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谢方叔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馀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菽粟，而菽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纾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谕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帝从之。（原注：按方叔此疏，盖置公田之渐，故载于此。〕
景定四年二月，贾似道当国，以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思有以变法，而未得其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献买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毖、张希颜上疏言：“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廪兵，则和籴所宜广图。既不免于和籴，则楮币未容绪造。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计顷，以品格计数，下两浙、江东、西，和籴去处，先行归并诡析，后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一千万亩之田，则每岁可收六七百万之米，其于军饷，沛然有馀。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矣。”帝从之。诏“买公田，置官田所，以刘良贵提领，通判陈訔为检阅，副之。”良贵请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独徐经孙条具其害，似道讽御史舒有开劾之，罢归。浙西安抚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买，所以免和籴而益邦储，议者非不自以为公且忠也，然未见其利，而适见其害。近给事中徐经孙奏言江西买田之弊甚详，若浙西之弊，则尤有甚于经孙所言者。”因历述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几，帝手诏曰：“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似道愤然上疏求去，复讽何梦然、陈尧道、曹孝庆抗章留之，且劝帝下诏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视事，且曰：“当始于浙西诸路，视之为则。”似道具陈其制，帝悉从之，二省奉行惟谨。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万亩为公田倡，荣王与苪继之，赵立奎自陈投卖，由是朝野无敢言者。
六月庚申，诏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馀万亩，今秋成在迩，其荆湖、江西诸道，仍旧和籴。丙寅，诏“公田竣事，进刘良贵等官。”初买官田犹有抑强嫉富之意，继而敷派，除二百亩以下者免，馀各买三分之一，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楮，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缗者，亦就此价。价钱稍多，则给银、绢各半。又多，则给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诰准三千楮，将仕郎诰准千楮，许赴漕试，校尉诰准万楮，承信郎诰准万五千楮，承节郎诰准二万楮，安人诰准四千楮，孺人诰准二千楮。民失实产而得虚诰，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民之破家失业者甚众。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刘良贵辄劾之，追毁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争以多买为功。似道又以陈訔往秀、湖，廖邦杰往常、润催督。其六郡买田有专官，平江则包恢、成公策，嘉兴则潘墀、李补、焦焕炎，安吉则谢奕、赵与訔、王唐圭、马元演，常州则洪穮、刘子庚，镇江则章垧、郭梦熊，江阴则杨班、黄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从事。邦杰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朝廷惟以买公田为功，诏进良贵官两转，馀进秩有差。
五年三月，贾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复以州县总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请以江阴、平江公田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公田隶两浙运司，常州、镇江公田隶总所，每岁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放数，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乡置官庄一所，民为官耕者曰官佃，为官督者曰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岁一更。”初买时，上下迎合，惟欲买数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亏，则以其额取足于田主，遂为无穷之害。
秋七月甲戌，彗星见。诏许中外直言，台谏士庶多上书，以为公田不便，民间愁怨所致。于是贾似道上书力辩，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说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济，所以举意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罢之，虽可决一时之异议，如国计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知临安府刘良贵亦以人言籍籍，自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由是公论顿沮。九月，贾似道请行经界推排法于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农卿季镛言：“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今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弊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财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已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课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于是诏诸路漕帅施行焉。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亦重，则佃者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库执事人，皆得为侵渔之计。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须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下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其租以助岁币。后又限民名田，买其限外所有，谓之公田。初议欲省和籴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重。迄于宋亡，遗患犹不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