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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百话》40.杜甫:吴体七言律诗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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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十年戎马暗南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疲病虎纵横。

暮归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

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

南渡桂水缺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鞞。

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

杜甫在夔州的时候,极其讲究诗律,写出了不少调高律细的诗篇,同时又想突破律的束缚,尝试一种新的诗体。有一天,他写了一篇非古非律,亦古亦律的七言诗:题目是《愁》,题下自己注道:“强戏为吴体。”接着,他又陆续写了十七八首这样的诗,于是唐诗中开始多了一种“吴体诗”。“强”是勉强,“戏为”是写着玩儿。可知是在无聊的时候,勉强做着玩的,它不是正式的律诗。

但是,什么叫作“吴体”呢?杜甫自己没有说明,大概当时是人人知道的,而后世却无人能解释。宋朝人改称“拗字诗”,或称“拗体”。清人桂馥说:“吴体即吴均体。”(见《札补》)吴均是梁朝诗人,他的五言诗已讲究平仄,但还不象唐代律诗那样讲究粘缀,所以他的诗还是古诗。吴均诗文,风格轻丽,当时有许多人摹仿他,称为吴均体。这个名词在文学史上代表的是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并不是指诗体。故桂馥的话,不能信从。否则,杜甫为什么不注明“吴均体”而要简称“吴体”呢?

从两汉到魏晋,我国的文化中心一向在中州,文化人的语言及吟诵诗文,都用中原音。吴越方言,被视为鄙野。吴越人到洛阳,被称为伧父。东晋以后,文化中心随政治而移到江南,吴越方言语音,成为北方来的士大夫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江南民间的歌谣也成为流行的吴声歌曲。从隋朝到唐初,政治和文化中心回到中州,吴语又恢复了它的乡土语言的地位。安禄山之乱,江南没有兵灾,中州人士过江避难者很多,吴语吴声又时髦起来。颜真卿、韦应物、白居易、元稹,都曾在吴越做官,同时吴越诗人如皎然,顾况、张志和、严维、戴叔伦、张籍等又以他们的吴语吴音影响了北方诗人。在中唐诗人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吴音、吴吟、吴歌.越吟、越调等词语。可以推测,用吴音吟诗,其音节腔调,一定不同于中州。杜甫大约得风气之先,首先依照吴吟作诗,成为这种拗体的七律。按中州音吟诵这些诗,平仄是拗的;但用吴音来吟诵,也许并不拗。因此,杜甫戏作十多首,命名为吴体,这个名词从此确定。直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都作过吴体诗。

现在先把这两首诗的大意解释一下。第一首《愁》是看到眼前景物而抒写他的愁怀:江边的丛草每天在生长起来,都在唤起我的愁绪。巫峡中泠泠流水,也毫无人情,惹得不能开怀。白鹭在盘旋的水涡中洗浴,你们有些什么愉快的心情呢?一株孤独的树正在开花,也只有你自己高兴。这四句是描写一个心绪不好的人,看了一切景物,都烦恼得甚至发出咒诅。“世情”是唐宋人俗语,即“世故人情”。“非世情”或作“不世情”,即不通世故人情。在这句诗里,可以讲作“不讨好我”。“底”字也是唐宋俗语,用法同“何”字,是个疑问词,即现代语的“什么”。“分明”二字与杜甫在别处的用法有些不同,意义较为含胡。大约强调的是“自”字。现在释为“自己高兴”,还是揣测,恐怕似是而非。

下四句从写景转到抒情。十年来兵荒马乱,使南方成为黑暗的地区,我这个异乡来的旅客,衰老在夔州孤城中,很想回长安去,可不知渭水秦山,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不。因为人已老病,而路上仍然是豺虎纵横。

这首诗意义很明显,没有曲折隐晦之处。前四句虽然写景,但与《登高》、《返照》二诗的前四句不同。作者已在写景之中表现了自己的“愁”,不是客观的写景了。每一句的艺术手法都表现在下三字。“暗”字也是杜甫的独特用字法。末句“虎纵横”是指上文的“十年戎马”。《杜诗镜铨》引张璁说:“虎纵横,谓暴敛也。时京兆用第五琦十亩税一法,民多流亡。”浦江清《杜甫诗选》亦用此说作注,以为末句是“借喻苛政”。这是从诗外去找解释。大约脑子里先有一句“苛政猛于虎”,看到杜甫的“虎纵横”就附会到苛政上去。于是再从唐史中寻找当时有什么苛政。于是找到了第五琦的新税法。不知杜甫诗中屡次以豺虎比兵灾。此处的“虎纵横”显然是照应上文的“十年戎马”,杜甫怎么会忽然丢开上文而无端扯到第五琦的苛政呢?毛大可论读《西厢记》的方法说:“词有词例。不稔词例,虽引经据史,都无是处。”我说:读诗也是这样。诗也有诗例,不从诗中去求解,而向诗外去引经据史,决不能正确地解得这首诗。

第二首《暮归》,篇法与前一首同。前四句写暮归的景色:白鹤都已栖止在被浓霜冻黄的绿梧桐上。城头已有打更击柝的声音,还有乌鸦的啼声。寄寓在此地的客人回进家门时,月光已亮了,不知谁家妇女还在捣洗白练,风传来悲悽的砧杵声。“黄”字是动词。“柝”,现代称为“梆子”。天色晚了,城上守卫兵要打梆子警夜。唐诗中写夜景,常有捣练、捣衣、砧杵之类的词语。大约当时民间妇女都在晚上洗衣服,木杵捶打衣服的声音,表现了民生困难,故诗人听了有悲哀之感。

下半首四句也同样转入抒情。要想渡桂水而南行,可没有船;要想北归长安,路上还多兵戎。都是去不得。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事事不称心,明天还只得拄着手杖出去看云。这最后一句是描写他旅居夔州时生活的寂寞无聊。只好每天拄杖看云。浦起龙说;“结语见去志。”(《读杜心解》)此评也不确。应该说第三联见去志,结句所表现的并不是去志,而是寂寞无聊。

现在,我们且看看吴体七律和正体七律的不同处。宋人称吴体为拗体,其实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并不一样。拗体有两种;一种是一首诗中只有一、两句平仄不合律,成为拗句。这种拗句往往由下面一句或一联挽救过来,故全诗还是正格律诗。另一种是每句都拗,不合律诗调声法度,读起来恰象古诗。所谓吴体,是指这一种拗体。

在该用平声字的地方,用了仄声字。反之,在该用仄声字的地方,却用了平声字,使诗句读起来拗口,这便是拗字的意义。在上一篇里,我讲过,一首律诗的第一句第二字,决定了全诗的平仄粘缀格式,现在即以《愁》这首诗为例,第一句第二字“草”是仄声字,那么第四、六字必须是平、仄声字。我们依正体律诗的调声规律列为甲表。再按杜甫此诗的实际平仄列为乙表,就可以看出此诗的声调如何拗法:

甲乙

(句一)仄平仄仄仄平

(句二)平仄平仄平仄

(句三)平仄平平仄平

(句四)仄平仄仄仄平

(句五)仄平仄平仄平

(句六)平仄平仄仄平

(句七)平仄平仄平仄

(句八)仄平仄平仄平

乙表中与甲表不合的字,都是拗处。

一首诗中,偶尔有一、二处平仄不合律谓之失粘。失粘之病,有时是作者平时读字音不准,弄错了平仄。也有些是故意的,这就称为拗句。《愁》这首诗全是拗句,这就是吴体。这种拗法,只有在七言诗中出现,它们是律诗的形貌与古诗的声调的混血儿。

此外,还有一种拗句,在五、七言诗中部有。那是每句拗在倒数第三字,即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例如,杜甫的《大云寺》诗句:

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

仄平仄仄仄平仄平平平

这一联上句第三字必须用平声字,现在用了仄声的“殿”字。使全句有三个连用的仄声字,声调便急促而僵硬。下句第三字本来必须用仄声字,现在却用了平声的“金”字。这是因为上句既拗了一字,此处不得不再拗一字,使这二句不会影响到下面一联的声调,避免一路拗下去。所以这个“金”字的用法是为了补救上句的“殿”字。这就称为“拗救”。

又如杜甫《咏怀古迹》之二: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上句第五字必须用平声字,或第六字用平声字,声调方能谐和。现在连用三个仄声字,就成为拗句。人们也许会问,律诗的平仄既然一、三、五不拘,为什么五言诗的第三字和七言诗的第五字还要斤斤较量。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应当先请注意五言句的上二下三结构,七言诗的上四下三结构。上面二字或四字是一个音段,下面三字又是一个音段。前一个音段,五言诗止有二字,可以随意用平仄。七言诗则有四字,应当使第二字和第四字平仄粘缀。下一个音段,五言和七言都是三个字,只要不连用三个平声或仄声字就没错了。“一洒泪”三字皆仄声,此句的音调就显得僵硬。必须把“一”字改用平声,使其成为平仄仄的句格,才可与下句仄平平和谐。如果“一”字不能改,可以把“洒”字改用平声,成为仄平仄的句格,也可以补救。不过句子还是嫌硬。

诗有两个“腰”。在每一句中,五言的第三字,七言的第五字,是一句的腰。腰的平仄失粘,就是犯了“蜂腰”之病。“蜂腰”是调声八病之一,以蜂腰来比喻一句诗中两个音段中间的细弱。在整首诗中,绝句的第三句,律诗的第三及第五句,都是腰。这两处腰的平仄不合声律,就称为“折腰体”。这是诗的一种体式,不算诗病。

《中兴间气集》有一首崔峒的诗,题目是《清江曲内一绝》,题下注曰:“折腰体。”这是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地方。可知在天宝至大历年间,诗人们已注意到律诗的这一种变化,给它定了名称。崔峒的诗是:

八月长江去浪平,片帆一道带风轻。

极目不分天水色,南山南是岳阳城。

此诗第二句第二、四、六字是平仄平句格,第三句的第二、四、六字本来应当重复这一句格。可是现在却用了仄平仄,这就好比折了腰,使第四句的句格也不合律了。七言律诗的第三句应当和第二句平仄同,第五句应当和第四句平仄同,第七句应当和第六句平仄同。如果不是这样,也是折腰体了。折腰是律诗的变体,杜甫诗中折腰之例很多。但在七言律诗中,一般只许折腰一次。何义门以为崔峒此诗之所以称为折腰,“似指第四句第三字,非不用粘之谓。”按,此诗第四句第三字“南”,并无问题,不知何氏此言是什么意思。但他不知折腰是第三句的问题,却出人意外。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