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陈寿《三国志》虽称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误。《魏武纪》：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人，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于禁传》同），仪及其众皆降。是刘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贼刘辟等畔应袁绍，略许下。此一篇之中前后相戾者也。《蜀后主传》：延熙十六年，大将军费为魏降人郭循所杀（《费传》同），而《魏齐王芳纪》及蜀《张嶷传》俱作郭修（孙盛《魏氏春秋》亦作修）。《关壮缪传》：将军傅士仁使人迎权，而《吴主传》及《吕蒙传》俱作士仁（杨戏《季汉辅臣赞》亦同）。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异者也。《魏武纪》：建安十三年冬，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遗张熹救合肥，权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引军还。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战在后也。而《孙权传》：是岁命周瑜、程普与刘备俱进，遇曹公于赤壁，大破曹军。曹公遂北，还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逾月不能下。曹公遣张熹来救，权退。则又赤壁之战在先，而合肥之围在后矣。历考诸将传，先赤壁后合肥是，《吴志》为是。乃寿一手所撰，何以舛误若此！《吕蒙传》：权与蒙论取徐州，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操必来争。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按操破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间，至关壮缪镇荆州则在十八年，是时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诸袁，未暇东顾”之语？此更不待辨而见其牾者也。汉高祖母于起兵时死于小黄，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谥为昭灵夫人，至吕后七年又尊为昭灵皇后，事见《汉书》。则皇后之称乃吕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传》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皇后。则又以皇后为高祖所追尊矣。又于魏、晋事多所回护。高贵乡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而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虽寿仕晋，不得不为本朝讳，然齐王芳之废，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于皇太后，则高贵乡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见端倪？乃但书卒之月日，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及《世语》以注之，竟似考终寝殿者矣。然犹曰为本朝讳也，若魏郭后之死，由于明帝于追怨其谮杀己母甄后故逼杀之，令被发覆面以殡，如甄后故事。又华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宫，收伏后，后匿复壁中，歆发壁牵后出弑之。此皆魏朝旧事，亦复何所忌讳，乃于《郭后传》但云“青龙三年后崩于许昌”，绝不及被逼之事，而《华歆传》亦无一语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于考终，行弑者泯其逆节，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讳皆不书，必待后人之追注，则安用作史耶？至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核，其进书表云：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宋书》并记文帝阅其书曰：“此可为不朽矣。”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
○《晋书》舛讹《旧唐书》云：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晋书》，乃奏取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孤德、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参考诸家成之。其体例则多德所定。书成，凡一百三十卷。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曰“御撰”，当时号为详洽。李淳风深明象纬，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尤精核，然论者犹谓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诡缪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体所短也。今更取其书按之，尚多有舛错者。《怀帝纪》：永嘉五年，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没于石勒。而《东海王越传》：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此两处不同，必有一误也。又《安帝纪》：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十四年六月，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雍州刺史朱龄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天文志。星变事验》云：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纪、志所书，互相违错，今以《宋书。武帝纪》并刘穆之、朱龄石两传参考之，则穆之先卒，高祖后还，继受宋公九锡之命，及龄石被虏之岁月，与《安纪》无不吻合，则志文之叙事颠倒显然可知。又《天变事验》云：隆安五年闰月，天东南鸣。十六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按隆安之号止于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峤传》：太傅从事中郎庾岂攵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此语本以称和峤也。而《庾岂攵传》则又以此语为称温峤之辞。盖因和峤、温峤二名相同，遂不觉两传错误耳。今考和峤历官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岂攵传》云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惠帝纪》司空越为太傅在永兴二年，峤佐府正当此时也。计和峤之卒已逾一纪，何从见叹之耶？惟时温峤官品甚卑，岂攵知其材堪大任，故为之延誉耳。则此语当属之温峤。而《和峤传》所云当从芟柞（《晋书》之误，本于《世说》）。《卞壶传》：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父将死，母求去，父许之，遂终丧而还前夫家。前夫后妻之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继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则其前夫安得又有后妻？当是前夫之妾有子养之至终耳。乃称为后妻，措词殊混。又《王坦之传》：简文帝崩，诏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持诏入，于帝前毁之。《王彪之传》又云：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彪之具封还内，事遂止。按坦之既毁诏于前，何以又有降诏之事？此必一事而分系之两人耳，亦《晋书》之失检者。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同宋、齐二书，但记本国，而邻国之事仅书其与本国交涉者，其他虽兴灭崩立亦不书。即与本国交涉之事，于魏则书索虏，于魏主则书虏伪主，或书虏帅拓跋某。而《宋书》列传后并立《索虏传》，与鲜卑、吐谷浑同。《齐书》列传后亦立《魏虏传》，与芮芮、氏、羌同。此宋、齐二书体例也。《魏书》则详记本国，而邻国大事亦附书。然于东晋诸帝已斥其名，于宋、齐、梁诸帝则书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于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宝炬，曰黑獭。列传后亦立岛夷刘萧诸传，与匈奴刘聪、铁弗刘虎等同。此《魏书》体例也。梁、陈二书则不复称索虏，而称国号，并于魏、齐、周诸帝皆称谥号。然《梁书》亦但详本国，而于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诸帝之崩立，及大通三年尔朱荣之弑胡太后，立庄帝，中大通二年庄帝杀尔朱荣，又为其党所弑等事，一概不书。《陈书》则兼记萧一国，如天嘉三年梁王萧死，子岿代立，则书，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齐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亦一概不书。此又梁、陈二书体例也。此齐、后周二书，则不惟兼记邻国大事，并书邻国之君曰某帝。如《周书》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子澄嗣，是为文襄帝；武成元年书陈武帝薨，兄子立，是为文帝之类。《齐书》天保七年书魏相宇文觉受魏禅，八年书陈霸先弑其主自立，是为陈武帝之类。此又周、齐二书体例也。南、北二史则更为周密。《南史》不惟兼书魏事，凡燕、凉等国兴废亦书。如宋永初年元年是岁西凉亡，景平元年书是岁魏明元帝崩之类是也。又兼记邻国年号，使阅史者一览了然。如宋元嘉二年书是岁魏神元年之类是也。《北史》亦兼记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晋恭帝禅位于宋之类。至于《高齐纪》则兼书南朝，而并及后周之事。如天保七年书魏恭帝逊位于周，八年书梁主逊位于陈之类。《周纪》亦兼书南朝，而并及北齐之事。如明帝元年书梁敬帝逊位于陈，武成元年齐文宣帝殂之类。他如燕、凉等国之兴灭，亦一一附书。此又《南、北史》体例也。至各史所书帝号，又有不同者。宋、齐、魏三史于本国之帝皆书庙号，如太祖、高祖、世祖之类；而邻国则斥其名。梁、陈、周、齐诸史，则于本国书庙号，于邻国书谥号。《南、北史》则本国邻国皆书谥号。此又各史书帝号之体例也。各史书法又有窒碍者。《史记》汉高祖微时称刘季，乃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即位乃称帝。此本于《尚书。舜典》及《康王之诰》，最为古法。《齐书》则自萧道成微时以至为帝皆称太祖，《梁书》自萧衍微时以至为帝亦皆称高祖，殊无分别。《宋书》于萧道成未封王以前即书齐王，如升明二年给太傅齐王三望车，三年加太傅齐王羽葆鼓吹，而下乃书诏太傅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齐书》于萧衍未封王以前亦即书梁王，如中兴二年诏太司马梁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梁公，则更书王在前，封公在后，书法混淆，莫此为甚。《梁书》于陈霸先未封时，皆书其官号，为司空则书司空陈霸先，为丞相则书丞相陈霸先，此较为合法。《北齐书》书法亦有失之者。魏庄帝时，孝武及文帝尚为王，不应即称其追帝号，乃《高隆之传》云：太昌初，隆之为骠骑将军，与西魏文帝饮酒忿争，文帝坐以黜免。竟似隆之与帝王对饮而帝被废矣。孝静帝时，高欢、高澄皆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于欢已书神武，于澄已书文襄，则似东魏同朝有两帝矣。西魏时宇文泰亦臣也，不应即书其追尊之帝号，乃亦书周文帝。如河阴之战，书西魏帝与周文并来赴救，则亦似西魏同朝有两帝矣。《周书》亦然。此皆书法之失检者也。《北史》于《魏纪》书渤海王高欢、安定公宇文泰，较为斟酌得宜。又南、北兼书邻国大事，固属周密，然亦略无分别。凡本国之事及邻国交兵通使与本国相涉者，自应按其月日依次而书。若邻国兴灭崩立之类，于本国无涉者，则第于一年之末附书是岁某国某事，所以别内外也。乃《南、北史》以邻国之事亦与本国之事一例，顺叙于每月每日之下，殊无界限矣。此例惟《魏书》最为得法，周、齐二书亦与《南、北史》同。（按齐、梁书自微时至为帝皆称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汉书。高祖本纪》亦是如此。）
○宋、齐、梁书书南北交涉事《宋书》书北魏为索虏，书魏主为伪主，为虏帅，说已见前。其于交战及通和之事亦多回护，如檀道济之奔退，则书道济引军还；魏主之自瓜步还，则曰索虏退走；其过盱眙，则曰索虏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使遣使来聘，则云索虏遣使请和；泰始三年魏人来聘，则曰索虏使献方物是也（元徽三年魏人来聘，则又书北国使至，赵伦之、王懿等传又称魏太武为魏主，体例亦不划一）。《齐书》亦然，如建元二年索虏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虏寇朐山之类是也。而于魏人来聘及遣聘魏之事，则并不书。如永明二年魏人来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见《南史》），一概削之。《梁书》则不复称索虏，如天监二年魏寇司州之类，皆书曰魏。然于南、北交兵处，遇胜则书，败则不书。如天监五年魏宣武帝从弟率众来降，将军刘思效破魏军于肥水，张惠绍克魏宿预城，韦睿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克朐山城，本纪一一书之。而是年临川王宏军至洛口，大溃，所亡万计，宏单骑奔归（事见《南史》），则不书。明年曹景宗、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斩获万计，则大书特书。其后大同中南北通好，但书魏人来聘，而梁遣使报聘则不书。如大同三年书魏遣使来聘，而不书遣张皋报聘。大同四年遣刘孝标报聘，五年遣柳豹报聘，六年遣陆晏子报聘，俱一概不书（诸报聘者俱见《南史》）。盖当时国史所记，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旧文，不复改订也。
○梁、陈、周、齐、隋五史凡三次修成《旧唐书》：令孤德谓高祖曰：“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齐犹有文籍，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缺，宜及今耳目犹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诏萧、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孤德、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徵修齐史，窦、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等受诏，历数年不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又诏令孤德、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修隋史，与房玄龄总监诸史。众议以《魏书》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复修。德又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而徵与德又总知梁、陈、齐各史，隋史序论皆徵年所，梁、陈、齐书徵又各为总论。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寿自序云：贞观十七年，褚遂良以《隋书》十志未就，奏延寿佐修。其时梁、陈、周、齐、隋正史虽已成书，以十志未就，尚未颁行。而延寿《南、北史》已讫事，遂先表上，则隋志之成，又在延寿进呈《南、北史》之后。按《旧唐书》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等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宋书》书法《宋书》于武帝之即位也，先书晋恭帝禅位诏书、策书、玺书，下乃云王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于是群臣咸上表劝进，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行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明年八月，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监护，葬以晋礼。是武帝之于晋帝，可谓有终始矣。按恭帝之禅，有司撰诏，草成呈帝，帝即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禅位虽迫于不得已，尚是恭帝所愿。至逊位后，居秣陵宫，尝惧见害，与褚后共处一室，自煮食于床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视后，后出别室相见，兵乃逾垣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遂以被掩杀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纪绝不书一字，使后人不阅褚淡之等传，谁复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亻幸逃篡逆之罪乎？（《南史》改云：零陵王殂，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书元凶劭之弑，但云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时年四十七。若不参阅劭及徐湛之、江湛等传，亦竟似考终寝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前废帝纪》书太尉沈庆之薨，是时废帝凶暴，欲诛何迈，虑庆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赍药赐庆之死，今但曰薨，亦与考终者何异耶？（《南史》书杀太尉沈庆之。）又《孝武纪》书泰始七年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按休仁地处亲贤，孝武病剧，为身后虑，故召使宿尚书省，遣人赍药赐死。《休仁传》既详之，本纪何得云有罪自杀耶？（《南史》书鸩建安王休仁。）升明中，袁粲、王宜兴、黄回皆以谋诛萧道成被杀。《宋书》则书袁粲据石头反，伏诛；王宜兴、黄回亦皆书有罪伏诛。所谓谋反者，反刘氏耶？反萧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则云：袁粲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黄回贰于执政，赐死。王宜兴贰于执政，见诛。）然此犹曰讳其名于纪，而著其实于传，可彼此错见也。顺帝之禅于萧道成也，是日帝居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阉竖索之。帝既出，宫人行哭。帝居于丹徒宫，齐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监者杀帝，而以疾讣。齐人德之，赏以封邑。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事见《南史》。而《宋书》则但云：帝逊位于东邸，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建元元年五月，殂于丹阳宫。竟似授受得其正，绝无一毫逆迹。本纪如此，又无别传错见其事，若非《南史》记载，千载下谁复知顺帝之被篡被弑之惨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时尚存，闻义嘉难作（晋安王子勋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卮上寿。是日太后崩，秘之，丧如礼。事亦见《南史》，自是当日实事。而《宋书。路淑媛传》（即路太后）但叙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无一字，亦不错见于他传，可见《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按沈约尝历仕宋、齐、梁三朝，其撰《宋书》，在齐武帝永明中，故于宋、齐易代之际，自不敢直笔。即单纪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回护者。约尝疑〔拟〕立《袁粲传》，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约又多载明帝诸鄙渎事，帝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事见《齐书。王智深传》。然则约所撰原文已多删削也。又殷淑仪本南郡王义宣女（孝武从姊妹），义宣败，孝武密娶之，宠冠后宫，及卒，命谢庄为诔，使巫者召见其形于帷中，及将执手，奄然而逝（事见《南史》）《宋书》并不立传，盖亦为孝武帝讳之意。然何迈尚新蔡公主，为废帝纳于后宫，诡言薨逝，杀一婢送还迈家。赵倩尚文帝女海盐公主，始兴王（文帝子）出入宫掖，与公主乱。倩怒，肆詈搏击，引绝帐带。文帝遂诏离婚，杀主所生母蒋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仪例，亦应讳而不书，乃又详新蔡于《何皇后传》，详海盐于《赵伦之传》，何也？
○《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宋书》叙事有易混者。如《刘穆之传》：高祖克京城，问何无忌索一军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从平京邑。则破桓玄兵后，从入建邺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别？《南史》先叙克京城，次叙入建邺，较为清晰。又少帝司马皇后本晋恭帝女，则但云晋恭帝女可矣，乃《后传》先云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司马氏为帝已百馀年，尚必系其族望耶？王僧绰乃昙首之子，昙首既有传，则僧绰但云昙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临沂人，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亦岂不赘耶？何偃乃何尚之子也，偃既编在十九卷，尚之反编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庆之之从子也，劭之在三十四卷，庆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张劭子畅及从子敷，一家而分系于三卷。檀道济、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谢晦、谢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则为一人立传，而其家之兄弟子孙悉附焉。宋子京《新唐书》遂仿此例也。
○《宋书》繁简失当处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原有载其全文者。如贾谊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关政治，即有关道学。至司马相如《大人赋》之类，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故存一二以见一斑，其他则不概录也。《宋书》则凡有文字，无不收入。如《王弘传》载其建屯田一议，弹谢灵运一疏，辞官一表，引咎逊位一表，乞解州录一表，并文帝答诏一道，又辞官一表，缕缕几三千字。其议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盗二条，既全载原议，又兼载王淮之一议，何尚之一议，弘再折中一议，又共二千余字。《徐羡之传》载其归政一表，答诏一道，再辞一表，文帝数罪一诏，共三千余字。《傅亮传》载《演慎》一篇，《感物赋》一篇，共三千余字。《王微传》载其与江湛一书，与王僧绰一书，与何偃一书，答王僧谦一书，共四五千字。《郑鲜之传》载其议滕羡之父尸未归仕宦不辍一书，举谢绚自代一书，弹刘毅一疏，议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谏伐赫连一疏，共三千余字。《裴松之传》载其请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诏，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余字。《何承天传》载其《安边论》共三千余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谢灵运传》载其《撰征赋》一篇，《山居赋》一篇，共万余字。《顾恺之传》载其《定命论》一篇，三千余字。鲜之所议及承天《安边论》，犹曰有关时事也，灵运之载赋，犹曰灵运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关系，而连篇累牍如此，不徒费笔墨乎？《谢晦传》载其举兵向阙时上文帝一表，略见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载其谕台一檄，及破到彦之后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惮辞费乎？既如此纤悉必载矣，王弘当国，将加荣爵于人，必先谴责，若美相盼接，必无所谐。人或问故，曰：“王爵加人，又相抚劳，便是与人主分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又不微假颜色，即成怨府。”此乃弘相业之大者（事见《南史》），《宋书》本传反不载，何也？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文帝翻用道济讨晦，此中另有转关。《南史》云帝欲道济领兵，王华以为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今抚而使之，必将无虑。”此正见文帝之用道济及道济讨晦之由，应是当日情事。乃《宋书》反不叙及，但云帝讨晦，道济率军继到彦之，彦之战败，道济至，晦兵不战而溃。如此则道济才与晦同事，忽又举兵讨晦，阅史者何由了然耶？
○《宋书》立传太少史书立传，原无取乎太多。如《汉书》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馀人，未尝非良史也。《宋书》则芜词太多，而立传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陈宪，当魏太武来攻悬瓠城，宪悉力拒守，矢石无时不交，城中负户而汲，杀贼尸与城平。贼籍而上，又以短兵拒击，凡四十余日，乃退。又参军刘泰之，以千余骑袭魏师，转战数百里，杀三千人。及败，不屈死。青州刺史竺灵夔，守东阳，拒魏师，濒危者数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军攻围凡二百日，将士眼生疮，体皆干燥，被疮者不复出血。檀道济等不敢救，乃陷于敌，终不屈，后死于魏。此皆将帅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传？乃宪仅附见于《南平王铄传》，泰之等仅附见于《索虏传》，何也？鲍照文才为当时第一，《宋书》即无《文苑传》，何不立于列传？乃亦仅于《临川王义庆传》内附见之。即附于《义庆传》矣，又全载其《河清颂》一篇，累幅不尽，不几喧客夺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宠，自元皇后薨后，六宫无主，潘总摄内政。其子恃宠怙恶，帝将赐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遂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祸。此岂得不载？而《宋书》并无《潘淑妃传》，尤见疏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门，徒滋荒诞。且又不专记刘宋一代，并举羲农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胪列不遗，更谬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