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简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
《渔洋诗话》：“余往在如皋，马上成《论诗绝句》，从子净名作注。”
此诗作於康熙元年壬寅之秋，先生年二十九岁，与遗山之作，皆在少壮。然二先生一生识力，皆具於此，未可仅以少作目之。
今所行《精华录》仅存三十二首。其谓从子某作注者，或即先生自注，犹夫《精华录》或云名门人手也。巾角弹棋妙五官，搔头傅粉封邯郸。风流浊世佳公子，复有才名压建安。
论诗从建安说起，此二先生所同也，然渔洋则未加品骘也。此即所谓“不著一字”之旨，先生说诗每如此。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氵㸒哇总废声。白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挂席名山都未逢，浔阳喜见香炉峰。高情合受维摩诘，浣笔为图写孟公。右丞爱襄阳“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之句，因为写《吟诗图》。
或谓此诗只叙其事，而无论说，何也？予曰：先生《分甘馀话》一条云：“或问‘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答云：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登高望明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欺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襄阳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空闻钟’。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谓逸品是也。”此前一首，借太白怀小谢说，意亦如此。其前五字“清晨登陇首”一篇，更不消诠释耳。杜家笺传太纷，虞赵诸贤尽守株。苦为南华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钱卢。
此前则出议论矣。论杜而及於注家，论注杜而所斥者虞、赵，所主者钱、卢乎？虞伯生注之出於名，夫人而知之矣，何不云鲁、黄鹤诸家耶？山谷《大雅堂记》自是高识，然不能与後人注杜者并论也。卢氏《杜诗胥钞》，其书不甚行於世，人罕知者。昔予在粤东，晤青州李南间，语及此，南间致书卢氏，属其家以初印本见赠，始知其非定本。此盖渔洋傅会其乡人之词，不可为据也。杜诗千古诗家风会所关，岂可随所见傅会之！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
《许彦周诗话》：“东坡云：‘柳子厚诗，在陶彭泽下，韦苏州上。’”先生《分甘馀话》：“东坡此言误矣。予更其语曰：‘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按州《艺苑卮言》曰：“韦左司平澹古雅，柳州刻削虽工，去之稍远。”此论与渔洋相似。然而遗山《论诗绝句》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此实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与陶并言，而言其继谢，不以陶与韦并言，而言其似白者，盖陶与白皆萧散之品，谢与柳丝蕴酿神秀之品也。渔洋先生不喜白诗，故独取韦以继陶也。独取韦以继陶，则竟云陶、韦可矣，奚其必取柳以居陶、韦之次乎？且以渔洋之意推之，则有孟浩然、祖咏一辈人皆可以继陶者，奚必其及柳乎？则必曰但取中唐时人，不得不以柳并言耳。是则因言陶、韦而及之，犹若局於东坡之论矣。夫东坡之言陶、柳、韦也，以诗品定之也，非专以襟抱旷定之也。若专以襟抱旷定之，则以陶、韦并称足矣，不必系以柳矣。若以诗论，则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於实际出之也。风人最初为送别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衷之以“其心塞渊”，“淑慎其身”也。《雅》什至《东山》，曰“零雨其”，“我心西悲”，亦必实之以“鹳鸣於垤”，“有敦瓜苦”也。况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实，理味益至，後有作者，岂得复空举弦外之音，以为高挹群言者乎？渔洋生於李、何一辈冒袭伪体之後，欲以冲淡矫之，此亦势所不得不然。而究以诗家上下原委，核其实际，则断以遗山之论为定耳。广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难披。诗名流播鸡林远，独愧文章替左司。“敢有文章替左司”，白公刺苏州时诗也。
先生不喜白诗，故特借白诗此句，以韦左司超出白诗上也。前章固以韦在柳上，此则以五言古诗类及之，犹为有说也。若以韦在白上，则亻疑不於伦也。白诗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苏州而云尔，岂其关涉诗品耶？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渔洋论诗之例例之，则所谓广大教化主者，直是粗细雅俗之不择，泥沙瓦砾之不拣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则何“金屑”之有哉？竟皆目为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谓“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若以白诗论之，则无论昆田、丽水皆金也，即一切恒河沙，皆得化为金也。若以渔洋之拣金，则宋人刻玉以为楮叶，必如此而後为楮叶，则凡花草之得有叶者鲜矣。明朝李、何以讫王、李，皆伪诗也。渔洋先生岂惟於沧溟不免周旋乡人，抑且於弘治七子沿袭信阳、北地之遗，是以神韵者即格调之改称，自必觉白公诗皆粗俗肤浅矣。故以维摩一瓣香属之钱、刘，而以“文章替左司”之语原出於白诗，只作引述，宛似不著议论者，转使人乍看不觉有其意贬斥白诗之痕迹耳。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年毛郑功臣在，独有弥天释道安。琴川释道源，字石林。
所谓“弥天释道安”者，借《世说》之释道安，以指明末琴川释道源也。道源之注，朱长孺虽略采取之，何足当“毛郑功臣”之目乎？且《锦瑟》一篇，遗山《论诗绝句》已有之。遗山诗曰：“望帝春心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第二句虽拈举义山原句，而义已明白矣。锦瑟本是五十弦，其弦五十，其柱如之，故曰“一弦一柱”也。此义山回复幽咽之旨，在既破作二十五弦之後，而追说未破之初，“无端”二字，从空顿挫而出，言此瑟若本是二十五弦，则此恨无须追诉耳。无奈其本是五十弦，谁令其未破之先本自完全哉！“无端”者，若诉若怪，此善言幽怨者，正在其未破之时，不应当初完全致令破作二十五弦而懊惜也。所谓欢聚者，乃正是结此悲怨之根耳。五六句“珠”以“明明”而已先“含泪”，“玉”以“日暖”而已自“含烟”，所以末二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待今已破而後感伤也。其情种全在当初未破时耳。以此回抱三、四句之“晓梦蝴蝶”、“春心杜鹃”，乃得通体神理一片。所以遗山叙此二句，以“杜鹃”之“”说在前，而以“华年”之“怨”收在後，大旨了然矣。何庸复觅郑笺乎？渔洋此诗，先以“獭祭”之“博奥”，则似以藻丽为主，又归於琴川僧之注，则於虚实皆无所据。故虽同以《锦琵》篇作《论诗绝句》，而其与遗山相较，去之千里矣。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後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食杜陵人。山谷诗得未曾有，宋人强以拟社，反来後世弹射，要皆非文节知己。
先生钞《七言诗凡例》云：“山谷虽脱胎於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门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图》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按此《凡例》数语，自是平心之论。其实山谷学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奚不可！而此诗以为“未许传衣”，则专以“清新”目黄诗，又与所作《七言诗凡例》之旨不合矣。遗山云：“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此不以山谷置《江西派图》中论之也。渔洋云：“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食杜陵人。”此专以山谷置《江西派图》中论之也。山谷是江西派之祖，又何待言！然而因其作江西派之祖，即不许其继杜，则非也。吾故曰：遗山诗初非斥薄江西派也，正以其在论杜一首中，与义山并推，其继杜则即不作一方之音限之可矣。此不斥薄江西派，愈见山谷之超然上接杜公耳。近日如朱论诗，颇不惬於山谷。惟渔洋极推山谷，似是山谷知己矣，而此章却又必拘拘置之江西派，不许其嗣杜。揆之遗山论诗，孰为知山谷者，明眼人必当辨之。先生他日读黄诗绝句又曰：“一代高名孰主宾？中天坡谷两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几人？”此首则竟套袭遗山《论诗绝句》“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之句调。愚从来不敢效近人腾口於渔洋先生，然读至此诗，则先生竟随口读过，不能知遗山诗之意矣。遗山“宁”字，百炼不能到也。其上句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有一杜子美在其上，又有一李义山在其上，然後此句“宁”字，只以一半许山谷，而已超出所谓江西派方隅之见矣。只此一个“宁”字，其心眼并不斥薄江西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与其置山谷於子美、义山之後之意，层层圆到，面面具足。有此一“宁”字，乃得上二句学杜之难，与学义山之失真，更加透彻也。若渔洋此作，云“瓣香只下涪翁拜”，换其“论诗”二字曰“瓣香”，则真不解也。夫遗山诸绝句，皆论诗也，何以此处忽出“论诗”二字乎？所以渔洋先生以“瓣香”二字换之。揆其意，似以为“瓣香”二字近雅，而“论诗”二字近於通套乎？谁知遗山此句“论诗”二字，方见意匠，盖正对其下一句言之，彼但以江西派目山谷者，特以一方之音限之，非通彻上下原流者也。若以论诗之脉，而不以方隅之见限之，乃能下涪翁之拜，知是子美门庭中人耳。此其位置古人分际，铢两不差，真善於立言者也。若云“瓣香”，吾不知渔洋之意果其欲专学山谷诗乎？先生固未尝专学山谷诗也。然即使欲专学山谷，则其意，以“只”字特见推崇山谷矣，乃其下接句却又不然，乃曰“宗派江西第几人”，此又实不可解。夫山谷是《江西派图》中之第一人也，所以云“儿孙媚初祖”，先生固明知其为江西派之初祖也，何以此处又佯问曰：是江西派“第几人”，不知其意欲显其高出江西诸人乎？抑欲较量其与江西诸人之等级乎？实则不过随手套袭遗山之句调，而改换其“社里人”为“第几人”，是则近今乡塾秀才套袭墨卷之手段耳。正与其《浯溪碑》七言古诗，袭用山谷“琼琚词”三字，笨滞相同，而更加语病矣。愚从来窃见近日言诗者薄视渔洋，心窃以为未然，今日因附说《论诗绝句》至此，而不能默也。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
此首意若偏嗜吴立夫者，又不解末句“宋元诗”“宋”何指也？《七言凡例》亦谓“渊颖胜廉夫”，此在渔洋幼读吴立夫诗故云尔。然吴立夫诗，颇带粗犷之气，先生遽以厕诸遗山、道园七古之後，似未称也。李杜光芒万丈长，昌黎《石鼓》气堂堂。吴莱苏轼登廊庑，缓步空同独擅场。
此首今《精华录》所删，然全集有之。恐读者惑之，不可不辨也：既以韩《石鼓歌》接李、杜光焰，顾何以吴立夫继之？且以吴居苏前，可乎？且以李空同继之，可乎？此则必不可以示後学者矣。藐姑神人何大复，致兼《南雅》更《王风》。论交独直江西狱，不独文场角两雄。
此以下十四首，皆论明朝诗，而其间赞美李、何者凡数首。此一首赞何大复亦太过。其云“《王风》”，亦不可解，岂以十五国风中王国之风，近於《雅》耶？不思《黍离》降为《国风》，正以其不能列於《雅》耳。而《中谷》、《大车》诸篇，岂能超出《千旄》、《淇澳》诸篇上乎？若以《诗》三百篇比喻明诗，则愚窃谓唐、宋已来皆真诗，惟至明人始尚伪体，至李、何一辈出，而真诗亡矣！则或以诗亡喻李、何，庶几其可乎？揆先生之意，却又未必如此。而妄云“《王风》”，又以藐姑射之神人推何大复，何异涂抹粉黛，以为仙姿者乎？正德何如天宝年？寇侵三辅血成川。郑公变雅非关杜，听直应须辨古贤。
郑善夫固不可云学杜，然亦不得云“变雅”也。末七字粗直，似非渔洋先生之诗。十载钤山冰雪情，青词自媚可怜生。彦回不作中书死，更遣匆匆唱《渭城》。
惟此一首，婉约有致，骂严嵩有味，又不著迹，此即所谓“羚羊挂角”之妙也。但以愚意，如严嵩者，纵使其能诗，亦不直得措一词以骂之。若果通加选辑明诗诸家而及之，或可云不以人废言耳；今於上下古今作《论诗绝句》，乃有论严嵩一首耶？中州何李并登坛，弘治文流竞比肩。讵识苏门高吏部，啸台鸾凤独然。
此首抑扬之间，归重在高苏门，大指不谬。独不应以“中州登坛”推许何、李耳。文章烟月语原卑，一见空同迥自奇。天马行空脱羁勺，更怜《谭艺》是吾师。
渔洋有《徐高二家诗钞》，此二首评高、徐皆当矣。此首论徐而推重空同，亦是实事如此，非前首论高而先推何、李者比也。二家究以高在徐上，徐诗不必皆真，而其古淡，究在李、何上。第以徐迪功直接古之作者，则实不敢附和，不过较空同为近正耳。
渔洋有《题徐迪功集》诗，其首句今刊本云：“昭代婵娟子。”昔在馆下校其集至此，纪晓岚云：“‘昭’字应是‘往’字之误。”予无以应之。其後予视学山东，得见渔洋此诗手草，首句云“绝代婵娟子”，乃豁然明白。盖因其纸昏，左“糸”旁仅有一二横，观者误以为“日”旁，右“色”下半不明白，误以为“召”字，遂误刊作“昭代”。所关匪浅，亟致书晓岚俾改正之。附记於此。
迪功《谈艺录》二千馀言，实则菁英可采者，数语而已。迪功少负隽才，及见空同，然後一意师古。惜空同专以模仿为能事，以其能事贶其良友，故以如此天挺之清奇，以如此能改之毅力，而所造仅仅如此，亦其时为之耳。顾空同为之序曰：“守而未化，蹊迳存焉。”岂空同果能化欤？夫迪功所少者，非化也，真也。真则积久能化矣，未有不真而可言诗者。渔洋论诗所少者，亦正在“真”字。
迪功五集内，未尝无造诣处。今读《迪功集》，自必以其师古者为正矣。然如朱竹录其《效何逊之作》云：“帘栊秋未晚，花雾夕偏佳。暗牖通新烛，虚堂闻落钗。淅淅乌惊树，明明月堕怀。相思不可见，兰生故绕阶。”第四句竹作“响落钗”，然原本是“闻”字也。“闻”字实不可易，以音节言，对上句“通”字，似乎可仄。然此处用仄，则上四句纯乎谐调矣，下四句之“淅淅”奚为而变仄？“兰生”奚为而变平耶？惟其上四句之谐调，至第四句第三字忽以“闻”字变平咽住，所以後四句移宫换羽，乃天然节拍耳。即以诗理论，此通篇叙景，至第七句乃露情事，则第四句必作“闻”字，方与“不可见”相为环合也。若作“响”，则是仅取字势似乎陡健，字音似乎锵脆，而不知其於诗理全失之矣。渔洋先生最善讲音节，不知曾见竹所录迪功诗之本误作“响”否？故又附说於此。济南文献百年稀，白雪楼空宿草菲。未及尚书有边习，犹传林雨忽г衣。
边仲子诗稿手迹，予尝见之，前有徐东痴手题数行，渔洋以红笔题其卷端。其诗皆渔洋红笔圈点，或偶改一二字。此句“野风欲落帽，疏雨忽沾衣”，实是“疏”字。渔洋红笔压改“林”字，盖以“林”与“野”相对也。不知此“野”字原不必定以“林”为对，自以“疏”为是，改“林”则滞矣。渔洋竟有偶失检处。凡三十五首。附说者十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