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后听政时

    西后垂帘听政时，袁世凯以出卖戊戌六君子功任北洋总督，极意结交阉宦，使侦后意向以投其好，因之宠眷逾恒。其时国步方艰，朝庭罔恤民力，值后诞辰，疆吏搜珍选异，各出心裁，以贡品之良窳，卜恩眷之隆替。煌煌盛典，举国骚然，惟北洋大臣近在辇毂之下，独无所献，人咸咄咄称奇，然袁意别有所在也。某日，后巡观珍品，啧啧称赏。最后目注四堵，沉吟无语而出。宦者以告，袁猛省曰：“得之矣。”

    即搜集名画若干帧，盛饰以进。后大悦曰：“慰亭实获我心，吾正思此物，此物来矣。”

    袁所费最少，独邀青睐，其善伺意旨，诚不可及也。后袁当国，左右便佞亦师其故智，揣摩风气，袁亦不悟。以是知当大任者，其不为宵小所惑，盖亦鲜矣。

    △办共和

    袁帝制自为，身败名裂。论者每归咎于左右之浸润，而不知左右皆窥意承志，发纵指示者乃其自身也。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君宪救国论

    杨度知其隐，欲以一言为天下先。四年春，与袁长子克定谈及变更国体事，克定曰：“兹事体大，必罗致国中群彦，相与研讨，庶足以杜悠悠之口。任公（梁启超）领袖名流，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乃遣介邀梁至，克定先言曰：“近有人以共和不适国情，主张变更国体。先生谋国之忠，必有所见。”

    梁仓猝不知所答，久之，始期期曰：“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体而非国体。”

    梁退，杨与克定谋曰：“推任公之意，盖只问立宪与否，而君主、民主非所计也。”

    是年夏，杨撰《君宪救国论》，命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密呈袁氏。袁省览至再，语夏曰：“姑秘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

    自是春光泄漏，国人有以窥袁隐矣。

    △幕僚中三要角

    时府中有内史若干，其首要为内史监，犹今之秘书长也，阮忠枢任之。阮随袁久，小站练兵时即为入幕宾。此外内史中杰出者，一为张一麟，亦小站旧人，资望逊于阮，信任几与相埒，以内史兼任机要局局长（隶属政事堂）；一为夏寿田，系陕抚夏时之嗣，少年掇高第，杨度为之推毂，治事勤敏，袁颇礼重之。袁昧爽即兴，盥栉竟，往签押房披阅案牍，习以为常。阮有烟霞癖，起床晏；张兼绾局务，亦未能如时入。

    夏乃独任其劳，鸡鸣即至，示尝后时。袁浏览绝疾，且阅且批，某也交政事堂、某也交军事统率办事处、某也交内史，批讫，纳之大红封套中，分发各处。其要件须作答或指示办法者，袁氏喃喃作语，夏则据案角振笔疾书，俄顷立就，殊惬袁意。其时国务院更名政事堂，徐世昌总揽一切，人呼“徐相国”，有呼“相国”而去姓者。下设左、右丞各一，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另设机要局，局长即张一麟。

    夏以新进，与袁不跬步离，近水楼台，得月宜早。尊如阮忠枢，亲如张一麟，外而政事堂，内而机要局，所得个中蕴秘，皆瞠乎其后。岂惟瞠乎其后而已，有留中未发者，且须就询于夏焉。夏权责日高，嫉之者亦日众，而袁氏真意所在，他人莫测高深者，夏独能心领神会，如见肺腑。杨度有荐贤之谊，夏感推毂之劳，故夏之所知者，杨亦能知之。而霹雳一声之君宪论，于是乎作矣。

    △春云渐展

    是年七月，冯国璋进见，嗫嚅而言曰：“共和政体，行之数年，国人失望甚矣。愿总统多负责任，跻国家于富强之域。璋不敢壅于上闻，冀垂察焉。”

    袁叹曰：“子为国家谋，或无不当，为吾谋则失计甚矣！吾有子三人，皆不肖，倘吾君临天下，将难乎为继。若云传贤，则不如总统之为善也。”

    冯退而叩诸张一麟，张曰：“老头儿初无自帝之志，二三子为固宠计，长君之恶。此何等事？稍有常识者皆知其必不可为，吾知必不见信也。”

    冯又往询梁启超，梁亦曰：“聪明人那得做懵懂事？”

    冯乃释然南返。

    时有美国行政法学专家古德诺氏，受聘为顾问，法制局参事林步随为其舌人。古将返国，袁叩以临别赠言，古曰：“言之幸勿见罪。贵国人民程度远逊欧美，躐等以行共和之制，是何异削足适履也。以吾观之，如改行君主政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袁顾林步随曰：“书之。”

    是日，即以译文送《亚细亚报》发表。时外间对袁猜疑日甚，《亚细亚报》又为御用机关报，其所论述奚啻出自其口，因之益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未几，即有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六人，联署发起研究国体之团体曰“筹安会”者出现。揭幕伊始，仅以“共和政体适用于中国与否”为研究之对象，浸假而及人的问题矣。之六子者，除杨、严外，几无一不与民党有甚深之关系，尤令人咄咄称奇。时人呼为“六君子”。

    △一段老话

    杨度倡君主立宪论，不自今始。欲明杨之言行及倡导君宪论之原委，当不嫌词费，远溯民国前一段老话。

    清政不纲，民忧国辱，有志之士惧危巢之将倾，侨寓东瀛以兴亡为己责者，一时有雨后春笋之势。惟各有怀抱，各走极端，伐异党同，轧轹日甚。综其大别，不外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途。其所揭橥者，一为民主立宪，一为君主立宪。

    持君宪论者，以为法治既修，一切有轨范之可循，即不必谈到对人问题，矧国步方艰，外侮日亟，苟召阋墙之衅，将贻解体之忧；主张民主立宪者，则谓治人治法，不可偏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苟以茸之满廷操持宪政，是衣土偶以文绣也。两说聚讼，壁垒相当，其领导人物，一为老同盟会之中山先生，一为保皇党之梁启超。杨度依违其间，不作鲜明表示。盖彼持论与梁同，而保皇与否（即翊戴清室）则非所愿闻。

    时两派各有刊物，大吹大擂。保皇党刊物即梁氏主持之《新民丛报》，同盟会刊物为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所主持之《民报》。杨则独树一帜，创设《中国新报》与之鼎峙焉。

    中山自南洋行抵东京，下车后首访杨度。杨寓饭田町，中山凡三宿始去。盖杨旷代逸才（此袁氏赠杨语），中山颇礼重之。欲祛其所惑，俾在民主旗帜下为一忠实同志，而杨意不欲。分袂时，中山侃侃言曰：“吾舌已敝，而君胶执如故。今可分道扬镳，以观最后之成败。”

    杨曰：“吾有一友人，与公宗旨吻合，当介以相见，必能相得益彰也。”

    中山颔之。其人即大名鼎鼎之黄兴。黄识孙乃出于杨度之力，此亦天下事之不可解者。

    梁卓如（启超）文采斐然，为海内外论坛巨擘。主编《新民报》，家喻户晓，然阅者悦其文之美而鄙其见之陋。时留学界为种族革命之热烈情绪所包裹，相约不投稿。惟徐佛苏臭味相投，时时撰文为之补白焉（该报台柱，系蒋尊簋之尊人智由，别署观云）。《民报》出，一鸣惊人，传诵遍于海宇。杨度所主持之《中国新报》，其有力份子为熊范舆、薛大可、雷光宇等。

    先是，日本法政大学系日人梅谦次郎所主办，范源濂与之商，就该校组法政速成班，一年毕业。杨度、雷光宇均第一班毕业学生。其第二班毕业之列前茅者，第一名孔昭焱，康有为弟子，系保皇党中坚；第二名汪兆铭（精卫），同盟会健将，后为《民报》主笔；第三名熊范舆，则杨度信徒，《中国新报》要角也。

    该校速成班，亦可谓天下英雄尽入其彀矣。其后各省选派优秀分子纷纷往学，高谈法治，遂为一时风尚所趋。杨之君宪论，虽欠精确而意态温和，文辞婉约，不疾不徐，引人入胜。当时翕然从风者，实繁有徒。更有意志薄弱辈，彷徨歧路，几为杨所吸引焉。

    旋杨因事归国，袁世凯、张之洞等交口称誉，荐之于朝，廷对称旨，赏四品京堂，委宪政编查馆提调。是为杨晋身仕阶之始，亦为与袁世凯结纳之始。无何，武昌起义，袁氏再起彰德，朝旨甫颁，杨即赴彰为之规划。宣统三年冬，摄政王谋缓和民气，出汪精卫于狱，杨且与汪组国事共济会。

    清帝将逊位，袁遣使南下议和，以杨久处扶桑，多与党人谋面，命秘密赴沪，协助一切。杨与黄兴等有旧，斡旋其间，颇竭心力。盖尔时之杨氏，不袒清室，不助民军，而以拥袁为唯一途径矣。

    △六君子之结合

    筹安会未发生以前，徐佛苏、丁世峄辈上书袁氏，请改帝制。袁命夏午诒商之杨度，授意徐、丁组织研究国体之团体，以觇人心向背。袁意未欲杨氏参加，盖欲以不关痛痒之人为前驱，而留杨隐身幕后也。杨以为此辈望浅，不足以当大任，即挺身自任，总揽一切，仅邀丁、徐入会而已。孙毓筠夙为民党，在东瀛时与杨过从甚密。

    清末，孙与段某、权某潜赴江宁，有所营干，事发，江督端方下之狱。杨驰书营救，端许之，以孙口供数千言制版寄杨，所言皆主张政治革命，与杨不谋而合。光复后，孙曾任皖督，解职走京师。袁与寿州孙相国有旧谊，孙为其同族，以是颇推屋乌之爱，孙亦表示亲袁，密献帝制策。杨闻之，乃邀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

    严复为留学界先进，与袁克定交最厚；刘师培精研汉学，蜚声于时，均以学者被杨罗致。李燮和、胡瑛则民党中人，亦列名为君子。严事后语人：“余列名发起人，事前未知。晰子曾过我纵论时政，我告以所见。未几，报端即发现筹安会通启，列入贱名，是何异拉夫政策！”

    闻者唯唯而已。

    △梁任公一鸣惊人

    筹安会发生之翌晨，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袁思亮走晤杨度，谓兹事体大，胡不谋之任公。同时任公信徒蹇念益、汤学顿、陈国祥等群往谒杨曰：“任公握舆论界权威，倘失斯人，计左甚矣。”

    杨曰：“吾亦云然。”

    乃遣汤、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则与蔡锷谋曰：“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庶可殊途同归也。”

    蔡以为善。议未定，而汤、蹇嗒焉懊丧，返自津门矣。

    当汤、蹇之至津也，将有所陈说。任公未待其启齿，袖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示之，二子相顾愕然。文中掊击袁氏不遗余力，二子不敢白来意，乃婉谏曰：“先生亮节高风，诚足以风末俗。然先生共和党首领也，获罪于当道，其如党人生计何？”

    梁曰：“吾志已决，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二子商恳至再，梁乃删去其中声情激楚之文句。且致函晰子与之绝，谓：“吾人见虽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云。原函甚长，清雅可诵。二子归，私叩张一麟：“国中清议如此，而项城一意孤行何也？”

    张曰：“项城何尝有此意？乃杨度、夏午诒辈冒天下之大不韪，媚兹一人。然项城明察秋毫，必有以自白。吾尝询之至再，是以知其然也。”

    张为袁之心腹，与共和党人近，其言如是，二子几疑前之种种误入杨度圈套。因之转辗传说，共和党人遂信袁氏无他，益服党魁卓识。而徐佛苏、袁思亮等拟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者，至是亦寝其议矣。顾徐、袁之计划未成，而与筹安会争妍斗胜者，另有所谓“各省联合请愿会”，主持者为梁士诒。梁欲争杨度之功，而耻居其下，乃使沈云霈等为进一步之组织。

    盖筹安会仅以研究政体相标榜，请愿会则公然一实际劝进之团体矣。其时有人密询袁氏：“公欲称王称帝，自为之可耳。即不然，得群雄拥戴，于事良便。奚必假手群儒，制造民意？”

    袁笑曰：“吾不欲开武人干政之端。至于所谓民意，不经制造，安有真正之表现？吾为此，或亦未能免俗耳。”

    △蔡松坡崛起

    无何，各省召开国民大会，对于君宪与共和问题以投票方式取决之。袁在伪造民意之下，窃据帝位，改元洪宪。而晴天霹雳之云南倡义，遂于民国四年十二月昭示国人矣。唐继尧、蔡锷皆倡义人物，然国人讴歌蔡而不讴歌唐。

    蔡系湖南宝庆人，时务学堂学生。东渡留学时（日本士官学校）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饭于杨家。蔡所持为军国主义，必假手雄才大略之君主，始足以有为。与杨论政，如水乳之调融。归国后，管军云南。癸丑冬间，自请解兵柄为天下先。旋走京师，与杨过从甚密，夏午诒亦时踵其门。

    袁氏以夏谈兵中肯綮，尝戏语曰：“文人不习戎事，非博识之文人也。不观曾、左辈，非以文人为统兵大员耶？吾必以子为陆军次长，以验吾说。”

    夏志之不忘。袁又谓：“小站宿将皆成废物。东邻虎视眈眈，国亡无日，欲修军备，苦乏将才。拟就南人之知兵者，畀以重任，简练新军，庶可去腐生新，适应时势。”

    辞气间隐有授蔡为参谋总长，主持练兵事务之意。时蔡任统率办事处处员兼经界局总裁。帝制议起，袁忌之甚，遣干卒侦其动静。蔡夷然如平日，杨、夏亦交口游扬，谓与蔡有乡谊，且持论夙合，必无他。袁疑稍释。将军府签名赞附帝制之日，蔡夷然居首，孙武次之。然蔡为任公弟子，任公反袁意决，共和党人袖手作壁上观。思深虑远之蔡氏，盖早知所以自处矣。

    曩岁蔡督滇时，有黔人戴戡以黔代表资格来谒，后引滇军入黔靖难，以功擢贵州实业厅长，寻迁巡按使。一帆风顺，骤臻通显，戴自视亦西南之要角也。而袁氏藐之，民四冬撤其职，以交通部司长龙伯易攵继其任。戴北上谋活动，数谒袁，拒不纳。央人说项，始得一参政院参政。戴怒，誓有以报之，日言于蔡锷，谓“盖世枭雄，逆谋已显。滇黔旧部，棠爱犹存。倘公振臂一呼，行见举国景从，独夫自毙。某也愿掉三寸不烂之舌，为公游说，公其有志于斯乎？”

    蔡默然而意态殊不恶。无何，戴袱被南下，经沪返黔，被幽于捕房一宵。人疑为袁授意，而不知戴氏挟有违禁武器，有以致之也。

    先是，蔡为滇督时，袁得谍报，谓有人劝蔡脱离中国版图，自建一国，加大汉王尊号。袁信手批“应查”二字，亦以为羌无故实，束之高阁矣。蔡既供职统率办事处，偶检积档，无意中发现是卷，颇涉忧疑。说者谓统率办事处以雷震春为中坚，雷系小站练兵时旧人。

    袁近来表示，北洋宿将已成时代之落伍者，将物色新才，充实军备，言下颇属望于蔡。雷忌之，故将秘件流露，使蔡不安而去。盖雷、蔡貌善而不相投，人所习见也。会民党由沪入滇者，知滇军非蔡不动，因遣何某携密本入京投蔡。不谓阴错阳差，疑云叠起。先是，天津盐商某与袁有瓜葛，前清末年，营业亏折，家产籍没，惟在京所置巨第由其戚保管，未入官。商有如夫人，事发时清检细软珠饰，命干仆携存戚家。

    事越数年，商墓木已拱，如夫人亦不知所终。惟干仆在，因从军跃为排长矣，隶于军警执法处。国人苟非健忘，当忆袁氏称帝时之军警执法处，其职权庞大无比，侦骑四出，杀人如草芥，“屠户”之名，遂加于处长陆建章冠上。旋陆调陕督，继之者为雷震春，以暴易暴，时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喻（其时北京茶馆，有“莫谈国事”之纸条榜诸座右）。此干仆也而排长者，回溯往事，历历如潮，所梦寐不忘者，即其手存之细软珠饰。因率健卒七八人按图索骥，讵门庭犹是，人物已非，盐商之戚移寓东城，赁居者乃为蔡锷。

    仆固伧夫，不辨朱紫，排闼而入，大呼检查，气象威猛，家人震骇，罔知所措。时蔡整戎装将入谒袁氏，闻声惊悸，不敢出。嗣辨为追寻失物，惊魂始定，岸然而出。仆睹状知误，踉跄遁去，然蔡饱受虚惊矣。仆离蔡宅后，询之路警，得商戚住址，往施咆哮，毕竟取得原物，欢跃而去云。同时，蔡从电话中质问雷震春，何事见罪，乃至派弁检查？雷力辩无之，蔡以实告，雷怒，杀仆以谢。

    然蔡适接滇中密书，中心忄匡怯，共和党人复从而构煽之，谓：“排长见杀，乃以掩人耳目。雷之不利于君，尚有何说？”

    蔡惧，托词治疾，东渡扶桑。无何，绕道入滇，申大义于天下矣。

    △康有为倒袁有功

    天下事往往有发端至微，而影响所及出人意表者。先是，民党中有唐蟒、龚超、章勤士（章士钊之弟）等流落沪上，无以为炊，蹀躞马路中，摭拾巷谈，以遣岁月。唐为唐才常之子，以世谊频诣康有为之居。康固保皇党领袖，志复清室，思假袁氏窃国之机，使民国与独夫同归于尽，以收渔人之利。乃放言讨袁壁垒已成，彼獠旦暮必倒。绘影传声，穷描极相。唐等百无聊赖，骤聆高论，如服一剂清凉散，不察事由，遽电促李烈钧、方声涛等归国。

    李侨居美国，得电狂喜，匆治归装。抵沪，叩唐所见，唐曰：“康有为之言，谅不我欺也。”

    李等相偕访康，一询究竟。康惧，匿不与见，李等大窘，亦惟有相与蹀躞马路中，摭拾巷谈，以遣岁月而已。时谭延客上海，李、唐造访，乞番佛数尊，聊博一醉。谭曰：“此非长久计也，闻松坡间道入云南，公等与赓（唐继尧字）夙共几砚，曷入滇以谋发展乎？”

    李方告以资斧已竭，谭倾囊予之。于是滇越道上，党人往来如织。其时唐继尧频电袁氏，谓某也踪迹诡奇、某也煽动军队，职不敢疏于防范，可纾钧座西顾之忧也。

    △陈与汤芗铭

    疆吏中，怂恿袁氏称帝最早者为陈二庵。陈外简川督时，诣府辞别，忽正容曰：“天下将乱，蜀尤不易治。若非大总统成竹在胸，当机立断，各省疆吏将彷徨无主，焉能竭其才智，共挽狂澜？管见所及，大总统不宜以个人为重，国家为轻，乞本悲天悯人之怀，为长治久安之计。”

    袁氏嘿然。陈长跽而请，泣数行下曰：“共和国体，为举世所诟病也久矣。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总统负天下苍生之重，忍以国家徇党人之私耶？”

    袁仍不应，徐曰：“汝姑与云台一谈。”

    云台者，袁氏长子克定字也。陈退，入字廊晤克定。克定意气高岸，有白眼加入之态。坐甫定，袁遣急卒至，朗声谓克定曰：“总统有命，大爷速备兰谱与陈将军约为兄弟。”

    克定乃改容款客。陈赴任后，首电劝进。无何，滇军倡义，川滇之战以起，纳溪一役，滇军未得手，然南中闻风慕义者，引满待发。陈知袁氏无能为，猝响应义师，通电暴袁罪恶，视倡义诸将领之语气殆有过焉。电末有袁逆密以巨款三千万元汇存英伦，将作逃亡计等语。时袁忧危成疾，阅电大忿，瞿然而起曰：“人心大变，乃至是耶！”

    言已，呃逆气喘，病加剧。人谓陈琳之檄可以愈头风，陈一电，则不啻袁之催命符。等是一陈，而袁氏逊阿瞒远矣。

    湘督汤芗铭亦袁所宠眷，鉴于大势已去，电劝袁氏逊位。袁仰天叹曰：“吾不为帝位惜，吾为天下人心惜也。”

    △帝制取消袁氏谢世

    某日宵分，徐世昌应府中急召，坌息至居仁堂，袁已力疾起，袖出电稿示之。徐频读频点首，读竟，称善不已。袁惨笑曰：“子以为当，即传命发出矣。”

    徐然之。电发，外间尚未及知，翌日始喧腾人口，知袁氏取消帝制矣。徐忠于清室，与袁私交弥笃。袁当国时延为国务卿，夷然任之而不辞。及袁称帝，事前未与谋，则亦故作痴聋，嘿嘿无所臧否，中心殊不谓然也。袁鉴于大势已去，翻然改图，徐则促成之，以符夙志。

    夏午诒趋榻前叩袁曰：“总统取消帝制，事前胡未谋之他人？”

    袁叹曰：“吾昨观天象，见巨星陨地，此吾生平所再见矣。第一次所见亦同，不弥月，李文忠公薨逝。今又再见，吾体力虽健，而抱恙未瘳。矧吾家祖孙相承，未有逾五十九岁者，吾恰逢此年，恐不久于人世矣。”

    语意凄惋，夏不知所对。观此，则袁氏取消帝制，半由于烽燧满目，半由于精神错乱。越数日，袁果死。是日，张一麟入府，觅夏午诒，诟谇万端，夏瞠目无以应。

    △章太炎之名论

    章太炎论袁失败，其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子；其二，张仲仁（一{鹿吝}）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当时播为名言。盖任公为文，一泄千里，畅所欲言，为时下所传诵，其左右人心之力至伟。张、夏争宠，北洋宿将冯国璋遂不为袁用，共和党人亦弃其迁就事实之主张，挺而走险。至松坡避谤南下，首揭义旗，固伸其宿昔之怀抱，亦不可谓非震春有以激成之也。

    当帝制议起，驻京军警机关，孰不作鸡犬飞升之想。闻张一{鹿吝}阻挠帝制也，皆恨之刺骨，散发传单，危词恫吓。张疑系夏所嗾使，恚恨不可名状，庙堂逢面，漠然如不相识。后与共和党人周旋，其所宣示，竟以恶夏者恶帝制，不为袁氏留余地矣。旋调迁教育总长，而继任机要局长者，乃称臣最早之王式通。

    张不以为荣，且疑袁氏受人谗间，明予迁擢，实则摒诸门墙以外。他如主持各省请愿联合会之梁士诒、筹备大典之朱启钤，与六君子同为国人所共弃，尤不值得也。

    袁氏为人心忍手辣，才足以济其恶，虽厚于袁者亦不能为之置辩。然有一事可为呼冤，即外传与日人订立二十一条外，另有密约，实无其事也。当时被迫签字，神志不宁者累日，谕丁佛言撰著《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尝语左右曰：“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卒以沼吴。彼咄咄逼人者，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此书乃可出而问世矣。”

    又聘学者及军事家组织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盖自朝鲜事件发生时，袁已洞见日人野心。迨践位元首，于日皇加冕时，仅命使官就近致贺。经外交部反复陈说，谓：“非常重典，各国皆派专使，矧吾近在邻封，尤不可忽。”

    袁始派周自齐往。日人侦其隐，竟婉言谢绝，以示报复（谓恐中国留学生滋扰，警卫不周，致惊专使云云）。凡此皆证明袁氏之无他也。

    袁氏谢世之日，几上发现亲书二语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此殆留以自挽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