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志》四卷，系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之抄本。前三卷题《海盐彭孙贻羿仁氏著》，后一卷题《上海李延昰辰山补编》。彭孙贻约生于明天启、崇祯之际而卒于清康熙间；其生卒确年，一时未能检得。据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李延昰字辰山，上海人，生于明崇祯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卒于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此书用编年体记郑氏四世之事，起明熹宗天启七年丁卯（一六二七），迄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凡五十七年。其自天启七年六月迄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之文字，多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相同；而自崇祯十七年三月迄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字，又多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相同。
《靖海志》与《明史纪事本末》稍异之处，在前者叙事较详于后者。兹举数例，以资比较：
丁卯（天启七年）六月条下，两书皆追叙郑芝龙往日行事。《纪事本末》只谓：“芝龙与其弟芝虎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而《靖海志》则先述芝龙为父所逐，偕弟芝虎随海舶往日本，娶妇生子；次述归途为海盗劫夺而入颜振泉党为盗；振泉死，芝龙继为渠魁。此《靖海志》详于《纪事本末》者一。
甲戌（崇祯七年）十二月熊文灿遣人招降海盗刘香老事，《纪事本末》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谢（谢字疑误）道山招刘香老，被执”；而《靖海志》则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潮州海角之道山，调集猺獞蛮黎与土汉诸军入海招降刘香老；不三日，香老诈降，两道两将皆被执入海。”
此《靖海志》详于《纪事本末》者又一。
己亥（崇祯八年）四月，两书皆记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事。而《靖海志》历述芝龙诱杀香老遣来之党羽，并以家丁着来人衣甲，驾彼来船下海，诈云入伙，乘其不备，袭击香老。《纪事本末》则无此一段生动之记事。此又《靖海志》之详于《纪事本末》者也。
刘香老既败，《纪事本末》谓：“香老势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张一杰脱归”；而《靖海志》谓：“香老举火自焚，精锐皆尽；康承祖以老疾卒于海，夏之本、张一杰脱归。”
则《靖海志》不仅叙事较详，且更确实矣。
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成于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远在彭孙贻撰《靖海志》之前，彭氏因得取其书之卷七十六以为蓝本略加增易。故《靖海志》中最初十八年闲之文字，除上述稍异者外，其语句多与《纪事本末》相同也。
《海上见闻录》所记之事几全见于《靖海志》，故两书文字多相同。然《靖海志》所记之事亦有为《见闻录》所无、或较《见闻录》为详者，故两书虽多相同，而又不全同也。
如《靖海志》于乙酉、丙戌（隆武元、二年、顺治二、三年）间，记郑芝龙骄恣跋扈之事实至多，而《见闻录》皆不载。
又如丙戌九月清兵入泉州，贝勒招降芝龙；芝龙不听诸人之谏而降清，遂中贝勒之计被挟北去。《靖海志》述此事至为详尽，长约七百字；《见闻录》叙述颇简，仅百余字而已。
又如庚寅（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六月，《见闻录》曰：“成功杀定远侯郑联，并其军，建国公郑彩逃于南海，将佐多降。”
《靖海志》记此事曰：“郑彩、郑联屯厦门，与芝鹏有隙。成功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饷郑联，欲袭取之。郑彩曰：《是毒药也！宜全军出避》。联不从。联建生祠于万石岩，十五夜，宴辖下诸将。二鼓后，成功将至，尽收其战舰兵卒，其将陈俸、蓝衍、吴豪等皆归成功。成功拨亲随兵守其衙。后月余，芝鹏说成功置酒万石岩，夜归，伏甲于路杀之。时郑彩以舟师百余艘逃于广东南海之间，成功遣人往请回岛，不遇而还。其部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来见，成功以朝栋为义武营、王胜管水师。彩飘泊数载，士卒星散，成功以书招之，遂回，后病死于岛。”
观此一事叙述，则知二书之文字颇有详略之别也。
按朱希祖先生于其所作《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文中盛称阮旻锡“作史颇多直笔”，并举成功杀郑联事以为证，谓杨英撰实录，“既讳联之被杀，又讳彩之击走，文过饰非，毫无微辞”，不若阮氏“直书之而不讳。”
然此仅就《从征实录》与《见闻录》比较论之也，若更以《见闻录》与《靖海志》相较，则知阮氏究为成功之故吏，故其书中于芝龙骄横跋扈之状既讳而不言，于芝龙归降于清及成功杀其族兄郑联事亦言之甚略。是阮氏之作史仍不免有所隐讳也。
己亥（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出师长江。《靖海志》于此事记述颇详，计自六月十四日成功合张煌言诸军至焦山，迄八月十八日回师至浙江，叙述两阅月间作战经过，长达三千五百字；见闻录则仅千七、八百字而已。《录》记余新之败曰：“城中觇知余新懈怠无备，请副将梁化凤率兵夜出，从街坊居民舍中毁墙通道而袭其营。余新被擒，萧拱宸（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
《志》记此事，则先之以关尚贤之亡入清军，报告虚实。其文曰：“二十一日，成功营将关尚贤犯令当斩，夜亡抵金州门，缒而入，尽以营中虚实告城中曰：《营中令双日尽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诸将上寿，必置酒，若欲破敌，不出此日。营中地雷、伏弩、大炮、长枪，随鹿角以密布，无隙可入，必从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
次乃述郎廷佐集诸将定谋，其文曰：“郎廷佐集诸将谋曰：《成功营抱三门，中央神策门自明初塞之，近三百年，凿之出兵，直捣中坚，彼自溃矣》。”
终乃记清军之攻与余新之败，其文曰：“昧爽，穴神策门，去其土石。梁化凤以所部五千人为前锋，关尚贤导之，升屋踰垣，直入先锋余新营。新兵不及甲而战，举火焚营，火器迸发，伤一二百人。化凤兵大呼奋击，营中大乱，生擒余新，萧拱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
据此片段之记述，已足见两书作者叙事能力之高低，又不仅详略之别也。
余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军并荷兰夷船与郑经舟师在金门、厦门之战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宁总兵吴万福及靖南王耿继茂先后报称击破阮春雷、张煌言于长腰、东蚶等岛，七月张煌言被逮，九月就义；以及戊午，已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际，沿海迁界之事；或为《志》有而《录》无，或为《志》详而《录》略。
考阮旻锡亦生于天启后期，享寿八十余，卒年应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间。是两书作者皆为同时人，而成书之先后不可知。今两书文字既多相同，则究系《靖海志》以《见闻录》为篮本而加以增订欤？抑系《见闻录》以《靖海志》为蓝本而加以删削欤？
按阮氏为成功故吏，故其书称成功曰《赐姓》，称其子经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系以清人之语气作史，故称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称清军曰《大兵》、曰《我兵》。两书立场，显然有别。然《志》于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条下记陈豹之事曰：“豹短小精悍，号《三尺陈》，守南澳近二十年，许龙、苏利皆畏之，但骄傲专恣，数违藩令”；与《录》全同。以阮氏称郑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当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场作史，焉能称成功之令为《藩令》乎？因知《见闻录》原出阮氏手笔，《靖海志》录之而改语气。如《录》作《赐姓》，《志》则改为《成功》；《录》作《世藩》，《志》则改为《郑经》；《录》作《时赐姓谋举义》，《志》则改为《时成功往南澳募兵》；《录》作《提塘黄文自行在来，报称有旨诏成功入援》，《志》则改为《提塘黄文自广至，报请成功入援》；《录》作《赐姓以舟师进取南都》，《志》则改为《成功入寇长江》。然独于书陈豹一段文字中忘将《数违藩令》改为《数违成功之令》，遂贻吾人以可辨之机也（《靖海志》于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辛卯正月记施琅对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
此为直接记载施琅之语，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与《数违藩令》之出于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从征实录》记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经过，“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开驾；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时开驾，遇飓风，几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协将万礼截杀惠州援兵，继于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
下文接叙中左所为清师袭破云：“是月（当是三月），福省伪抚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王邦俊合师寇中左。……十四日，虏过中左，前冲镇阮引、后冲镇何德等水师不敌，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国公遣郑德同周全斌到大星，报称三月十四日伪部院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将王邦俊袭破中左。”
《见闻录》记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苏茂为左先锋代施琅。至白沙河，飓风大作。至天（大）星所，杀退思训（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
文中既未记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则此诸事当在正月。下文接叙清师攻陷厦门及前大学士曾樱殉节，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抚院张学圣同兴泉道黄澍渡海，见岛屿孤悬，波涛环绕，惊为绝地，即先引回；令知县张效龄安抚居民。初四日，马得功行牌于各乡居民，意欲据守。”
尤足证厦门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与《从征实录》不相符合。《靖海志》记成功出师勤王，谓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飓风；三月至大星所，杀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叙清兵陷厦门与会樱殉节，足见二事皆在三月。此与《从征实录》相合，不似《见闻录》所记时日之模糊。然《志》于叙此二事后，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与上引《见闻录》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厦门之陷与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后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则又由于《靖海志》以《见闻录》为蓝本而正其谬误，但又未能尽正其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两书所载月日、人名、地名，颇多参差；若以《从征实录》校之，则《志》所载者十九与《实录》合（参阅两书合校记），尤足证《见闻录》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则就《见闻录》加以增订而成者也。
综上所述，似可判定两书之先后矣，然仍有可疑之点在。盖《见闻录》叙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称琅曰《施将军》，作者口吻颇与前文不相类。尤可异者，是书于癸亥六月条下记施琅率“诸将进攻澎湖，刘国轩御之；（清）提标蓝理等深入鏖战，海船齐出，已合围，施将军恐有失，急以坐驾冲入，内外合攻，敌小却，将军遂同七船随流而出。”
此所谓《敌》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与《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称海兵曰《敌》不足异；原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称海兵曰《敌》，则大可异矣！岂《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删削其文以为《见闻录》欤？
按黄典权君所作郑成功史料专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厦沦陷后即离开郑氏抗清阵营，故其《见闻录》于嗣后台湾事之记载颇多缺略。又据周凯《厦门志》引阮氏《击筑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闽，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复自燕走豫；盖阮氏于脱离郑氏之后，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间也。且据陈俞侯所作阮氏《夕阳寮集》序文，知其与施琅有旧谊。故黄君以为《见闻录》记清师攻台之资料，即得之于施琅，故其口吻前后未能一致。果尔，则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乱其例矣！
《见闻录》在清代并未刊行。民初，商务印书馆始自金山钱选之假得抄本，录副付印，列为《痛史》第十四种。《台湾文献丛刊》中之《海上见闻录》即据《痛史》本标点排印。惟其书讹误颇多，当时以无别本可校，只得姑仍其旧。兹幸获见中央图书馆所藏《靖海志》抄本，并承慨假录副，标点印行。因此书与《见闻录》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记》附于本书之后，以正前刊《见闻录》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页残缺数行，即以《见闻录》之文补之。
《靖海志》首数页之文字多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一篇相同又俞正变《癸已类藁》中有记荷兰人据台湾事一则，黄宗羲《行朝录》中有记周鹤芝、冯京第、阮美等先后通倭事一则，并列为本书附录，以便参阅。（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