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十七岁时，曾作咏史小诗一百首，稿久已失去矣。忽于败纸麓中觅得残片，喜不可支，然已大半污毁不可识。为抄录几章，存于诗话中，以见当时之思想一斑云。《孔子作春秋》：“外夷内诸夏，大道撑宇宙。所以文物邦，不化作禽兽。”《宋南渡》：“不免小朝廷，初误李邦彦。恨不生致之，而我吐其面。”《韩信》：“王孙少傲骨，只合寄人食。无意为真王，假王弄不得。”《文中子》：“开口说礼乐，旷乎王佐风。蚍蜉撼大树，还问朱晦翁。”《淝水之战》：“安亦殷浩流，临事稍静默。天不欲倾晋，儿曹竟破贼。”《荆轲刺秦王》：“秦政非齐桓，奈何生之。倘遇樊于期，地下将何辞。”更有咏史乐府百余首，已全归乌无有之乡矣。惜哉！
李叔同诗有时颇似龚定盦。如《昨夜》云：“昨夜星辰人倚楼，中原咫尺山河浮。沈沈万绿寂不语，梨叶一枝红小秋。”《丁未初梦》云：“鸡犬无声天地死，风景不殊山河非。妙莲花开大尺五，弥勒松鸾腰十围。恩仇仇恩若相忘，世界琉璃七宝妆。隔断红尘三万里，先生自号水仙王。”此等境界，非他人所能到也。叔同自署其字曰息霜，其厌世之流欤？
此间有一女郎，略饶风韵，雅比绿珠。出自小家，无殊碧玉。芳龄二九，已过破瓜之年；绣枕低吟，续《采葛》之句。倚楼则未免有情，对镜而无端生恼。羞为玉碎，恨欲珠沈。春水一池，干卿底事；芙蓉半盏，与世长辞。嗟乎！青年薄幸，大抵如斯；黄土无情，忍此终古。亦足劝乎？大可怜已。余为作《怨词》六解，又成《虞美人》词以吊之。《怨词》曰：“怨煞欢情薄，侬竟为情死。水流石不转，磊砢常如此。（一解）秋风空庭响，落叶辞柯枝。可怜欢与侬，永无再见时。（二解）虽则死别离，心事侬已了。恨煞侬痴情，情痴生烦恼。（三解）欢若闻侬死，欢意竟如何。应添哭侬泪，洒向金巨罗。（四解）愁雨打香魂，楚楚酸酸怨。生生复世世，不愿重相恋。（五解）胸中点点血，杜鹃无此红。世间痴女子，请记欢与侬。（六解）”词曰：“蛾眉遽肯痴如此，甘为萧郎死。此生赢得那人怜，断勿他生再住奈何天。
原来颜色难常好，玉碎珠沈了。兰啼蕙叹恨何多，深怕沧桑刦数尽如他。”
慷慨激昂，固诗之佳处。然不善为之，易入诪张叫呶之习。自古诗人患此甚多，李白、放翁犹不能免，况下焉者乎。此病七言尤为易犯，作诗者不可不慎也。
作诗不可不学古人，亦不可太学古人。宋明以来学杜者众矣，然多得其皮骨，能得杜之神髓者六人而已：退之、子瞻、半山、鲁直、义山、放翁是也。以其虽学杜而仍有己之本色，己之气概。若并此而无之，则即为伪诗人而已，又何贵哉！故余谓不可太学古人也。学杜之病如是，即学他人，亦何独不然。
《居易录》云：“张吏部序余《过江集》曰：‘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怀抱。’知己之言也。盖必如是而后为诗不妄作，否则味同嚼蜡，多此一番笔墨，甚无谓也。”渔洋诗殊不足当此，而四语却不刊之论矣。有意攻击古人，此固轻薄者之恶习；然毫无独见而专以他人短长为短长者，亦未见其得也。何论文也、诗也，在己苟有自得之地，好恶荆┥迥异他人。欧阳修之不好杜诗，苏东坡之不好《史记》，岂好恶与人殊哉，盖别有所见耳。
忧庐有吊晚唐诗人曹唐诗三章，其慷慨激切，现于眉宇。非具一肚皮不合时宜者，无以解此。传云：“黄冠抛却带儒冠，刻意吟诗思汗漫。快读《游仙》九十八，仿疑身在五云端。”“明珠火齐绕盘行，荒诞迷离数不清。具此仙才占仙籍，自然金榜上无名。”“英雄无地各悲秋，郁屈瑰奇万古愁。一代霸才穷幕府，衣冠那不到狝猴。”
东海褰溟氏诗无体不佳，而古诗尤峭折，奇伟可爱。《六盘山转饣襄谣》云：“马足，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崒。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何不肯竭？尔胡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此作笔大如椽，汉魏盛唐人中，亦所罕见。至若《西域引》、《蜕团》等作，则又似学长吉体矣。
黄山谷律诗才气无双，能将太白歌行运于五十六字中，真为奇事。然有时失之生涩，少自然天趣，不若杜牧之之豪宕流转，其气势更为浩然沛然也。余意既称为律，终究以音节和谐、风调圆美为上乘，若以奇险争胜，去律字之诣远矣。
作诗用书卷则深厚，不用则单薄。然不善用书卷者，反致意为词累。如王荆公诗，纯用白描，不使典故，弥觉遒劲清真。可知文字不专以富丽为工矣。
读诗当先读宋元明清诸大家，然后乃进观三唐，进观八代，更进而楚词，而《三百篇》，则思过半矣。
中国旧时所称诗人，乃狭义之诗人，而非广义之诗人。若西国则所布龙、苏克斯比、弥儿登诸人，称之为世界大诗人者，非专指五七言之韵语而言，凡一切有韵之文，传奇脚本之类，皆包括在内。余谓必如此所谓诗者乃足尽其量。夫言者，人心之声也。言之中于理者，则为文；而文之有音节者，则为诗。《三百篇》之诗，但有音节，而无一定章句。嗣后屈原、宋玉起，变《三百篇》而为《骚》。司马相如、班固兴，变骚而为赋。唐宋盛行五七言，而骚与赋遂衰矣。再传而后，词曲并作，演为传奇。诗之日新月盛，至于如此，不亦人心进化之徵耶？今人但知曹子建、杜少陵、李太白、陆放翁之为中国大诗人，抑知屈原、司马相如、汤若士、高东嘉、王实甫、孔云亭、辛稼轩、姜白石等之亦为大诗人乎？明乎此理，而诗之变化尽焉矣。
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仑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的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林少泉往时以书寄我，所言可谓先得我心矣：“（前略）所示《历史记念歌》十八章，十九期《白话报》当为刊入，以贡于世。后有杰作，尚望勿过靳闷，使敝报常得藉以增重，至盼至盼。国事日亟，吾党中才足以作为文章、鼓吹政治活动者，已如凤毛麟角。而近犹复盛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下走以为此亦季世一种妖孽，关于世道人心靡浅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固无文字，虽国势甚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丐于漠土。今我顾自弃国粹，而规亻放文辞最简单之东籍，单词片语，奉若《邱索》，此真可异者矣。”
戴南山之诗，余未之见。其自云好诗而不工诗，盖实事也。但彼虽不能诗，而却善说诗，与能诗无异。彼岂真不能诗耶？不苟作耳。南山之言曰：“《书》曰：诗言志。志者，诗之本也。荀子之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今之人举所谓本与情者而无之，相与为浮氵㸒靡丽之作，而以为工。而作诗之旨，失之远矣。”又曰：“古之人虽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诗自工。今之人以诗为取名声、争坛坫之具，自汨其情，而忘其己之诗，以务摹拟夫古人之诗，此诗之所以衰也。数千年来，诗数变，而其变愈下，彼此訾謷，互起迭扑，凌迟至于今。而世之说诗者，其术更黠，而其说更谲诈而不可穷诘。”噫！明代诗人之状态，唾骂尽矣。南山著有《齐讴集》，共一百余首，惜不得见。南山常以身在穷困，而曾无发泄愤懑之什，每自惜且恨。其胸中殆有不可明言者矣。
唐初始专七律，沈宋精巧相尚，至王岑高李，格调益高矣。及大历才子起，而词意气格更增完备，谓不逮盛唐者，此谬说也。宋明诗人，于此体佳句颇不乏，特少通体美善耳。余近得两诗，为录于此。《树颠鹊巢为顽童所毁为赋此章》：“看尔生离兼死别，一朝惨状泪应流。独遭丧乱休天怒，纵受漂摇不汝尤。只合因缘成劫数，岂关阴雨未绸缪。须知予室翘翘甚，同是清歌在漏舟。”“生憎日暮叹途穷，绕树悲鸣觅故雄。自古高明原瞷鬼，到今寥廓信多风。嗷嗷黄口嗟何及，记取舟心又苦逢。只是一场春梦了，倾巢覆卵太匆匆。”
明季金冬心先生，奇士也。其诗多独辟异境，渊渊有古心。所为七绝尤佳，录六章于此。《咏斜阳》云：“板桥瓦曲酒垆荒，一段清愁百折肠。蝶散冷香花落纷，最难留住是斜阳。”《咏雨》云：“夜雨客惟冷拨冰，骚骚屑屑复懵懵。此声如在黄茅驿，淘剩空杯听一灯。”《咏淮堤柳》云：“绿柳一株红板桥，东风用力媚春朝。可怜种向淮堤上，不是低头便折腰。”《咏秋荷》云：“氵署宫水殿客依稀，不信人间秋渐非。连日败荷伤夜雨，暗销青盖落红衣。”《旅岁》云：“暮取琴弹之，久不成曲，感赋二首云：‘轸上流尘扑又生，弹时十指少和平。枯泉僵木岩箝口，始信无声胜有声。’‘相较伶人绝路怜，不成三叹辍哀弦。刺船吾欲寻师去，且住青山一百年。’”词旨凄怨，虽千载下，如见其心事矣。仆本恨人，何堪卒读耶。
《小叙》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盖诗之为道，不特自矜风雅而已。然所谓发乎情者，非如昔时之个人私情而已；所谓止乎礼义者，亦指其大者、远者而言。如有人作为歌诗，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其所谓止乎礼义而未尝过也。若此者，正合温柔敦厚之旨。或曰：如子之论，叫嚣极矣，岂有合于孔圣之诗旨耶？不知《巷伯》之诗，讥刺奸佞，恶之至甚，乃欲“投畀有北”。《墙有茨》、《相鼠》诸诗，其措词亦不尚含蓄。可知孔子所以不删者，正以为有合诗教耳。夫“温柔敦厚”四字，岂可专于其词而决之乎？决之于诗人之心而已。苟其人以温柔敦厚之心出之者，词虽激，又奚伤于大雅乎！不然，无其心而专以和平柔顺之言以取悦于世，又曷贵哉！孟子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余之论诗，其亦庶乎免矣。（编者按：以上原载第六、七、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