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易》
上古之世，无所谓《易》也。但后世之《易》，实本于伏羲，故《周官》掌太卜者有“三《易》之称。因周以《易》名，遂追谥《连山》、《归藏》皆谓之《易》。余所谓上古之《易》者，亦援斯义而追称之耳。
溯自伏羲一画开天，其时虽文字未兴，而结绳为治，已有等秩伦纪之可观。《系传》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条理井然，而观法于地暨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已能将地之所有，分析观察，颇如近世科学家，区地文地质学为二类。此岂欧洲人所谓上古时代野蛮酋长之可比拟哉！以佃以渔，虽未脱游牧之风，而政治亦已斐然可观矣。况八卦成列，有形，有象，有声，实已备具文字之作用。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益之以变化，固已肆应而不穷矣。此伏羲之《易》，所以为我中国文化之初祖也。
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已由游牧时代而进于农商。且规模宏远，政教并行。又尝百草以御疾灾，民无夭折，创制显庸，泽及万世。然其时文字未兴，所赖以为政治之具者，实维伏羲所遗传之卦象。度神农氏必有所增益而变通之，是名《连山》。相传以重艮为首，经卦皆八，重卦皆六十四者也。故神农为炎帝，亦号列山氏。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盖至是文明日进，制器尚象，人事日繁。而旧有之八卦，不足以应用。于是广卦象为六画，而文字以生。益以天干地支，而阴阳五行之用愈精。吹律定声，民气以和。而礼乐以兴，本黄钟以定度量权衡。治历明时，定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绝地天通，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易》之为用，益无乎不备。故黄帝之《易》曰《归藏》，以坤乾为首者也。尧舜继黄帝之后，于变时雍，垂衣裳而天下平。今读《系辞下传》之二章，上古进化之历史，与三《易》之源流，可概见矣。此上古之《易》也。
中古之《易》
夏易《连山》，盖继述神农氏者也。商易《归藏》，盖继述黄帝氏者也。周曰《周易》，或曰“祖述尧舜”。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虽指《周易》，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然帝降而王，德不如古。神禹受命，开家天下之局。汤武革命，《易》揖让而征诛，均不能无惭德焉。故三代之《易》，皆可谓之中古，所谓“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上视羲皇，已不无今昔之感矣。
三代之政纲本于《易》
制度文物，皆出于《易》。故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易》在三代，不啻为政治之书。夏宗《连山》，其礼乐政刑胥以《连山》为则。殷宗《归藏》，其礼乐政刑胥以《归藏》为则。故纪历有人统地统天统之殊。而尚忠尚质尚文，亦各有所专重。盖变通损益以蕲合于时宜，而成一代之制。必统系分明，而后纲举目张，有条不紊。今夏殷之制不可悉睹，而《周礼》一书，虽经窜改，而周家之典章文物，犹可得其梗概，足与《周易》相印证。自秦汉以降，目《易》为卜筮之书，政失其纲也久矣。
学术之派别出于《易》
我国学术，约可分为三派：曰儒，曰道，曰墨。其余诸子百家，名类虽多，要无不可以此三派归纳之。道家宗老氏，而实导源于黄帝，故相传曰“黄老”。墨家出于禹，而实滥觞于神农。《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并耕之说，亦墨之别派也。儒家集大成于孔子，《论语》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则孔子固自承为继续文王者也。故儒家之学出于《周易》，道家之学出于《归藏》，墨家之学出于《连山》，各有所本。自汉而后，虽罢斥百家，独崇儒道，而道与墨之学，亦实有不可磨灭之精神。历代之治，舍其名而用其实者，不可枚举。至于今日，儒术亦扫地尽矣。而老氏墨氏之学，则因与欧西之哲学，及其他科学之相契合者颇多，崇尚新学之士，渐有取而研究之者。礼失求野，循末反本，则吾文明初祖之羲《易》，或尚有大明之一日乎？
孔子之《易》
《易》者，明道之书也。五帝之治天下也以道，三王以德，五霸以功。世运自帝降而王，王降乎而霸，道之不明也久矣。孔子生当衰周，五霸之功已杳，浸浸乎由功而降而尚力。至惟力是尚，弱肉强食，人道或几乎悉矣。故孔子赞《易》以存道，又以道之未可骤几焉，乃取中爻以明功，陈九卦以崇德。循序而进，由功而德，其庶几乎与道近矣。
两汉易学之渊源
孔子传《易》于商瞿。商瞿字子木，其行事不见于《论语》，盖孔子晚年之弟子也。商瞿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对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凡六传，而周灭于秦。秦焚书，而《易》以卜筮独免。汉兴，田何以齐之公族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伏生。王同子中授淄川杨何，丁宽授同郡田砀王孙，王孙授沛施雠，兰陵孟喜，琅邪梁丘贺，是为三家之《易》，皆立于学官置博士。
施雠授张禹，及琅邪鲁伯。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子崇平。鲁伯授琅邪邴丹、伏曼容。
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瞿牧，及焦延寿。延寿授京房。
梁丘贺传子临，临授五鹿充宗。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
东莱费直，治《易》长于卜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传琅邪王璜子中。同时沛高相治《易》，与费略同，亦无章句，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高氏费氏之学，皆未立于学官。
汉代易学，以施、孟、梁丘三家为盛。京氏专言灾异，高氏亦与京略同。至东汉传施学者，有刘昆，及子轶。传孟学者有握丹鲑，阳鸿任安。传梁丘学者，有范升、杨政、张兴、及子鲂，皆不甚显。至汉季独费《易》盛行，若马融、郑玄、荀爽、陆绩、刘表、宋衷诸人，皆习费氏古文《易》。孟学独一虞翻，施梁之学无闻矣。
晋唐间之易学
魏晋以后，王弼之《易》，盛行江左。弼为刘表之甥，表固治费《易》者。弼之说《易》，不尽宗费，屏弃象数，专以玄理演绎，自谓得意忘象。又分《系》、《彖》、《象》诸《传》于经文之下。学者以其清隽新颖，且简便而易学也，靡然宗之。由是施雠(chóu)、梁丘诸家之《易》尽亡。费氏之古本，亦为所淆乱，而尽失其本来面目矣。然弼年二十有四即死，《系辞》、《说卦》三篇，均不及注，后人以韩康伯注续之。永嘉之乱，中原板荡，经籍散失。李唐统一，掇拾烬余，虽六经本文幸而未阙，而两汉以来各家之师说传注，已十亡其七八矣。孔颖达疏《易》，复崇王而黜郑。太学肄业，一以王注为本，古《易》遂不可复见。赖李鼎祚《集注》，掇拾残阙，搜集汉注至三十余家。窥管一斑，全豹之形，似尚可约略而得。后之言汉学者，莫不循是蹊径，以为登峰造极之基。至满清中叶，王(念孙)、惠(栋)、张(惠言)、焦(循)诸家，皆精研汉学。单辞只义，不惜殚毕生之全力以赴之。郑氏虞氏之《易》，始差堪董理。而施雠、梁丘之学说，终不获复见于世也。惜哉！
宋人之易学
宋人讲《易》，自司马温公以至程子，大抵皆不出王弼范围。周子《通书》，发明太极图，为理学之宗，与易学尚无其关涉也。自邵康节创为先天之说，取《说卦》“天地定位”一章，安排八卦，谓之先天卦。以“帝出乎震”之方位为后天卦。又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先天八卦之数。更反刘牧九图十书之说，以五十五数者为河图，四十五数者为洛书，为八卦之所自出。于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立说与汉人完全不同，不啻在易学中另辟一新世界。然当其时，并未盛行。如温公、程子，皆与邵为老友，且极推重其为人，称为“内圣外王，孔孟没后之一人”，而未尝取其说以讲《易》。其反对如欧阳文忠诸人，更无论矣。至朱子撰《周易本义》，取河图、洛书与先天、大、小、方、圆各图，弁诸卷首。又另著《易学启蒙》以阐明之，而后邵子之先天学与《易经》相联缀。历宋元明清，皆立诸学官，定为不刊之程式。后之学者，几疑此诸图为《易经》所固有矣。虽汉学家抨击非难，不遗余力，而以其理数出自天然，推算又确有征验，终非讨生活于故纸堆中者，空言所能排斥也。故宋之易学，能有所发挥，独树一帜与汉学相对峙者，自当首推邵氏。
朱子《本义》，颇能矫王弼以来空谈玄理之弊，而注意于象数，故取用邵子之说颇多。顾未能会通全《易》，博采两汉诸家之说，以明圣人立象之意。又泥于门户之见，不敢畅所欲言，而以圣人以卜筮教人一言，为立说之本义。此何异以璇玑玉衡为定南北方向之用，不亦隘乎？
两宋《易》家之著录者颇多，以当时镌版业已发明，流传较易。今《四库》所存，及刊入《通志堂经解》，与《惜阴》、《聚珍》诸丛书者，尚有六十余种。而纳兰氏又汇辑诸儒语录别集，暨佚书之单辞剩义，为《大易萃言》八十卷，可谓极宋学之大观已。
元明之易学
元明两代之言《易》学者，无甚发明。著录者大抵盘旋于程朱脚下为多。元之熊与可、胡一桂、熊良辅、王申之、董真卿，明之黄道周、乔中和，皆其杰出者也。然皆有所依傍，不能成一家之言。黄道周之《易象正》、《三易洞玑》，虽以天象历数阐明易理，而艰深奥衍，流传不广。惟来知德氏崛起川中，以二十九年之功，成《来氏集注》一书，风行大江以南，三百年来未绝。虽其错综之说，颇贻人口实。然取象说理，浅显明白，惟恐人之不易索解，恒罕譬曲喻以明之。视故作艰深以文其浅陋者，自胜一筹。初学者得此，尚为善本也。
胜朝之易学
有清一代，经学之盛，远过宋明。其治易学专家，如刁氏包、李氏光地、胡氏、胡氏渭、任氏启运、惠氏奇、惠氏栋、万氏年淳、姚氏、张氏、彭氏，皆能独抒己见，各有心得。而顾亭林、毛大可、钱辛楣、王引之、江慎修、段懋堂、王兰泉诸氏，虽不专治《易》，其音韵训诂考据，于吾《易》亦多所发明。至若焦氏循之《通释》、纪氏大奎之《易问》与《观易外编》，一则宗汉学，而能串合六十四卦之爻象，无一辞一字不相贯通；一则讲宋学而能阐发性理，与六十四卦之爻象变通化合，尤为历来讲《易》家之所未有。端木国瑚后起，更冶汉宋于一炉，一一以经传互证，无一辞一字之虚设。视焦纪二氏为更上一层，允足以殿全军而为胜清一代易学之结束矣。
历代《易》注之存废
两汉之《易》注，永嘉而后，已无完书。虽经历朝好古之士，探讨搜辑，然皆东鳞西爪。除《李氏集注》外，其能集合成书者，不可概见。济南马氏，旁搜博采，更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与《说文》、《尔雅》、《文选》、《水经》诸注，傍及《内经》、《道藏》之所称引者，悉为编次，共得《易部》之逸书八十余种。承学之士，亦可略得其梗概矣。魏晋以降，其完全无缺者，推王弼注为最古。今与孔颖达之《正义》，陆德明之《音训》并传，与《程传》、《朱义》，皆历代官书所刊布，士林所奉为金科玉律者也。其余唐宋诸家之《易》注，世罕单行。赖《津逮》、《汲古》、《旷照》、《汉魏》诸丛书刊布，而以后之聚刻丛书者，必以《易》为甲部之冠。孤本秘录之藉此仅存者，为不少矣。纳兰氏之《通志堂经解》，辑刊《易》注至四十余种，尤为各丛书之所未有。而胜朝《经解》正、续两编，选录当时之《易》注，亦皆卓然可传之书也。综计清《四库全书》，《易部》所藏，都一百五十二种。其存目著录而无书者，约三倍其所藏之数。辛斋自学《易》以后，历年购求，所得已有四百六十三种。计《四库》所藏之一百五十二种购求未得者，尚有二十九种。《四库》存目所录已购得者，有七十八种。《四库》编录于道家及术数类者，如《皇极》、《洞林》、《三易洞玑》等计三十余种，余皆为丛书及家刻单行之本，而写本及辛斋所手抄者亦六十余种，为日本人所著述者三种。嗣在广东上海苏杭扬州，陆续又得一百五十余种。前后都六百数十种。以视历代《经籍志》，及陈东塾《朱竹垞》所著录者，曾不逮十之三四。然以现世所有者而论，则所遗已无几矣。
日本之易学
日本文学，皆我国所津逮。故我国已佚之书，而日本尚保存者甚夥。黎氏《古逸丛书》所刊，未能尽焉。光绪甲午以后，我国新进，厌弃古学。而竺旧之士，又墨守糟粕，不能发挥精义，与新理相调和，而资利用。致精义入神之学，日就澌灭。清季以国立大学，求一完全经师而不可得，致羲经竟任缺席。鼎革以后，竟公然废弃经学，而隶于文科之下，亦可谓臻晦盲否塞之极运矣。而日本既厌饫于物质文明之利，更反而求诸精神。虽举国喧嚣于功利竞争之途，而学术之研究，尚不忘初祖。仍有多数之学子，从事于《易经》。东京有易学会，有易学演讲所，有《易学讲义》之月刊。其占筮亦尚用古法。我国二千年来失传之揲蓍法，经学巨子所未能决其用者，彼中随处可购得揲蓍之器也。惟蓍不产于日本，则以竹代之。礼失求野，不仅维系易学之一助也。辛斋会购其《易学讲义》，其取象悉宗汉学，大抵取资于《李氏集解》者为多。有所谓影象意象者，则为彼所扩而充之者也。有《易学新讲义》，为我国北宋人之著述。《四库》有其书，外间已乏刊本，亦为日本所印行。而近出之《高岛易断》，于明治维新以后五十年间，内政外交诸大事，均有占验论断，亦可觇彼国之所尚矣。
美国图书馆所藏之《易》
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四十万金镑，专为购买中国书籍之用。除前清殿版各书，为清政府所馈送外，其余所采购之汉文书籍，亦有数千种之多。皆为日本人所贩运，直接购自中国者无几也。友人江亢虎君，现为其汉文部之管理员。丁巳夏间回国，邂逅于沪上。云彼中所藏《易部》，亦几有四百种。因嘱其将目录钞寄，以较辛斋所藏者未知如何。然彼以异国之图书馆，而其所藏，视本国《四库》所有，至两倍有半，殊足令人生无穷之感也。
汉宋学派异同
自来言《易》者，不出乎汉宋二派。各有专长，亦皆有所蔽。
汉学重名物，重训诂，一字一义，辨晰异同，不惮参伍考订，以求其本之所自。意之所当，且尊家法，恪守师承，各守范围，不敢移易尺寸。严正精确，良足为说经之模范。然其蔽在墨守故训，取糟粕而遗其精华。且《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网罗百家，犹恐未尽；乃株守一先生说，沾沾自喜，隘陋之诮，云胡可免？
宋学正心诚意，重知行之合一，严理欲之大防。践履笃实，操行不苟。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亦未始非义经形而上学之极功。但承王弼扫象之遗风，只就经传之原文，以己意为揣测。其不可通者，不惮变更句读，移易经文，断言为错简脱误。此则非汉学家所敢出者也。
元明以来，两派对峙，门户攻击之陋习，虽贤者亦或不免。甚者以意气相争尚，视同异为是非。不但汉学与宋学相争讼也。同汉学焉，尊郑者则黜虞，是孟者则非荀。同宋学焉，而有洛蜀之辩驳，朱陆之异同。其下者更或依巨儒之末光，蒙道学之假面，为弋名干禄之具者，尤不足道矣。
坊本《易经》之谬
国学沦亡，书局尽废。承学之士，求一善本之经书，已不可得。近日坊间石印之《易经》，其谬误尤甚。校对之疏略，姑置不论。序文则《程传》也，目录之标题则《本义》也。目录之卷帙则《程传》也，首列河图、洛书，及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各图，亦《本义》也。而上、下《经》与《系传》之篇第，则又皆《程传》也，其注则又皆《本义》也。可谓极参伍错综而莫明其妙者矣。观其封面所署，则又曰“监本《易经》”。推求其故，则谬误相仍，已非一日。盖明刻永乐之监本，固程子之《传》与朱子《本义》并列者。而篇第章句，悉依《程传》，而以《本义》之注，录于《程传》之后。清刻《易经》传义音训亦犹是也。后以考试功令，专重朱义。坊贾射利，为节减篇幅计，以去《传》留《义》，而篇帙则仍未之改。明嘉靖间苏州学官成某，复即是本而刊布之，成此非驴非马之怪象，公然流布。读者既不求甚解，而所谓教育部教育厅教育会者，皆熟视无睹，不加纠正。呜呼！易世而后，将不知经书之为何物矣！
讲《易》家之锢蔽
历来讲《易》家，无论其为汉学，为宋学，而有一宗牢不可破之锢蔽：即将“经学”二字横梗于胸中是也。埋其庞然自大之身于故纸堆中，而目高于顶，不但对于世界之新知识、新思想，深闭锢拒；而于固有之名物象数气运推步之原本于《易》者，亦皆视为小道，而不屑措意。凡经传所未明言，注疏所未阐发者，悉目为妄谈，为异端。排斥攻击，不遗余力。而不知《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上自天地之运行，下及百姓所日用，无不弥纶范围于其中。孔子赞《易》已明白言之，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书之所未言者，固当求之于意。意有所未得者，当求之于象。象有所未尽者，当变通之以尽其利。而《易》之道始应用而不穷。今乃尽反孔子之言，曰“吾言义不言利”，曰“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目光之盘旋，不出于书外一寸。此《易》道之所以终古长夜也夫！
今后世界之《易》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黄帝尧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盖民之情，恒厌故而喜新。厌则倦，倦则精神懈弛，而百事皆堕坏于无形。此蛊之象也，故君子以振民育德而变化之。蛊成随，则元亨而天下治。随元亨利贞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今之时何时乎？五洲交通，天空往来，百矿并兴，地宝尽发。所谓万物皆相见，其重明继照之时欤！离火之功用，遍于坤舆，极则为灾。或致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之占，果能神而化之，变通尽利，则将由物质之文明，而进于精神之文明。是明出地上，火地为晋，受兹介福之时矣。《易》道于此，必有大明之一日。吾辈丁兹世运绝续之交，守先待后，责无旁贷，亟宜革故鼎新，除门户之积习，破迂拘之谬见。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之条理玩其辞，集思广益，彰往察来，庶五千年神秘之钥可得而开。兴神物以前民用，必非尼父欺人之语也。
新名词足与经义相发明
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民物之孳乳无穷，而象数之递演而递进，递进而递繁，无有止境。故在黄帝之时演《易》，伏羲之八卦已不足用，乃益之以干支。文王演《易》，干支已不足用，乃益之以《彖》、《爻》。孔子赞《易》，则《彖》、《爻》又不足以尽世变物情，乃益之以系辞《十翼》。今距孔子之世又三千年矣！世界大通，事物之纷纭繁变，十百倍蓰千万于古昔。而所用之文字，乃不能随世事递演递进以应所需。且小学中绝，音移义晦，经典固有之字，因废置已久，不复为人所识者，十殆四五。故说《易》者，往往于《易》之一字一义，累千万言之解释，而仍不能明。然必待小学既明而说《易》，又如临渴掘井，不能济目前之用，且不能令多数之学子尽通小学焉。则虽说亦如无说，而《易》仍不能明。则不如假世界通用之名词以代之，以补文字之阙憾，而阅者亦《易》于了解也。岂非《易》之一助乎？如《易》言“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而翕与辟之义，以旧文字释之，则翕为聚也合也，辟为开也。一开一合，字义虽尽，而于《易》言辟会之妙用，仍未著也。若假新名词以解之，则辟者即物理学之所谓离心力也，翕者即物理学所谓向心力也。凡物之运动能循其常轨而不息者，皆赖此离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绕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以释辟翕，则深切著明，而阅者亦可不待烦言而解矣。不仅名词已也，新思想与新学说，足与吾《易》相发明者甚多。而经学家见之，必又曰穿凿附会，诬蔑圣经，则吾其奈之何哉！
俗义诂经之流弊
今日所用之字，犹数千年前之字也。然形式虽未改，而精神则非复数千年之旧。音与义，类皆变易。任举一字而衡论之，若此者盖比比焉。其仅音变而义未变者，如“下、无”等字，于诂经尚无出入。其训义变易者，虽古音尚存，于经义已不可通矣。如君臣二字，古训但为主从之别。降及汉魏，犹为普通尊人卑己之谦辞，未尝专属诸朝廷也。自宋以后，则专以君为尊无二上之天子，臣为庶司百职之官僚，而君字遂神圣不可侵犯矣。官字之古训，亦仅为专任职司之名，并未含有尊崇高贵之意。人之耳目口鼻舌曰五官，言其各专所用，不能彼此互代也。故手足则曰肢而不称官，其义甚明。自汉后天子曰县官，曰官家，而官之义遂混。后世官之权位浸大浸崇，而官字渐成尊崇高贵之称。今之俗尚，凡物美者，辙加一官字以为标帜，其去官字之本义，不可以道里(理)计矣。于是龙飞九五，遂为帝王之祥；惟辟作威，亦附卦爻之义。兢兢乎僭越之虞，凛凛乎生杀之柄。如《周易折中》者，《易》竟为专制帝王之护符矣。非以今义释经阶之厉哉！
大宝曰位
《下系》一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意义本相联贯，而文字亦紧相衔接。乃中间插一“位”字，便为上下辞意之梗。宋儒遂改“何以守位曰人”之“人”字为“仁”，以回护“位”字，而与下“聚人”一句又不相贯。于是吕氏本又改从古本作“人”，而曲为之说，亦终不可通。其实误不在“人”字而在“位”字。“人”字不当改“仁”字，而“位”字当改作“仁”字。盖“仁”字与“位”字形式相近，以致传讹。古训相传，“所宝惟仁”，未有以位为宝者也。况以位为天下之公器耶？则不必宝；以位为一人之私有耶？则不能宝。晋文之答秦使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讵作《易》之圣人，见出重耳下哉！(按：此说初创，同人善其新颖，怂恿存录。嗣阅张之锐氏《易学阐微》，立说相同，更以自信。但数年以来，研穷数理名象，觉此“位”字“人”字皆文所应有，实不当轻议更改。此次重印，原拟将此条削去。惟前书既已传布，不能追改，特存之而附注原委，以志吾过。并令阅者得更进一层之研究，未始不足为“筌蹄”之一助焉。)
元字之精义
《象传》曰：“大哉乾元！乃统天。”此“元”字，即“元亨利贞”之元。旧注“元始也”，《本义》“元大也”，何休公羊注曰“变一而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邵子亦曰“元者气之始”合观诸家之说，于“元”字之精义，尚有未尽。辛斋以为举“元亨利贞”并言之，为乾之四德。而“元”之一字，不但可包举“利亨贞”三字，并可举全《易》而一气贯注，故曰“大哉乾元乃统天”。超乎无始，以立乎天地之先者也。《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元字乃天之元焉。《坤?象》“至哉坤元”，乃地之元也。《文言》“元者善之长也”，则人之元也。善之长，即仁义礼智之仁。仁从二从人，元亦从二从人，故仁为人之元。所谓天经地义，简言之即天良也。盖物各有元，大而天地，小而飞潜动植各物，均莫不具有此元。得之则生，不得则死。顾元之为元，无声无臭，无形质可见，而其功用所著，亦几非言语笔墨所能摩写而形容之。然元不可见，而仁可见。仁不可见，而仁之寓于事物者可见。古人造字，其精义往往互相钩贯。而即物定名，亦无不各寓其意。如果实核中之质体，名之曰仁，已可见矣。而元亦即可因仁而显其用。如果核桃曰桃仁，杏曰杏仁，而桃与杏之元，即在此仁之中。果核之所以能滋生者，实赖有此仁，赖有此仁中之元。吾于西人之纪载得一说，足为斯义之确证。西人于埃及地中，掘得四千年之古尸，尸腹中往往实以林禽及小麦等物。以保藏之非常完密，故均历久久而不坏。取林禽及麦而播种之，仍能发荣滋长，与新者无异。此无他，以其元之尚存在也。若其元已失散无存，则虽当年之果核，种之亦不能发生。因此可证明物各有元之理，而人元所存，则惟此天良。天良不灭，生机亦不灭。天良渐灭，则亦无元之果核，已无萌生之望。虽幸而生，亦行尸走肉而已。剥之上九，“硕果不食”，即此仅存之天良也欤！
嫌于无阳
《坤?上六?文言》：‘“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注疏与各家讲解，均未能明悉。郑注“嫌”读如“群公谦”之谦，或作谦。谦，杂也。以嫌作杂字解。杂于无阳，语亦费解。《九家》作兼，谓阴阳合居，故曰“兼阳”，则“无”字又为赘文。王弼云“为其嫌于非阳而战”，《正义》谓“阴盛似阳为嫌，纯阴非阳，故称龙以明之”。说各不同，其未能畅发经旨则一也。辛斋按：阳本无尽，坤之上六为纯阴之候，近乎有无阳之嫌。今可举例以明之：五月初五日，相传为端午节，又曰端阳节。九月初九日，曰重阳日。而十月曰小阳月。夫五月，于卦之消息为姤，一阴始生，端者始也，当曰“端阴”，何以称之曰“端阳”？九月，于卦为剥，硕果仅存，阳已将尽，乃何以称之曰“重阳”？十月于卦为坤，爻辰正值坤之上六，纯阴无阳，何以曰“小阳”？此正扶阳抑阴之意，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端阳”“重阳”“小阳”焉。则坤上之“嫌于无阳”，其义可比例而得，不待烦言而解矣。
阴阳
《易》数，以阳统阴者也。《易》象，以阳变阴者也。《易》义，扶阳抑阴者也。故阳大阴小，阳贵阴贱。凡对待之字，几无不以此为例。顾何以立天之道，不曰“阳与阴”，而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又曰“分阴分阳”？辄以阴居先而阳居后，必曰阴阳，无言阳阴者，其义何居？曰：此即天地之在义，而《易》道之妙用也。天尊地卑，《易》之序也。乃乾天颠下首而周乎地之下，坤地有常而高举于天之上。于是地天泰，四时成。天德不为首，而地道代终。一阴一阳，往来升降。至三阴三阳水火既济六爻皆当位，乾坤定矣。反之为一阳一阴，至三阳三阴，乃火水未济。六爻皆不当位，离坎不续终，而为男之穷矣。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系传》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章阐明《易》道阴阳之大义，为全《易》之关键。辨卦爻阴阳之德行，数理之体用，乃学者入手之纲领。故设为问答以明之。阳卦者，震、坎、艮，皆一阳而二阴。阴卦者，巽、离、兑，皆一阴而二阳。乾坤为各卦之原，且纯体不易，其阴阳易知，故不在此设问之列。历来注《易》家，于“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之义，异说纷歧，莫可折衷。皆因泥于一二之数联属君民，故无论如何曲折迁就，终不可通。孙氏取郑康成氏《礼记?王制》注云：“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地方千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计七七四十九方千里。四裔之民，居五十一方千里。是中国四裔，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五，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曰二君一民。”可谓极迂回曲折之致，而不敢谓其确合经义。至《朱子语类》，谓“二君一民，试问一个民而有两个君，看是甚么样”。则尤为滑稽矣。宋人讲解大意与朱子略同。其实孔子语意，甚为明白。“一君二民”。谓君得其一民得其二也。“二君一民”，谓君得其二民得其一也。“一”“二”两字，不过表示多寡之意。故下文曰“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经义显豁呈露，无待曲解。何以时历三千年，经无数之经师大儒而迄未讲明？是可怪也。
见伏动变
见伏动变，谓之四通。“见”者，即本卦所独动之一爻也(如地雷复，则复之初九即为见)。见之下，即为“伏”(如复内为震，震下即伏巽)。见显向伏隐，所谓由其可见，推其所不可见，故有见即有伏。见者动，动必有所之。之者往也，动之始也。有所之而之其所，则见者伏而伏者见，所以为变也。于八卦之象，兑见巽伏，震起艮止，而八卦之循环变化，悉在其中。故即以此而推之于爻，则亦不外此四者。而爻之性情才用，亦胥可见矣。见知现在，伏知将来。覆以穷其相反之情，变动中爻以尽其曲折之妙。故动而之于伏曰“动”，通变而存其位曰“变”。通一爻而有四卦之通，是以能该隐显，极常变，以周知天下之务。
见伏动变，循环迭更。如坤初为见，则乾初为伏，而姤复包其中。如复初为见，则姤初为伏，而乾坤又包其中。至其性情之同，则伏与动变，均与可见之爻互相发明。阴阳动静，流行不息，无往而不还隐而不见之理。故伏卦者，即见卦之所托以变动者也。动在内卦，则阴下而阳上。动在外卦，则阴上而阳下。是阴阳所生之阴阳，所以有少阴少阳之别。变在内外卦者反是。见伏为交，则动变为之摩荡矣。
一爻而具四爻之通，如乾二独动，则坤二伏矣(乾“利见大人”，坤“直方大”)。师二为动，则同人之二为伏矣。故设卦观象，不可泥于一卦一爻。古人一家之学，虽未必能通贯全经，而一无障碍。如孟氏之旁通，京氏之飞变，虞氏之之正，邵氏之加倍四分，均各有独到之处。但证之于经传而合者，固皆有可取。而足与经义相发明，由博反约，慎择精审，是在学者之神而明之，非一言之所能尽者矣。
八字命爻
胡氏煦《周易函书》，原文多至一百余卷。后虽节录为《约注》、《约存》、《别集》，尚有三十余卷，亦《易》说之大观矣。其全书纲要，以《系传》开而当名辨物一语为主。谓伏羲先天图，以黑白二色分别阴阳，皆连贯若环，至文王始开而为八卦，开而为六十四卦，以为发千古未有之秘。其实周子太极图，阴阳相互，分为三层。胡氏所绘之先天、小圆、大圆图，即由周子太极图衍而成之。又拆之为八卦六十四卦，谓为文王所开，其牵强固不待智者而知，即其本书中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盖八卦不但有其象，尚有其数。若以黑白二色分别阴阳之爻，将一九四六之数，亦以黑白二色代之乎？其诬不待辨而明矣。然其于《易》理，致力颇深。融合汉宋，时有心得，瑕不掩瑜。三书之可取者甚多。其八字命爻之说，尤为详人所略，语极精到，大有畀于初学，特约其大意如左。
圣人命爻之义，有十二样笔法：阴阳各六，九六分称是也。然其因卦论爻，因爻论卦，而三百八十四爻之义，已各各迥别。顾此十二样笔法，要其寓意止有八字：初、上、九、六、二、三、四、五是也。
何以初命为初，上命为上也？曰：圣人立卦，止于三爻，不以两画，不以四画，其妙正在于此。何也？以天下之物，各有其位。位之所乘，各有其时。时与位合，而参差不齐之数出焉。圣人设卦立象，凡以考时之所值，位之所乘而已。然时有三候，位有三等，故立卦亦止于三爻。何云时有三候？曰：此概辞也。今但取一时，铢铢寸寸而较之，虽累百千万，不足尽此一时之数矣。譬自盘古开天以及尧舜，其中历年原不可考。今以三候约之，曰此古之初，此古之中，此古之末，则无不可以意会者(近世科学家研究历史地质等学者亦概用此法)。又一岁十二月，今亦以三候约之，为岁之初，岁之中，岁之末，亦无不可心意会者。下至时日亦然。是流行之机，或远或近，或舒或促，皆无有踰此三候者也。何云位有三等？曰：此亦概辞也。今但取一物铢铢寸寸而数之，累千百万，不足尽此一物之位矣。譬若立五尺之竿于此，以三等约之，上者上，中者中，下者下，尽之矣。又立千尺百尺之竿于此，亦以三等约之，上者上，中者中，下者下，尽之矣。是形器之属，或高或卑或广或狭，均无有踰此三等者也。况上古民淳事简，以三候约时，以三等约位，得其大概，已可共喻。后世知识日开，人事日繁，一岁之候，分而为月，又分而为日，又分而为时刻分秒，细分之至于毫厘丝忽之不可尽。其于位之大小长短，亦复如是。皆其细已甚者也。至约以三等三候，曾有出圣人之范围者乎？凡有位者必有时，于是乎有上之时，中之时，下之时。凡有时者必有位，于是乎有初之位，中之位，末之位。圣人欲以卦象尽天下之物，则不得不体物象所自具之时位而命之爻。所以三爻之设，决不可以增减也。然就三爻而立之名，则取时必遗位，取位必遗时。圣人知阴阳必偶，而物生必先气而后形，于是乎立为重卦。以时而命内卦之初，明乎气之肇端，于此始也。以位而命外卦之上，明乎形之成质，于此定也。周公释爻，每兼时位，职是故也。时阴而位阳，时虚而位实。时由乾出，位由坤始也。
流行不息者时，乾道之动用也。故不可定之以位。镇静而有常者位，坤德之静体也。故不可定之以时。卦爻刚柔，悉出乾坤。无一卦一爻无刚柔，则无一卦一爻无动静，则无一卦一爻不具此时位者矣。然时出于乾，而阴爻亦得言之；位出于坤，而阳爻亦得言之者，此又乾坤相须之大用，不可偏废者也。言初而不言中末，言上而不言下中何也？曰：《易》为上古之书，文字初起，不能不简而赅，使人便于传习，而深致其思。后世文字既繁，遂连篇累牍而不止，反不若古人之简而能赅其要也。如屯卦继乾坤而居《序卦》之首，曰刚柔始交。刚柔者，乾坤也。交者，刚柔之互也。始者赅六十二卦之辞，圣人知六爻各一其时位，而又不能合一时位，乃赅以一字，即以初字著其时之理于下，而以上字著其位之理于上，各从其所重而定之云尔。乾以始之，故举其端而言初。坤以终之，故竟其委而言上。又使知卦既有初，则其为中为末举可类推。既有上，则其为中为下举可意想也。又使知上与初对，则上字原可以赅末。初与上对，则初字原可以赅下。皆简而能赅，引端而无待竟委者也。《周易》卦爻，文字所不能赅者，而象无不可以赅之。象固不可限量也。
内卦为来，外卦为往。初则来之始，上则往之极也。用一初字，是欲人溯源于太极。用一上字，是欲人知极则必反也。有往则必有反，有来则必有初。如人从何处来，则必有最初发足之地，非仅向发足时考之也。是要穷到地头，知其来自何处耳。缘爻象从来之处，非可易察。故孔子曰“其初难知”。若其既有所往，自无往而不反之理。今以一字说到极处，而必反之理即在其中。由其上之已无可加，则往到极处，已显而易明。故孔子曰“其上易知”也。
今以上之一字例诸初，则初当曰下。以二三四五之序次例诸初，则初当曰一。乃不曰下不曰一而特命为初，此正圣人寓义之最精处。因《易》之卦爻，原本先天，在阴阳未判之先，浑然一太极耳。逮一画开天，自无出有，乾元一亨，万物之始，悉资于此。但形质未成之先，止有气耳。气机初萌，实托始于乾元，毓灵于太极。方斯时也，既无实质可指以定其位，非考之以时，曷由辨乎？顾时有三候而初则气机之方萌，方从太极天心流衍而出，故特用一“初”字，以发明卦爻所从出源头。而“来”字之义，亦即寓于“初”字之中。《彖》以内卦称“来”，即从“初”字出也。凡物既有初，则此后岂有穷尽？故不言中末，是初之重于中末也。位既定于上，则下焉皆其所统。故不言下中，是上重于下中也。八卦本于太极，而太极无象可求。故以两仪初成之爻，命之曰初。为其有形可睹，自此一爻而始。故二三四五皆纪之以数。乃初之一爻，非数所能始，以有太极在其前也。巽以伏卦而取震象一阳未生之始，亦曰无初，是正有无分界之始，亦即此初字之义也。缘其分位，本属两仪，又不得上侵太极之一。论其成质，实居有形之最先，又不得连太极而序之。以下侵中爻之二，故以初命爻。使人探本穷源，由其能来之故。而追索于所以有初者，果何在耳？
以初爻之义例诸上，则上当曰末。以二三四五之序例诸上，则上当曰六。今不曰末不曰六而特命为上者，言乎其爻极于此止于此也。盖立卦定于三爻，重卦止于六画。伏羲画卦至六爻，已成六十四象，足以备天下万事万物之理。六爻之外，无以复加。圣人即寄无以复加之义，于最后所成之一爻，而命之为上，言此外已无可上也。二三四五纪之以数，而上独非数者，以数之所衍，原无终穷之时。即上之一位，亦非数之所能极也。然以九二六二之类比之，而初之九六，何独在下？盖因乾元之亨，先气后形；而气之将至，则无形可执。今观揲蓍求卦之时，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明知此爻之形体，必将有成，则是此爻已有其初矣。然气至而形未著，则阴阳之体犹未可定，故不能定之以位，而但可考之以时，而称之为初。必待三变既足，察其数之多少，有阴阳老少之可辨，乃始有九六之可称矣。譬若妊娠将娩，当胞胎乍转，业已知其生之初矣。然分别男女，必待既生以后，审其形体而后能定。是时之可征者在先，而形之可观者在后。故九六在初字之下也。
二三四五别之以数，不与初上同类，何也？曰：圣人立卦之法，取象于天地之化育。上爻覆之于上，天也。初爻承之于下，地也。其中所有，则资始资生之化，所称为万物者也。万物成形之后，其类实繁。非纪以数，曷由辨之？曰初上何独不记之以数也？曰：初在理气相接之始，非数之所能始也。上爻极尽而反，贞下又复起元，岂有终穷之数？故亦不以数纪也。
初上二爻，九六在下；二三四五，九六在上。何也？曰：卦之初爻既成，阴阳两象，确有定体。然后审定阴阳所至之分数，如阴阳到二分，便以为九六之二；到三分，便以为九六之三。若婴孩既生，业已男女可辨，然后可以数纪其长幼之次序。故二三四五在九六之下也。
卦至上爻，九六又复在下。何也？曰：上为穷极将返之时，其上更无可加。是上之一位，即此卦之大终大止，其位得而主之。阴阳至此，皆不能以自主。泰之复隍，否之倾否，剥之剥庐，皆谓其极则必反。故九六字在下也。
既以初为来处，则来之义只可言于初。既以上为往时，则时之义只可言于上。乃内三爻均言来，外三爻均言往。何也？曰圣人以三画成卦，则此三爻虽阴阳上下不同，莫不同具此一卦之性情，又不可执定实有此等三画之象，确然植立于此而不可易也。只是圣人假此著数，以探讨太极阴阳将形未形之气机，不能无太少动静之别，而因画出奇偶以拟议阴阳相变之分数。其内外上下多寡，纯杂有如是耳。气机无截然可分之候，故三画只宜作一卦看。气机亦非形体之可似，故亦不必以连断之形体拘也。重卦虽分内外，不过体用两端而已。今既同为内卦，则皆可自初而言来；同为外卦，则皆可因上而言往矣。
初爻考之以时，然欲追寻来处，则又宜在位上考究。上爻定之以位，然欲人知为穷极将反，则又宜在时上着意。即此时位两字，所谓有位中之时，有时中之位。参伍错综，维精维妙维肖。神而明之，更非言语可尽矣。
或问：读《易》之方法如何？曰：必先读经。或曰：经文奥衍，初学者不能骤解，必先得明白解释之注本，而后经始可读。现所通行之读本，大都为朱子《本义乡。而《本义》之解释既略，且多以不解解之。往往曰“其象如此其占如此”，而究其何以如此，仍不得而知。初学读之，不但茫无头绪，且如其解以解经文，亦味同嚼蜡。虽极好学者，读不终卷，已昏倦欲睡，则经又乌能读乎？曰：不读经而看注无益也。不熟读经而看注，亦仍无益也。读经之方法，宜先读最后之《说卦传》，次读上、下《系传》，然后读上、下《经》，则于卦位、爻位、象义及彖、象、爻之材德，已略有头绪。以读经文，自可领会。必逐卦读之极熟，认之极清，任举一爻，而各爻之文相类而相似者，俱可列数；任举一卦，而反正上下变互诸卦，俱可意会。更有未喻者，然后求之诸家之注释，方能择善而从，确获其益也。曰：诸家之注释，浩如烟海，宜先阅何种为最善？曰：《易》有四道，辞变象占。尚辞者莫备于《程传》，深有得于洁净精微之旨。然其所短者，往往离象数以言理，而有时不免于凿空。是宜参以纪慎斋之《易问》及《观易外编》(纪氏名大奎，临川人，有《双桂堂丛书》。以性理说《易》而不离于象数，能会汉宋两派之说而撷其精，乃近人《易》说之最善者也。)，庶可以补其阙失矣。至于象数，宜从汉学。但两汉《易》说之存于今者，几无一完本。《李氏集解》虽搜罗宏富，然东鳞西爪，初学每苦其不能贯串。则宜先阅瞿塘来知德氏《集注》，其于象也较详，且处处为初学说法，反复周详，惟恐读者不能了解。与貌为艰深，故意令人无从索解者，殊有上下床之别。惟来氏僻处巫峡，仅凭自力之研求，于古人之著述，未得遍览，故其问有自以为创解者，实早为昔人所已言。如用九用六之类，不胜枚举。而其错综之说，尤为后人所攻击。盖儒流积习，凡讲学者，或汉或宋，必标明一种旗帜，而附他人门户之下，而后其学说始克成立。虽亦不免一方之攻击，而必能得一方之拥护。来氏之学，非汉非宋，故受两方之攻击，几体无完肤矣。然来氏于象，亦仅得十之五六，而于数尤未能辨晰。盖数虽原本于河洛，但《易》有体数，有用数，有五行数(即纳音数)，有纳甲数，各有不同。来氏不辨于此，故遇言数之卦，开口便错，是则其所短矣。曰：《易》注之言数者，宜阅何书？曰：《易》之言数，皆根于孔子《系传》之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河洛实数之渊源，虽汉学家尽力辨驳，而数理实有其征验，非空言所可掩也。朱子《启蒙》演绎颇详，宋人丁易东氏之《数衍》，及近人江慎修氏之《河洛精蕴》，更推阐尽致。余如宋末朱元昇氏之《三易备遗》，于五行数尤有独到之处。至邵子《皇极》先天数，虽自成一家(邵子专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分阴阳刚柔之太少，乾兑离震但为一二三四之代名词耳。惟先天圆方二图于阴阳消长推衍精详，妙合天然，是于六日七分之外又另辟蹊径。然以之入用，仍取京图。)，然于卦义发明实多。朱子《启蒙》，采用其说十之八九，自为言象数者不可不读之书也。扬子《太玄》，演数甚精，足与《易》道相证。学者果有余暇，不妨涉猎及之，以广理趣。若温公之《潜虚》，更不逮《太玄》远矣。
或曰：向之言《易》者，每曰理象气数。理象与数，既闻之矣。所谓气者，是否即指卦气？曰：气者，即天地阴阳之气。故一曰气始，二曰形始。气居于形之先，形包于气之中。流行不息，连化无穷。大无外而细无间，皆气之所周也。然气不可见，故显之以象，而节之以数，析之以理。言理言数言象，皆所以言气也。固不仅为卦气，卦气但以明一岁四时七十二候之序耳。五行者，所以别气之刚柔。干支者，所以明气之盛衰。纳甲以象气之交错，纳音以尽气之变化。而出入内外，节以制度，皆在于数。故明乎数之理，象与气可坐而致焉。
曰：然则以何书为善？曰：是宜求之于阴阳之学。向来阴阳术数之书，皆精粗杂揉，瑕瑜参半。《数理精蕴》与《仪象历象考成》、《五行大义》诸书，皆宜参看。《易纬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等书，亦不尽无稽。是在读者能审其当否耳。曰：道广大，因不仅为占卜之用。然辞变象占，则占亦在易学所不废。究竟言占者，宜何道之从？曰：周人占筮，各有专官。三《易》分称，则三《易》当各有其占法，而今已失传。孔子赞《易》，实以明道，非断吉凶分别去取者，迄未尝言之。后人但取《左传》、《国策》等书，所纪占筮之文而模仿之，(《启蒙》等书是)以一爻变二爻变至六爻变，定为去取之例。(即用本卦或用之卦)无论其或用变爻，或用不变之爻，已与《周易》用变之例自相矛盾。即如其所言，则所得之爻或吉或凶，亦无方法以判断其所以吉凶之故。亦如问签枚卜者之偶中即以为验，不中亦无以明其不中之故。至精至神之《易》道，恐不如是也。夫《易》彰往察来，断无占而不验，验而无以知其所以然之理。特占法未明，《左传》等书所载但如纪算术者，只载其得数，而未演其细草也。既无细草，则安能知其方式？不知其方式，又安知其数之从何而得哉！今但以其得数为方式，宜其所求之数无从而得矣。故《火珠林》之术，(今术家所用者是)以及六壬、太乙、奇门三式，其操术精者，尚无不验。独宋贤《筮仪》之揲蓍求卦，其验否茫无把握。岂孔子知来藏往之说为欺人哉！是未得其法也。断可训矣！盖京焦之术，大儒所薄为方技而不屑道者，而不知西汉去古未远，其飞伏世应五行顺逆之法，必有所受(孔子《上系》起中孚，《下系》起咸，与京氏卦气正合。可见孔子以前，必有此六十四卦之序。故孔子于无意中即举此二卦为言，否则六十四卦何卦不可为《系辞》之首？又安有如是之巧合也？即此以推，则世应飞伏之有所自来，亦断可识矣。)。故以之推算，非但吉凶确有可凭，而远验诸年，近征之日，虽时刻分秒亦均有数之可稽。管辂郭璞等占验，亦均有准的，皆是术也。自王弼扫象，后之言《易》者，以性理为精微。凡阴阳五行九宫星象，皆目为芜秽而绝口不谈。不知《易》道广大悉备，况占筮本术数之一端，阴阳乃《易》道之大纲；既言《易》，而屏除阴阳；既不明术数，而仍欲言占卜，岂非至不可解之事乎？故余以为欲明象占，宜求诸术数，更由术数而求诸经义，方可谓技焉而进于道。必有超出寻常而为术士所不及者，盖术者但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果能一一以经义证之，以明其所以然之理，此正吾辈之责耳。自邵子以降，如刘青田、姚广孝之俦，类皆能明其所以然之故者。是以能知未来，如烛照数计。惜处专制政体之下，禁治阴阳壬遁之学。有其书者，必令销毁。今所传者，都为抄本。传写谬讹，且多割裂改窜，仅略留形式，尚不完备，又乌能施之于用乎？且不但禁三式诸书，即《易》注之涉及神化，或精论术数者，亦在所严斥。故士流所习，仅限于王《注》、孔《疏》、程《传》、朱《义》，此外皆属违式。至有清中叶以后，居然上及马郑；而道咸之际，且盛行虞义者，则以阮仪征辈之提倡，而朝廷欲博古文之虚名，故为之网开一面耳。今政体既革，读书尚得自由，则《易》道之昌明，更无其他之阻力。学者宜致力于全经以立其本，然后广求秘籍，旁及科学。凡有足以与吾《易》相发明者，无不可兼收并蓄。既会其通而征诸实，然后由博反约，以撷其精英，而仍缩千里于尺幅。《易》之大用，庶乎其可见欤！
曰：致力全经，更有无较善之注本？曰：向之说《易》者，其空谈性理无论矣。即能求诸象数者，要皆见卦说卦，见象说象，鲜能会六十四卦之通，合全《易》以明一卦一爻者。胜清之季，惟焦氏循之《易通释》、姚氏《易》、端木氏之《周易指》与纪氏之《易问》、《观易外编》，皆能自出杼，不依傍古人门户。会通全《易》以立说者，虽各有所蔽，而精到之处有非前人可及者。学者但依据经文以为去取，自能可得其所长，更可触类而有所悟矣。又长沙彭氏，刻有《易经解注传义辨正》一书。虽以李氏《集解》、王弼《注》、程《传》、朱《义》为本，而引据极博。各家注释，皆采取其精。携此一编，足以荟百数十家之学说而便于参考，亦近今之佳著也。
观象之方法
或曰：读《易》之次序，既闻之矣，观象之方法如何，可得闻欤？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故观象必先观其序。《周易》之卦序，与《连山》、《归藏》不同。《周易》之彖辞爻辞，皆一依《序卦》之义。如乾坤后继之以屯，屯后次之以蒙，《序卦传》已详述其义。凡一卦之《彖》，及六爻之辞，即本此义，与本卦之名义而发挥之者也。如屯之义为难，故六爻皆取屯难之义。蒙之六爻皆取蒙昧之义，此犹其易见者也。如睽之六爻，曰“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曰“遇主于巷”。不观卦名之义，其爻辞即无从解释。盖睽有乖舛违戾之意，故其辞爻无不乖违。夫丧马宜逐者也，乃勿逐自复；见恶人宜有咎者也，乃无咎；遇主应于朝庙，今乃遇之于巷，皆乘异之权者也。盖当睽之时，祸福颠倒，见为祸者或且为福，见为福者或反得祸。以下爻辞，亦皆类此。若不明睽之义，又何从而测之？略举其一，余可类推矣。既观其序之次，与本卦命名之义，以读其辞，已思过半矣。然后玩内外之卦象，为阴为阳，为正为隅(坎离正也中也，震兑正也，乾坤巽艮隅也。然乾坤先天亦为中)。或相成，或相害(《大有?初九》“无交害”，害即火克金也)。如水火相息，水上火下为既济，二女同居为睽为革之类，皆合两卦之名义而取象者，不可不察也。内外之义既明，然后分六位而观之，别刚柔，分阴阳；察往来，定主爻；看应与之有无，辨爻位之当否，而六爻之象始可睹矣。以验爻辞及《象传》，是否与所观察者相合。如爻象之辞，出于所观察之外，则必详求其故。或求诸中爻，或求诸互卦。更有未得，则求诸反卦(即来氏所谓“综”)对卦(即来氏所谓“错”，虞氏曰“旁通”)，与上下交易之卦(如山水蒙，上下相易水山蹇)，则必有所得矣。更不能得，再详玩先后天八卦之图。以本卦之方位合之，看是如何。如山风蛊，六爻皆取父母之象，反覆推求不能得。考之各家注释，亦均无发明。最后求之先后天方位，乃恍然矣。盖艮巽在先天图，巽西南而艮西北，即后天乾坤之位。乾父坤母，故蛊卦之父母之象即由此而来。须知圣人彖、象之辞，皆根于卦象，无一字之虚设，无一义之虚悬。即假借之虚字，亦均与卦象有关。而《象传》之韵，更字字分阴分阳。或双声叠韵，或一字两音，则必阴阳相通，而以一字兼给二卦之义者也。精细致密，剖析毫芒，故读《易》必须字字咀嚼，字字反覆推求，方能得圣人之意于万一也。一卦即明其大意，然后推之于类卦，以及六十四卦，证之以《系传》、《杂卦》，更参之以数理，准之以天时，《易》之道庶乎其可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