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唐 韩宜可 萧岐 冯坚 茹太素 李仕鲁 叶伯巨 郑士利 周敬心 王朴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

　　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学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历官兵部尚书，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岁儿与女琼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进尚书，卒。徐精勤通敏，工诗文，有集传于世。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元至正中，行御史台辟为掾，不就。洪武初，荐授山阴教谕，转楚府录事。寻擢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有宠于帝，尝侍坐，从容燕语。宜可直前，出怀中弹文，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寻释之。

　　九年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时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宜可疏，争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轨，宜论其情之轻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谪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协众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师。会赐诸司没官男女，宜可独不受。且极论：“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帝是其言。后坐事将刑，御谨身殿亲鞫之，获免。复疏，陈二十余事，皆报可。未几，罢归。已，复征至。命撰祀钟山、大江文；谕日本、征乌蛮诏，皆称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寻以事安置云南。惠帝即位，用检讨陈性善荐，起云南参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于官。是夜大星陨，枥马皆惊嘶，人谓：“宜可当之”云。

　　帝之建御史台也，诸御史以敢言着者，自宜可外，则称周观政。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前观政者，有欧阳韶，字子韶，永新人。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日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未几，致仕，卒于家。

　　萧岐，字尚仁，泰和人。五岁而孤，事祖父母以孝闻。有司屡举不赴。洪武十七年，诏征贤良，强起之。上十便书，大意谓：帝刑罚过中，讦告风炽。请禁止实封以杜诬罔；依律科狱以信诏令。凡万余言。召见，授潭王府长史。力辞，忤旨，谪云南楚雄训导。岐即日行，遣骑追还。岁余，改授陕西平凉。再岁致仕。复召与钱宰等考定《书》传。赐币钞，给驿归。尝辑《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律令为之解，合为一集。尝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书，使观者有所省也。”学者称“正固先生”。

　　当是时，太祖治尚刚严，中外凛凛，奉法救过不给。而岐所上书过切直，帝不为忤。厥后以言被超擢者，有门克新。

　　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见重。不数年，擢礼部尚书。寻引疾，命太医给药物，不辍其奉。及卒，命有司护丧归葬。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一曰养圣躬。请清心省事，不与细务，以为民社之福。二曰择老成。诸王年方壮盛，左右辅导。愿择取老成之臣出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图匡救。三曰攘要荒。请务农讲武，屯戍边圉，以备不虞。四曰励有司。请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属吏，具实以闻而黜陟之。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请敕有司采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俾末俗有所兴劝。六曰省宦寺。晨夕密迩，其言易入，养成祸患而不自知。请裁去冗员，可杜异日陵替之弊。七曰易边将。假以兵柄，久在边圉，多致纵佚。请时迁岁调，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勋臣，实可防将骄卒惰、内轻外重之渐。八曰访吏治。廉干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劝之道。请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曰增关防。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辄加箠楚，害及于民。请增置勘合以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事讫缴报，庶所司不轻发以病民，而庶务亦不致旷废。”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上言：“自中书省内外百司，听御史、按察使检举。而御史台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体察核。磨勘司官吏数少，难以检核天下钱粮，请增置若干员，各分为科。在外省卫，凡会议军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请用按察司一员纠正。”帝皆从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

　　十年，与同官曾秉正先后同出为参政，而太素往浙江。寻以侍亲赐还里。十六年召为刑部试郎中。居一月，迁都察院佥都御史。复降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擢户部尚书。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荐授海州学正。九年，以天变诏群臣言事。秉正上疏数千言，大略曰：“古之圣君不以天无灾异为喜，惟以祗惧天谴为心。陛下圣文神武，统一天下，天之付与，可谓盛矣。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则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仓库之积；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养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业于永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应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则变不虚生。极论《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为思文监丞。未几，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陕西参政。会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为使。在位数言事，帝颇优容之。寻竟以忤旨罢。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帝闻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少颖敏笃学，足不窥户外者三年。闻鄱阳朱公迁得宋朱熹之传，往从之游，尽受其学。太祖故知仕鲁名，洪武中，诏求能为朱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礻阑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以国子生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巨上书，略曰：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古者之断死刑也，天子撤乐减膳，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牲，固欲其并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则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事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

　　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且夫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可也。今贼突窜山谷，以计求之，庶或可得。顾劳重兵，彼方惊散，入不可踪迹之地。捕之数年，既无其方，而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数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众，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许其复业。今附籍矣，而又复迁徙，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户口盛而后田野辟，赋税增。今责守令年增户口，正为是也。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而其心犹不自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况太原诸郡，外界边境，民心如此，甚非安边之计也。臣愿自今朝廷宜存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超迁之，残酷裒敛者罢黜之。凤阳屯田之制，见在居屯者，听其耕种起科。已起户口、见留开封者，悉放复业。如此则足以隆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始称富庶。盖天下之治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谓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幕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臣愚谓天下之趋于治，犹坚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阳所能骤致。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得以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刑以威之，礼以导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非空言也。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以正率下，以善导民，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论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风纪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听讼谳狱，其一事耳。今专以狱讼为要。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宣导风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赃吏、决一狱讼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民迁善远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风宪未审轻重之失也。

　　《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论其秀士而升于太学曰“俊士”，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之详若此，故成周得人为盛。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洗历代举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于太学者，或未数月，遽选入官，间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谙时务，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而下困黎民也。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在者有几？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昔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为求治太速之过也。

　　昔者宋有天下盖三百余年。其始，以礼义教其民，当其盛时，闾阎里巷皆有忠厚之风，至于耻言人之过失。洎乎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国，其本不立，犯礼义之分，坏廉耻之防。不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虽老儒硕臣甘心屈辱。此礼义廉耻不振之弊。遗风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谓：莫若敦仁义，尚廉耻。守令则责其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庶几得矣。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须令在学肄业，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经，兼习一艺，然后入选。或宿卫，或办事，以观公卿大夫之能，而后任之以政，则其学识兼懋，庶无败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凯觎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岁月，则阴阳调而风雨时，诸福吉祥莫不毕至。尚何天变之不消哉？

　　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

　　先是，伯巨将上书，语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其意盖谓分封也。然是时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尽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屡奉命出塞，势始强。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谳上，士元奏其冤，得白。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乡举授给事中。尝侍游后苑，与联诗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赐白金，驰驿归省。还改监察御史，出为怀庆知府。徵志节甚伟，遇事敢直言。居郡时，因星变求言，疏言：“风宪官以激浊扬清为职。今不闻旌廉拔能，专务罗织人罪，多征赃罚，此大患也。朝廷赏罚明信，乃能劝惩。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俱有空印，反迁布政使，何以示劝惩？”帝问罗织及多征赃罚者为谁，徵指河南佥事彭京以对。贬沁阳驿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东人，太学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诏求晓历数者，敬心上疏极谏，且及时政数事。略曰：

　　臣闻国祚长短，在德厚薄，不在历数。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汉、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无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乱诛暴。然神武威断则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若效两汉之宽大，唐、宋之忠厚，讲三代所以有道之长，则帝王之祚可传万世，何必问诸小道之人耶？

　　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为耻不得传国玺耳。昔楚平王时，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为“玺”，历代递嬗，以讫后唐。治乱兴废，皆不在此。石敬瑭乱，潞王携以自焚，则秦玺固已毁矣。敬瑭入洛，更以玉制。晋亡入辽，辽亡遗于桑乾河。元世祖时，札剌尔者渔而得之。今元人所挟，石氏玺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玺，仁为之玺，故曰“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玺，而求汉、唐、宋之小玺也？

　　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昔汲黯言于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

　　言皆激切。报闻。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权，帝为改焉。除吏科给事中，以直谏忤旨罢。旋起御史。陈时事千余言。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诰》，谓朴诽谤，犹列其名。

　　有张衡者，万安人，朴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奏疏剀切。擢礼部侍郎。以清慎见褒，载于《大诰》。后亦以言事坐死。

　　赞曰：太祖英武威断，廷臣奏对，往往失辞。而钱唐、韩宜可、李仕鲁辈，抱其朴诚，力诤于堂陛间，可谓古之遗直矣。伯巨、敬心以缝掖诸生，言天下至计，虽违于信而后谏之义，然原厥本心，由于忠爱。以视末季沽名卖直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语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