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满清政治不满，对于革命抱着同情，已非一日。但有了行动的决心，这是我到新民府第二年的事。那时《中日安奉铁路协约》刚签订，接着又发生了关岛问题（吴禄贞抵抗日军，其英勇义烈使我深受感动）。这些问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一贯政策下不可避免的。
在新民府，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前面说过的王石清、郑金声等而外，尚有王金铭、施从云、戴锡九、孙谏声、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刘骥、军医李某等。我们几个人，虽然有的在工兵营，有的在辎重营，有的在骑兵营，有的在步兵营，但彼此往来，极为亲密，无日不见。因此，谁的志趣如何，谁的个性如何，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时也就无话不谈。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很郑重地和我说：
“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完了，他即匆促地走开。
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自己本来是个不能安于腐恶的现状、怀有反抗情绪的人，此时又经这种种刺激，心里的火山像新加了几个喷火口，血液被燃烧得沸腾，不可遏止。军中一部分有良心热血的官长，对于清廷的昏庸误国，也都愤恨不平，深恶痛恨。在这种无形的一致要求之下，我们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组织一个团体，大家磋商鼓励，从而做推翻腐败政权的工作。
最初同意参加的分子，计有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和我，一共六个人。
王金铭、施从云是由第五镇第十八标拨来，二人都在七十九标，王为第一营营副，施为第二营营副。他们两人都品行端正，吃苦耐劳，内外如一，好学不倦。王为人足智多谋，施则勇敢善战。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看出他俩是有热血良心的人，但因彼此都是新交，许多话不便深谈，两方思想意见，也就不曾立即打通。后来终于使我们成为同志者，不能不感谢徐世昌的被参卸职与锡良的继任东三省总督这一个变动。
徐世昌的免职，据说是被人参劾；我想满汉种族畛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影响到我们的，倒不是徐世昌的去职，主要的还是锡良继任后的种种令人愤慨的作为。
以前徐世昌在任，时常派人到新民府来，看马匹，验军械，查问军中情形。他自己每年照例要经过新民府三四次，每次都由王化东协统带着队伍到车站去候谒。车子进了站，徐总督照例先延见王化东协统，问士兵有病没有？房子潮湿否？军队训练的情形怎样？并且亲自视察部队，问士兵生活实况，摸摸士兵衣服的厚薄，爱护备至，而后再延见地方官张知府。每次都是这样。及至锡良继任总督，每次经过，总先问：“张知府在这里吗？”张即登车参见请安，扯了几句闲谈，就要开车。张知府说：“军官还在这里等候着。”及至王化东协统进见，他就把头一昂，眼一斜，问：“你们军队抢了人家没有？”王协统赶忙说：“我们队伍向来认真训练，不敢有一点越轨行动。”锡良还要啰唆下去。
清廷末年，国社飘摇，人心浮动，他们这些朝廷亲贵的一言一动，都与军心有重大关系，锡良这种傲慢荒唐的态度，叫人怎么能够忍受？王金铭、施从云两位从此日常神情态度便有些不同，谈话之间也渐渐有了显明的表露。我之与他们交谊日益亲切，并且公开倾谈到反对清廷，同情革命的话头，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六个人组织的团体，是采用读书会的形式。经我的提议，定名为“武学研究会”，以掩上峰耳目。会长一席当时推我担任。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等，都由我的关系，早与金铭、从云结识，而成为知交。大家都志同道合，几个人一条心。那时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清廷的昏庸、政治的腐败与日本侵略的可恨。我们知道欲抵御日本及其他列强，必须先推翻清廷的统治。我们欲利用现成的武力，以为推翻的工具，希望新的汉族的政府早日出现。我们每天聚到一处，以读书为名，暗中即讨论些扩大人数、运动军队等等的具体问题，或是互相报告各人所得的时事新闻：何处新起革命运动，何时又有朝廷贵胄卖官盗爵的黑幕等。那时报纸上时常揭露许多清廷亲贵的丑史，其中尤以关于庆亲王的为最多。凡有“庆字号买货”字样的记载，就是指的庆亲王卖官的事。比如有一次袁世凯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贵花一万两现银买了女戏子杨翠喜送给庆亲王的儿子振贝子，庆亲王被其子所怂恿，即放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各报无不痛加攻击。江春霖、赵炳麟等三位翰林亦连连上奏参劾。后来御史包围庆亲王府，吓得杨翠喜跳墙而逃。这种政治的黑幕，报纸上都尽情揭露。当时报纸的敢于说话，权力之大，都是后来所没有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活动的方式还十分幼稚，主要不过是感情的联络和结合，至于理论方面的的探讨，以及组织技术等等的研究，严格地说来，是很不够的。这也难怪，因为我们都是穷小子出身，不但政治认识缺乏，而且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多，即连最低限度的乡村学塾，我们也很少有住过几年以上的。大家所有的，只是一种直感的内心冲动和要求，觉得不可遏息。在进行与实践上，则完全暗中摸索，不知走了多少冤枉的道路。
我们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各营各连：工兵营方面有高震龙、孙谏声、戴锡九等；骑兵营方面有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等；他如李炘、龚柏龄、李鸣钟、鹿钟麟、葛盛臣、石敬亭、刘骥、周文海、商震、邓长耀等百余人，皆极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加入我们的武学研究会，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成准同志之列。此外二十镇参谋长刘一清（原为吴禄贞参谋，来此后，于二十镇官佐影响很大），第三镇参谋官孙岳，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等，也无形中早已和我们表示了积极赞助的意思，取得密切联络，时常供给我们宣传的资料。
事有凑巧，这时忽然王化东协统辞职，换了一位潘××继任。当王协统在任时，治军极为认真，任用多量的品学兼优的人才，为学术两科的教官，努力在教与练两方面兼顾，目的要使兵在伍时为好兵，退了伍，仍为好百姓。士兵以及下级官长，都一天天不断地进步。潘协统继任，不知听了谁的话，说王协统治军过严，故应一反其道，方可收买军心。因此潘××接任的那天，集合各级官长目兵讲话，即把他的态度明白宣告出来。那次用意卑劣的讲话，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第一，他说军人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不应该受严厉纪律的管束。比如这里不能去，那里不准去，那事不许做，这事不许做，等等，就未免太轻视了军人的人格。
第二，他说军人偶然以赌博消遣，不应该视为不正当的行为，只要不妨害公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赌博能够活泼精神，调剂生活，是军人应该享受的娱乐。
第三，他说军队里操练固然重要，但也不必太认真。只要公事上过得去，就很好很好了。
这一番讲话，使我身上一阵阵地发麻，心头一阵阵地火热。我想，这位潘协统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腐恶官僚！但是他的话未免说得太露骨，已经明明白白把他的狐狸尾巴显露出来了。他没有想到用这种卑鄙可怜的手段来收买军心，结果恰恰适得其反。稍有思想，稍有骨气的人，对于他这番话是谁都要嗤之以鼻的。
讲完了话解散，大家异口同声痛诋潘协统的荒谬。到了晚上，我们读书会开会，就以潘协统这番谈话为中心，作为我们扩大宣传联络新同志的资料。并且分配人员，商酌步骤，闹了半夜才散。后来自然收了不小的功效。
潘大协统接事不到半月，军队中纪律完全废弛。新民府街上每天总有数起士兵砸窑子闹饭馆的事情发生。后来弄得潘大协统自己也看不过去了，便自己拿着枪把门。因为他自己讲过，军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太严，所以站岗的阻止不住“大丈夫”的随便出入。此外各营里公开赌博，偷窃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情形糟成一团，大家没法干涉，弄得潘大协统只好御驾亲征，满处抓人。“姑息养奸”，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九月，原来的独立第一、二团和独立第一混成协，另编为第二十镇，由陈宦统制。
陈统制字二庵，为人精干练达，到任后，很想将北洋军中许多积习革除。如公费不归公用，柴价不交目兵，马干不归马用，概由团营长侵吞分肥等等恶习，他都很想整顿一番。这种大刀阔斧的精神，确实博得了一般青年军官的极度同情。不过那些喝惯兵血的先生们，却因此恨他入骨，百般设法阻挠。从此营中军官间对立，日渐鲜明。
陈二庵对于官长的学术两科，看得也非常重。记得那年九月底，举行官长考试，内堂外场同时举行，各级官长都须一律参加。
以前潘××对于军官的学术科，向来是不过问的，他自己就是个有名的标准饭桶，教育方面的事情，全权委诸两个教练官和一个参谋办理。阎王找小鬼，小鬼找阎王，土地堂里找不出罗汉。这三位全权大臣，是同潘大协统一样的，只坐在那儿拿干薪，什么事也不管。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一旦听说要考试了，三位大臣立时着了慌。考虑了多天，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串通作弊，预先把题目泄漏给各级官长，免得大家考试不及格，使他们自己脸子过不去。哪知事情败露了，陈二庵大为震怒，派人查察，结果将他们三个人一齐革掉，另新拟了题目，作第二次的考验。这次的结果，侥幸我又考取了第一。
经过这次考核，陈二庵将程度低劣，名誉不佳的营长，撤换了好几个。我就在此时升任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的营长。
过了不久，北京政府又派人来检阅我们东三省的驻军。这次校阅给我的印象，更助长了我民族意识的抬头。
这次来校阅的是一批少年亲贵，都是军谘府里派来的贝子贝勒们，一共十几位。这一来，官长们可着了慌，急忙各自赶造假账，连夜将从光绪二十一年起，几年来的柴价、马干、公费等账目造齐，准备着给校阅者查看。并又专人到天津购置上等洋瓷马桶二十个，每支价值两元的雪茄烟两百盒，海参鱼翅两百斤，其他奢侈贵重物件，无不应有尽有，以为招待之用。
那时天气正冷，那些养尊处优的贝子贝勒们，一个个穿着狐裘礼服，阔步昂视，把检阅队伍的使命放到脑后，成天地苛求供应，胡嘴乱骂。甚至闲得无聊，把价值昂贵的雪茄烟扭开来，投到火炉中燃烧，以为笑乐。再不然就满营乱闯，查看账目。走到这一营，翻了翻账目，张嘴就骂：“妈儿巴子，假账！”走到那一营，翻了翻账目，也是骂：“猴儿崽子，假账！”弄得大家没办法，于是急忙商量应付方策。这时有一位四十协的军需官，安徽合肥人，名叫吴庆宣（曾在将弁学堂毕业）的在座，大家赠他一个外号叫做“老母鸡”。这人老奸巨滑，是个道地的官僚。这时大家正愁锁着眉头，只听见他站起来说道：“我有办法。”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齐声说：“你有办法，就说出来，我们愿意依着你去办。”
“只要依着我，准保成功。”“老母鸡”十分有把握的样子说道：“你们只要肯拿钱，叫上几十个日本窑姐儿，教她们一人拉一个，把这班王八蛋统统拉了走，什么事不就完了？”
大家一听这话，有的涨红了脸，觉得为这事用到日本窑姐儿，未免有点犯不上；但有的人却主张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办。结果，少数服从多数，为了饭碗问题，遂通过了“老母鸡”的提议。
等到校阅员们吃过燕菜席，走到街上溜达，一群预先约好的妖精似的日本窑姐儿蜂拥而上，一个人拉了一个，一个个被拉到窑里去。一进窑子，这般大爷们就被奉承得昏天黑地，校阅的事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几位在窑子里一住五六天，还舍不得出来。后来一算窑子的账，共花三万几千块。
“真厉害！”我当时说，“拿钱给钦差们玩娘儿们就可以，给当兵的洗澡，就不行。这真是哪里的话？”
校阅完毕，大家想起这批校阅员们凶横霸道，无不切齿痛恨，无形中帮助了革命的进展。这时我同金铭、从云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首先将辫子剪掉，以示非干不可的决心。在那时，谁要是剃去辫子，就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从这样行为，很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心里是怎样的愤激了。
就在这一年的年尾，又由金铭发起，联合孙谏声、张振甲、董锡纯、石敬亭、周文海等，成立了山东同乡会，以保护同乡在山海关外开垦为名，筹措巨款，购置弹药，以为准备，同时暗中派人与内地的革命分子结纳。其他外层组织，尚有陆续成立同学会和同志会等。至于我们的读书会，这时也愈加充实起来，专等待成熟的时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