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经则元元贞丙申平阳梁宅本《论语注疏》，胜于宋十行本也。元大德平水曹氏进德斋本《尔雅郭璞音注》，胜于明吴元恭所从出之宋本也。史则元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后汉书》，胜于宋建安刘元起之本也。《黄记》。此外如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敬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为宋，而实则不及元明刊本。盖所从出本异也。子则元大德本《绘图列女传》，胜于阮氏文选楼所据刻之余氏勤有堂本也。阮本谓图出晋顾恺之，颇为附会。观孟母传图，刻有书院题字，则是宋坊估所为也。元刻《纂图互注扬子法言》，胜于宋治平监本也。集则元大德本《增广音注丁卯诗集》，胜于宋版也。二卷。《瞿目》云：“钱遵王云元刻较宋板多诗太半。”元张伯颜刻《文选李善注》，胜于南宋尤袤本也。胡克家仿刻宋本即尤本。《孙记》极称张伯颜本之善。蒋光煦《东湖丛记》元板李善《文选注》跋云：“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善注》有张伯颜重刊，元板不及宋板远甚。以余所闻，中吴藏书家所有宋本已多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皆张本定论。元延祐庚申叶曾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胜于宋绍兴辛未曾慥刻本也。《黄记》：“顾千里曰，非宋刻，却胜于宋刻。昔钱遵王已云宋刻殊不足观。则元本信可宝。”举此数者以概其馀，是不当震于宋刻之名，而谓元明皆自桧以下也。
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
徐康《前尘梦影录》云：“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如鲜于困学、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辈，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时如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至明初吴中四杰高、杨、张、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沿至《匏庵家藏集》、《东里文集》，仍不失元人遗意。至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仅壮观耳。迨至万历季年，风行书帕礼书，不求足本，但取其名。如陈文庄、茅鹿门、钟人杰辈，动用细评，句分字改，如评时文。然刻书至此，全失古人真面。顾千里拟之秦火，未为苛论也。”按，徐康为吴枚庵门人，故言板刻甚精。核《天禄琳琅》六，《欧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年谱》一卷、《附录》五卷，云：“此书字法，规仿鸥波，深得其妙。观其橅印之精，非好古者不能为此。”《陆续跋》有元堑吴澄《礼记纂言》三十六卷，“雕刊工整，字皆赵体。”《黄记》，元本《稼轩长短句》十二卷，“是书旧刻，纯乎元人松雪翁书。”又校无本张讱庵跋云：“大德刊本，大字行书，流丽娟秀，如松雪翁体。”又《陆志》有元刊元印《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云：“有赵子昂笔意，元版中上乘也。”又影写元刊本《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十卷，云：“宋宾王识略云，阅桃花坞文瑞堂所得秀野草堂顾氏藏《曹汉泉集》五卷，字画端楷，直出松雪手书。”元时名集动国帑镂板，故得名手书文，良工刊刻。《瞿目》元刊本曹伯启《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十卷，云：“国子生浚仪胡益编录。写刻甚精，书法似赵文敏。殆即益所书也。”吾藏元张伯颜刻《文选》、大德本《绘图列女传》，字体流动，而沉厚之气溢于行间。《列女传》绘图尤精，确为松雪家法。字含钟繇笔意，当是五十以后所书。然不如所书《道德宝章》卷末题赵名者，信而有徵也。《四库书目提要》：内府藏本为元本。《瞿目》有明刊本，吾亦有之。道光戊戌施禹泉刊本摹仿亦精。至世传大定乙巳刻宋人编《两汉策要》，十二卷。毛扆《珍藏秘本书目》载之，谓为元人手钞，与元人手钞《古文苑》相次。云：“二书一笔赵字，或谓赵文敏手书，而无款不敢定之。”乾隆五十八年，如皋张氏以毛本重刻，摹仿极工。前附有翁方纲题，后附梁同书、窦光鼐、周骏发、朱钰、姚棻、邵齐熊诸跋。但以为元名手书，不敢定为松雪亲笔。惟邵跋援陆学士、秦中丞及简斋先生，当是袁简斋。定为松雪手迹，谓非馀子能办。吾亦信以为然。盖松雪平生工于字，亦勤于钞书，世传所书《道德经》见于各家集帖收藏家题跋者，已十数本之多。明张丑《书画见闻表》，列有《左传》正文全部及《李太白集》。沈初《西清笔记》，有赵文敏小楷《四十二章经》、《法华经》全部。可见赵钞之未传刻者正复不少。不仅元时一朝刻书风气视此翁为转移也。
元刻书多名手写
元刻书体有倩名手书者，《天禄琳琅》五元板史部，《山海经》十八卷，云：“字仿欧体，用笔整严，在元刻中询为善本。乾隆御题云：‘是本笔法，刻画清峭，当为元版之佳者。’”又《后编》十一元版集部，曾巩《元丰类稿》五十卷，云：“书法椠手，俱极古雅。麻纸浓墨，摹印精工，为元刻上乘。”又《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椠法精朗，纸墨俱佳，元版中甲观。”《陆续跋》，元椠周伯琦《六书正讹》五卷：“每叶八行，篆文约占小字六格。小字双行，每行二十字。篆文圆劲，楷书遒丽，盖以伯温手书上版者。”又元刊杨桓《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分韵编排，先篆，次隶省，次讹体，条理周详，字画端整。”又元刊杨桓《六书统》二十卷、《六书溯源》十三卷，《瞿目》云：“桓夙工篆籀，全书皆其手写，故世特重之。”又元刊本元吴莱《渊颖吴先生集》十二卷，云：“刻于至正二十六年，未有金华后学宋璲誊写一行。璲工四体书，此书为其手写，古雅可爱，尤足珍也。”又元刊本刘大彬《茅山志》十五卷，云：“明永乐刻本。胡俨序谓原本为张雨所书，至为精洁，即此本也。”此类元刻，其工者足与宋椠相颉颃。特以①时代论，不免有高下之见耳。至《陆志》有元本俞琰《周易集说》不分卷，上下经彖传，后跋所载，皆其孙贞木桢、植缮写，谨锓梓于家之读易楼。此家写家刻本，尤为千古佳话，宋元以来刻书中所罕见也。
元时官刻之书，多由中书省行江浙等路有钱粮学校赡学田款内开支。有径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本路总管府事下儒学者；有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展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者。事①《周易集说》撰者之名他本有异，《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内府藏本作“俞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著录通志堂经解本作“俞炎”。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今据各书存于今者考之。其由国子监呈本监牒呈中书省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派本路儒学召工开雕者，如至元三年庆元路之刻《玉海》二百卷是也。其由翰林国史院待制应奉编修各官呈本院详准呈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仍由中书省行江浙等处行中书省下杭州路西湖书院开雕者，如至正二年杭州路之刻苏天爵《国朝文类》七十卷是也。其由各路守镇分司司官议牒呈由本道肃政廉访使司照准，委本路儒学教授校勘者，如至正二十五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司据平江路守镇分司司官佥事伯颜帖木儿嘉议牒之刻吴师道重校鲍彪注《战国策》十卷是也。其由各道廉使议牒呈由本肃政廉访使司移文本路儒学开雕者，如至正五年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准本道廉使太中议牒，移文抚州路总管府行本路儒学刊行虞集《道园类稿》五十卷；至正丙戌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司准本道廉使王正议牒，行本路儒学刊板萧㪺《勤斋集》八卷；至元二年婺州路总管府经历司钞录到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司准经历张登仕牒请，移文本路儒学刻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又至元五年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准本道廉使苏嘉议牒，移文扬州路总管府照行江淮儒学刻马祖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正九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司准本道佥事哈刺那海议牒，移文嘉兴路总管府照验行各路儒学刻刘因《静修先生集》三十卷是也。其由御史台据监察御史呈中书省送礼部议准，仍由中书省行各道发本路儒学刊行者，如至正八年御史台呈中书省，据监察御史段弼、杨惠、王思顺、苏宁等呈行礼部议准行江浙各路刊行宋褧《燕石集》十五卷；至治辛酉壬戌御史台呈中书省，据监察御史呈行礼部议准行江浙或江西行省刊行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是也。其由集贤院呈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咨各处行中书省本路刊行者，如延祐五年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发下所辖各路儒学梓行郝文忠《陵川集》三十九卷是也。然亦有由中书省奉圣旨径下江浙江西发刊者，如至正五年刻《辽》、《金》二史，其前有牒江浙行中书省文云：“准中书省咨右丞相奏，去岁教纂修《辽》、《金》、《宋》三史，令浙江、江西二省开板。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钦此。”见《孙记》、《钱记》。六年刻《宋史》，前亦有此公牒，云：“精选高手人匠就用，赉去净稿，依式镂板，不致差讹。所用工物，本省贡士庄钱内应付。如果不敷，不拘是何钱内放支，年终照算。仍禁约合属，毋得因而一概动扰违错。工毕，用上色高纸印造一百部。装潢完备，差官赴都解纳。”见《陆志》。盖此乃奉旨特修之书，故非由属下议刻之件所得比例。然吾因此见元时江南学田之赡足，而诸人呈请发刻，亦未免各有所私。观其呈刻别集如此之多，是亦近于滥费也已。
元时刻书之工价
元时刻书工价，据陈编《廉石居记》，载元张铉《金陵新志》十五卷前钞录御史台等处文移，略云：“宋景定十志，旧板已经烧毁。元时重刊，先有郡士戚光，妄更旧志。当时议因旧志之已成，增本朝之新创。故其书皆用《建康志》准式，凡壹拾伍卷，壹拾叁册，分派溧阳州学刊雕五卷，溧水州学、明道书院各三卷，本路儒学刊造二卷。按：五卷、三卷、二卷等“卷”字，当是册字误笔。若作“册”则合壹拾叁册之数，作“卷”则少二卷。及序文图本，照依元料工物合用价钱，于各学院钱粮内除破，共中统钞壹佰肆拾叁定贰拾玖两捌钱玖分玖厘。俱见序例所载。”按：“定”即锭字，正本作铤。《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挺五十两，共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陶九成《辍耕录》至元十三年，大兵回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重四十九两，十五年重四十八两。据此，则金元币制，一锭银皆五十两为率。《金陵志》刻价果以五十两一锭计算，则需实银七千一百柒十玖两捌钱九分玖厘，是每卷合用银四百四十馀两。古今刻书之工，恐未有贵于此者。即以五两一锭计算，亦需实银七百四十四两捌钱玖分玖厘。以十五卷之书似不应有如许刻价，岂当时浮支冒领，亦如今日各省书局之不实不尽乎？元政不纲，于此可见。然一代刻书之费，全出于学院钱粮，则元代学粮之富足，又为唐宋所未有矣。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世传闽中刻《五经》、《四书》，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云：“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枋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古之类，岂但有误初学，虽士子在场屋，亦讹写被黜，其为误亦已甚矣。该本司看得书传海内，板在闽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书枋之谬，恐致益误后学。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雠。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书》、《诗》、《礼记》、《四书》传说，款识如旧。《易经》加刻《程传》，恐只穷本义，涉偏废也。《春秋》以《胡传》为主，而《左》、《公》、《穀》三传附焉，资参考也。刻成合发刊布。为此牒仰本府著落当该官吏，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仍取匠户不致违谬，结状同依准缴来。嘉靖拾壹年拾贰月□□日，故牒建宁府。”按：此牒载所刻《春秋》四传，又载《礼记集说》，见《丁志》。足见明时法制之严，刻书之慎。而建宁匠人之盛，自宋以来至明五六百年，流风不坠。观于此牒，亦可想其专精雕镂矣。
明时书帕本之谬
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语详顾炎武《日知录》。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权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馀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明人不知刻书
吾尝言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诗而叹之，旧名止曰《漫稿》，上下两卷，今分为四卷。旧题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遗，《和运使陈学士游灵隐寺古诗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仅律绝多，而遂以此为拾遗可乎。”《丁志》影宋本《和靖先生诗集》二卷下，引之不详。然不独《林集》为然也，《四库书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宋阮阅撰……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序曰：‘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则此书本名《诗总》，其改今名，不知出谁手也。此本为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并改其名为阮一阅，尤为疏舛。其书《前集》分四十五门，所采书凡一百种；《后集》分六十一门，所采书亦一百种。分类琐屑，颇有乖于体例。前有郴阳李易序，乃曰：‘阮子旧集颇杂，月窗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然则此书已经改窜，非其旧目矣。”是虽天潢刻书，亦不可据。今阮氏原本已归缪氏艺风堂，卷帙完全，与月窗所刻者迥别。以较《提要》所指摘者，皆非原书之文，可知朱明一朝刻书，非仿宋刻本，往往羼杂己注，或窜乱原文。如月窗之类，触目皆是，不仅此二书然也。嗟乎，明人虚伪之习，又岂独刻书一事也哉！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明两监书板，尤有不可为训者。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本重刊，谬种流传，深可怪叹。吾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或谓当时监款支绌，不得不借此项收入略事补苴，且于节用之中而见课士之严肃。其立法未为不善。虽然，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板亦自可贵。乃一任其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然则监本即不毁于江宁藩库之火，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岩下放言》，商维濬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朗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又如陶九成《说郛》，《四库书目提要》子部杂家杂纂之属，《说郛》一百二十卷，云：“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南曲寇四家，有宗仪《说郛》全部，几四巨橱。世所行者非完本。……弘治丙辰上海郁文博改编百卷，窜改旧本，已非九成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顺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胡文焕《格致丛书》，《黄记》，校元本《宋提刑洗冤录》云：“胡文焕覆本。文理略同，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又云：“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书，能翻刻之，可谓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设条目，何耶！”陈继儒《秘笈新书》，《四库书目提要》子杂家类，《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云：“书本三十卷，见于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尤为陋劣。然《说郛》为后人一再改编，信非南村之病。胡文焕一坊估，无知妄作，亦不必论其是非。独《秘笈》全出于欺世盗名，其智计与书帕房卷何异！否则岂有自命文人，而为此诬乱古人疑误后学之事者。此明季山人人品之卑下，即此刻书而可见矣。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
宋刻书遇脱字，添补字行之傍，或二字并作一格。吾见张栻所撰《诸葛武侯传》大字宋刻本如此，明仿南宋八行十七字本《两汉书》亦然。南宋有两刻本，一为嘉定戊辰建宁书铺蔡琪一经堂刻，一为无元号年月白鹭洲书院刻，皆重刻北宋嘉祐本。是脱字添改，在宋初已有之。明时有甘复《山窗馀稿》一卷，《黄记》云：“此刻遇衍字，加点于旁，或即以所改字注于旁。遇脱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古书每行字不齐，故有时挤下几字，拔疏几字，以迁就之，从未有如此刻例之旁注者。吾谓刻书之法，此可取。则省修板剜损之虞，且古帖有如此刻者，何独不可施诸书耶？”吾谓黄氏亦过于好古之言，究竟刻书首在凝神校勘，以免脱误。如宋本之一格两字，苟其书文法甚古，几何不使读者致正文、注文之不分乎！经史子部，多有此病。至误字添改于旁，尤有刺目之害。黄氏言古帖有如此者，不知古帖或由原本真迹，不可改迻，或由重刻裁行，致有夺字。然《兰亭》因“曾不知老之将至”，夺曾添曾，于曾傍加亻，后遂误曾为“僧”。怀素《千文》，“律召调阳”，因草召如“吕”，今竟讹召为“吕”。安得考碑帖者人人如翁覃溪，读古书者人人如王怀祖。黄氏所言，殆不可为训矣。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
明嘉靖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说文》写正楷，亦是一弊。吾家有《国语韦昭注》一种，板心有“宜静书屋”四字，望之殊为古雅。然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一条云：“其有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注，谓如‘冝’之为‘宜’、‘冝’之为‘晋’之类，皆取《石经》遗文。”又云：“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书《古韵》及文公《孝经刊误》等书，纯用古体也。”可知刻书字贵通俗，在宋已然，何况今日。许氏于嘉靖七年刻《吕氏春秋》，亦系古体字。毕氏沅经训党校刻吕书，其引据诸本，目列之第三，云：“此从宋贺铸旧校本，字多古体。”是毕氏直以许刻源本宋椠，而不知其自我作古也。顾此亦嘉靖间风气如此。吾藏嘉靖十年陆钺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亦系如此。在明人则又过于好古矣。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
明中叶以后诸刻稿者，除七子及王、唐、罗、归外，亦颇有可采取者。然多喜用古体字，即如海盐冯丰诸人尤甚。查他山先生见之曰：“此不明六书之故，若能解释得出《说文》，断不敢用也。”虽然，查氏之说，未免高视明人。有明一代，为《说文》之学者，仅有赵宦光一人。所为长笺，犹多臆说，且其人已在末季。其时刻书用古体字之风，亦稍衰歇矣。吾尝言，与明时刻书人言字学，但语以王安石《字说》，即可去其嗜古好奇之病。盖王氏《字说》，多从真楷一体。以言六书，则诚不免杜撰。以言刻书，则可引之通俗。何必欲其解释《说文》耶。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馀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赀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叶合银叁钱畸零。视明末刻书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处则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书刻价每百字仅二三十文。江西、广东亦然。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
明人刻书，亦有极其慎重，必书刻并工者。如《天禄琳琅后编》十一，元版此以明版误作元版。《文心雕龙》十卷，末刻“吴人杨凤缮写”。弘治间衢州推官贺志同刻《续博物志》十卷，卷末有“开化庠生方卫谨录”一行。《张志》、《瞿目》，明刻杨维桢《铁崖文集》五卷，卷末有“姑苏杨凤书于扬州之正谊书院”一行。皆误元刻。《孙记》，明版《论衡》三十卷，板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丁志》、《缪记》，明嘉靖王敦祥刻王楙《野客丛书》三十卷，卷末有“长洲吴曜书，黄周贤等刻”两行，板心亦有黄周贤、严椿等刻工姓名。德辉按：莫友芝《郘亭知见书目》有此本。云“嘉靖壬戌王穀祥刊本”，以敦祥误作“穀祥”。此本吾有之。乃细字刻本，实王敦祥，非王穀祥也。《瞿目》，先文庄菉竹堂刻《云仙杂记》十卷，云“倩友俞质夫写而刻之”。质夫，名允文，工书。《黄续记》，旧刻本《文温州集》，云“相传为其子徵明手书以付剞劂者”，故于明人集中最为珍重。《缪续记》，崇祯庚辰叶益荪春昼堂刻《陶靖节集》六卷，板心有“春昼堂”三字。叶益荪、林异卿手书上版。其他杨慎《升庵全集》、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字体雅近欧、柳，首尾如一笔书，意当时必觅工楷法者为之。惜如此巨编，而不著其姓氏名字。然则林吉人之写《渔洋精华录》、《午亭文编》、《尧峰文钞》，许翰屏为胡果泉中丞影写宋本《文选》，幸而记载流传，俾读者摩挲景仰。不然，没世无称，亦枉抛心力也。
明人装钉书之式
徐康《前尘梦影录》云：“余在玉峰得《鸿庆居士大全集》，旧为澹生堂钞藏，计十帙，每本面叶有祁氏藏书铭。棉料纸蓝格，五色线钉，刀口不齐。据湖州书友云，明代人装钉书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装钉。以此集相证，始信。”按，徐说甚确。吾藏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为成化初刻小字本，书用蓝裱纸面，内用纸捻钤钉之。书之长短宽窄，微有出入，可悟其非一刀直截。然此犹册本多之书也。又有万历乙酉十三年，郭子章序刻之《秦汉图记》，《三辅黄图》六卷，《西京杂记》六卷。书仅二本，装钉如《大学衍义补》，而大小参差不齐，是亦可证明人截书，一本为一本。推而至于宋元本，亦无不然。京师学部图书馆藏明内阁宋元本残册甚多，或蝴蝶装，或纸捻钉，或线装，皆无数本一刀截者。又古人理书，多不划齐下边阑线，然纸有馀地，故重装时犹可整齐。吾见宋元明以来原装书，于此等处均不甚经意。盖所重在校勘，而不在外饰也。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
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观顾湘《汲古阁板本考》，秘笈琳琅，诚前代所未有矣。即其刻《说文解字》一书，使元明两朝未刻之本，一旦再出人间，其为功于小学，尤非浅鲜。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又云：“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仅数种。”《黄记》二，元大德本《后汉书》载陈鳣跋云：“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又校本陆游《南唐书》载顾涧薲临陆敕先校钱罄室本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读书敏求记》所云，卷例俱遵《史》、《汉》体，首行书某纪某传卷第几，而注《南唐书》于下。今流俗本竟称《南唐书》本纪卷第一卷二卷三，列传亦如之，开卷便见其谬者尚未改去，其他沿袭旧讹，可知其不少矣。”又四，宋刻本《湘山野录》，云：“《湘山野录》曾刻入毛氏《津逮秘书》中，此宋刻元人补钞本。略取《津逮》本相校，知毛刻尚多讹脱，想当日付梓未及见此耳。继于顾五痴家见有毛斧季手校本，即在《津逮》本上实见过此本，取对至卷中‘时……晏元献为翰林学士’一行前竟脱落‘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十八字。初亦不解其故，反复展玩，乃知此十八字钞时脱落，后复添写于旁。斧季校时犹及见此，而后来装潢穿线过进，遂灭此一行。向非别见校本，何从指其脱落耶。爰重装之，使倒折向内，览之益为醒目云。”又五，宋刻《李群玉集》三卷、《后集》五卷，云：“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本，故以体分统前后集并为三卷，或以意改之。”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自序，略云：“毛晋及其子扆，得宋小字本，以大字开雕。周锡瓒出初印本，有扆亲署云，顺治癸巳汲古阁校改第五次本。卷中旁书朱字，复以蓝笔圈之。凡其所圈，一一剜改。考毛氏所得小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则校改特多，往往取诸小徐《系传》，亦间用他书。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张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而据次立剜改，又识见驽下。凡小徐佳处，少所采掇。而不必从者，乃多从之。学者得之，以为拱璧，岂知其谬盩多端哉。”略举黄、顾、陈、段诸家所纠，则其刻书之功，非独不能掩过，而且流传谬种，贻误后人。今所刻《十三经》、《十七史》、《说文解字》传本尤多，浅学者不知，或据其本以重雕，或奉其书为秘笈。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吾按：毛扆《汲古阁珍藏宋元秘本书目》，北宋本《孔子家语》下云：“南宋本作良药苦口利于病，此本作药酒苦口利于病。及读《盐铁论》，亦作药酒苦口利于病，方知北宋本之善。”今汲古阁本仍作良药苦口利于病，是毛氏于家藏宋本全不依据，自道之而自蹈之矣。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毛氏刻书，至今尚遍天下，亦可见当时刊布之多，印行之广矣。然其生平事实，人多有不知者。余按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略云：“江南藏书之富，自玉峰菉竹堂、娄东万卷楼后，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绛云不戒于火，而岿然独存者，惟毛氏汲古阁。登其阁者，如入龙宫鲛肆，既怖急又踊跃焉。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讫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讹谬。次第行世，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其所锓诸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多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松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为误也。子晋固有巨才，家蓄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顷有奇，区别树艺，农师以为不逮。竹头木屑，规画处置，自具分寸。即米盐琐碎时，或有贻一诗投一札者，辄举笔属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旦望率诸子拜家庙，以次谒见师长，月以为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娴礼义，彬彬如也。崇祯壬午、癸未间，遍搜宋遗民忠、义二录，《西台恸哭记》，与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诸诗，刻而广之。未几，遂有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自叹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凭依其间，即余亦不知其何谓也。变革以后，杜门却埽，著书自娱。岁大饥，则赈谷代粥，周邻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赠之诗曰：‘行野樵渔皆拜赐，入门僮仆尽钞书。’人谓之实录云。”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云：“子晋初名凤苞，晚更名晋。世居虞山东湖。父清，孝弟力田，为乡三老。而子晋奋起为儒，通明好古，强记博览，不屑俪华斗叶，争妍削间。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意。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者远祖新安，近考馀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义。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进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经史既竣，则有事于佛藏。军持在户，贝多滥几。捐衣削食，终其身芒芒如也。盖世之好学者有矣，其于内外二典世出世间之法，兼营并力，如饥渴之求饮食，殆未有如子晋者也……子晋为人，孝友恭谨，迟重不泄。交知满天下……与人交，不翕翕热。抚王德操之孤，恤吴去尘、沈璧甫之亡，皆有终始……娶范氏、康氏，继严氏。生五子：襄、褒、兗、表、扆。襄、兗皆先卒。女四人，孙男女十一人。生于己亥岁之正月五日，卒于己亥岁之七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一。”志铭不全录，节其要者。又顾湘小石山房刻《汲古阁校刻书目》前，附有荥阳悔道人撰《汲古阁主人小传》云：“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常熟县人。世居迎春门外之七星桥。父清，以孝弟力田起家。当杨忠愍公涟为常熟令时，察知邑中有干识者十人，遇有灾荒工务，倚以集事。清其首也。晋少为诸生，萧太常伯玉特赏之，晚乃谢去，以字行。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子晋患经史子集率漫漶无善本，乃刻《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二氏书。至今学者宝之。方汲古阁之炳峙于七星桥也，南去十里为唐市，杨彝凤基楼在焉；东去二十里为白茆市，某公红豆庄在焉。是时海内胜流至常熟者，无不以三处为归，江干车马，时时不绝。而应接宾客如恐不及，汲古阁主人为最。尤好行善，水道桥梁，多独力成之。岁饥，则连舟载米，分给附近贫家。雷司理赠诗云：‘行野田夫皆谢赈，入门僮仆尽钞书。’盖纪实也。子晋生于前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岁之正月五日，至国朝顺治十六年己亥岁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葬于戈庄之祖茔。子五：襄、褒、袞、表、扆。扆字斧季，精于小学，最知名。”按：此传本康熙《苏州府志》而加详。近人庞鸿文撰《常昭合志稿?毛凤苞传》云：“藏书数万卷，延名士校勘，开雕《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从未梓之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沿其名不绝。所著书有《和古今人诗》、《野外诗题跋》、《虞乡杂记》、《隐湖小志》、《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宋词选》、《明诗纪事》、《词苑英华》、《僧宏秀集》、《隐秀集》共数百卷。子五：褒，字伯华，号质庵。表，字奏叔，号正庵。扆，字斧季，陆贻典婿也，最知名，尤耽校雠，何义门辈皆推重之……”馀同《钱志》、《郑传》，不全录。蒋光煦《东湖丛记》：“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本、元本椭圆式印别之，又以甲字印钤于首。其馀藏印，曰‘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曰‘毛氏藏书’，曰‘东吴毛氏图书’，曰‘汲古阁世宝’，曰‘子孙永宝”，曰‘子孙世昌’，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曰‘开卷一乐’，曰‘笔砚精良，人生一乐’，曰‘玈溪’，曰‘弦歌草堂’，曰‘仲雍故国人家’，曰‘汲古主人’，曰‘汲古得修绠’。子五：褒，字伯华，号质庵。表，字奏叔，号正庵。季子扆，字斧季，陆贻典婿也，最知名，尤耽校雠，有“海虞毛虞手校’及‘西河汲古后人’、‘叔郑后裔’朱记者，皆是也。兼精小学，何义门辈皆推重之……”馀同《陈传》、《钱志》、《顾传》者，不录。杨绍和《楹书隅录》，影宋精钞本《五经文字》三卷，有毛扆跋云：“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扆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扆曰：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窃恐秘册之流传，尚十不及一也。汝曹习而不察，亦知印板始于何时乎？盖权舆于李唐而盛于五代也。后夏日纳凉，请问其详，先君曰：古人读书，尽属手钞。至唐末，益州始有墨板，皆术数字学小书，而不及经传。经传之刻，在于后唐。自后考之，后唐长兴三年，诏用西京石经本，雇匠雕印，广颁天下。见《五代会要》第八卷。宰臣冯道等奏曰：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又按《国史志》，长兴三年，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扆购得《五经文字》一部，系从宋板影写者，比大历石本注益详备，前有开运丙午九月十一日田敏序。按：丙午，开运三年也，则田敏之奉诏在后唐长兴三年，越十六年至石敬塘之世而雕成印本。由此观之，盖祖五代本矣。石刻举世有之，但剥蚀处杜撰增补，殊不足据。要必以此本为正也。虞山毛扆识。”观此，则扆之耽于小学，可以概知。其父子殷殷刻书之心，信有至乐，宜今日为艺林佳话也。子晋孙绥万，亦有名，最工诗。王应奎《海虞诗苑》云：“绥万，字嘉年，号破崖，汲古主人之孙也。生有异徵，前身为吴阊白椎庵文照禅师，事见薛孝穆《重复庵记》。性耽吟咏，又好游览，所至登临吊古，动成卷帙，著有《破崖居士诗稿》数卷。汲古孙行最盛，惟君知名于时。”按：晋有孙二十人，曾孙二十三人，见朱彝尊《曝书亭集?毛晋继室严孺人墓志铭》。晋子五，孺人出者四：曰褒，曰袞，曰表，存者扆也，并载《墓志》。晋又一孙，未知何名，性嗜茗。郑德懋《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四唐人集》下云：“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罗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四唐人集》内惟《唐英歌诗》一种，最为善本，即如席氏《百家唐诗》内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读。然则汲古此本真秘宝也。嗟乎，晋孙有绥万，又有此孙，岂非大异事哉！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
风气二三十年而一变，古书亦二三十年而渐稀。曩余不喜毛氏汲古阁所刻书，光绪初元，京师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余所收得《十三经》，一为白纸初印，一为毛泰纸印。全部为乾嘉间歙县郑文炤、郑德仁父子以各家所据宋元善本通校。《十七史》亦毛泰纸初印者，馀若《津逮秘书》、《汉魏百三家》、郭茂倩《乐府诗集》、《陆放翁全集》、《唐人选唐诗八种》、《唐诗纪事》、《六十家词》、《词苑英华》、《诗词杂俎》、《六十种曲》，均陆续得之，皆以为寻常之本。惟《三唐人集》、《四唐人集》、《五唐人集》、《六唐人集》、《苏门六君子集》、《元十家集》、《元四家诗集》之类，向本稀见。余以有各家专集，未暇搜全。至钱谦益《列朝诗集》，以乾隆修《四库全书》，凡钱氏所著及有序书，皆在禁毁之列，故其书流传不多，而余亦收得两部。《八唐人集》，据郑德懋、顾湘《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为山东赵秋谷先生按：名执信。以白金二百易去。又引常州臧在东曰：“余在山东毕中丞节署中，偶游济南书肆，见新印《八唐人集》，字迹完好，与初印相去不远。”是其板乾嘉时犹在山东。而传本绝少，殆赵氏得板后无力印行也。又明王象晋之《群芳谱》，在王士祯《渔洋全集》三十六种中。今王书全者，京师厂肆插架尚多。其板何时归王，则郑、顾考所未及。毛刻书余幸当年随意获之，又悔当年等夷视之。今虽备数而未得选购初印之本，是亦失之眉睫之事也矣。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
毛氏汲古阁藏书，当时欲售之潘稼堂太史耒，以议价不果，后遂归季沧苇御史振宜。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中，所刻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载价目，即其出售时所录也。至所刻《十三经注疏》板，归常熟小东门外东仓街席氏。《十七史》板，归苏州扫叶山房。《三唐人文集》、《六十家词》板，归常熟小东门兴贤桥邵氏。《八唐人诗》板，归山东赵秋谷执信。《陆放翁全集》板，归常熟张氏。《十元人集》板，归无锡华氏。《诗词杂俎》、《词苑英华》板，归扬州商家。《说文解字》乾隆时板，在苏州钱景开萃古斋书肆。此郑德懋《汲古阁书板存亡考》所载，语可徵也。阮葵生《茶馀客话》六云：“子晋家藏书本亦夥，或云王驸马以金钱辇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驸马者，吴三桂婿也。”阮以苏人言苏事，而考之不真如此，遑论其他。虽然，毛氏刻书为江南一代文献所系，是则考古之士所当详知者矣。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
余藏初印本汲古阁《十七史》，前有毛晋自叙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云：“毛晋草莽之臣，梼昧之质，何敢从事于经史二大部。今斯剞劂告成，或有奖我为功臣者，或有罪我为僭分者，因自述重镌始末，藏之家塾，示我子孙之能读我书者。天启丁卯，初入南闱，设妄想祈一梦。少选，梦登明远楼，中蟠一龙，口吐双珠，各隐隐籀文。唯顶光中一‘山’字皎皎露出，仰见两楹分悬红牌，金书‘十三经，十七史’六字。遂寤。三场复梦，梦无异，窃心异之。铩羽之后，此梦时时往来胸中。是年余居城南市，除夕，梦归湖南载德堂，柱头亦悬‘十三经，十七史’二牌。焕然一新，红光出户。元旦拜母，备告三梦如一之奇。母忻然曰：‘梦神不过教子读尽经史耳，须亟还湖南旧庐，掩关谢客，虽穷通有命，庶不失为醇儒。’遂举历选吉，忽憬然大悟曰：‘太岁戊辰，崇祯改元，龙即辰也。珠顶露山，即崇字也。’奇验至此，遂誓愿自今伊始，每岁订正经、史各一部，寿之梨枣。及筑箾方兴，同人闻风而起，议连天下大社，列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筑舍纷纷，卒无定局。余唯闭户自课已耳。且幸天假奇缘，身无疾病，家无外侮，密迩自娱。十三年如一日，迨至庚辰除夕，十三部板斩新插架。赖巨公渊匠，不惜玄晏，流布寰宇。不意辛巳、壬午两岁灾祲，资斧告竭，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裒然成帙矣。岂料兵兴寇发，危如累卵。分贮板籍于湖边岩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鱼鼠，十伤二三。呼天号地，莫可谁何。犹幸数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