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天圣（元）［五］〈本卷校改各条，除文下注明者外，均以《宋史》一二六—一二八《乐志》为依据，并参考薛《鉴》。〉年冬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郊、庙二舞失序，愿下有司考议。”于是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周人奏《清庙》以祀文王，《执竞》以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庙，每室乐歌异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随变。属者，有司不详旧制，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其失明甚。请如旧制，宗庙酌献，复用文舞，皇帝还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亚献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止。盖庙室各颂功德，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并阅乐工，罢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于是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亲篆之以属太常。
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布衣胡瑗，召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釐六毫四丝，围十分三釐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以为非古制，罢之。授试秘书省校书郎。
二年二月，命集贤校理李照重定雅乐。时承平日久，帝留意礼乐之事。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王朴所造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亘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虡，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时胡瑗所作钟磬大变古法，徐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后瑗制作皆不效。
复字复之，建州人，初游京师，举进士不第，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无禄，遂无进取意。游学淮、浙间，数年，益通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一日，听其鄕人林鸿范说诗，且言诗之所以用于乐者，忽若有得，因以声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浊次序，及钟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达。寻召见，命为大理评事，固以疾辞。
五月，李照上［言］：〈据薛《鉴》补。〉“雅乐制度，既改制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冯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稽诸古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世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
三年二月，命官较阮逸、胡瑗等所定钟律。
秋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以闻。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以后，历代无有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为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匦）［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釜，则量可见也；其重均，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匦）［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具进。”诏送度等并定以闻。
度等言：“据邓保信黍尺二，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成尺，与蔡邕合。臣等检详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广为分，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为寸法，太常刘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竞不能决，而蔡邕铜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今将保信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保信元尺，一长五黍，一长七黍。又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复将实龠秬黍再累者较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类此。又阮逸、胡瑗钟律法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声。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广成尺。复将管内二百粒，以黍广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臣等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与逸等元尺及所实龠秬黍再累成尺者较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铜称二量，亦皆类此。臣等看详其钟、磬各一架，虽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难以定夺。”又言：“太祖皇帝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天下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其阮逸、胡瑗、邓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状进《周礼》度量法，其说疏舛，不可依用。”
宝元元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言：“臣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睹李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非之。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庙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同两制官详定以闻。既而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钟、磬不经铸磨者犹存三县奇七虡，郊庙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旧乐宫县，用龙凤散鼓四面，以应乐节，李照废而不用，止以晋鼓一面应节。旧乐建鼓四，并鞞应共十二面，备而不击，李照以四隅建鼓与镈钟相应击之。旧乐雷鼓两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击，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推鼓，顺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摇鼗以应之。又所造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并行。今既复用旧乐，未审照所作乐器制度合改与否。”诏：“悉仍旧制，其李照所作，勿复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礼神玉。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
六月己未，内出御制《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征变者，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凡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声为一曲；皆黄钟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皆无射为均；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亦无射为均；皆自黄钟宫入无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即依前谱，次第成曲，其征声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并肄于太常。
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奉诏预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用之于明堂者。窃以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三）［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至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馀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创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声，不可用。”诏可。
秋七月，御制《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中；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彻豆用之。
闰十一月，诏曰：“朕闻古者作乐，本以荐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袭，然必太平，始克明备。周武受命，至成王时，始大合乐。汉初亦沿旧乐，至武帝时，始定《泰一后土乐诗》。光武中兴，至明帝时，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时，孝孙、文收始定钟律，明皇方成唐乐。是知经启善述，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国初亦循用王朴、窦俨所定周乐，太祖患其声高，遂令和岘减一律。真宗始议随月转律之法，屡加按核，然念《乐经》久坠，学者罕专，历古研覃，亦未完绪。顷虽博加访求，终未有知声知经可信之人，尝为改更，未适兹意。中书门下，其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县，审定声律是非，按古合今，调谐中和，使经久可用，以发扬祖宗之功德。朕何惮改为，但审声验书，二学鲜并，互诋胸臆，无所援据，慨然希古，靡忘于怀。”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大乐。王尧臣等言，“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愿同详定”，及乞借参政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
宋祁、田况荐益州鄕贡进士房庶晓音律，祁上其所著《乐书补亡》三卷，召诣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直秘阁范镇是之。时胡瑗等制乐已定，故授庶校书郎而遣之。惟集贤校理司马光不以镇言为是，数与论难。然世鲜钟律之学，竟不能决。
三年春正月，诏徐、宿、泗、耀、江、郑、淮（扬）［阳］七州军采磬石，令诸路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两制礼官王尧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庙、四时之祀，乐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岂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缘神灵、祖考安乐之故。臣等谨上议，国朝乐宜名《大安》。”诏曰：“朕惟古先格王随代之乐，亦既制作，必有称谓，缘名以讨义，由义以知德。盖名者，德之所载，而行远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绍尧，《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传之不朽，用此道也。国家举坠正失，典章交备，独斯体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悯然念兹，大惧列圣之休未能照揭于天下之听，是用申敕执事，远求博讲，而考定其衷。今礼官学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辞，以《大安》之议来复。且谓艺祖之戡暴乱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圣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览所议，熟复于怀。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圣恢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业，虽因世之迹各异，而靖民之道同归。以之播钟球，文羽龠，用诸郊庙，告于神明，曰大且安，诚得其正。”
四年五月，户部员外郎范镇上言：“陛下制乐三年，有司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则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后可为耳。”镇自谓得古法，司马光终不以为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刘沆、梁适监议大乐。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据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等亦尝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是月，知谏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臣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啧。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馀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圣明述作之义？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乐，观宗庙祭器。
八月，诏：“南郊姑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之。”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理。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之朝会，非先王荐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为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与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庆殿受朝，暴感风眩，趣行礼而罢。人以刘羲叟之言为验。
七年，翰林学士王圭言：“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乎！然则乐虽盛而音亏，未知其所以为乐也。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夫所谓柷敔者，圣人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击鼗’，知鸣球与柷敔之在堂。故《传》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丰三年六月，诏杨杰等议乐。帝自即位，于礼乐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将有事于明堂，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遂召致仕秘书监刘几、侍郎范镇与杰参议。几言：“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随变。儒者泥古，致详于形名度数间，而不知清浊、轻重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考于声则不谐。且古乐备四清声，沿五季乱离而废。请增之，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范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第加恩赉，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乃复上疏曰：“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之法，非三代莫能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铸铜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朴乐才下半律，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钟声郁而不发，无足议者。照之律虽是，然与其乐校，三格自相违戾，且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也。方刘几奏上时，臣初无所预。臣顷造律，内外有损益，其声和，又与古乐合。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开元中有以画图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应经义。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
四年冬十［一］月，详定所言：“‘搏拊琴瑟以咏’，则堂上之乐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则堂下之乐以象万物之治。后世有司［失］其传，歌者在堂，兼设钟、磬，宫架在庭，兼设琴、瑟，堂下匏、竹，置之于床，并非其序。请亲（祀）［祠］宗庙及有司摄事，歌者在堂，不设钟、磬，宫架在庭，不设琴、瑟，堂下匏、竹，不置于床。其郊坛上下之乐，亦以此为正，而有司摄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宫县推之，则天子钟、磬、镈十二虡为宫县明矣。故或以为配十二辰，或以为配十二次，则虡无过十二。先王之制废，学者不能考其数，隋、唐以来，有谓宫县当二十虡，甚者又以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摄事，乐并用宫县。至德后，太常声音之工散亡，凡郊庙有登歌而无宫县，后世因仍不改。请郊庙有司摄事，改用宫架十八虡。”太常以为：“用宫架十二虡则律吕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如礼宫架四面如辰位，设镈钟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设钟，乙、丁、辛、癸设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气。宗庙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闰］〈据《宋史》一七《哲宗纪》补，下文“闰月甲辰”四字重，删去。〉十二月甲辰，范镇定钟律诸乐器以进，令礼官太常参定。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以来上，阅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忍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闰月甲辰）诏百官观新乐。
范镇乐成，著为八论，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流通贯穿，一无抵牾。”乐下太常，杨杰上言：“元丰中，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今镇新定乐法，与乐局所议不同，且乐经仁宗制作，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岂可用镇一说而遽改之？”遂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礼部、太常亦言：“镇乐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仍诏乐如旧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
徽宗崇宁元年，诏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乐器敝坏，制度不齐。秦、汉之后，《乐经》散亡，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乐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协谱，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议乐之臣无所据依”，乃博求知音之士于天下。于是有魏汉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乐之法，皇祐中，与房庶俱以善乐荐，时阮逸方定黍律，不获用。汉津至是年九十馀矣，蔡京复荐之，乃得召见，献《乐议》曰：“声有太有少，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在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耦，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或言汉津本范镇之役，稍窥见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
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吏部尚书何执中看详。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论曰：“魏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迺称朕咨诹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时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以门客刘昺为大司乐，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汉津上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郊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征。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馀律从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以备百物之象，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帝从之。汉津论乐，语多无稽之言，然晓阴阳数术，多奇中，尝语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宫。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乙酉，帝幸宫，行酌献礼。鼎各一殿，周以垣墙，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筑垣环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宝鼎，东曰牡鼎，东北曰苍鼎，东南曰冈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皛鼎，西北曰魁鼎。又铸帝座大钟及二十四气钟。时制新乐亦成，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