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氏呈都察院条陈时务文
一
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谨禀：为丑虏跳梁，不宜迁就；权奸误国，不可姑容。恭沥愚诚，敬祈代奏事。
窃职员风闻出使日本全权大臣李鸿章电奏称：『倭船二十余艘将出广岛，若不定约，即将犯京；请割辽东、台湾两地予倭，并赔兵费二百兆。为保京计，不得不然；业经定约画押』等语。此外条款，不一而足；人言啧啧，似非无因。职员迫于杞忧，未敢缄默；谨就见闻所及，不避斧钺，披历东之。
溯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与外夷凡三次用兵：一曰咸丰十一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绪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为我朝中外大局绝要关键。其时发、捻纵横，天下岌岌。而海外各国亦复生衅，英、法合从，兵临城下；僧格林沁败于津沽、北塘，胜保败于朝阳门、八里桥，曾国藩、胡林翼诸人勤王之师缓不济急，敌骑长驱直入，京师不守，宗社几危。时势之艰难，殆有百倍于今日者。假使各国要求土地，恐不能不听容所为，取怀而予；乃当日讲和，不过立约通商、稍偿兵费而已，初未尝割尺寸之土也。至若庚辰之役，俄踞伊犁边境仅一、二百余里，使臣业已擅许；而疆臣左宗棠等坚欲索还，抗兵相加，大局几将分裂。然不久即和，仅偿款数百万卢布而已；不惟未割地，并且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宁波、扰台湾、陷马江，沿海戒严，天下震动；滇、粤边防战事之棘，不亚今日。然终不过让以越南而已，未尝于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试执今月之事与昔日之事相衡：敌虽强，未必出乎英、俄、法之上；事势虽急，未至于庚申之危。彼不过虚声恫喝，肆意要求。我即稍缓须臾，与之再决一战、再持数日而后定议，未尝不可；即不然，偿以兵费数百万，亦未尝不可；即不然，许其比照各国在江海各口通商、开设马头，亦未尝不可。而皆不出此，赔款至数千万犹以为未足，竟举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千余里之地，开门而延寇、拱手以与人；何其畏倭人甚于畏英、俄、法诸大邦！重辽东、台湾，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粤荒徼之地也哉！
伏思割地一事，犹为万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论，其不可有三；以势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创业于前、子孙守成于后，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试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之缔造辽东，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之经营台湾，取之既如此其难，弃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迩，陵寝攸存；坐使长陵抔土自我而变为边界，皇上将如列祖、列宗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本朝，未闻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岛夷之事。玉斧画河、珠崖弃郡，若非瓯脱，即系石田；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书于史册，辱甚燕云。坐使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此理之不可者二。辽东、台湾之民，或本从龙、或由向化；二百余年食毛践土，芸芸赤子，孰非我国家之孝子顺孙？今乃属之他人，俨成敌国。父母虽穷，尚不忍轻鬻其子；国家未蹙，独何忍遽弃其民！坐使海隅苍生自我而化为他族，皇上将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辽东者，北洋之藩篱；台湾者，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即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天下畏盗之人，必求远盗；未有揖盗于门内，而求其不发箧探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远虎；未有纳虎于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将见奉、锦、登、莱一带不复能立锥，江、浙、粤、闽各疆不复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以至饷械无从接济而海运立穷，战守无从布置而海防又立穷：中国将来必无可办之洋务。此势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湾，俄人蓄谋辽东，岂伊朝夕！况各国狡焉思逞之计、贪得无厌之怀，谁不欲拓境开疆，因时取利。今见倭人以一举手、一启口之劳而得地如此多、获利如此厚，虽云无故，亦必生心。倘群起效尤，则中国虽大，恐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然此犹他国也，即以倭事验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难民为生番所杀，藉端挑衅，兵抵台湾；当时大吏不能折之以理、怵之以威，反以数十万金赔款了局。彼见中国易与，始渐轻视中国而谋益迫、气益骄，推其得陇望蜀之情，曾何纪极！此日之厉阶既皆由于昔，他时之欲壑恐更甚于今：中国将来必无可存之地。此势之不可者二。自军务平定后，谋臣猛士多就凋零；千百之中仅存什一。此次征求宿将、招集旧部，士马精壮已有可观。乃甫聚，又将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复聚。且所练之新军劳费几何，练成而不用，待用之时又须临时另练；所购之新械劳费几何，购齐而不用，待用之时又须临时另购。今日尚不能战，以后岂复有能战之时！再阅数年，一有缓急，求如今日之将与兵且不可得；宿将、旧部消亡既尽，新募者未经战事，难当大敌：中国将来必无可用之兵。此势之不可者三。赔款至二百兆之多，不知从何搜括？又不知搜括净尽之后，尚有应办之事必需之款，何所取资？夫使赔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犹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务仍不能不办、兵饷仍不能不需、铁路仍不能不修、海军仍不能不设，入款则有减无增、出款则有增无减；意外之举，尚不暇论。而彼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后款又来，所谓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谿壑。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剧；抱薪救火，薪将竭而火更燃：中国将来必无可筹之饷。此势之不可者四。长白、鸭绿为祖宗发祥钟灵之地，黑龙江、吉林等省为国家植根归宿之区；地利最多，民气亦厚。当此强邻环伺，正宜乘时经略、加意保全，较之台湾尤关紧要。一旦辽东为倭所有，则俄自北侵、倭从南袭，不数年内其民与地皆将折而入于俄、倭，东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民人既不谋生、又不习斗，一朝有事，而东三省已不能归；退则为倭寇所草菅，进则为乱民所蹂躏：中国将来必无可保之旗民：此势之不可者五。台湾一省，饶富着称。近来文教振兴，更已变椎结为衣冠、进侏禽于礼乐。其士民皆尊君亲上、好义急公；而林维源身为民望、官列京朝，势更不能以家委敌。况彰、义之名出自纯皇帝所赐，台人固必思义而顾名，皇上又安可数典而忘祖！至辽东之为丰沛乡里者，更无论矣。倭既据我内地，且将取我民心。以利诱之，而桀黠者必为倭爪牙；以威迫之，而驽弱者必为倭鱼肉。行见流民无所依归，而西晋雄、特之祸起；奸民与相勾结，而嬴秦胜、广之变生。驱鱼为渊，瞻乌谁屋！中国将来必无可固之民。此势之不可者六。以上各节，不过据职员所私忧窃虑，粗举大端；而其祸变相寻，尚有不胜枚举者。
以言理之，是非则如彼；以言势之，利害又如此。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同觉，行人人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人所不忍出之言！职员前此见李鸿章行事不慊人心，尚疑其别有苦衷，代为原谅；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察其心术之幻而得其罪状之真。所谓「臧孙纥虽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且辽东、台湾并割予倭，职员以为穷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愿，亦未尝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则何不迳取辽、沈以索登、莱，迳取台、澎以索闽、厦；囊括席卷，彼岂有所恤而不为！如其始愿尝及此，明知辽东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庄；明知台湾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见。不谓有李鸿章焉，为虎作伥、教猱升木，于是倭不啻取怀而予、操券以偿。盖倭力不及此，而李鸿章之力实及此；倭愿不及此，而李鸿章之愿早及此矣。抑职员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芳之甚。李经芳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借给倭人购船饷兵；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蕃！李经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木腐虫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为中国一大关键。〔职员悲江河之日下、痛沧海之横流，所为涕泗泛澜而不能自已者也〕。
虽然，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计也；在李鸿章固以为舍己别无他人，舍此别无他策。职员不揣冒昧，窃于此策之外，为朝廷敬画二策。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明为监。不知明之亡，不亡于边患，而亡于流寇；不亡于讳言和，而亡于讳言迁。夫天子以四海为家，何代不有迁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愦纷呶，以至亡国；如早迁都江南，固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政不纲、加赋召乱者可比。一统金瓯，处处完善，既无流寇之祸、谨有海邦之忧；又非明之天下糜烂、无地图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开，形势久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迁，更无所讳！宅中极建，莫若太原。五台经累朝巡幸，供列圣御容；行宫尚存，盛轨可溯：其善一。距京师千里之程，十日可达；往来迅速，进止从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马健，风气劲强：其善四。河汾、太岳，表里山川：其善五。平阳、安邑，步趋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来，尤足为万世之业。与其以二百兆借盗齎粮而利归海外，何如以二百兆建都充帑而利在中国：此职员所画一策曰「迁」者是也。又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犯京为虑。不知倭进兵之路祗有水陆两途：由辽、渖进兵，则尚有依克唐阿、裕禄、长顺、唐仁廉在；由锦州进兵，则尚有宋庆、魏光焘等在；由山海关进兵，则尚有刘坤一及余虎恩、熊铁生等诸将在；由津、沽南北进兵，则尚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内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诸臣亦莫不在。倭兵未必尽如神鬼，我兵未必尽属疲聋；何至听其犯京，不能一战耶！且职员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请举近日军务证之，以释朝廷之疑虑。一曰倭人不能攻坚。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坚也。惟旅顺、威海可谓之坚，然旅顺之失，以守将争逃；威海之失，以援兵隔绝。且一由皮子窝、一由落风港，皆乘虚而入，近于鼠窃狗偷之所为。盖其兵饷最重、精锐无多，护惜锋鋩，每虞损挫；肉薄攻坚，断无此事。观于聂士成之守坚，而彼不敢犯岭防；裕禄、徐庆璋之守坚，而彼不敢扑辽、沈；唐景崧、刘永福之守坚，而彼不敢争台湾。况于畿辅、关津为我最坚之地，而彼敢轻于尝试乎？此其不足虑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国鄙远，糜饷老师；多一日则多一日之粮，少一兵即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驴之技已穷、骑虎之势难下；左支右绌，外强中干久矣。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饷足兵多，而尚以旷日持久为患，何况于倭！观于其弃威海而不守、攻台湾而即退，则不能持久，确然可知：此其不足虑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驱。考倭陆军之制，皆用德国陆操新法；步武整齐、纪律严肃，固有足多。而辎装繁重，军行甚迟，以之持重则有余、以之疾驱则不足；视中国之卷甲衔枚、一日夜可行数百里者，实有长短优劣之殊。观于此次牛庄之战，倭由间道甫至牛庄，曾未多时而李光久闻警后发之军亦已踵至。吴大澂由田庄台退至双台子，亲军仅数十人、相距仅数十里，若使倭能疾驱，非但我军噍类无遗，而宁、锦亦恐相继不守；倭竟不能。岂独于京师能插翅飞入耶？此其不足虑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以无援之军、不继之饷入最深之地、犯极厚之兵，此必有进无退、有死无生而后可·抄掠剽忽不顾其后之贼或能为之，而倭人不能出此。如其出此，则必用全力掷孤注；而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抵御于前，聂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围于左右，刘坤一率诸将等可以追蹑于后，兜剿夹击，可以收聚歼之效。且彼之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其后路必空虚；独不畏人取朝鲜、袭广岛耶？观于其得荣成、文登而不敢深入山东，得海城、牛庄而不敢深入奉、锦，又何能越过关津畿辅而深入京师！此其不足虑者四。魏光焘坚固不摇、李光久奋勇尽战，牛庄虽败，而杀伤倭寇亦足相当；倭见湘军人人敢死，竟不敢再过雷池一步。诸将余虎恩、方有升等一闻议和，皆痛哭坚卧，不肯起食；可见将士皆有死志，并非军心瓦解、势不可为。且宋庆、聂士成又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军队伍已到、唐仁廉一军枪械已齐，皆可与倭一决。倭人情见势绌，已成弩末；我即不与之战而但与之坚持，再阅数月，彼力断难支久！然后再言和议，自必易于转圜：此职员所画一策曰「守」者是也。总之，以迁为战之地，能迁则不战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为战之地，能守则不战而已可制人之命。迁与守虽非上策，而不失为中策；赔偿、割地非但为下策，而且无策。
伏查光绪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亦以头等全权大臣使俄，擅与俄国约定画押，让地一、二百里尚非割地，且系边外之地。经廷臣交章论劾，皇上赫然震怒，立将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与俄所定之约虽已画押，仍行更改。俄人终亦俯首帖耳，就我范围。今昔相衡：以敌言，则俄更强大于倭；以事言，则让地尚非割地，边地尚非要地，一、二百里之地尚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鸿章卖国之罪，尚为崇厚所无。而以定约言，一系擅许、一系请旨，擅许者至拙而请旨者至工。是李鸿章卖国之术与其误国之心，较崇厚尤为加倍。惟有仰恳皇上天威独断，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臣民，照崇厚例将李鸿章拿问治罪，并撤回李经芳革职严办。一面严饬王文韶、刘坤一妥备战守，奖励裕禄、唐景崧、李秉衡等以安人心；一面明降谕旨宜示中外，奉皇太后銮舆西幸，命恭亲王等留守京师。如战而不胜，赔款、割地尚未为迟。战而糜款，犹胜于和而赔款；战而失地，犹胜于和而割地。如因迁与守而致贻误大局，请先诛职员以谢天下！职员不胜迫切之至。为此禀呈，伏乞代奏施行！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日。
二
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禀：为敬筹战事六条，仰恳代奏事。
窃职员于本月初二日披沥上书，本月初四日荷蒙代奏在案。现闻和议要挟太多，碍难照准；圣意振厉，薄海同钦。惟一经决裂，必有战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为迫近，尤当力争先着。不揣冒昧，敬筹事宜六条，伏陈于圣主之前。
一曰加兵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与其重悬赏格，不如普加兵饷。湘军口粮每名每月四两二钱，各军皆然；夫以四两二钱之银而欲赡其身家、赚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论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实在于此。为今日计，惟有暂将关内外防剿各军月饷普加两倍，俟战事毕后，再复旧章。所有赏格，仍另行核给，不在加饷之内。加饷一项，以每名每月银十两计，目下大军约十数万人，一月不过百万，一年不过千万、不过万万；较之以二万万为敌人充饷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拟请皇上天断，一面敕下户部，一面电谕各路统兵大臣转谕兵勇一体知悉，必将欢声如雷，感泣奋舞而争求效死矣。兵勇既食重饷，谊不忍逃、势不能逃，夫然后将可以死战责兵、帅可以死战责将、国可以死战责帅；譬之廉俸优而后可以责官之廉节、恒产裕而后可以责民之恒心，其理一也。
一曰用地沟。昔越南之役，岑毓英曾用地营之法以拒法人，颇有成效。此次各军稍知仿办，而丁槐尤称熟悉。窃尝考其规制，微觉烦重，似不及地沟之更简捷。地沟者，即倭人所谓「梅花坑」，随时随地皆可立成；只须兵勇各带洋鍁，以备开挖之用。既可以避敌之枪炮，又可以施我之枪炮；既可以藏我之兵，又可以击敌之兵。而扼防海岸，尤宜用此。盖敌船不能近岸，如欲登陆必以大炮从船上轰我岸上之兵，使不能抵御；而彼乃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载其陆兵，乘势而登。用地沟，则彼船上之炮不能击我伏沟之兵，而我沟内之兵可以击彼登岸之贼。如鸭绿江倭以棚布铁杆搭桥、荣成海边倭以长条细板编筏，当时若先有地沟伏兵于内，乘其半渡击之，彼必不能飞渡可知。拟请敕下各路统兵大臣严督诸将训励兵勇，随时随地实力奉行，以此为安身立命、折冲御侮之地。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一切办法，不能预定；仍须各将领斟酌筹画，以期适用。
一曰攻老巢。自九连、凤皇以至金、复、海、盖、营口、旅顺，皆为贼老巢久矣。
然其各处屯兵实不甚多，而九连、凤皇等城之贼尤少；合计各路，不过数万。其力仅足以自守而不足攻人，仅足以攻一处而不足以攻数处；其不敢来攻我者，实畏我之往攻。本年三月吴大澂之攻海城不能得手、反至失利者，由于调度之误、布置之疏，非攻之罪也。夫攻坚之兵，必分数路进兵而后可使人之力薄，又必分数层进兵而后可使我之力厚。查关外前敌各军，辽、沈、奉、锦一带有依克唐阿二十余营、长顺二十营、沙克都林札布数营，合以徐庆璋之敌忾军十数营，共有三万余人，可作为中路，由辽阳进攻海城；陈湜十营、孙显寅、吕本元共十余营，益以唐仁廉之三十营，共有二万余人，可作为东路，由摩天岭等处进攻九连、凤皇二城；宋庆三十余营、魏光焘二十余营、李光久数营，合以吴凤柱之数营、徐邦道之十一营，共有四万余人，可为西路，由双台子等处进攻牛庄、营口。三路之中每路各分半进攻、分半接应，必可以直捣贼之老巢而不至蹈吴大澄之覆辙。且辽东一带百姓久望王师、高丽沿边地方皆附中国，若大兵进图收复，则各处团练、义民俱可号召响应，猎户、矿匪俱可收纳招降；倭之势蹙计穷，不难立待。
一曰掣贼势。海军覆后，彼有船、我无船，彼能来、我不能往。朝廷所以慎重而恐其犯京者，为此故耳。然彼之兵船亦祗有此数，近闻台湾、澎湖等处又击沉其船数艘，彼若攻台湾，则不暇犯津、沽；彼若犯津、沽，则我台湾尚有兵船、即南洋亦尚有兵船，独不能攻广岛耶？况台湾一省，朝廷此次业已度外置之，不妨即以破甑视之。且为台湾计，与其瓦全，不如玉碎；与其为人所攻，不如出而攻人。唐景崧、刘永福等身当此时，固已有死之心、无生之气；必肯奋不顾身，与倭一决。拟请谕奖唐景崧、刘永福，令其督率船舰出台湾；并请敕下张之洞令其选择水师骁将如黄金满等统带南洋各兵轮，会合唐景崧、刘永福游弋海面，以壮声援；视倭船之进止为进止、视倭船之向背为向背，若彼犯津、沽，则我攻广岛。虽以之扫灭贼氛，尚觉不足；而以之牵制贼势，固自有余。但使彼有所顾忌不敢内犯津、沽，则大局已无足深虑也。
一曰联外援。闻俄、法两国愿以兵舰假我，果有此事，岂非大幸！若无此事而但有此意，亦为难得。又闻俄人方求珲春、法人方求蒙自开矿，两国若真能助我，即不妨各如所愿以酬之。割珲春，犹胜于割辽东、台湾两地；许蒙自开矿，犹胜于许各口通商；以利归法、俄，犹胜于以利归日本。所谓两害相形，则取其轻是也。况远交近攻，古人之遗法，实今日之要策。拟请密敕总署妥商俄、法两国使臣，如果两国真能出力相助、协同剿倭，则中国或以地为谢、或以巨款为谢，皆无所不可。即使不能出力助剿而但能出为调停，不许倭人肆意要求，则我之所全已多；即以珲春谢俄、以蒙自开矿谢法，亦未始不可。
一曰绝内应。李鸿章者，日本之内应也；孙毓汶者，又李鸿章之内应也。李鸿章日以中国之机密输之于日本，孙毓汶日以朝廷之机密输之于李鸿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败坏决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过癣疥之疾，而李鸿章、孙毓汶则为腹心之疾；且因李鸿章、孙毓汶，而所谓癣疥之疾者亦变为腹心之疾。吴若早诛伯嚭，何至行成于越！宋若早诛秦桧，何至服事于金！国家欲御外侮而保丕基，非亟罢李鸿章、孙毓汶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皇上宽待大臣，或未忍置之重典；应请立加罢斥，以儆奸邪。倭人既失奥援，自必折其诡谋、戢其骄焰。而奸邪既黜，忠谠始升；干断克昭，人心更奋：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
犬马微忱，不胜迫切屏营之至！伏乞监核，代奏施行。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职员易顺鼎谨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