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恢复之议
孝宗隆兴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陈亮上《中兴论》。时，金人约和，中外忻然，幸得苏息，独亮以为不可。发解至京师，因上言曰：“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馀载矣。赤子嗸々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虏酋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远矣。不于此时早为之计，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敌人惩创，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职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喻之，父祖质产于人，子孙不能继赎，更数十年，时事一变，皆自陈于官，认为故产，吾安得言质而复取之。则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缓乎。陛下以神武之资，忧勤侧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群议矣。然犹患人心之不同，天时之未顺，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天不违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数，调度总司之赢以佐军旅之储。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拣将材以立军政，军政明则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陲，委之专则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久则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气，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不出数月，纪纲自定。比及两稔，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归。何者。耳同听而心同服。有所不动，一动而敌自斗。何者。形同趋而势同利。中兴之功，可趶足而须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变，形之而敌必从，冲之而敌莫救，禁之而敌不敢动，乖之而敌不知所往，故我常专而敌常分，敌有穷而我常无穷也。夫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倾，此人谋之所措，而奇变之所寓也。今东西弥亘，绵数千里，如长蛇之横道，地形适等，无所参错，攻守之道，无他奇变。今朝廷鉴守江之弊，大城两淮，虑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为术以乖其所之。至论进取之道，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江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齐、秦，诚天下之两臂也，奈虏人以为天设之险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窃尝观天下之大势矣，襄、汉者，敌人之所缓，今日之所当有事也，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诚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谋谟明审者，镇抚荆、襄，辑和军民，开布大信，不争小利，谨择守宰，省刑薄敛，进城要险，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剑客，自昔称雄，徐行召募，以实军籍。民俗剽悍，听于农隙时讲武艺。襄阳既为重镇，而安、随、信阳及光、黄，一切用艺祖委任边将之法，给以州兵而更使自募，与以州赋而纵其自用，使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兵虽少而众建其助，官虽轻而重假其权，列城相援，比邻相和，养锐以伺，触机而发。一旦狂虏玩故习常，来犯江、淮，则荆、襄之师，率诸军进讨，袭有唐、邓诸州，屯兵于颍、蔡之间，示必截其后。因命诸州转城进筑，如三受降城法。依吴军故城为蔡州，使唐、邓相距各二百里，并桐柏山以为固，扬兵捣垒，增陂深堑，招集土豪，千家一堡，兴杂耕之利，为久驻之基。敌来则婴城固守，出奇制变，敌去则列城相应，首尾如一。精间谍，明斥堠，诸军进屯光、黄、安、随、襄、郢之间，前为诸州之援，后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业，筑行宫于武昌，大驾时一巡幸。虏知吾意在京洛则京、洛、陈、许、汝、郑之备当日增，而东西之势分，则齐、秦之间可乘矣。四川之帅亲率大军以待凤翔之虏，则命骁将出祁山以截陇右，偏将由子午以窥长安，金、房、开、达之师入武关以镇三辅，则秦地可谋矣。命山东之归正者，往说豪杰，阴为内应，舟师由海道以捣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军两道并进，以揕其胸，则齐地可谋矣。吾虽示形于唐、邓、上蔡，而不再谋进，坐为东西形援，势如猿臂，彼将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进，则京、洛之备
愈专，而吾必得志于齐、秦矣。抚定齐、秦，则京、洛将安往哉。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也。就使吾未为东西之师，彼必不敢离京、洛而轻犯江、淮，亦可谓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压唐、蔡，则淮西之师起而禁其东，金、房、开、达之师起而禁其西，变化形势，多方牵制，而权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帅，必得纯意于国家，无贪功生事之心，而后付之。平居无事，则欲开布诚信，以攻敌心。一日进取，则欲见便择利而止，以禁虏势。东西之师有功，则欲制驭诸将，持重不进，以分敌形。此非陆抗、羊祜之徒，孰能为之。夫伐国，大事也，昔人以为譬拔小儿之齿，必以渐摇撼之，一拔得齿，必且损儿。今欲竭东南之力成大举之势，臣恐进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则吾之根本撼矣。此岂谋国万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间必有奇变。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计，姑就愚虑之略，曰《中兴论》，惟陛下裁之。”不报。亮退居永康，力学着书。亮尝环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也。”盖以地下于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陈亮诣阙上书曰：“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馀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力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馀，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在灭虏，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诽，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导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霸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此今世儒者之未讲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盖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返，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刻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来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常宿重兵，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俊功。天子早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撄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混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尝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统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财，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本朝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事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馀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覆，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重轻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营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三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蕃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馀，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馀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皆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馀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馀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馀年而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馀，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相望。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拓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士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励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驰驱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帝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为觌所知，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已而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举不得而成矣。”又上书曰：“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馀，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帝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子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寺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励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晬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十五年夏四月，陈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馀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馀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馀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馀，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兵虽未出，而圣意振动，天下之英雄豪杰靡然知所向，则吾之驰驱运动亦有所凭借矣。臣请为陛下论天下之形势，而后知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也。臣闻吴会者，晋人以为不可都，而钱镠据之以抗四邻，盖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岭，东北则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泽横亘其前，虽有戎马百万，何所用之。此钱镠所恃以为安，而国家六十年都之而无外忧者也。独海道可以径达吴会，而海道之险，吴儿习舟楫者之所畏，虏人能以轻师而径至乎。破人家国，而止可用其轻师乎。书生以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儿女子之论也。臣尝疑书册不足凭，故尝一到京口、建业，登高四望，深识天地设险之意，而古今之论为未尽也。京口连延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肱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仅仅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日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而为一哉。江旁极目千里，固将使谋夫勇士得以展布四体，以与中国争衡者也。韩世忠顿兵八万于山阳，如老熊之当道，而淮东赖以安寝，此守淮东之要法也。天下有变，则长驱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堑而守之，分兵而据之，出奇设险，如兔之护窟，势分力弱，反以成戎马长驱之势耳。是以二十年间，纷纷献策，以劳圣虑，而卒无一成，虽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东之势者也。而书生便以为长淮不易守者，是亦问道于盲之类耳。自晋之永嘉以迄于隋之开皇，在南方则定建业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馀年。南师之谋北者，不知其几，北师之谋南者，盖亦凡有数耳，南北通和之时，则绝无而仅有。未闻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也。罪在于书生之不识形势，并与夫逆顺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闻诸道路，哀祭之辞寂聊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执事之臣，忧畏万端，有以误陛下也。南方之女红，积尺寸之功于机杼，岁以输虏人，固已不胜其痛矣。金宝之出于山泽者有限，而输诸虏人者无穷，十数年后，岂不就尽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寻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与天下更始乎。未闻以数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刘渊、石勒、石虎、苻坚皆夷虏之雄，曾不能以终其世。而阿骨打之兴，于今仅八十年，中原涂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祸，具在眼中，而方畏为南方之患，岂不误哉。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今之建业非昔之建业也。臣尝登石头、锺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锺阜之支陇，隐隐而下，今行宫据其平处，以临城市之前，则逼山而斗绝焉。此必后世之读山经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为，非有据高临下以乘正气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险以为固，而与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废耳。臣尝问之锺阜之僧，亦能言台城在锺阜之侧，大司马门适当在今马军新营之旁耳。其地据高临下，东环平冈以为固，西城石头以为重，带玄武以为险，拥秦淮、清溪以为阻，是以王气可乘，而运动如意。若如今城，则费侯景数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长干，兀术之上雨花台，皆俯瞰城市，虽一飞鸟不能逃也。臣又尝问之守臣，以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则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虽大而实未切也，据其地而命将出师，以谋守国，不使之乘正气而有为，虽省目前经营之劳，乌知其异日不垂得而复失哉。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震动天下而与虏绝，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与常人谋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乐，是非好恶，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动风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书生得拘文执法以议其后，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奋励，以求称圣意之所在，则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见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书生拘文执法之说往往有验，而圣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趶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目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于其间，迟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隐忍事仇，而不敢奋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用依违以为仁，戒谕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虏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乐、爱、恶，人主之所以鼓动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重极之所谓无作者，不使加意于其间耳。岂欲如老、庄所谓槁木死灰，与天下为婴儿而后为至治之极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间，遵养时晦，示天下以乐而有亲，而天下归其孝。行三年之丧，一诚不变，示天下以哀而从礼，而天下服其义。陛下以一身之哀、乐，而鼓天下以从之，其验如影响矣。乙巳、丙午之间，虏人非无变故，而陛下不独不形诸喜，而亦不泄诸机密之臣。近者非常之变，虏人略于奉慰，而陛下不独不形诸怒，而亦不密其简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恶知仇敌之不可安。弃其喜、怒以动天下之机，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闭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对，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隐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无路以自进，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爱也。大臣之弄权，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议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伤其意，发之惟恐其怅恨而不满，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恶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岂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犹为陛下怅念于既往，而天生英雄，岂使其终老于不济乎。长江、大河，一泄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制，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陛下虽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谁肯信乎。臣于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尝极论宗庙社稷大计，陛下亦慨然有感于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区区之诚，非廷臣之尽皆见恶，亦其势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验而再冒万死以自陈，实以宗庙社稷之大计不得不决于斯时也。陛下用其喜、怒、哀、乐、爱、恶之权，以鼓动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终前书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间，不使邓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发其雄心英略，以与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区区小智所可附会也。”大略欲激帝恢复，而是时帝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亮为狂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