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
神宗元丰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时年十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同听政。太后既听政，即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军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无状者，戒中外无苛敛，宽民间保户马。事由中旨，宰相王圭等弗与知也。
司马光闻先帝丧，入临。时光罢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有君实。至是入临，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观之。光惧，亟还。太后遣梁惟简劳光，问为政所当先。光疏曰：“臣闻《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自生民以来，治乱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犹岐路，近差跬步，远失千里。今陛下新临大宝，太皇太后同断万几，初发号令，斯乃治乱之岐途，安危之所由分也。当以要切为先，以琐细为后。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诏从之。
夏四月甲戌，诏曰：“先皇帝临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五月丙申，诏百官言朝政阙失，榜于朝堂。时大臣有不悦者，设六事于诏语中以禁遏之曰：“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后复封诏草示司马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皆应诏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惩天下言者，谓其非职而言，罚铜三十斤。光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事者千数。
丙辰，以蔡确、韩缜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诏起司马光知陈州，光过阙入见，留为门下侍郎。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众议少止。
罗从彦曰：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此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当易危为安，易乱为治之时，速则济，缓则不及，改之乃所以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众议则失之矣。其后至绍圣时，排陷忠良，以害于治，岂亦光有以召之耶。
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时朝政方新，贤德登进，颢虽小官，特为时望所属，故有是召。会颢以疾不行，寻卒。丁亥，诏中外臣庶，许“直言朝政得失，民间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初，公著知扬州，被召侍读。太后遣使迎问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者以变法侵民为务，与已异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协力而为之，宜不难矣。”因上十事曰：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与革而未尽者，一一举行之。又乞备置谏员以开言路。民欢呼鼓舞称便。
诏罢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凡置会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岁省旧募兵钱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缗，而民间应调，不胜其苦。先是，司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陈，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事几尽废也。”至是，复力言其公私劳扰，有害无益。遂诏罢之。
十一月丙戌，罢方田。
以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熙宁末侁已尝为是官，至是，吴居厚贬，复用之。司马光语人曰：“今复以子骏为转运使，诚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罢市易法。时言者交论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钱无虑千二百万缗，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间，子本当数倍，今乃仅足本钱。盖买物入官，未转售而先计息取偿，至于物货苦恶，上下相蒙，亏折日多，空有虚名而已。监察御史韩川论市易，以为“虽曰平均物值，而其实不免货交取利。就使有获，尚不可为，况所获不如所亡。愿趣罢其法”。于是诏罢市易，而削前提举市易光禄卿吕嘉问三秩，贬知淮阳军。
罢保马法。
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右司谏王觌上疏言：“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章数十上。会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连章论蔡确罪，且言：“确在熙、丰时，冤狱苛政，首尾预其间。及至今日，稍语于人曰：当时确岂敢言此。其意欲固窃名位，反归曲于先帝也。”司马光、吕公著进用，蠲除烦苛，确言皆其所建白，于是公论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罢政，出知陈州。
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西夏未降，光叹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与吕公著书曰：“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既而诏免朝参，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辽人闻之，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
辛亥，章惇罢。言者论惇谗贼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与蔡确等，惇不自安。及确罢，论者益力。会与司马光争辩役法于太后帘前，其语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马光请悉罢免役钱，复差役法，诸色役人皆如旧制，其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于是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以下，许着为准，馀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侍御史刘挚乞并用祖宗差法。监察御史王岩叟请立诸役相助法。中书舍人苏轼请行熙宁给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五利难信，而有十弊。”轼议遂格。
司马光复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旧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为奸欺。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凶年则卖庄田、牛具，以钱纳官。又提举司惟务多敛役钱，积宽剩以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今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庄田者，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及范纯仁、吕大防、孙永等详定以闻。
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榖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入为出，毋多取于民，则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察。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谢之。自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馀悉定差，仍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
范纯仁谓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又云“熙宁按问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视旧数倍，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纯仁素与光同志，及临事规正类如此。
初，差役之复，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卫尉丞毕仲游与光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馀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论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可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竦然，亦竟不为之虑。
以刘挚为御史中丞。挚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综核，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务在宽大，下必有苟简之事。习俗怀利，迎意趋和，所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观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为之骚动者。以是观之，大约类此。向来黜责数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进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达，矫枉过正，顾可不为之禁哉。”
壬寅，以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诏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韩维为门下侍郎神。宗崩维，自提举嵩山崇福宫入临，太后手诏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几，起知陈州，召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及详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维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尽信。”司马光不能从。
六月甲辰，贬吕惠卿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中书舍人苏轼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天下传诵称快焉。时惠卿、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皆已斥外，言者论之不已。范纯仁言于太后曰：“录人之过，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诏前朝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言者勿复弹劾。惠卿党稍安。或谓吕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后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材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八月辛卯，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司马光以疾在告，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榖给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半纳者，止出息一分。台谏刘挚、上官均、王觌、苏辙交章论其非，光谓“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今禁抑配，则无害也。”中书舍人苏轼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为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今若许人情愿，则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非良法也。”会台谏王岩叟、朱光庭、王觌等交章乞罢青苗，光大悟，力疾请对。太后从之，诏“常平钱榖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科次随二税输纳。”
九月丙辰朔，司马光卒。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如梦中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遗表八纸，上之，皆当世要务。太后为之恸，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十一月，以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彦博乞致仕，诏十日一至都堂议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吕公著以老恳辞位，乃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时，盖异礼也。
时，熙、丰用事之臣虽去，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鸿胪丞常安民贻公著书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今日天下之势可为大忧，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为不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以为庆流万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窜移沦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祸也。今用贤如倚孤栋，拔士如转巨石，虽有奇特环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叹也。猛虎负嵎，莫之敢撄，而卒为人所胜者，人众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则人胜。以一人而制十虎，则虎胜。奈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积，一发其害必大，可不为大忧乎？”公著得书，默然。
以吕大防、范纯仁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大防朴厚戆直，不植党与。纯仁务以博大开上意，忠厚革士风。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吕公著卒。太皇太后见辅臣，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痛悯久之。帝亦悲感，即诣其家临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
六月甲辰，范纯仁罢。
冬十月癸丑，帝御迩英殿，讲官进讲《三朝宝训》。时吕大防见帝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座右。又摭干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宗圣学》。至是，帝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讲《三朝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进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因数其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宽仁八法以进，且曰：“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彦博罢。
五月壬申，诏“差役法有未备者，令具利害以闻。”初，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岁出几何。今日差役，中户岁费几何。更以几年一役较之，约见其数，则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废久，版籍不明，重轻无准，乡宽户多者仅得更休，乡狭户窄者频年在役。望诏一二练事臣僚，使与赋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于是论差役未便者甚众。遂诏“差役法有未备者，令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刘安世同看详，具利害以闻。”
以苏辙为御史中丞。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谓之“调停”。太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覆上疏曰：“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于内，以自遗患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众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六年二月，以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岩叟居言职五年，正谏无隐，及拜签枢密，谢，因进曰：“太后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务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愿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复进言于帝曰：“陛下今日圣学，当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则朝廷安，邪人一进，便有不安之象。非谓一人能然，盖其类应之者众，上下蔽蒙，不觉养成祸胎尔。”又曰：“或闻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误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圣人但云：内君子而外小人则《泰》，内小人而外君子则《否》。小人既进，君子必引类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竞进，则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刘挚罢。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岩叟罢。
六月辛酉，以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纯仁入谢，太后谓曰：“或谓卿必引用王觌、彭汝砺，卿宜与吕大防一心。”对曰：“此二人实有士望，臣终不敢保位蔽贤，望陛下加察。”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论纯仁暗猥，不可复相，不报。纯仁既视事，吕大防欲引畏为谏议大夫以自助，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岂以畏尝言相公耶？”辙即从旁诵其弹文，然纯仁初不知也。已而竟迁畏礼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