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有“两山排闼送青来”之句，虽用“排闼”字，读之不觉其诡异。山谷云“青州从事斩关来”，又云“残暑已促装”，此与排闼等耳，便令人骇愕。
山谷《闵雨》诗云：“东海得无冤死妇，南阳应有卧云龙。”“得无”犹言“无乃”耳，犹欠有字之意。卧云龙，真龙邪？则岂必南阳；指孔明邪？则何关雨事。若曰遗贤所以致旱，则迂阔甚矣。
《清明》诗云：“人乞佘馀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齐人乞祭馀，岂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见，则安知其必骄妾妇，盖姑以取对，而不知其疏也，此类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来何处蝇。”是固皆瓜事，然其语意，岂可相合也？
《弈棋》云：“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东目为棋眼，不惬甚矣，且此联岂专指输局邪？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与入室，只在一挥斤。”“挥斤”字无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会自秦还晋，绕朝赠之以策。盖当时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须策也。而山谷《送人》诗云“愿卷囊书当赠鞭”，又云“折柳当马策”，亦无谓矣。
秦缪公谓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盖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邪？
山谷《牧牛图》诗，自谓平生极至语，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黄诗大率如此，谓之奇峭，而畏人说破，元无一事。
《吊邢惇夫》云：“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既下“何况”字，须有他人犹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笔》云“身後五车书”，按《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非所读之书，即所著之书也，遂借为作笔写字，此以自赞耳。而吕居仁称其善咏物，而曲当其理，不亦异乎？只平生几两屐，细味之亦疏，而拔毛济世事，尤牵强可笑。以予观之，此乃俗子谜也，何足为诗哉？
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病也。山谷《题惠崇画图》云：“欲放扁舟归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王子端《丛台》绝句云：“猛拍阑干问废兴，野花啼鸟不应人。”若应人可是怪事。《竹庄诗话》载法具一联云：“半生客里无穷恨，告诉梅花说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间偶谈及之，客皆绝倒也。
山谷赠小鬟《蓦山溪》词，世多称赏。以予观之，“眉黛压秋波，尽湖南水明山秀”，“尽”字似工，而实不惬。又云“婷婷弱弱，恰近十三馀”，夫近则未及，饮则已过，无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谓其尚嫩，如“豆蔻梢头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时候”，不知“愁”字属谁？以为彼愁邪，则未应识愁；以为己愁邪，则何为而愁？又云：“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诗，但泛言花己结子而已，今乃指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直便也哉？
鲁直於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于东坡。以予观之，少陵，《典》、《谟》也，东坡，《孟子》之流，山谷则扬雄《法言》而已。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纵复加工，要不足贵。虽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至于妙处，不专在于是也，故皆不害为名家，而各传後世，何必如鲁直之措意邪？
蜀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间有白毫，时人为之语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盖良实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齐阳休之《赠马子结兄弟》诗云“三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岂不可笑哉？
《王直方诗话》云：“秦少游尝以真字题邢夫戾云：‘月团新碾沦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辞》。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山谷见之，乃於戾背作小草云：‘黄叶委庭观九州，小虫催女献功裘。金钱满地无人费，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见之，复云：‘逼我太甚。’”予谓黄诗语徒雕刻而殊无意味，盖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谓相逼者，非谓其诗也，恶其好胜而不让耳。
朱少章论江西诗律，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
茅璞评刘夷叔长短句，谓以少陵之肉，传东坡之骨，亦犹是也。
“且食莫踟蹰，南风吹作竹。”此乐天《食笋》诗也。朱乔年因之曰：“南风吹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急唤苍头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更多。”此杨朴《七夕》诗也。刘夷叔因之曰：“只应将巧畀人间，定却向人间乞取。”此江西之馀派，欲益反损，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乔年为点化精巧，茅荆产以夷叔为文婉而意尤长。呜呼！世之末作，方日趋于诡异，而议者又从而簧鼓之，其为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试馆中》诗有“日斜奏罢《长杨赋》”之句，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乃健。是矣，然意无乃复窒乎？
张文潜诗云：“不用为文送穷鬼，直须图事祝钱神。”唐子西云：“脱使真能去穷鬼，自量无以致钱神。”夫钱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穷鬼在耳。二子之语，似可喜而实不中理也。
李师中《送唐介》诗，杂压寒删二韵，《冷斋夜话》谓其落韵，而《缃素杂记》云“此用郑谷等进退格”，《艺苑雌黄》则疑而两存之。予谓皆不然。谓之落韵者，固失之太拘，而以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据，古人何尝有此哉？
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为云云也。但律诗比古稍严，必亲邻之韵乃可耳。
《冷斋夜话》云：“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尘俗哉。山谷作《酴釄》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为出类。而吾叔渊材《咏海棠》则又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妇人，尚矣。
盖其于类为宜，不独在颜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僻，渊材要而用之，益不伦可笑。”此固甚纰缪者，而惠洪乃节节叹赏，以为愈奇，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传粉，止谓其白耳，施于酴尚可，比海棠则不类矣。且夫雨过露浓，同于言湿而已，果何所异而别之为对耶？
杨轩《牡丹》诗云：“杨妃歌舞态，西子巧谗魂。利剑斫不断，馀妖锺此根。”
东坡咏酴以“吴宫红粉”命意，而终之曰“馀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萼绿华”命意，而终之曰“犹记馀情开此花”。咏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终之曰“种作寒花寄愁绝”。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
风帘不著栏干角，瞥见伤春背面啼。”予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岂独二诗而已。东坡《眉石砚》、《醉道士石》等篇，可谓横放而旷远，然亦未尝去题也。而论者犹戒其专力于是，则秉笔者，曷少贬乎？
予尝病近世墨梅二诗，以为过，及观宋诗选陈去非云：“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祗有缁尘染素衣。”曹元象云：“忆昔神游姑射山，梦中栩栩片时还。冰肤不许寻常见，故隐轻云薄雾间。”乃知此弊有自来矣。（按曹元象一作曾元象。）
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略无称道者，而乐天之作自若也。公诗虽涉浅易，要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而狂吠之徒，仅能动笔，类敢谤伤，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
萧闲云“风头梦，吹无迹”，盖雨之至细，若有若无者，谓之梦，田夫野妇皆道之。而雷溪注以为梦中云雨，又曰“云梦泽之雨”，谬矣。贺方回有“风头梦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岂亦如雷溪之说乎？
萧闲《忆恒阳家山》云：“谁幻出故山邱壑，谓予心目。”注以故山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阳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亩，号小斜川，三尺字以广狭深浅言之，俱不安。注以为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岂相干涉。予官门山，尝得板本，乃是“亩”字，意其不然，盖如言几顷玻璃之类耳。
“暮凉白鸟归乔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洁身而退，如白鸟之归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词云“市朝冰炭里，涌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迹。
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高於滟堆。”萧闲《送高子文》词云：“归兴高於滟堆。”雷溪漫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
萧闲《乐善堂赏荷花》词云：“胭脂肤瘦薰沈水，翡翠盘高走夜光。”世多称之。此句诚佳，然莲体实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尝易“腻”字，此似差胜，若乃走珠之状，惟雨露中然後见之。据辞意，当时不应有雨也。山黛月波之类，盖总述所见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为眉，波为眼，云为衣。”不亦异乎？至“一枝梅绿横冰萼，淡云新月炯疏星”之句，亦如此说，彼无真见而妄意求之，宜其缪之多也。
萧闲《使高丽》词云“酒病赖花医却”，世皆以花为妇人，非也。此词过处既有“离索馀香，收拾新愁”之语，岂复有妇人在乎？以文势观之，亦不应尔。
其所谓花，盖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赖以解酲者，独有此物而已，必当时之实事。
李後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蕊嗅”，公咏花词亦喜用醒心香字，盖取其清澈之气，以涤除恶味耳。
萧闲自镇阳还兵府，赠离筵乞言者云：“待人间觅个无情心绪，著多情换。”
此篇有恨别之意，故以情为苦，而还羡无情，终章言之，宜矣。《使高丽》词亦云：“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次第未应及此也。
谢安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减其欢乐之趣。”坡诗用其事，云：“正赖丝与竹，陶写有馀欢。”夫“陶写”云者，排遣消释之意也。所谓欢乐之趣，有馀欢者，非陶写其欢，因陶写而欢耳。萧闲屡使此字，而直云“陶写欢情”，“陶写馀欢”，“旧欢若为陶写”，似背元意。
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夸，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诗，虽大体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馀优劣，何足多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