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秋》的名义
“春秋”是各国国史的通名，如《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意思就是羊舌肸（又叫叔向）这个人，熟悉各国史书。《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
现在，自秦以上，除鲁国的《春秋》还较完整地存在外，若把《尚书》中的若干篇文献不算，不用说西周、东周，就连春秋、战国的各种史书（《战国策》很难说是史书），都不存在了。西晋初在魏襄王墓中所发现的晋国、魏国史书，名叫“竹书纪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个拼凑起来的残本。
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第二节 《春秋》作者
《公羊传》、《谷梁传》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写“庚子，孔子生”，《左传》虽然没有这一条，但于哀公十六年写“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可以想象《春秋》和孔丘有一定关系。但孔丘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这一“生”一“卒”，自然不会是孔丘自己笔墨。却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春秋》是孔丘所修，《公羊传》甚至说有未曾经过孔丘修改的原本《春秋》，叫“不脩春秋”；现今的《春秋》，则是经过孔丘所修改过的。孟子甚至说，《春秋》是孔丘著作的。这些都是不可凭信的推测之辞。
我们研究《春秋》本身，发现它前后笔调不一致，可以说是体例不纯罢，略举下列几点作为例证。
（一）在隐公和桓公时，若不是鲁国卿大夫，无论国际盟会或者统军作战，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到庄公二十二年，《春秋》才写“及齐高傒盟于防”， 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写“公子遂会晋大夫赵盾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外国的卿大夫都写出姓名的开始。
（二）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四公时，外国卿大夫统军出外征伐，都只称“某人（即某国人）”，如隐公二年：“郑人伐卫”。到僖公十五年，才写“公孙敖（鲁之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写“诸侯之大夫”，还不写出大夫的姓名；到文公三年，才写“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写明了外国统帅姓名；到宣公六年才写“晋赵盾、卫孙免侵陈”，两国率领军队之卿大夫都写出。直到成公二年，鲁国及各国统帅都历历写出：“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人皆鲁卿大夫）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各国统帅之官都一一写明。
（三）在僖公以前，《春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不称某侯。如隐公十年：“翚（公子翚，鲁卿大夫）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从传文，经所谓“齐人”，实是齐僖公；“郑人”，实是郑庄公，但不书“齐侯”“郑伯”。僖公以后，仅秦、楚两国之君有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以后，就是秦、楚两国之君也不称“人”，而称“秦伯”、“楚子”。
这类例子还很多，这是古人所谓“书法”。书法的意义何在？前人说孔丘意在“寓褒贬，别善恶”，但深入研究，并不如此。只是因为时代推移，，形势变动，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各不相同而已。
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西晋的杜预亲自看见刚出土的竹简，在其《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唐代刘知己也看到这书，在《史通·惑经篇》中也说：“《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就《公羊传》和《谷梁传》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所极度推崇的僖公十六年《春秋》的“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的一条说，不过记载那天宋国有陨石，落下五块石头罢了。这种措辞构句没有什么奇怪，而《公羊传》等却越说越离奇，董仲舒认为这是“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本孔丘语，见《论语·子路篇》）。其实，根据《史通·惑经篇》所引《竹书纪年》，也是“陨石于宋五”。可见这是宋国的天象，宋国把它通报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礼记·坊记》曾经两三次引用《鲁春秋》，就是《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也和今天的《春秋》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下列诸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孔颖达《左传正义》说：
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同异，非仲尼所皆贬也。
宋郑樵《春秋考·自述》说：
按《春秋》之经，则鲁史记也。
他还说：
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刘克庄说：
《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第三节 对《春秋》的评价
《春秋》这书，今天如何评价？
第一，它既是鲁国史官所记当时之大事，必然基本上是可信的。我们从所记日蚀和其他天象可以得到证实。《春秋》记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初一、十月初一的一连两次日蚀，又二十四年七月初一、八月初一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而日蚀，前人叫做“比食”，虽然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但在同一地两次日蚀都能见到，却没有可能性。尤其在前一次是日全蚀或环蚀之后，绝不能于下月初一又发生日蚀。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好比今天的书页次序装订错乱了）。除这两次而外，实记载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据现代较精密的科学方法追算，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
又譬如庄公七年记载，“星陨如雨”，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记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记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也是无法假造的。
另外，上文已经说明，《春秋》的记事，和《竹书纪年》（古本，即汲冢本）可以互相印证。尤其是关于春秋时代一段，书法也相同。而且，从出土不少青铜器铭文中和若干古文物中，也足以证明《春秋》的可信。如隐公二年“无骇（鲁国卿）帅师入极”，极国就是金文中“遽”；又如隐公四年“莒人伐杞”，清光绪年间，在山东新泰县出土杞伯器多种，因之可以推顶春秋前杞国国都所在；又如隐公五年“卫师入郕”，从古青铜器和泉（钱币）文中知道郕国古本作“成”，后来才加“邑”（“阝”）旁写作“郕”。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今传世青铜器有楚王頵钟，铭文云：“楚王頵自作铃钟”，足证楚成王名頵。又如襄公十七年“邾子牼卒”，邾子牼即邾宣公，名“牼”，可是《公羊》《谷梁》“牼”皆作“瞯”，而端方《陶斋吉金录》有邾公牼钟四器，可证《左氏经》正确。这些仅仅是少数例子，已足以证明《春秋》是可信史料。
第二，《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再以日蚀而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鲁都曲阜可以见到日蚀在六十次以上，《春秋》仅记载了一半，另外一半或者失载，或者说脱落了。《春秋》载女子出嫁的仅七次，难道在十二代君主中，一共只有七个女孩出嫁？而且宣公十六年有“郯伯姬来归”，成公五年又有“杞叔姬来归”，这两位女公子，只记载她们被男方抛弃会娘家，却未记载她们的出嫁，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如鄅国在哀公三年时早已属鲁所有，《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春秋经》条例之一是“重地”（见《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和《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为什么鲁兼并鄅国土地却不记载呢？漏记情况还不少。拿今天辑本《竹书纪年》和《春秋》比较，又有若干条为《春秋》所应有而未有，是脱落，还是失载，就难说了。
第三，《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譬如宣公二年《春秋》“秋九月乙丑（二十六日）晋赵盾弑其君皋夷”。其实，杀晋灵公（名皋夷）的不是赵盾，而是赵穿，赵盾可能是指使着，也可能不是。其中有一段曲折，《左传》有详细叙述。若没有《左传》，谁知道其中底蕴？又如庄公二十六年《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宋杀其大夫”，两条《春秋》都没有《传》来说明，究竟杀人者是君是臣，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怎样被杀的，从《春秋》经文仅仅五个字从，谁也看不出。杜预也不懂，只得说“其事则未闻”。王安石讥讽《春秋》是“断烂朝表”（见苏辙《春秋集解·自序》），便是对《春秋》残缺的不满意。
《春秋》本有自己的单行本，其后和各种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等下面讲《三传》时，再具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