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宋、金时，《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诏削薛史，专用欧史，事见《章宗太纪》。今欧史列于正史，自章宗始也。书法严洁，固为诸史之最。然韩通忠义，不为立传，前人已议之。此犹或为本朝讳也。《宋史。张昭传》：后唐张宪为北京留守，当庄宗遇难，明宗将入，或劝宪作表奉迎。宪不肯，遂死之。是张宪乃唐庄宗完节之臣，欧史既不列于《唐臣传》，又不入于《死节传》，亦属疏漏。朱温之篡也，唐相杨涉为押国玺使，其子凝式谓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使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罪。况持天子玺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累日。此事《唐书》虽不载，而《通鉴》载之甚详，则应是宋初共见共闻之事。乃欧史绝不叙及，亦未免意存回护。又袁文《瓮牖闲评》云：南唐李后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违命侯。欧史凡说后主处，皆书违命侯。按陈寿《三国志》于孙权直称名，至蜀则必曰先主、后主，盖寿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欧公吉州人，正属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违命侯乎？则《五代史》亦多有可议者。
○宋、辽、金三史宋、辽、金三史，总裁官皆列脱脱衔，以脱脱乃都总裁也。其馀则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四人，皆总裁三史。吕思诚则第总裁《辽史》，而二史不与；揭斯则总裁辽、金二史，而《宋史》不与；李好文、王沂、杨宗瑞总裁宋、金二史，而《辽史》不与。今三史卷首具载，可考也。《续纲目》乃但记铁睦尔达世等四人，而思诚、好文等不载，未免疏漏。又《元史。阿鲁图传》：修三史，皆为总裁官。则阿鲁图亦总裁也。今《宋史》卷首进表尚系阿鲁图，而三史所列总裁衔名不载，而另列为领三史，盖其官位又在都总裁之上也。至纂修诸人，三史各有专官，不相搀越。《辽史》四人，则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也。《金史》六人，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则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翰、陈祖仁、王仪、余贞、张翥、吴当、危素也〔按：张翥：之前应补谭忄造一人〕。卷帙繁多，时日亦极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于二三年之间，宜其疏漏芜杂。且纂修诸人各修一史，不暇汇集三朝，参互考订，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经勘对，辄见牾。今始摘数条于后，略可见当日漫无订正也。（明臣柯维骐以宋、辽、金三史合为一书，以辽、金附宋，而列二王于本纪，义例甚严，阅二十年始成书，名曰《宋史新编》。见《明史》本传。又周叙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之，正统中请于朝，诏许自撰，数年未及成而卒。）
○辽、宋二史相合处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辽景宗乾亨元年，是时宋征北汉，辽救之。《宋史》是岁三月郭进大破契丹兵于关南，《辽史》是岁三月耶律绪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节度使都敏、黄皮室〔原漏“黄”字〕详稳唐皆死之。此即郭进关南战胜之事。刘继元降，六月，太宗乘胜自将伐契丹。《宋史》谓帝次幽州城南，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七月，帝率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辽史》谓六月宋主来侵，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原漏“合”字〕战于沙河，不利（此即《宋史》击走契丹军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战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梁败绩之事）。《辽史》是岁十月韩匡嗣与宋兵战于满城，败绩。《宋史》十一月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级（此盖即匡嗣败绩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兴国五年，诸军与契丹战于莫州，败绩。《辽史》休哥败宋兵于瓦桥关，守将张师出战，休哥奋击败之。宋兵又阵于水南，休哥涉水击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此即《宋史》莫州败绩之事）。《辽史》统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萧继远攻狼山镇石寨，破之。次瀛州，擒其将康昭裔。次遂城，杀宋兵殆尽。《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惟日月稍差）。《辽史》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以上数事，二史皆相合。
○辽、宋二史不相合处《宋史》太平兴国四年取燕败还之后，七月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三百级。《辽史》不载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宋史》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潘美败契丹兵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李重诲。十一月，关南与契丹战，大败之。此事《辽史》俱不载，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袭营，萧干等战退之。《辽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将南伐，至满城，不利，太尉奚瓦里〔原漏“瓦”字〕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敌军所围，斜轸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载此事，但有五月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潘美败契丹于雁门。《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镇定都部署言败契丹兵于廉良路，杀获甚众。十二月，冀州言败契丹兵于城南，杀千馀人。契丹又攻威虏军，本军击败之，杀其酋帅。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此事《辽史》皆不载。《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张斌奏破契丹兵于长城口。十一月，王显奏破契丹兵，杀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是岁辽统和十九年，并不载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关来侵，招古击败之。《辽史》统和二十年四月，太和达里底败宋兵于梁门，萧挞凛破宋兵于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并无交兵之事，但在契丹大林寨王昭敏来降。历观数事，宋之胜也辽不言败，辽之胜也宋亦不言败，彼此各夸其功而讳其辱（盖国史本如此）。至和景德元年澶渊之战，《宋史》则有威虏军大破契丹；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于唐河击其游骑；石普、高继祖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契丹攻瀛州，李延渥败之，杀伤十馀万；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帅挞览耀兵出阵，中伏弩死。而《辽史》是年则云：与宋兵战于唐兴，大败之；萧挞凛与宋兵战遂城，大败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课里遇宋兵于州，败之，萧排押获宋田逢吉、郭守荣等；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二史所记一时之事，惟挞凛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战，《宋史》谓杀伤十馀万，《辽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馀则各言胜而不言败。此皆修史者仅据国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参订故也。又如遣使议和一事，《宋史》谓太祖开宝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辽史》谓景宗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来讲和。则未知孰先遣使也。又《辽史》圣宗统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许。而《宋史》淳化五年并无遣使讲和之事至澶渊之盟，《辽史》谓宋遣使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圣宗诏继忠与使者会，许和，宋乃遣曹利用来，即遣韩巳持书报聘。而《宋史》则谓契丹驻阳城，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继忠又驰奏谓契丹请和，乃使曹利用往议，契丹即遣韩巳来。则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战请则讳言败，和则讳言先，两朝修国史时，固已各自争雄如此耳。其列传内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继伦传》：契丹入寇，李继隆以兵万余护辎重赴威虏军，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数万骑将邀于路，遇继伦，不顾而去。继伦曰：“寇以我兵少，蔑视我耳。彼若捷，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无遗类矣。今当卷甲疾趋，出其不意。”乃命衔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与继隆对阵未战，继伦从后急击，杀其皮室一人，众惊溃，于越方食，乘善马先遁，众大溃。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其平居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号，其时为于越者乃休哥也。而《辽史。休哥传》并不言徐河败绩之事。《宋史。富弼传》：弼在契丹议岁币，辽主欲用献字，否则用纳字。弼执不可。辽使刘六符等来，宋竟以纳字与之。是宋之输岁币仅言纳也。《辽史》本纪及刘六符、耶律仁先传，则谓六符等至宋，定岁币进贡名，宋从之，岁币称贡。则宋竟用贡字矣。此又其各自讳败称雄著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辽史》则曰康昭裔。一萧挞凛也，《辽史》作萧挞凛，《宋史》则曰挞览。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继伦传》则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军四五里，则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传闻之讹，而不暇审订者也。
○辽、金二史不相合处辽天祚帝与金人交兵及议和等事，辽、金二史所载尚多相合。如辽之天庆五年，为金收国元年，黄龙府及护步答冈之战，六年蒺藜山之战，八年、九年与金议和，往还封册之事，保大元年余睹叛降金，二年辽主出奔，邪律淳僭位于燕，病死，其妻赴天德军，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辽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概具相合。惟《辽史》天庆四年本纪云：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疏不服，遣撒改讨之。阿疏弟狄故保来告，诏使勿讨，不听，阿疏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阿疏。辽遣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旧，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宁江州。辽使高仙寿、萧奉先讨之，为所败。又以萧嗣先、挞不也发契丹奚军及禁兵讨之，女直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大溃。《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习古乃、银术可等往辽索阿疏，习古乃等还，具言辽王骄肆废弛之状。太祖遂起意伐辽，备冲要，建城堡。辽遣阿息保来诘，太祖曰：“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太祖乃号令诸部，行二千五百人，进次宁江州，大败辽师。十一月，辽萧纠里及挞不野将步骑十万至鸭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即《辽史》天庆四年事也。然《辽史》谓天祚帝乾统元年阿骨打袭节度使，则至是时已阅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系于阿骨打袭位之二年，竟抹却中间一十二年。盖《金史》世纪尚未编年，但总叙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岁，致有此误也。又《辽史》天祚帝天庆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遇头鱼宴，酒酣，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将为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且容之。”阿骨打疑惧，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掳赵三等家属。赵三诉之，奉先仍作常事以闻。后数召，阿骨打称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骑至咸州，与赵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咸州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而《金史》世纪内不载此事，盖金源修国史时已自为讳耳。又《金史》：宁江州战胜后，群臣皆劝进。明年正月，太祖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则辽天庆五年事也。而《辽史》是年不书，直至天庆七年本纪内始称：是岁，阿骨打用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则竟将金主建国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辅七年，为辽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泺。而《辽史》是年不书，乃于保大四年八月书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岂编订者误算年分耶，至如《辽史》张据平州。《金史》作张觉，盖与觉音相近之故。《辽史》保大二年迁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庆六年据东京，已为金将挞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时又降？《辽史》误也，当以《金史》为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两朝本纪参考，大概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以两国年号核算，是年为金天辅二年。乃《金史》天辅无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二年正月使散睹如宋报聘。则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马政反在后矣。宋宣和元年为金天辅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庆来，而《金史》是年使人无李善庆，但有孛堇辞列、曷鲁等，《宋史》则孛堇等来聘又系之于宣和二年。历观此数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后一年，即《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会七年五月，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按《宋史》是年为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长，高宗在扬州，即赴杭州，金人遂焚扬州。三月高宗遭苗、刘之乱，四月反正，五月复幸建康。若五月拔离速来袭扬州，高宗岂敢冒险前进乎？当以《宋史》为正，《金史》盖误以三月之事为五月也。王伦为宋使，被杀于金，则《宋史》宜立传，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虚中使金被留，既而仕于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内郡公。则《金史》宜立传，而《宋史》不必立。乃《宋史》则传伦而并传虚中，《金史》则传虚中而并传伦，均失之矣。韩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谓宗弼与张浚战富平，宗弼陷重围，韩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创力战，宗弼得溃围出，则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吴传》则系之于仙人关之战，谓与弟力战败金兵，射韩常中目，则又属绍兴四年事矣。至如黄天荡之战，《金史》谓挞懒在潍州遣移刺古来援，而《宋史。韩世忠传》则谓挞辣使孛堇太一来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帅窝里け陷潍州，《金史》则云母克潍州。则南北传闻之误，又不必深论矣。
○宋、辽、金史旧本脱脱等修史时，原有旧日史稿，诸臣不过仍其文而稍为编次耳。按《元史》伯颜既克临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馀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乃悉收之，及诸记注五十余册，归之国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中统三年，又诏史天泽同铸监修。而《宋史。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此可见三史旧本也。按阿鲁图等《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辑金事于后。脱脱等《进辽史表》云：国既丘墟，史亦芜。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五代史系之终篇，宋旧史埒诸载记。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馀年，因循有待。益见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两朝，元世祖时已尝修辑。惟辽代国史已失其本，故所记载最为简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则世祖时盖亦有成绪也。惟三史皆有旧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大破兀术军，金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按此乃总叙岳飞之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本以《皋传》附《飞传》之末，故于《皋传》末复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乃以《皋传》另为一卷，而《皋传》末却仍旧文，又未将此总叙移在《飞传》后，竟似此功出乎皋矣。《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侯，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时原本凝与重贵二人亦不另立传，故附见于《保裔传》后也。今凝与重贵既各有专传，则《保裔传》后自无庸赘叙此二人之历官，乃并不删却，而仍其旧。又《陈隆之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向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向犹提双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时原本，锐与汝向不另立传，故附见《隆之传》后也。今锐、汝向既各有专传，则《隆之传》后亦不必赘叙，乃亦不删却，可见当时纂修诸人徒以意为割裂，不暇参订，实难逃卤莽草率之议也。
○《辽史》《辽史》最为简略。以二百馀年事迹，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维骐谓辽代事实，经金、元两朝，岁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论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记述本自寥寥。圣宗时始命刘晟、马保忠监修国史，而先世事迹直至兴宗、道宗时始裒辑成书。《耶律孟简传》云：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兴宗命置局编修。《萧韩家奴传》云：擢翰林监修国史，乃录遥辇以来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时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与萧韩家奴共事，编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盖又即萧韩家奴本而审订成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国史，则不惟诸帝有实录，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纪》：皇统八年，《辽史》成，熙宗尝于宫中阅五代及辽史。可见《辽史》原有全书，而多出于兴宗以后之追述，故记载极为简略。又金时党怀英与郝俣充辽史刊修官，移刺益赵讽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文集，或记忆辽时旧事，悉送官。此章宗即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辽史》。泰和元年，又增修辽史官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又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之。则熙宗时《辽史》已有成书，章宗时又修之，元末修史时，不过仍其旧文，稍为编次耳。然修史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见者。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又萧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时人，耶律敌禄乃世宗、穆宗时人，不应编在道宗诸臣萧陶隗等之下，此亦编次之失检也。凡叙事，本纪宜略，列传宜详。《耶律斜轸传》：宋将杨继业出代州，斜轸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既详于《斜轸传》，则本纪但云“斜轸败宋兵，擒其将杨继业”可矣，乃本纪又缕缕叙之，较本传更为详悉，此岂史家体例耶？○《宋史》一《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实有可不必立传而拉杂列入者。如侯益、张从恩、扈彦珂、药元福、赵昂、李、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皆历仕五代，宋初不过仍其旧官，毫无功绩，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为《五代史》既不载，不得不于《宋史》存之也。然如李、李涛等在五代尚有事迹可记，其馀本不足书，乃一概入之列传，仍不过叙其历官，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此亦成何史册乎？况薛怀让等并未仕于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传》既叙其拒卢多逊倾害赵普之谋，又以百口保符彦卿无罪，及手植三槐，卜其后必昌等事，则其子《王旦传》不必复叙矣，而《旦传》又缕缕述之。神宗时新法行，尽斥卖坊渡、祠庙。张方平为南京留守，管内有阏伯、微子庙，亦在所卖中。方平使刘挚草奏，谓：“阏伯迁商丘，主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凭；微之，宋始封之君，本朝开国建号于此，乞存其祀。”神宗惊骇，亟批纸尾谓“慢神辱国，莫大于此。”此事既载之《方平传》，则《刘挚传》可只用一二语括之，乃又一一详叙，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荐授御史，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皆力争之，则详载其事于一人传中，其馀各传但云“语在某人传”足矣。乃既详载于《颂传》，而《大临传》又详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挟宿憾，诬以为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验《吕居简传》则云：中使来按甚急，居简曰：“发棺而空，则北走无疑。不然，则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为训？”使曰：“然则奈何？”居简曰：“介死必有会葬之亲族及棺敛之人，召问无异，可即令具军状以应。”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龚鼎臣传》则云：郡守杜衍既奉诏会问。椽属皆莫对鼎臣独曰：“介宁有是！愿以阖门百日保证其死。”衍出怀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如是，未可量也。”则一事而出两人之保证，固不妨各书，乃二传既详载之，而《石介传》又一一铺述，不损一字，何其不惮烦也！至《王旦传》则全取《王文正公遗事》一书抄撮成篇，略无删订。《李纲传》至二万余言，分上、下二卷，尚有奏议裁入也，李全剧贼，何亦分上、下二卷乎？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宋史》之病，往往有数人共一事，而立传时则以其事分系之，若各为其事而不相同者。贝州王则之乱，讨平之者，明镐、文彦博也，而《郑骧传》则云：王则反，讨平之。竟似骧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杨燧传》谓燧攻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第一。《刘＜门贝＞传》又谓＜门贝＞从攻贝州，穿地道穴城，＜门贝＞先入，众始从，遂登陴，引绳而上。迟明，师毕入、贝州平，功第一。则即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赐谥文正也，司马光、刘敞俱驳之，乃《光传》则曰：光谓“谥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当之？”乃改谥文庄。略不及敝，则似光一人所驳矣。而《敞传》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谥文庄。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驳矣。高宗以邢后父焕除徽猷阁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显谟阁学士，卫肤敏、刘珏皆力言非制。乃《肤敏传》不及珏，《珏传》亦不及肤敏，亦似两人各争一事。盖作传者欲人人各记其功，逐不自知其错杂如此。
○《宋史》三《宋史。杨延昭传》：延昭卒，帝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人多望柩而泣。按无尸曰榇，有尸曰柩，中使护归者即柩也。乃既曰榇，又曰柩，意在稍变一字以避重复，而不知已失其字义矣。《韩世忠传》：世忠屯焦山，谓兀术至，必登金山龙王庙观虚实，乃令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侧。果有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驰者，访之，即兀术也。按金山在水中，岂能骑而入复骑而逃？此必误也。《舆地纪胜》谓伏兵北固山龙王庙，此较近理。乃《宋史》于此等处亦略不订正。《岳飞传》言：绍兴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慕义来归。其后又云：先是绍兴五年，飞造梁兴等招结两河豪杰。梁兴既于六年始来归，何得于五年先奉命去？一撒离喝也，《吴传》作撒离喝，《李显忠传》又作撒里曷。一兀术也，韩世忠、岳飞等传作兀术，宋汝为、叶梦得、向子韶传又作完颜宗弼。史嵩之即弥远从子也，乃传但云庆元府鄞人，似与弥远另族不相涉矣。其于宋与元交兵之处，余、谢枋得等传称大元兵，《忠义传》则曰北兵，亦多不划一。叶梦得既列于《文苑传》，则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亦应叙入，乃本传移言政绩，绝不及文学，则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勋传》：绍兴二十九年，勋拜昭信军节度使，副王伦为称谢使至金。金主将侵淮，勋与伦归，言和好无他云云。按《伦传》建炎元年伦即为通问使至金，绍兴二年粘罕使伦归报，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张通古来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宫、太后，被拘河间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伦不从，乃被缢死。是伦之死在绍兴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与曹勋使金之事？又《曹友闻传》：元兵攻我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按显忠系绍兴中归宋，卒于乾道中，距友闻与元兵战时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统军耶？或另一李显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陈宜中传》：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援常州，玉、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全，宜中释不问。《文天详传》亦谓：朱华、尹玉等战五牧败，兵流水挽全军舟，全军断其指，皆溺死，全不发一矢走归。是张全并未尝战也。而《尹玉传》乃云：淮将张全、广将朱华大战于五牧，则张全又在力战之内矣。功罪混淆，莫此为甚。又刘师勇与姚守常州，受围数月，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去，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是师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见《张世杰传》及《元史。伯颜传》并《郑所南集》。而《王安节传》则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使安节在常拒守，又似师勇未尝与常州之难者。此皆文之失检者也。
○《宋史》四《宋史》卷帙虽繁，而事迹又多有遗漏者。太宗雍熙元年，为辽景宗乾亨四年，是岁景宗崩，圣宗即位。乃《宋史》本纪竟不载。《东轩笔录》：王曾为三元，刘子仪语以“一生吃著不尽”，曾以“志不在温饱”对。此可见其人品素定，而曾传无之。范文正遣其子纯仁南归，纯仁见石曼卿之丧未葬，遂以所载麦四十斛连舟与之，助其葬费。此亦可见其高谊，而《纯仁传》无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云龙团茶进上，欧阳修闻之，曰：“君谟士人，亦复为此耶！”《襄传》亦不载。《朱子语类》：苏过为梁师成妻持服，《过传》亦不载。《名臣言行录》：狄青讨侬智高，至宾州，夜宴将吏，青忽起更衣，命亲吏传令劝酒，青已潜出昆仑关破贼。此事《青传》亦不载。俞文豹《清夜录》：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击之死。曹勋《北狩录》：四太子求王婉容为粘罕子妇，婉容自刎死。此二事所必宜载者，而列传皆无之。蜀贼王均之乱，讨平之者，杨怀忠之功居多，乃不为立传，仅于《雷有终传》附见。《张р之传》谓其父泌自有传，而列传并无张泌。《涌幢小品》谓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寿辰为十月十日，而本纪亦不载。《钱氏私志》：泰州徐神翁有道术，蔡京常问以国运，神翁曰：“天方遣许多魔君作坏世界，太师亦是一个。”又哲宗遣使以后嗣为问，神翁书“吉人”二字以达。后徽宗登极，乃知即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传》，而“方技”亦不载。
○《宋史》五《宗史》又有是非失当者。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死守寿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谏谋出降，仁赡斩之以徇。及仁赡病垂死，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是日仁赡死。则仁赡实未降也，欧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于《死节传》中。乃《宋史。袁彦传》有刘仁赡降之语，《张保续传》亦曰刘仁赡率将卒出降，何其厚诬古人若此！蔡确《车盖亭》诗引唐郝处俊事，以武后比宜仁太后，事发，将谪岭表。《苏轼传》谓轼奏请哲宗降手诏，欲深治确，而太后降手诏贷之，则仁孝两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按宣仁谓大臣曰：“帝即位，乃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规为异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以逐之耳。”此正见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之明决，而《轼传》谓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轼之言为是而太后不听者，其是非不亦谬乎！○《宋史》六王明清《挥麈录》及王钅至《默记》，皆言滁州之战，太祖兵已败，访村民知有赵学究，教授乡塾，多奇计乃叩之，即赵普也。普为画计，太祖即用普乡导，乘夜取道清流关侧芦子｛山孔｝，浮西涧入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治军书，闻变即跃马奔东郊，太祖追及，一剑挥之，人马俱坠，遂就擒，姚凤即以其众降。令本纪云：晖、凤兵十五万塞滁州，太祖击走之，追至城下。晖曰：“愿成列以决胜负。”太祖笑而许之。晖整阵出，太祖拥马项直入，手刃晖中脑，并擒凤。与《挥麈录》等所记不同。《独醒杂志》：方腊既败，独与千馀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贯不能谁何，乃命部将伪为朝廷招安者，诱之以官。既出，遂絷之，父子皆槛送京师伏诛。而《宋史。韩世忠传》谓：腊入青溪洞，世忠挺戈独入，擒之以出。盖据《清溪志》所记也，而与《独醒志》互异。又《绍熙行礼记》：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过宫成服，中外汹汹。宰相留正久去位，枢密赵汝愚计无所出，宗室赵彦逾责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视”汝愚曰：奈何事急，持刀向朝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无益也。“乃为画计，请于太皇太后，以嘉王扩即位（宁宗），而尊光宗为太上皇，使韩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谋乃彦逾也。今《宋史》彦逾及汝愚传谓：汝愚谋立嘉王即位，欲倚殿帅郭杲为用，以告彦逾。彦逾尝有德于杲，遂承命，以汝愚谋告杲，杲乃领兵卫宁宗即位。是此谋本出汝愚，与《绍熙行礼记》又不同。按《叶适传》：时中外汹汹，赵汝愚计无所出，适责知阁门事蔡必胜以不得坐视，蔡乃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胄三人定议。适亟白汝愚，汝愚乃遣胄、关礼以内禅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礻覃祭立嘉王即位。是此谋本非始于汝愚，亦可见也。又《尤延之传》：朝廷定高宗庙配享，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而杨万里亦言张浚当配食。按《诚斋挥麈录》谓洪景卢常以浚杀曲端一事辍其配享，是迈乃辍浚配享者。而史则云迈请以浚配享，何又抵牾若是耶？按《杨万里传》：高宗崩，洪迈不俟集议配享，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据此，则景卢本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传》所云或系张俊也。又《文天祥传》：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黄冠侍樽俎可也。“此乃袭野史之讹。按郑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汉人欲挟文丞相，拥德嗣君为主。元主召天祥面诘。天祥怒骂，但求刀下死。元主犹欲释之，俾为僧或为道士，又欲纵之还乡。天祥痛骂不止，元主始杀之。是黄冠归故乡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语，岂不厚诬耶？
○《宋史》七《宋史》芜杂最甚，即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内禅一事，《李纲传》云：皇太子为开封牧，纲谓吴敏曰：“建牧岂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传以位号不可。”敏曰：“监国可乎？”纲以肃宗灵武建号不出于明皇，使后世惜之为对。明日，敏遂以禅位事进说，并谓李纲亦有此议。是传位之议，本起于纲也。而《吴敏传》则谓：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敏遂并荐纲入见。则又似内禅本出于徽宗意也。按张端义《贵耳录》谓徽宗闻金我人燕，夜诏当真学士黄中令诏草罪己，并传位太子。明日罪己诏下，渊圣登极。并记徽宗语，谓“诏中处分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劳。”《宋史。蔡攸传》：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不敢承，以付攸。攸属其客吴敏，遂定议。而《李熙靖传》亦载：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内禅为吴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灭族矣。”是则内禅本出自徽宗，而《李纲传》所云，但据《靖康传信录》诠次成篇，恐未为得实也。或纲议适与徽宗合，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传》谓平仲欲劫营，以士卒不得速战为言。李纲主其议，令城外兵俱听平仲节度，遂及于败。是劫营之计，李纲实与闻之。而《纲传》则谓平仲密奏斫营，夜半中使传旨，使纲策应，则又似纲初未与知者。又《纲传》：绍兴二年，出知潭州，荆湖群盗不可胜计，纲悉荡平之。按是时尚有曹成等据湖湘道、贺等州，而杨幺在洞庭，直至五年始灭，皆岳飞平之，何得尽归功于纲知潭州之岁也？韩世忠固称名将，然其始亦多可议。刘光世部将王德杀世忠部将，会诏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袭其后，并夺建康宗府廨。事见赵鼎及季陵传。而《滕康传》又谓世忠兵夺御器械，逼谏臣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骄狠无忌惮。《魏工传》又谓内侍李е饮世忠于家，刃伤弓匠。是皆世忠之过，而本传绝不载。张浚因李纲诛宋齐愈，劾其以私意杀侍从，纲遂罢相。见于《高宗纪》及《纲传》。浚又尝荐秦桧可任大事，见《赵鼎传》。又尝与岳飞论吕祉、王德、郦琼兵事不合，遂怒，飞因解兵奔丧归，浚犹谓其不得并兵，以去要君，遂命张宗元权其军。事见于《高宗纪》。汪伯彦既贬，帝念之。浚以伯彦旧尝引己，与秦桧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见《汪伯彦传》。陈东伏阙上书，黄潜善辈已杀之，浚又奏胡呈笔削东书，欲以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遂追勒编置。盖浚乃潜善客，而呈则李纲客也。事见戴埴《鼠璞》。乃《浚传》于此等处并无一语，惟杀曲端略见传中，而又谓端部将张忠彦降金，故下之狱。其于郦琼之叛，又谓遣间持蜡书遗琼，金人疑，遂废刘豫，又几欲以金人废豫归功于浚矣。至杨幺之擒，皆岳飞力也，而《浚传》中全归功于浚，谓贼二十馀万相继降，湖寇尽平，绝不及飞一字，何也？何铸尝与罗汝楫劾岳飞，见《汝楫传》。铸又尝为奏桧劾王居正为赵鼎之党，鼎遂夺职奉祠，见《王居正传》。又劾张九成党赵鼎，见《张九成传》。又劾廖刚与陈渊等相为朋比，见《廖刚传》。是铸之奸邪，不一而足，乃《铸传》并无一字，反云治岳飞狱，力辨其冤，谓不当无故杀一大将，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彦博以灯笼锦媚张贵妃，见《唐介传》，而本传不载。建炎元年，叶梦得知杭州，军校陈通作乱，梦得被执，见《高宗本纪》。叶梦得初为蔡京客，京倚为腹心，尝为京立元党籍，分三等定罪，后知应天府，以京党落职，见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而本传不载。吕颐浩引朱胜非以倾秦桧，胡安国劾胜非不当复用。安国求去，桧三上章留之。见《秦桧传》，而《安国传》不载。李显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与邵宏渊忿争，遂致溃归，见《胡铨传》，而本传亦不载。岳珂守当涂，横敛百出，置贪刻吏，开告讦之门，以罔民而没其财，见《徐庆卿传》，而本传亦不载。辛弃疾附和韩胄开兵端，见《胄传》，而本传亦不载。又《虞允文传》：金主亮南侵，王权自和州遁归，诏以李显忠代权，令允文趣显忠赴权军。允文军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招诸将，勉以忠义。诸将皆死战，得大捷。明日又败敌于杨林口，显忠始至。是采石之捷，显忠实未尝与也。而《显忠传》则云：金主将济江，诏以显忠代王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于是有采石之捷。则以此捷分功于显忠矣。《显忠传》又云：是时显忠遣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亮切责诸将，诸将弑之。则并以海陵之弑由于显忠之复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即趋瓜洲，克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关显忠之复淮西而责诸将也。且是时海陵去采石即至瓜洲，其间不过数日，显忠岂能尽复淮西？当是海陵被弑后，乘金兵之退而复之耳。而必谓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说也。史弥远之诛韩胄也，本因杨皇后与胄有隙，密使其兄杨次山与朝臣谋之，弥远遂命结参知政事钱象相、中军统制夏震，伏兵六部桥，伺胄早朝，拥至玉津园捶杀之。弥远、象祖赴延和殿以闻，帝犹未言。越数日，始下诏暴胄罪（见《杨皇后传》）。此事应详载于《弥远传》，乃《弥远传》并不书，且云：弥远因用兵，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闻之，亦具奏，乃罢胄、陈自强。而台谏犹论不已，胄始就诛，召弥远对延和殿。则竟抹却弥远擅杀一节，似乎先奏请得旨而后行诛矣。理宗之立也，宁宗早养宗室子贵和为皇太子，赐名。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使伺皇子动静。嬖之，一日指舆地图曰：“此琼崖州，他日当置弥远于此。”又尝书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弥远，弥远惧，乃阴谋立沂王子昀，使郑清之傅之。宁宗崩，弥远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乃沂王府中皇子，非万岁巷皇子也。”昀至，则引至柩前，举哀毕，然后召封为济王。见《济王传》。此则弥远废立之罪，上通于天，本传中自应一一详载，乃但云“宁宗崩，拥立理宗”，而此等奸谋逆节，绝无一语载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类，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谬如此也。
○《宋史》八《宋史》卷帙又有当更定者。张宪、杨再兴、牛皋，皆岳飞部将，何以不附于《飞传》后？况《皋传》末历叙飞分遣诸将恢复东西京州郡之事，非皋所遣而叙于皋传，可见旧史本以《皋传》附《飞传》之后，及编次时，忽离而二之也。解元、成闵，皆韩世忠部将，亦何以不附《世忠传》后？至刘子羽、胡世将与吴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与、相次？郭浩、杨政又皆吴氏部将，用兵与吴氏相终始，何以不附于、之后？王友直、李宝皆自北起义来归，既已同列一卷。李显忠亦自延起义，间关数国，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胜起兵涟水，据海州以归，与宝共事，何不汇列一卷，以显忠为首，胜、宝、友直次之？秦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终为怜所桧，则次翁应附《桧传》之后。陈自强之附韩胄，与次翁之附桧一也，则自强亦应附《胄传》之后。乃皆编入列传，不著其奸党，何也？权邦彦乃徽、钦时人，卒于高宗绍兴三年，乃厕于宁宗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亦皆钦、高时人，乃厕于理宗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等皆高、孝时人，乃厕于德未造李庭芝诸臣之后，不几颠倒时代乎？徐清叟、徐荣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何以不毗连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缯、邹应龙、别之杰、金渊、张、饶虎臣、戴庆珂诸传，但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则传之何为？《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宋史》补之，诚是矣。彭义斌自山东起义，随李全来归，即与赵范、赵葵等破金兵，义斌独击至下湾渡，掩金人于淮（见《贾涉传》）。后因全擅戕杀制置使许国，即斩全使，大骂曰：“逆贼受国厚恩，擅杀制使，我必报此仇！”会全攻恩州，义斌即出战败全。全求制使徐戕稷书与义斌连和，义斌致书赵善湘曰：“不诛逆全，恢复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断其南路，必可灭贼。贼平之后，义斌战河北，盱眙诸将战河南，神州可复也。”范亦谓善湘曰：“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尊朝廷也。”（见《赵范传》）义斌攻真定，降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拓地而北，与元兵战于内黄之五马山，兵败不屈死（见《李全传》）。则此人何得不立传，而《宋史》竟遗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清，常州晋陵人，靖康之变，以拒张邦昌伪命，忧愤不食，索笔书王维“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晋陵人，张邦昌使直学士院忧愤不食，谓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无审订若此！又《南唐世家》既立《韩熙载传》矣，刘仁赡、皇甫晖、姚凤皆南唐完节之臣，何以又不为立传，以附于熙载之后？南唐徐铉、北汉杨业，后皆仕于宋，既入之宋臣列传矣，南唐之周惟简，西蜀之欧阳迥，亦皆仕宋，历官多年，何以不入宋臣列传，而以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后乎？此皆自乱其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