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临川人，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不求试，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寻通判舒州。文彦博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复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又辞。恳求外补，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与周敦颐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先是，为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安石果于自用，于是上“万言书”，大要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上览而置之。
吕祖谦曰：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其学不用于嘉祐，而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盖有在也。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改除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执政者不悦。会以母丧，遂去职。
英宗治平四年闰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宁府。终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尝起，韩维、吕公著兄弟更称扬之。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维迁庶子，又荐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谓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赴，或以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辅相材，必不欺罔。”吴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前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纲纪。”帝不听，乃有江宁之命。众谓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
九月，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时，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或言其专，曾公亮因力荐王安石，觊以间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从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馀，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宁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师，时受翰林学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诏安石越次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安石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更变。”介退，谓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谓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帝曰：“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对曰：“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甲子，议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帝纳其说。安石乃复言：“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帝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初，泉人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安石论经义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苏辙并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多惠卿笔也。又以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凡有奏请，朝臣以为不便者，布必上疏条析，以坚帝意，使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亚于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安石与刘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且曰：“天子方属公以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安石曰：“利以和义，善用之，尧、舜之道也。”时争新法，庙堂诸大臣议论多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抃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何书可读。”安石不应。
夏四月丁巳，从三司条例司之请，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窃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唐杨炎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租调与庸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奈何复取庸钱。且品官之家复役己久，盖古者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于官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户而又将役之耶？”不听。
六月丁巳，罢御史中丞吕诲。王安石既执政，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将入对，学士司马光亦将诣经筵，相遇并行。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已，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即位，所与图治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顾可缓耶？”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还其章疏，诲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诲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言：“诸路上供，岁有常数，年丰可以多致而不能嬴馀，年歉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江、浙、荆、淮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而制其有无。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专行于六路，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者虑其为扰，多言非便，帝不听。薛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苏辙言：“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己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纳其言。然均输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罢知谏院范纯仁。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已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