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记得是九岁（光绪十年）。时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记不清了。父亲到了上海半个月后。忽然上海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除了地址之外，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韵病危，请速来。”下面署了一个“鹿”字。那时候，中国设立了电报局，还没有许多时期，因为苏州是江苏省城，也就有电报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间是不大打电报的，这时我们家里的惊惶，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谁打的电报呢？原来父亲有一位好友，姓贝，字鹿岩，这位贝鹿岩先生，还是我的寄父呢。苏州风俗，孩子往往寄名给人家，或是要好的亲眷朋友那里，这个风气，不独是苏州，可称全国都流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我就在周岁时候，寄名给他们的。父亲到了上海，就住在他们家里，电报末尾，注上了这个“鹿”字，我们就知道是他打来的电报了。
我们接到了电报，十分惶急。电报上叫我们去，我们是否立刻动身？以祖母的敏感，就这电报上看来，说不定父亲已经故世了。在紧张中，立时召集了一侗亲戚会议，商量办法。当时舅祖吴清卿公（每次亲戚会议中，他总是当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长）主张由他那里，派一位账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亲和我姊弟两个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亲不答应，哭了。我和姊姊见母亲哭了，我们也放声大哭。还是巽甫姑丈说：“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两个人与少两个人，没有什么大关系。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过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亲切妥当的人才好。”于是推了顾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应了。
那时从苏州到上海，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小火轮，更没有长途汽车，只有民船，雇一民船，自苏州到上海，要经过三天两夜。全部不用机力，只用人力移动的，顺风张帆，逆风背牵。我们那时雇了一条船，叫做“无锡快”，在这船里坐卧，倒也舒适。亲戚们还送了许多“路菜”，如酱鸭，熏鱼、火腿，皮蛋之类，饭是船上烧的，可怜祖母、母亲，心中挂念着父亲，那里还吃得下饭？
这条民船，白天开行，夜里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们船家是晓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条，往往要和别家的船停泊在一处，船家们也常有互相认识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乡隣”，互相交际，成为朋友。我们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仪，第二夜停泊在黄渡，两处都有“船乡隣”。船家行船规例，在太阳落山之时，就要停船，明晨天刚一亮，便即开船启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时，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苏州河。顾文卿姑丈是来过上海的，是老上海资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当我们接到了我的寄父贝鹿岩的电报后，我们曾经有个覆电给他，告诉他，我们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们也知道的，住在带沟桥的什么里（带钩桥，上海人呼之为打狗桥）。我们来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听父亲病状，于是顾文卿姑丈一马当先，便立刻按着地址，到贝家去了。
我们都在船中守候着，心中惴惴然，揑着一把汗，不知父亲吉凶如何？因为只在十几分钟内，便可以揭晓了。祖母只念阿弥陀佛，母亲睁大了眼睛，只望着岸上。停了一刻儿，文卿姑丈回来了，冲着祖母说道：“韵竹病已好得多了，请大家放心吧！”于是我们好像胸前的一块大石头放下去了。
我们正预备上岸的时候，我的贝鹿严寄父来了。他每从上海到苏州来的时候，常到我家，有时还带点上海食物给我，祖母和母亲都常见他的。他叫祖母为伯母，叫母亲为嫂嫂，说笑话的时候，叫母亲为亲家母，因为是乾亲家呀！他是一个小眫子，面孔圆圆的，为人和气而活泼。他见了祖母也说道：“恭喜！恭喜！韵竹兄这场病，危险非常，现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亲，惟有极力的感激他，深谢他。
自从贝家寄父一来，他便帮助我们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认识似的，指挥如意。那时候，我孩子心理，觉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讲我们先上岸，坐了车子，到他家里去，由文卿姑丈领导。一切行李，都交给他，他会押运着送来，可以万无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东洋车（那时尚没有黄包车的名称，叫它东洋车，因为那种人力车，是日本流行过来的），他讲好了价钱，请我们都坐上车。这时姊姊和祖母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文卿姑丈坐一辆，便到带鈎桥贝家来。贝家寄父押了行李，随后也就来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苏州，祖母和母亲，必然是两顶轿子，至少是两人抬了走。现在只要踏上东洋车，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们儿童心理，到上海第一看见的就是东洋车。船在苏州河里，快到上海码头时，已经看见岸上的东洋车了。当时的东洋车，比后来的黄包车，车身为高，都是铁轮盘，胶皮轮还不曾流行呢。东洋车夫有制定的帽子和号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种蒻叶帽，好像苏州人做酱时候的酱缸盖。号衣是蓝色布的，背上有他的号码，坐车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是那种洋房，在苏州是没有看见的。苏州只有二层楼，三层楼已经是极少的了。我们坐了东洋车，在路上跑，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一回儿，东洋车拉进一条弄堂里，在一个石库门前停下，我记得那是一楼一底的房子，后面有个亭子间，楼下是个客厅，楼上就是父亲睡在那里，贝氏夫妇，睡在亭子间。
我们觉得住在他家，打扰他们，心中不安。而且他们房子并不宽敞，使他俩非常之挤，我们想去住旅馆，但是贝家寄父极力劝止，说是不方便。试想父亲还是个病人，不能住到旅馆去，而祖母和母亲此番来，至少是要看护病人，不能再委托贝家了。住旅馆即两面奔波，多所糜费，即在看护病人上，也有种种不方便处。
因此我们也就住在他家了，这房间里，除父亲外，又加上两张床，一是祖母和姊姊，一是母亲和我，他们早已安排好了。父亲本来病已渐愈，见了我们来，心中宽慰，更加好得快了。父亲的病，他们说是什么绞肠痧，又是什么瘪螺痧，当时医理不明，实在是一种剧烈的胃肠病，近于霍乱，腹痛如绞，又被医生一吓，他们便急起来，打电报到苏州来了。
父亲病愈，我们放心，贝家寄父、寄母，便陪了我们出游。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只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坐马车是孩子最高兴的事了，出世以来，也从未经历过。
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篷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要里出风头。这一次坐马车，祖母和母亲都没有去，只有我们姊弟二人和贝家两个孩子。寄父说：“请你们到黄浦滩去看大火轮船去。”到了黄浦滩，见到那些大火轮船，比了房子还要高好几倍，真是惊人。马车在什么大马路（南京路）四马路（福州路）繁华之区，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便是坐马车一个节目。
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于夜而不宜于昼的。有一个很大的茶肆，叫做青莲阁，是个三层。二层楼上，前楼卖茶，后楼卖烟（鸦片烟，那时候吸鸦片烟是公开的），一张张的红木烟榻，并列在那里。还有女堂倌（现在称之为女侍应生）；还有专给人家装鸦片烟馆伙计；还有川流不息的卖小吃和零食的；熟闹非凡。此外，广东茶馆也去吃过茶，女书场也去听过书。
那时候，上海的电灯还不大发达，许多店家都点的“自来火”，即是煤气灯，上海人叫他自来火。与现在所用的火柴同名，火柴，苏州人也叫它自来火。讲究的在煤气灯管子头上加一纱罩，还是新发明的。至于家庭里，所点的都是火油灯（火油是叫做洋油的。至于在苏州，那还是用蜡烛与油盏，作为照明之用）。
不久，父亲也就起床了，我们便要急急的回去，家里只有一位年青的顾氏表姊，和一位老妈子看家。也仍旧雇了一条船，回到苏州去。顾文卿姑丈陪我们到了上海后，他还有生意上的关系，原来尤家也有一家同仁和绸缎店开在上海，是他们的分号。还有一家同仁和参店，也开在上海，这参店是他们祖传的。所以顾文卿姑丈来了后，住在同仁和，现在也和我们一同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