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语录、论学书信的简集，为明阳学派的启蒙典籍，流传甚广。“传习”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
王阳明（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名守仁，余姚（今浙江）人，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11岁前在祖父王伦养育下成长，后随父王华到北京，一度热心骑射、研习兵法。18岁时在回余姚途中拜访程朱派学者娄谅（1422——1491），娄谅向他介绍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使他深受启发。21岁中乡试，遍读朱熹著作，28岁中进士，任职于工部，后又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专权，王阳明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被刘瑾廷杖，不久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背离朱熹的向外穷理的格物穷理之说，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并在当地创立龙冈书院。刘瑾伏诛后，他被召回内地，历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等职，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八年，至滁岛督马政，正德十一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正德十四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他奉旨督兵讨伐宁王宸濠在南京发生的叛乱，事遂，奉敕兼巡抚江西。明世宗继位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封新建伯。后因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和排挤，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1527年）一直过着退隐生活。嘉靖六年五月朝廷再次起用王阳明，镇压广西农民起义，后兴办南宁书院，建立思田学校。嘉靖八年病重，上疏请求回乡养病，翌年初卒于归途的江西南安舟中。
二
在哲学方面，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否认心外有理。认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离不开心或意识；他还认为，离开人天赋的良知，就无所谓万物，人的良知是自然界万物存在的依据，所谓物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表现，精神、意识等是第一性的，万物则是意识派生的。
在认识论上，王阳明宣扬“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对本心良知的自我认识，人都有良知，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
他还宣扬“知行合一”说，但这种知行合一不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是把知与行合而为一，以知为行，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
总之，王阳明的心学哲学思想纠正了程朱理学的烦琐流弊，注意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阳明学派，流行达 150 年之久，其思想中包含的个性解放的因素，则为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人的推崇。王阳明的思想在明代中叶传到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日本思想界颇有影响。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里，如《传习录》、《大学问》等。其中《传习录》最为典型。
三
《传习录》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阳明先生生前所授的弟子们整理编辑。后又于阳明先生身后，几次汇整增补，成为今日所流传的《传习录》。
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开始陆续记录先生论学的谈话，并编纂成本，刊印。正德十三年，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记录的部分合在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刊行，亦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仍以《传习录》为名，在越（今浙江余姚境内）出版。嘉靖三十三年，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就陈九川等所录《遗言录》加以删减，与他及王畿所录，一同编为《传习录》，在宁国（今安徽省境内）出版。嘉靖三十五年，他又将黄直所录的部分编入《传习续录》中，在蕲州（今湖北省境内）刻。
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便成为《王文成公全书》本中的《传习录》。其版本有上海商务印书馆景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四部丛刊本。日本东京昭和五十年松云书院影印1897年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的校注本等。
四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先生阐发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关于心学，他讲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上）中记载，他和弟子们到南镇地方游山，一个弟子指着山中的花树问：“天外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说，当未看花时，心不起作用，也就没有花，当看花时，花才显现出来，以此论证事物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意识。
王阳明的心学特点表现在他的良知说，他认为人心的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地万物就是从灵明中产生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这种所谓良知，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良知是超善恶的，是绝对至善的。他在《传习录》（上）中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书中还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传习录》下）又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传习录》上）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又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传习录》下）
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不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是把知与行合二为一，以知为行，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他这种“知行合一”说其实质是消行归知，以知为行，把知与行在主观内心里合一。换句话说，他的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良知是知，致的工夫是行，知是道德意识，行是内心世界的道德修养。
五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武功赫赫，学名昭昭，尽管王阳明的心学的基本做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在朱学衰颓之际，倡导心学，深入研究知识关系，并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其思想介值是很高的，对后人的高迪是深广的。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代表作，不但影响了中国一百多年的思想家，而且享誉海外，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经济腾飞期的韩国，都被作为精神的范本。可见此书的价值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