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有文衡山所书前后《出师表》石刻，末署“嘉靖三十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文征明书，时年八十有二”。又有葛桷跋云：“余待白姑苏，荷衡山翁知最稔，为余书武侯《出师》二表，以余世系出琅笽也。命工镌石以传，珍翁之楷法者，不因得武侯尽瘁之心乎？古虞葛桷识。”
沈肖岩为上虞校官，拓以见赠。余观其首行书“出师表”三字，末书“诸葛武侯”四字。亭林先生《日知录》云：“万历以后，坊刻盛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书者，亦化而同之，变古书以肖时文之面目。使古人见之，当为绝倒。”
今观此刻，则嘉靖间已然，虽衡山翁亦不免从俗，可叹也。
余舅氏平泉姚公，尝著《畴经》，借《洪范》九畴衍为八十一畴，其书未成。然宋蔡沈著《洪范皇极内外篇》，已衍《洪范》九数为八十一章矣。公又以唐宋之间，散而无统，不得拘薛、欧两史之例，以五代为正统，欲撰一书，名《十一国志》。以李克用为首，次王建、朱温、杨行密、刘岩、王审知、石敬瑭、刘知远，而以刘崇附之，又次为李、郭威，凡十一国。仿陈寿《三国志》之例，国自为书。而楚与南平、吴越，别为载记。其书亦未成。然国朝吴任臣，已有《十国春秋》之作矣。乃叹吾人偶有所见，前人都已先为之。正如元郝经撰《续后汉书》，而不知宋萧常先有此作矣。至于议论之偶同者，当更不可胜数。众所著书，恐皆不免。
勒少仲同年方竇，尝摄政江苏臬使，至三年之久。余寓吴下，往来甚密。后奉檄至皖北管厘捐局事，寄宣纸，长一丈有二尺者，索余书大字作楹帖。其来书云：“曩在京师，见伊墨卿先生以六尺素纸作五言楹帖，可喜之至。惜未购得，至今憾之。同年中，平时钦佩出于肝鬲，无逾兄者。若不能多得兄书，他日老去，定以为憾矣。”
余深愧其言，自惟笔力孱弱，方之墨卿先生，无能为役，乃承良友拳拳如此心，诚怜白发矣。信夫！
吾家德清东门外之南埭，数百年矣，莫知所自始。相传元提举希贤公，实始居于此。先朝议君诗云：“我家巾山阳，溯源自元末。堂堂希贤公，孙谋善贻厥。”
注云：“见明沈御史松族谱序中。”
然希贤公名讳无闻焉。先世多隐于农，故谱牒不著。庚午岁，余于吴中，见候补县丞俞君永泰，字棣华，徽州婺源人。为余言，天下俞氏，皆出于徽。徽有十八派，今家祠有屋宇十八区，清明大祭，十八派皆有至者。各以其派居祠屋中，以三日为率，祭日及前后各一日也。三日中，有供张，或道远多留一二日，则须自具矣。子姓繁多，为婺著姓。余因求观其谱，而谱在徽。越数日，钞示大略。始祖曰纵，二世曰归，三世曰贞，四世曰奇鸾，五世曰药，六世曰中、曰安、曰吉，七世曰永宗、曰永崇、曰永深、曰永沅。沅始由宣州迁歙。沅之子曰植，植之子曰昊、曰昱、曰晃、曰昌。昱迁浙，昌迁婺。所谓十八派者，皆迁婺后所分也。然则吾浙之有俞氏，尚在十八派未分以前所别出乎？俞纵、俞归、俞药，皆见史。谱牒家所引据，不甚可信。自沅以来，当不诬也。用识于此，殊深籍氏数典之惧。
赵忠节名景贤，字竹生，乃先君门下士。甲辰之秋，余与同举于乡者也。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及咸丰之季，东南沦陷，君独守湖州城，历三载余，卒死于贼。论者谓张睢阳、文信国合为一人，洵不虚也。岁在庚午，余寓吴下，君之从孙曰者，以君遗墨一册见示。为文者一，为诗者六，为帛书者六。其在贼中所作五律四章，合肥相国曾以入奏，有云：“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海内诵而壮之。其帛书，则皆在危城中，使谍者从间道寄其族父吟蕉观察于上海者。稿虽出于君，而蝇头细字，皆幕中客所书。末署清澜，盖恐谍者或为贼所得，故变其名，不欲使贼知也。或亲笔作数行附后，则仍署名。书中多隐语，曰“子固”，则为湘乡相公；曰“琅笽”，则谓浙抚王壮愍；曰“包鱼”，则谓鲍提督超；曰“黑糖”，则谓火药；曰“软硬白物”，则谓银米；曰“当十青蚨”，则谓大钱口；曰“勃如色”，则谓战；曰“屡博得彩”，则谓战而胜。颇有古人麦鞠穷遗意，亦足见时事之艰危，而用心之苦矣。至云“作一日事，尽一日心”，又云“力竭矣，而心不敢谓竭。势危矣，而身不以为危。守死善道，以尽臣子之责而已”。读之可以廉顽立懦。乌呼！睢阳闻笛之诗，信国衣带之铭，君之遗墨，追配无愧。不图吾榜有此伟人，因题七律一章归之，而撮其大略于此。
同治己巳，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四书局有会刻《二十四史》之举。余与闻其事，在诂精经舍曾以会刻全史章程命题。肄业生潘鸿，字仪父，拟章程八条以进。今录其四条：一曰，《二十四史》总计三千二百九十四卷，四局分刻，当各得八百二十余卷。今拟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北齐书》为一分，共八百三十卷；《陈书》、《魏书》、《周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为一分，共八百三十五卷；《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为一分，共八百八卷；《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为一分，共八百二十一卷。二曰，《二十四史》除殿版外，有汲古阁《十七史》本，明南北监版《二十一史》本。其单行本之佳者：《史记》、两《汉书》、《新五代史》有明汪氏本；《史记》、《汉书》有凌氏评林本；《后汉书》有元刻本；南北史、新旧《唐书》各有合钞本；《旧唐书》有明文人诠本。其间异同不一，应作校勘记附末。三曰，备校各书，如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潘眉《三国志考证》、梁玉绳《史记质疑》、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诸史拾遗》、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皆足考订异同。其他如《通典》、《通考》、《通鉴》、《续通鉴》、《宏简录》、《宋史新编》、《东都事略》、李焘《长编》、《历代名臣奏议》、《宋元学案》、王鸿绪《明史稿》、吴任臣《十国春秋》、厉鹗《辽史拾遗》之类，凡足资考订者，皆宜购备。四曰，天文、律历等志，非平时所专习者不能订其讹夺，每局应延请精于历算星学者一二人，专校天文各志。
何子贞前辈为余言：“治经使人静细，治史使人浮躁。”
又曰：“子居京师久矣，尝见座主之请门生乎？以一柬招之，则无不至。至而主人不遽出也，客毕至，然后乃出。揖之坐则坐，命之饮则饮。惟吾所欲言，无不诺诺，此史学也。又尝见门生之请座主乎？先十日而聚谋，衣冠登门而具柬焉。既届期，昧爽咸集。客至，肃以入，侧目而视，侧耳而听，惟恐不当其意，此经学也。”
余谓先生之取譬妙矣。先生又言：“经有学，史无学。”
余则曰：“经学无底，史学无边。经学深，故无底；史学太汗漫，故无边。”
余同年生谢梦渔，以庚戌进士第三人及第，学问淹雅。
官京师二十余年，郁郁不得志。尝语余曰：“学问是一事，科名是一事，禄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学问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禄位也。”
余深韪其言。偶以语何子贞前辈，先生曰：“传不传，又是一事。”
余在诂经精舍，曾以天竺山访周伯温题记命题，然恨未见拓本。辛未之春，肄业生陈桂舟殿英，入山拓得数纸，以一纸见诒。文字完具，篆法遒劲，洵石墨之奇珍也。其文曰：“理公岩，晋高僧慧理师尝燕焉，在钱唐虎林山天竺招提之东南，玲珑邃，竹树岑蔚。至正九年，上人慧苣，来观堂，起废缉，爰辟是岩。窈窕缭复，靄如堂皇，云涌雪积，发泄鍳。
后七年，丞绥宁杨公之弟元帅伯颜，清暇游，抉奇乐静，捐金庀工，载凿岩石，刻十佛及补陀大士像，金碧炳赫，跻西土，冀徼福惠，寿我重亲，利我军旅。
释氛，永奠方岳。岩之异胜，诞增于昔，为虎林奇观。实苣公轨行精悫，有以致之。居民号曰菩萨，盖非夸益。天竹和尚允师，腊以八十，与苣同志，征文示久，乃篆诸石。浙省参知政事番阳周伯琦伯温记并书。”
右篆书二百十一字，为十三行，行十七字，惟第八行止十六字，则以“氛”字下，石有泐处也。第十行“菩”字下，亦有泐处，故其上“号曰”二字较小。然则当日竟是据石书丹，非钩摹上石也。文中“慧苣”之“苣”不作炬，“缉”之“”不作敝，“靄如”之“靄”不作廓，“丞”之“”不作左，“游”之“”不作憩，“释”之“”不作冰，皆与《说文》合。然亦有好古而反失之者，如“邃”之“”，自当作幽。《说文》：“幽，隐也。从山，中从，亦声。”
此云邃，义属山岩，则以幽字为宜。幽必从山，犹邃必从穴也。乃作字，反失之矣。又如“鍳”之“鍳”，自当作灵（灵）。《曾子·天圆篇》：“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
此云鍳，正谓精气所结，则以灵字为宜，乃作鍳字。《说文》：“鍳，雨零也。”
反失之矣。伯温《六书正讹》一书，颇为后人指摘。观此刻者，但玩其笔意可也。末有隶书小字两行云：“此碑同□叶子得之理公岩。攀萝剔藓，相与太息。何二百年来，人莫知而志莫载邪？岂尤物神护，将光终难掩，文宝久秘者必彰？刻虽晚出，余与郎子爱其古也，用表于世。嘉靖戊戌冬十二月立春日，叶彬题。”
按“同”下一字，似是“敦”字，漫漶难辨，郎子亦不知所谓。首行讫于“掩”字，下尚有数字，拓者未全也。“将光”二字相连属，“将”字止有上半，殆由钩摹上石，纸本粘合，故不分晰耳。以是知古人磨崖，必据石，手自书丹也。
世传铁树，每逢甲子岁开花。同治甲子，余在天津，元旦赋诗曰：“喜逢铁树开花岁，应是银河洗甲年。”
后见《七修类稿》云：“铁树遇丁卯年则开花。”
因将此诗改易。然长洲褚稼轩《坚瓠集》云：“铁树即红豆树。我郡东禅寺中有之，天启甲子开花与否，无考。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开，结实累累。”
是甲子开花之说又信也。福建福宁府署中，有铁树一株，嘉庆己卯岁开花，荔园太守诚安曾题“嘉树”二字，以识其事。至今岁同治辛未，五十三年矣。吾兄壬甫适守是郡，树又作花。然则铁树开花，初无定岁，但必数十年始一花耳。
余舅氏姚平泉先生，温良乐易，君子人也。尝自谓，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斯言余终身诵之。今年校其遗书，属先生门下士陈子庄大令付之剞劂。有《琐谈》二卷，内一条云：“凡人以君子之心度人，未必皆中，然我不失为君子，况中乎？以小人之心度人，未必不中，然我不免为小人，况不中乎？”
数语亦名言也。谨识于此，以代几席之铭。
余长子绍莱，幼聘仁和周氏云笈大令之第三女，名芝，字叔英。云笈知江西安义县，寇至，死之。女距父死一月，无疾而卒。余有传，存集中。偶检旧麓，得曩时手书传稿，末附轶事数则，辄录于此：女生前有手植桃树一株，在家圃中。临卒前数日，自至树，抚摩数四，叹曰：“吾数年心血也！”
女临卒之日，家人为其父作纸钱，将焚之，女亦助之作，复微哂曰：“不知冥中需此何为？”
女既卒数月，其姊仲英，梦有人以父命召之，乃偕往。至一处，甚闳敞，中设一案，父据案南面坐，女旁侍西面坐。女见仲英至，若微蹙者。仲英入拜，父怒视曰：“闻家人议吾何不稍避，而死于贼。吾何避哉！吾何避哉！且尔曹不好慰尔母，终日号泣何也？”
言已，起入内。女出一纸示仲英，字小不甚可辨，中数字稍明白，曰：“万事如电耳。”
正欲谛视，有人自内出曰：“速去！速去！”
仲英惊寤。其长姊伯英，同夕得梦，亦如之，但稍模糊耳。又一夕，仲英梦女入其卧内，仲英知其已死，且知己之为梦也。因问其死状，女曰：“亦不自知，但鹘突间觉有人引至父所耳。”
问：“我他日死，亦能见父否？”
曰：“可。凡死者皆相聚如生前。即印雪老人亦常在我处，或时作画，甚乐也。”
女所称印雪老人，盖即先君子。余家侨寓临平时，以“印雪”二字颜所居轩。先君子生时，能画墨菊，或以淡墨作山水小幅。然不轻为人作，故无知者。即周氏与余家亲串，往来甚密，亦未之知也。女能于梦中言之，良足异矣。女又言，其从兄嫂有身，必女也，已而果生女。初，女闻云笈之讣，微谓其家人曰：“仕途何味？凡今之仕宦者，宜早劝令归休矣。”
是时余方视学中州，其明年，以人言免归。女此言岂为余发乎？余家初聘女时，女始六岁。女卒后，其母姚恭人为余言，是日然两烛于堂前，女嬉戏，灭其右之一，并锡檠熔焉，因共秘其事不以闻。噫！岂与吾儿无缘乎！因忆前明才女叶小鸾，许嫁张氏，婿家以枣茗为谢，俗所重也。茗中乃有断玉搔头一支，大惊，密弃之，后果未婚而夭。事见其父天寥先生年谱，与此相类。夫小鸾，特才女耳。若乃父为忠臣，女为孝女，如叔英者，不尤可传乎？余既为之传，又书其轶事如此，冀当世好事君子，或为诗文以张之也。
广东粤秀山之麓，旧有道观，曰应元宫，祀雷神。王补帆同年官广东布政使时，即其地建书院，为举人肄业之所。仍其名曰应元，盖以大魁望多士也。因于讲堂之左辟一轩，曰仰山，移奉雷神于其中。补帆手题楹联云：“岳峙层霄，海内斯文尊北斗。雷鸣昨夜，天公有意属南州。”
跋云：“用宋人黄仲冕故事，预为肄业孝廉来岁大魁之兆。”
至明年，为同治辛未科会试，应元书院中得俊者九人，而状元梁君耀枢即九人之一。梁君字斗南，楹联中“北斗”、“南州”，已早寓之矣。补帆时官闽抚，因邮寄一联，县其讲堂，云：
“瑞兆岂无因，不负隔年弹柳汁。科名原有定，适逢佳会种梅花。”
其云柳汁者，因庚午春开课，有柳汁染衣赋题也；其云梅花者，补帆五世伯祖楼村先生，康熙癸未会试及廷对皆第一，所居曰“十三本梅花书屋”。补帆以书院落成，适届未科，因于左偏余地筑屋，植梅树十三本，亦颜之曰“十三本梅花书屋”，为诸孝廉兆也。补帆书来述及以为佳话，且曰：“此凯泰一大快事，君宜录入《春在堂随笔》中。”
因书大略如此。又，补帆在粤时，因久旱，祷于雷神，有验。更题一联于仰山阁云：“绕郭云山收一览，出山雷雨慰群生。”
时补帆因水土不宜，拟引疾归。有人诵此联，以为必不得请。未几，迁闽抚。
江苏元和陈几亭吏部鹤，著《明纪》一书，体裁明密，决择谨严，颇具史才。五十三卷后，其孙内阁中书克家续成之。中书佐张忠武戎幕，死庚申之难。孤维骥，抱遗书，奉其母，走海上，流离转徙，幸获保全。中书故人吴平斋观察取其书，拟刻之，未果也。已而江浙间有会刻全史之议。初，同治八年春，余在苏寓，得浙抚李筱筌中丞书，谋合江宁、苏州、杭州三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属余谋之江南诸当事。余因移书问两江制府马端敏，端敏复书，许刻至《隋书》而止。则宁局所刻，凡十五种矣。又以告苏抚丁雨生中丞，中丞稍难之，曰：“苏局已刻《资治通鉴》，应敏斋廉访又购得华毕氏《续通鉴》版归局中，则自明以前事迹具矣。吾再刻一《明史》，而三千年往事灿然在目，何事《二十四史》为？”
余曰：“固也。然公并《明史》不刻则已耳，既刻《明史》，则一大部也，何不更刻一二种，以成此美举乎？”
中丞首肯，乃以刻辽、金、明三史自任。此外惟新旧两《唐书》、薛欧两《五代史》、宋元两史耳。遂以告筱荃中丞，大喜，即定议，吾浙刻两《唐书》及《宋史》，而以两《五代》及《元史》，请李少荃伯相刻之于湖北。伯相不愿刻《元史》，复移书丁中丞，请以《元史》归苏局而刻《明史》，其意谓元、明一也，可以交易。而不知适与丁中丞初意相左矣。于是，平斋观察乃出《明纪》示余曰：“子盍与中丞言之，与其两局争刻一《明史》，何如刻此书哉？”
余因与丁中丞书曰：“公欲刻《明史》，以补毕氏《通鉴》所未及，使学者不必读《二十四史》，而数千年事犁然大备，此意甚盛。但《明史》与《通鉴》体非一律，若刻陈氏此书，则与《通鉴》体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于《二十四史》外，别张一帜矣。”
中丞然之，遂以书付苏局开雕。书成，而中丞已奉讳去，继之者为张子青中丞。因其书无序，请冯景庭中允为之序。中允为述刻书缘起，而未尽其事曲折。盖此事惟余知之详也，故纪之于此，以告海内读《明纪》者。
家兄壬甫，前在京师时，见有以太极数为人推算行年者。其人坐一室，二仆侍焉。案上陈砚一、笔一、算盘一，旁列二长几，积书如堵。客以生所值支干告之，其人就算盘推算，珠走如飞，琅琅有声，亦莫知其为乘为除也。算已，谓其仆曰几千几百几十有几，仆即于几上检书一册示之。其人任举一事问客，或曰：“君兄弟行当第几？”
或曰：“君室中人年若干岁？”
其有不合，则又推算如前。大约一事相符，则其余皆合。自少至长，或逐年，或逐月，历历如绘，然至此日此时而止，过此以往，茫如捕风矣。今年与潘君子浚言及，潘曰：“其推已往者，先天数也；其推未来者，后天数也。先天数准，后天数不准。若将未来事，亦作已往事，以先天数推之，则无不准矣。”
因言有苏君日新，字紫垣，皖人也，以县令需次吴中。有乡人来，欲居会馆，馆人拒之。因苏君以请，乃许焉。久而知其人精于太极数，苏君就之推算。且曰，吾今年三十有几，请作五十有几算之。其人不可，强而后可。翌日，持一函来告曰：“以后事尽此中矣。然今年不可启视，至明年谷雨日，乃可启之。”
届期发书，乃止十二字，曰：“露结之霜既见，东流之水已尽。”
不解所谓，姑置之。至是年九月，以奉讳归，适在霜降后，应上一句。至十二月，苏君物故，应下一句。乃叹人生世间，事皆前定，精于数者，固能前知也。
金眉生都转安清，负才望，喜谈天下事，亦振奇人也。
自西事之兴，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战，眉生独立和议，曰：“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人知战之为上，而不知不战而能屈人之更为上。”
咸丰戊午，举朝议和约，头绪繁多，而入京入江两端，所关尤巨。万藕尚书力阻入京，宋雪帆侍郎力阻入江。眉生作《豢夷说》一篇，请以宽免沿海关税，抵其入江入京两事。当时不能用，然实正论也。国家无洋税，岂遂不能立国？而夷夏之防不致溃决，则所得多矣。偶见其上湘乡相国书云：“和之一字，乃南宋以后第一恶名。而北宋以前，无此成见也。三代下主战亡国者有之，未有以主和亡国者。汉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非娄敬之策，则遂无汉矣；先帝殂于白帝，吴蜀不共戴天，而武侯卒不与吴争，后人无讥其忘仇蒙诟者；回纥、吐蕃，其辱唐肃、代、德三宗极矣，而汾阳、邺侯皆主款；及北宋之寇莱公、范文正公、富郑公、司马温公，于辽，于夏，无不议和；神宗践阼，富公即云：‘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此十数公者，岂皆古来无气男子哉？厥后蔡攸、童贯，思恢复幽蓟之奇功，横挑边衅，宣和因而北辙；韩胄希不世之勋，一战而腰领不保。此非古事之得失，昭昭可见者乎？今海内新遭发、捻之祸，元气已极敝矣。无业之游民，失职之游勇，伏戎于莽，纷纷皆是。此时镇定安集之不暇，若又从而为意外之图，则如大病甫愈之身，尚欲负重致远，一有蹉跌，祸不可知。夫泰西各国鼎峙，缓则相噬，急则相援。竭天下之力，敌一国可也，而不可敌众国；支一时可也，而不可支数载。况外衅一起，内讧必生。洋人用财如泥沙，沿海五六省之莠民，为其所嗾，揭竿而起，则洋人不必亲执戈矛，而中土已不胜其敝矣。故攘外必先自强，而自强在于刑政修、人才盛，二者苟备，则九世之仇可复，一旅之甲可兴。非贸贸然暴虎冯河、抚剑疾视者所可与议也。”
其书千余言，通达治体。今录其大略如此。
江浙之开书局也，余曾有续刻《皇清经解》之议。因博访通人，搜罗众籍。戴子高望以书目一纸见示，采撷略备。乃当事诸君子，莫有从余议者。余穷老且病，此志终不果矣。而子高所诒书目，犹在箧中，因录于此，俟后之君子。《周易》，则有若庄氏存与之《彖传论》、《象传论》、《系辞传论》、《说卦传论》、《卦气解》、《八卦观象解》，张氏惠言之《虞氏易言》、《虞氏易事》，刘氏申受之《虞氏易言补》、《易虞氏五述》，李氏锐之《周易虞氏略例》，胡氏祥麟之《虞氏易消息图说》，姚氏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尚书》，则有若庄氏存与之《尚书既见书说》，庄氏述祖之《尚书考证》、《尚书记》，刘氏申受之《书序述闻》，宋氏于廷之《书谱》，龚氏自珍之《尚书序大义》、《尚书马氏家法》、《大誓答问》，魏氏源之《书古微》，周氏用锡之《尚书证义》，焦氏循之《禹贡郑注释》，朱氏右曾之《逸周书补注》。《诗》，则有若庄氏存与之《毛诗说》，庄氏述祖之《毛诗考证》、《周颂□义》，汪氏龙之《毛诗异义》，陈氏奂之《诗毛氏传疏》、《毛诗说音义类》，胡氏承珙之《毛诗后笺》，马氏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朱氏右曾之《诗地理考实》，魏氏源之《诗古微》。《仪礼》，则有若褚氏寅亮之《仪礼管见》，张氏惠言之《仪礼图》，胡氏承珙之《仪礼古今文疏义》，胡氏培之《仪礼正义》、《仪礼宫室定制考》，吴氏卓信之《丧礼经传约》，吴氏嘉宾之《丧服会通》，董氏蠡舟之《释祀》，徐氏养原之《仪礼古今文疏证》、《饮食考》，郑氏珍之《礼经小记》。《周官》，则有若庄氏存与之《周官记》、《周官说》，庄氏绶甲之《周官礼郑氏注笺》，庄氏有可之《周官指掌》，沈氏梦兰之《周官学沟洫图说》，徐氏养原之《周礼故书考》，郑氏珍之《轮舆私笺》，钱氏坫之《车制考》。《礼记》，则有若王氏聘珍之《大戴礼记解诂》，庄氏述祖之《夏时说义》、《夏时等例》、《夏小正文句音释》，刘氏申受之《夏时经传笺》，黄氏模之《夏小正分笺》、《夏小正异义》，魏氏源之《曾子章句》、《子思子章句》，金氏鹗之《礼说》。《春秋》，则有若龚氏自珍之《春秋决事比》，魏氏源之《春秋公羊古微》，柳氏兴宗之《梁大义述》，洪氏亮吉之《春秋左传诂》，梁氏处素之《左通补释》，臧氏寿恭之《春秋左氏古义》，朱氏右曾之《春秋左氏传疏》，董氏斯垣之《国语正义》，黄氏模之《国语补韦》，汪氏远孙之《国语古注辑存》、《国语韦注补正》、《国语明道本考异》。《论语》，则有若江氏声之《论语俟质》，程氏廷祚之《伦语说》，钱氏坫之《论语后录》，宋氏于廷之《论语发微》，徐氏养原之《论语鲁读考》，包氏慎言之《论语温故录》。《孟子》，则有若宋氏于廷之《孟子赵注补正》。《孝经》，则有若周氏仲孚之《孝经集解》。《尔雅》，则有若戴氏蓥之《尔雅郭注补正》，丁氏传之《尔雅叙篇》，钱氏坫之《尔雅释地以下四篇注》。《小学》，则有若钮氏树玉之《说文段氏注订》，桂氏馥之《说文义证》，王氏筠之《说文解字句读》，严氏可均之《说文翼》。以上共九十四种。此外，若毛氏奇龄之《尚书广听录》、《舜典补亡》、《孝经问》、《四书改错》、《圣门释非录》，阮氏学海堂本未刻，宜补刻；刘氏逢禄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学海堂本多脱误，宜重刻。又，阮刻体例未免杂乱，续刻者宜以经归经，而别为《经义文钞》一书附后，以采辑诸家文集，及说部书中之有涉经义者。均子高说。
子高尝为《论语注》，专以公羊家师说说《论语》，盖亦一家之学也。偶检旧椟，得子高手书一通，皆蝇头细书。录注中义六十三事，质之于余，因择其尤平易者识之：“因不失其亲”，因读曰姻，姻，外亲也。姻非五服之亲，然犹必不失其亲，以其亦有宗道，《杂记》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外宗为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从母。“井有仁焉”，井，阱之假字。仁读曰人。“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当别为章。“启予足，启予手。”
启，之假字，省视也。“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言不践善人已然之迹，亦不能入于善人之室。“去兵”，谓去力役之征；“去食”，谓去粟米之征。“君子上达”，言作君作师，上通天道。“小人下达”，言务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赐也贤乎哉？”
贤，劳也。“道不同，不相为谋。”
若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往，往世也。谏，犹正也。来，来世也。言待来世之治，犹可追乎？明不可追。庄子述此歌曰：“往世不可追，来世不可待。”
右皆子高之说。余因子高解“往者不可谏”，而悟“来者犹可追”之义。《周官·追师》注：“追，犹治也。”
犹可追，言犹可治也。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公羊子曰：“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深得孔子之意，而皆自楚狂一言发之，楚狂之功大矣。
傅长虞《七经诗》，乃后世集句之祖，《艺文类聚》载之，而《尚书》一篇缺焉，余曾为补之，其辞曰：“我闻在昔，维彼陶唐，克明峻德，光于四方。迪维有夏，亦粤成汤，诞作民主，率由典常。丕显文武，无怠无荒，万邦作式，四夷来王。俊在官，嘉言孔彰，即我御事，咸怀忠良。维民从，若网在纲，闻于上帝，至治馨香。皇天眷佑，降之百祥，岁则大熟，身其康强。后王立政，不和政，勿畏入畏，不臧厥臧。维货其吉，谓暴无伤，珍禽奇兽，峻宇雕墙。流毒下国，九有以亡，呜呼群后，无傲从康。”
此诗乃余幼时之作，杂采枚书，殊不足录。然人或赏其掇拾之工稳，故录之于此。
“白日一去不可追，以后称今成昔时。山泽所乐世莫禁，金石之辞臣能为。六经既明有著作，万念尽灭无思维。登高而立及者远，此理自古长如斯。”
右七言诗一章，乃集绎山碑字所为。余尝集绎山碑字为楹帖，得一百联，因成此诗。截金雕玉，亦颇费剪裁，录而存之，庶无负一时之兴也。
潘孝廉鸿，字仪父，肄业诂经精舍三年，乃精舍之高才生也。余尝见其与儿子绍莱书，洋洋千言，颇有所见。今录其略云：“士必通经，方足致用。六艺虽不完，大旨皆具。汉初师儒，渊源不远。其所推暨，复有以补益之。若贾之于《礼》，董之于《春秋》，皆原本经术，为荦荦大者。迁之史体，圆而用神，固之书体，方而用知，亦《尚书》、《春秋》之大宗子也。刘子政《诗》《书》《春秋》学，皆名家，《七略》之作，尤六艺百家之总龟。子歆乖毕家学，张皇古文，窜乱《尚书》、《周官》，以《左氏》为《春秋传》，与博士争，师心媚俗，诚千古之罪人。不独刘氏之不才子矣，唐人所颁《正义》，实为灭裂经传之首。《易》用辅嗣，《书》传伪孔，《诗》糅毛郑，三《礼》以后，郑尽掩前哲，《论语》用何晏，《左氏春秋》用杜预，均无当也。本朝创明绝学，时亦出入门户，异同皆为妄论。但求师法大义之所在，彼纷纷者，与宋人说经一丘之貉而已。
夫说《易》者，由施孟京梁丘而下，至郑荀虞氏，不为元虚所惑，则先后天之诬妄，何敢缘隙？奋笔说《书》者，守伏生，参马郑之一二，王肃之流，无可诋，则枚赜之才远出张霸下，何敢黎丘昼见？说《诗》者，笃信毛公为子夏真传，知三家皆后起，即韩婴之洞达天人，郎之旁推政化，尚在无达诂之例，何论谶纬杂书，支离怪诞，致开新安疑序之变？说《春秋》者，师法胡毋生董子之条例，则《公羊》科旨，皎然明白，赤也之书，裨益丝粟，丘明固不传《春秋》者，何足与议？三礼实未尝致力，不敢妄论。
然操此以往，其不合者鲜矣。说经诸书，大都简要者多得，繁芜者多失。审乎家法，明乎大义，自然别黑白而定一尊。素不愿如东原一流人，句栉字比，钩考一名一物，耗心竭神，仅成数卷废纸。窃谓周孔复生，讲求平治，必在教养、用人、理财诸大端，至于宫室、衣服、器用，去其奇窳大甚而已。易桌椅而为几席，易楼阁而为堂室，易杯碗而为俎豆，能乎不能，此所以与子高辈终古不合也。兵者五礼之一，儒者所当知。弟所见兵家言，自周秦以下，凡数十种。而《孙武子》十三篇，最为近古。致力三载，为之考证、注释。其不能自信者，汉《艺文志》有《孙子图》一种，今不传，往往于《九地》等篇，无以定其方向，故未敢自信为成书也。百家争鸣，或传或不传，而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屈指可尽。汉世诸子，《太玄》《法言》，实不在《孟》《荀》下。好学而深思之，当不河汉斯言。”
余有《学校祀仓颉议》一篇，载《宾萌集》。后应敏斋同年，以金岱峰广文所著《尊经阁祀典录》见示，则知仓颉之祀，有行之者矣。今录其详文，曰：“温州府教授金衍宗，为重修尊经阁落成，倡祀字祖经师，详请立案事。衍宗前任临安县教谕时，重建尊经阁，崇祀历代经师于阁上。恪遵功令，以《十三经注疏》为主，其已入两庑者不赘。《易》，祀王弼、韩康伯、孔颖达；《诗》，祀毛亨；《周礼》、《仪礼》，祀贾公彦；《礼记》，祀戴圣；《左传》，祀杜预；《公羊》，祀何休、徐彦；《梁》，祀杨士勋；《孝经》，祀邢籨；《论语》，祀何晏；《孟子》，祀赵岐、孙；《尔雅》，祀郭璞；《大戴记》，祀戴德、卢辩；《国语》，祀韦昭；《说文》，祀许慎。并附祀功在群经之河间献王刘德，暨作《群经音义》之陆德明，共二十一人。及莅温教授任，适重修学宫与尊经阁甫竣，窃见凌郡博廷堪《校礼堂文集》，有仓颉庙碑云甘泉始立庙祀。又闻杭州刊刻《惜字录》，奉仓颉为字祖，劝于书院、家塾各设祀。因于阁上两旁，各设神厨，东奉黄帝史官仓氏颉、沮氏诵神位，西奉历代经师神位二十一人，如临安故事，字祖经师，同日致祭，庶于敬教报功之意。美备无遗，斯亦赞兴文教之一助欤。”
按金君于临海创祀经师，事在道光十九年；于温州创祀字祖经师，事在咸丰元年。字祖之名，颇嫌不典，然亦无以易之。至崇祀经师，尤足补祀典所未备。全谢山《鲒亭外集》有《尊经阁祀典议》云：
“今圣庙旁，皆有尊经阁，登斯阁者，以敬学尊师之意，修追远报本之文，则俎豆于斯为合。盖以尊经而遂及传经之祀，则凡得载于笺疏、得见于儒林者，无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邹、夹，《诗》之齐、鲁、韩，暨北宫、司马，仲梁诸子，固所当祀。即其人或未醇，若张禹、何晏、刘炫、邢籨，皆可存。何也？节取其功而录之，固不可与坐圣人之庑下者同年而语，则稍恕焉，而未滥也。”
金君此举，即本全氏之议而变通之。以汉唐经师，不胜枚举，故一以列在学宫之《十三经注疏》为主，尊功令，严祀事也。然其《祀典录·自序》曰：“余在临水倡祀经师，初议首祀孺悲，继以孺悲当列七十子中，不当仅以经师祀之，姑阙之以俟。又《宋史》理宗端平二年，诏祀苏轼在张子、二程子上。不知何时罢祀，大率以与伊川不合，去之。至《夏小正经传》编次诠释，始自宋傅氏崧卿，功不可没。虽止《大戴记》中一篇，当与卢仆射并祀。”
是金君固自有遗议。樾谓学校严重，事在官司，宜从功令。至书院家塾，有举行斯典者，当从全氏之议，博考汉唐经师，使抱残守缺之功不致泯没，而学者亦得以闻风兴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