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
东汉时，土地之所有权多集於豪富之手，
魏志郑浑传往引张璠汉纪：「（郑）泰……知天下将乱，阴交豪杰，家富於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
魏志董卓传注：「典略载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理乱篇调豪人「膏田满野」，又损益篇谓豪人「田亩连於方国」。
迨汉末大乱，地主阶级大受打击，死散之馀，土地遂多成公有，
魏志司马朗传：「朗……又以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合承大乱之後，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
惟此种情形在北部特为显著，而在南部则因乱事较轻，地主所受之打击较小，多数当均仍保有其田业。刘备既定益州，时议欲以民田分赐将士，赵云以为不可，备卒从云之议。
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後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知蜀对地主之土地所有权颇能尊重也。吴立国赖江东诸强豪之助力不小，自不欲对土地之分配情形有所变更，
案：如宋张顾陆全……诸氏，皆当时之豪宗也。
魏则对既存之地主阶级显加压迫，故仓慈之在敦煌，即割大姓田地以赋与小民，
魏志仓慈传「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士，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项。」
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魏武帝夙已言之矣。
注：参看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
往昔地主之田业既多因所有者之死散而荒成公有，政府乃立於大地主之地位。依魏之制，民持官牛耕公田者，年纳收获之十分之六与政府，持私牛耕公田者，年纳收获之半与政府，
晋书慕容皝载记：「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日，……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日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
晋书傅玄传：「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日，……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有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
案：封裕所谓「持官牛田者」，应解作持官牛耕公田，盖大乱之馀，土无常主，田野荒废，土地之所有权多属政府也。又传玄所谓兵，与封裕所谓民，盖同处於政府之佃农之地位。
魏志任峻传注：「魏武故事载令曰，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双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於官便，於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
案：计牛输谷，谓依所领官牛头数，按年输谷若干与政府也。枣祗则主张民按年缴纳所分田之收获之若干成与政府，应丰年政府可多得谷，秋年民之负担亦减。枣议卒获实行，当即封裕傅玄所称述之制也。
盖较佃农之输租於豪强，无以异矣。
三国时土旷人稀，土地分配问题，实不严重，患在人力不充，而不在土地不广，故杨沛有田二顷，其妻子竟不免饥寒，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後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亡，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而民有群迁他郡以就沃壤者，
魏志卢毓传：「文帝践阼，徙黄门待郎，出为济阴相，梁谯二郡太守。帝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墝瘠，百姓穷困。毓愍，上表徙民於梁国就沃衍，失帝意，虽听毓所表，心犹恨之，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
皆足证土地之供过於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