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年前，诗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学。其学：五古必汉魏，七古及诸体必盛唐。于是以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法着为定则。作诗者动以数者律之，勿许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规，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绳诗者，可谓严矣。惟立说之严，则其途必归于一，其取资之数，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制之体，必期合裁于古人；稍不合，则伤于体，而为体有数矣。我启口之调，必期合响于古人；稍不合，则戾于调，而为调有数矣。气象格力无不皆然，则亦俱为有数矣！其使事也，唐以后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数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经用之字与句，戒勿用，则所用之字与句亦有数矣。夫其说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数之则，而欲以限天地景物无尽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无穷之取，即优于篇章者，使之连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穷，而不至于重见叠出者寡矣。
夫人之心思，本无涯涘可穷尽、可方体，每患于局而不能摅、扃而不能发；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摅、键之而不使之发，则萎然疲苶，安能见其长乎！故百年之间，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调肤辞，陈陈相因；而求一轶羣之步，弛跅之材，盖未易遇矣。
于是楚风惩其弊，起而矫之。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体裁诸说者或失，则固尽抹倒之，而入于琐层、滑稽、隐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异，其过殆又甚焉。故楚风倡于一时，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趋而旋弃之者，以其说之益无本也。
近今诗家，知惩七子之习弊，扫其陈熟余派，是矣。然其过：凡声调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弃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几于句似秦碑，字如汉赋。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涩，真足大败人意。夫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以愚论之：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然则诗家工拙美恶之定评，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二、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其间惟生死、贵贱、贫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恶死，美香而恶臭，美富贵而恶贫贱。然逢比之尽忠，死何甞不美；江总之白首，生何甞不恶。幽兰得粪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则萎，香反为恶。富贵有时而可恶，贫贱有时而见美，尤易以明。即庄生所云『其成也毁，其毁也成』之义。对待之美恶，果有常主乎！生熟、新旧二义，以凡事物参之：器用以商周为宝，是旧胜新；美人以新知为佳，是新胜旧；肉食以熟为美者也，果食以生为美者也。反是则两恶。推之诗，独不然乎？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论文亦有顺、逆二义，并可与此参观发明矣。
三、诗家之规则不一端，而曰体格、曰声调，恒为先务，论诗者所谓总持门也。诗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苍老、曰波澜，目为到家，评诗者所谓造诣境也。以愚论之：体格、声调与苍老、波澜，何甞非诗家要言妙义！然而此数者，其实皆诗之文也，非诗之质也；所以相诗之皮也，非所以相诗之骨也。试一一论之。
言乎体格：譬之于造器，体是其制，格是其形也。将造是器，得般倕运斤、公输挥削，器成而肖形合制，无毫发遗憾，体格则至美矣；乃按其质，则枯木朽株也，可以为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质，般输必且束手，而器亦乌能成。然则欲般输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兰、文杏之材也；而器之体格，方有所托以见也。
言乎声调：声则宫商叶韵，调则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吕，铿锵乎听闻也。请以今时俗乐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声调，先研精于平仄阴阳。其吐昔也，分唇鼻齿腭开闭撮抵诸法，而曼以笙箫，严以鼙鼓，节以头腰截板，所争在渺忽之间。其于声调，可谓至矣。然必须其人之发于喉、吐于口之音以为之质，然后其声绕梁，其调遏云，乃为美也。使其发于喉者哑然，出于口者飒然，高之则如蝉，抑之则如蚓，吞吐如振车之铎，收纳如鸣窌之牛；而按其律吕，则于平仄阴阳唇鼻齿腭开闭撮抵诸法，毫无一爽，曲终而无几微愧色。其声调是也，而声调之所丽焉以为传者，则非也。则徒恃声调以为美，可乎？
以言乎苍老：凡物必由稚而壮，渐至于苍且老，各有其候，非一于苍老也。且苍老必因乎其质，非凡物可以苍老概也。即如植物，必松柏而后可言苍老。松柏之为物，不必尽干霄百尺，即寻丈楹槛间，其鳞鬣夭矫，具有凌云盘石之姿。此苍老所由然也。苟无松柏之劲质，而百卉凡材，彼苍老何所凭借以见乎？必不然矣。又如波澜之义，风与水相遭成文而见者也。大之则江湖，小之则池沼，微风鼓动而为波为澜，此天地间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质，空虚明净，坎止流行，而后波澜生焉，方美观耳。若污莱之潴，溷厕之沟渎，遇风而动，其波澜亦犹是也；但扬其秽，曾是云美乎？然则波澜非能自为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为之地，而后波澜为美也。
由是言之，之数者皆必有质焉以为之先者也。彼诗家之体格、声调、苍老、波澜，为规则、为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诗之性情、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如赋形之有骨焉，而以诸法傅而出之；犹素之受绘，有所受之地，而后可一一增加焉。故体格、声调、苍老、波澜，不可谓为文也，有待于质焉，则不得不谓之文也；不可谓为皮之相也，有待于骨焉，则不得不谓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而以诸家之论优游以文之，则无不得，而免于皮相之讥矣。
四、虞书称『诗言志』。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在释氏，所谓『种子』也。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识、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乃俗儒欲炫其长以鸣于世，于词组只字，辄攻瑕索疵，指为何出；稍不胜，则又援前人以证。不知读古人书，欲著作以垂后世，贵得古人大意；词组只字稍不合，无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则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辞，岂无微有可议者？孟子引诗书，字句恒有错误，岂为子舆氏病乎？诗圣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终何损乎杜诗？俗儒于杜，则不敢难；若今人为之，则喧呶不休矣。今偶录杜句，请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楼压郑谷。』[俗儒必曰：『秦楼』与『郑谷』不相属，『压郑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从无『村』字，押韵杜撰。]『参军旧紫髯。』[必曰：止有髯参军，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牵合。]『河陇降王欵圣朝。』[必曰：『降』则『欵』矣，『欵』则『降』矣，字眼重出，凑句。]『王纲尚旒缀。』[必曰：缀旒倒用，何出？]『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襃妲。』[必曰：褒妲是殷周，与夏无涉。遗却周，错误甚。]『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必曰：苏武前军乎？吕虔左将乎？]『第五桥边流恨水，皇陂亭北结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牵『桥』『陂』，尤杜撰。]『苏武看羊陷贼庭。』[必曰：改『牧』作『看』，又『贼庭』俱错。]『但讶鹿皮翁，忘机对芳草。』[必曰：鹿皮翁『对芳草』事，何出？]『旧谙疎懒叔。』[必曰：懒是嵇康，牵阮家不上。]『囚梁亦固扃。』[『固扃』押韵，何出？]『历下辞姜被，关西得孟邻。』[必曰：姜被、孟邻，岂历下、关西事耶？]『处士祢衡俊。』[必曰：祢衡称『俊』，何出？]『斩木火井穷猿呼。』[必曰：『斩木』一事，『火井』一事，『穷猿呼』一事，硬牵合。]『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必曰：言『片云』、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日』、言『秋风』，二十字中，重见叠出，无法之甚。]『永负蒿里饯。』[必曰：『蒿里饯』何出？]『不见杏亶丈。』[必曰：函丈耶？可单用丈字耶？抑指称孔子耶？]『侍祠恧先露。』[必曰：『恧先露』不成文，费解。]『泾渭开愁容。』[必曰：泾渭亦有『愁容』耶？]『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必曰：『屈贾垒、曹刘墙』何出？]『管寜纱帽净。』[必曰：改『皂』为『纱』，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骖阁远。』[必曰：散骑省曰『骖阁』，有出否？]『豺遘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诗『豺虎方遘患』，登荆州楼五字何异『蛙翻白出阔』耶？]『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雾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雾』何出？]『孔子释氏亲抱送。』[必曰：杜撰，俗极。]『倾银注玉惊人眼。』[必曰：银瓶邪？玉盌耶？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据？]『严家聚德星。』[必曰：简严遂州以『聚德星』属严家，则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惊小陆。』[必曰：小陆何人耶？若指陆云，何出？]『师伯集所使。』[必曰：据注，雨师、风伯也，杜撰极。]『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耶？『抱』字何出？]『修文将管辂。』[必曰：『修文』非管辂事。]『莫徭射雁鸣桑弓。』[必曰：『桑弧』曰『桑弓』，有出否？]『悠悠伏枕左书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殒。』[必曰：陨石也，称『燕石』何出？]『凉忆岘山颠。』[必曰：岘山之『凉』有出乎？]『名参汉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冯招疾病缠。』[必曰：左思诗『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曰『冯招』可乎？以疾病属冯，尤无谓。]『韦经亚相传。』[必曰：韦玄成称『亚相』，有出否？]『舌存耻作穷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牵合。]『投阁为刘歆。』[必曰：刘歆子棻事，借叶韵可乎？]『嫌疑陆贾装。』[必曰：马援薏苡嫌疑，陆贾装有何嫌疑乎？]『谷贵没潜夫。』[必曰：王符以谷贵没乎？]以上偶录杜句，余代俗儒一一为之评驳。其它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诗能一一无是累，而通体庸俗浅薄，无一善，亦安用有此诗哉？故不观其高者、大者、远者，动摘字句，刻画评驳，将使从事风雅者，惟谨守老生常谈为不刊之律，但求免于过，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说之不足以胜也，于是遁于考订证据之学，骄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学究所为耳！千古作者心胸，岂容有此等铢两琐层哉！司马迁作史记，往往改窜六经文句，后世无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为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无可疵。今人惑于盲瞀之说，而以杜之所为无害者，反严以绳人，于是诗亡，而诗才亦且亡矣。余故论而明之。诗之工拙，必不在是，可无惑之。
五、杜句之无害者，俗儒反严以绳人，必且曰：『在杜则可，在他人则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诗人之旨者也。夫立德与立言，事异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乃以诗立言者，则自视与杜截然为二，何为者哉？将以杜为不可学邪？置其媺之可而不能学，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学，仅自居于调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为风雅中无是无非之乡愿，可哀也！将以杜为不足学邪？则以可者仅许杜而不愿学，而以不可者听之于杜而如不屑学，为风雅中无知无识之冥顽，益可哀已！然则『在杜则可，在他人则不可』之言，舍此两端，无有是处。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于心，而妄以古人为可不可之论，不亦大过乎！
六、『作诗者在抒写性情』。此语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尽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尽夫人能然之，并未尽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于前。读其诗一日，一日与之对；读其诗终身，日日与之对也。故可慕可乐而可敬也。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举苏轼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入不得，好善而乐与，嬉笑怒骂，四时之气皆备：此苏轼之面目也。此外诸大家，虽所就各有差别，而面目无不于诗见之。其中有全见者，有半见者。如陶潜、李白之诗，皆全见面目。王维，五言则面目见，七言则面目不见。此外面目可见不可见，分数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见者。读古人诗，以此推之，无不得也。余甞于近代一二闻人，展其诗卷，自始自终，亦未甞不工；乃读之数过，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窃不敢谓作者如是也。
七、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辄摇唇鼓舌矣。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窥其涯涘？并有未见苏诗一斑，公然肆其讥弹，亦可哀也！韩诗用旧事而间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苏诗常一句中用两事三事者，非骋博也，力大故无所不举。然此皆本于杜。细览杜诗，知非韩苏创为之也。必谓一句止许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与下三字，总现成写此一事，亦非谓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记事册，非自我作诗也。诗而曰『作』，须有我之神明在内，如用兵然。孙吴成法，懦夫守之不变，其能长胜者寡矣；驱市人而战，出奇制胜，未甞不愈于教习之师。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许读韩苏之诗。不然，直使古人之事，虽形体眉目悉具，直如刍狗，略无生气，何足取也！
八、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苶，安能振其辞乎？故不取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无是理也。
九、古人之诗，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见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贤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经纶宰制，无所不急，而必以乐善、爱才为首务。无毫发媢嫉忌忮之心，方为真宰相。百代之诗人亦然。如高适、岑参之才，远逊于杜；观甫赠寄高岑诸作，极其推崇赞叹。孟郊之才，不及韩愈远甚，而愈推高郊，至『低头拜东野，愿郊为龙身为云，四方上下逐东野』。卢仝、贾岛、张籍等诸人，其人地与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为之叹赏推美。史称其『奖借后辈，称荐公卿间，寒暑不避』。欧阳修于诗，极推重梅尧臣、苏舜钦。苏轼于黄庭坚、秦观、张耒等诸人，皆爱之如己，所以好之者无不至。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及观其乐善爱才之心，竟若欿然不自足。此其中怀阔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嫉忌忮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长，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议己，日以攻击诋毁其类为事：此其中怀狭隘，即有著作，如其心术，尚堪垂后乎？昔人惟沈约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而约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犹以李林甫、卢杞之居心，而欲博贤宰相之名，使天下后世称之，亦事理所必无者尔。
一〇、诗之亡也，亡于好名。没世无称，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窃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后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誉之学，得居高而呼者倡誉之，而后从风者羣和之，以为得风气。于是风雅笔墨，不求之古人，专求之今人，以为迎合。其为诗也，连卷累帙，不过等之揖让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闻其论，则亦盛言三百篇、言汉、言唐、言宋，而进退是非之，居然当代之诗人，而诗亡矣。
一一、诗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夫诗之盛也，敦实学以崇虚名；其衰也，媒虚名以网厚实。于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以交游朋盍为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滥，诗道杂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义，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诗穷而后工』，然则诗岂救穷者乎！斯二者，好名实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诗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为垄断名利之区？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问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一二、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六朝之诗，大约沿袭字句，无特立大家之才。其时评诗而着为文者，如锺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然嵘之言曰：『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斯言为能中当时、后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斯言为能探得本原。此二语外，两人亦无所能为论也。他如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属一斑之见，终非大家体段。其余皆影响附和，沈沦习气，不足道也。
唐宋以来诸评诗者，或概论风气，或指论一人，一篇一语，单辞复句，不可殚数。共间有合有离，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须知复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置古集中，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璞。』刘禹锡曰：『工生于才，达生于识，二者相为用而诗道备。』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犹天地之气，分为四时，景色各异；人之才变，岂异于是？』以上数则语，足以启蒙砭俗，异于诸家悠悠之论，而合于诗人之旨为得之。其余非戾则腐，如聋如瞶不少。而最厌于听闻、锢蔽学者耳目心思者，则严羽、高棅、刘辰翁及李攀龙诸人是也。羽之言曰：『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诗，悉陈于前，彼必自能知所决择、知所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若云汉、魏、盛唐，则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亦熟于听闻、得于授受久矣。此如康庄之路，众所羣趋，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棅与辰翁之言，大率类是；而辰翁益觉惝恍无切实处。诗道之不振，此三人与有过焉。至于明之论诗者，无虑百十家。而李梦阳、何景明之徒，自以为得其正而实偏，得其中而实不及，大约不能远出于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龙益又甚焉。王世贞诗评甚多，虽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间有大合处。如云：『剽窃摹拟，诗之大病，割缀古语，痕迹宛然，斯丑已极。是病也，莫甚于李攀龙。』世贞生平推重服膺攀龙，可谓极至，而此语切中攀龙之隐，昌言不讳。乃知当日之互为推重者，徒以虚声倡和，藉相倚以压倒众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
夫自汤惠休以『初日芙蓉』拟谢诗，后世评诗者，祖其语意，动以某人之诗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动植物，造为工丽之辞，而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甞会于心、格于物，徒取以为谈资，与某某之诗何与？明人递习成风，其流愈盛。自以为兼总诸家，而以要言评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诗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