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有“心丧三年”，是师与君父同也。乃世之教童子者，只可谓之猎食，而父兄为子弟延师，亦以其幼也，而延无知之师，曾不闻王介甫先入为主之说，是自误也：不敢望子弟为圣贤，亦当望子弟为鼎甲。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礼》、《仪》、《公》、《穀》摘抄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每日必使作诗，然要与从前所用之功事事相反。前既教以四声，此则不论平仄；前既教以双声叠韵，此则不论声病；前既教以属对，此则不论对偶，三字句亦可，四字句亦可，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但教以韵部而已。故初读诗，亦只读汉魏诗。齐梁以下，近律者不使读。吾乡非无高才，然作诗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咏物，通人见之，一开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题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观矣。以放为主，以圈为主。等他数十句一首，而后读五七言律，束之以属对声病不难也。
诗题颇难，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题，乃可使学子作。忆袁子才《诗话》，言某人集中有《书中干胡蝶》诗，大以为笑。我尝见此集，工夫极好。只是耳目蔽塞，咏物诗本不宜多作，然杜工部《花鸭》、《苦竹》等诗，寓意深远，又何尝不好！吴梅村《莲篷人》、《桃核船》等诗，则不如不作矣。我见何子贞太史教其侄作诗，题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为题，是可法也。时下题难得，则教以《文选》咏史诸篇，而所读之书，无往非题矣。咏物题太小，与画折枝草虫一般，枉费气力，如有孝子慈孙，以示操选政者，其入选也仅矣。此亦由师不知是魔道，未尝告之而然。
凡每日属对，必相其本日所读，有可对者，而后出之，可验其敏钝；即或忘之，亦教责之而无词也。
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经》何名？某经作注者谁？作疏者谁？《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师虽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学矣。如闻一典，即逢人宣扬，此即有才者，然间三四日，必须告以“活典故”。如问之曰：“两邻争一鸡，尔能知确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忘出何人传中）：先问两家饲鸡，各用何物，而后剖嗉验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长进矣。
今之教者，弟子入学，视为废才，到十三四岁则又视为天才：何也？书，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经而已，是废才也；忽然十余岁，便使之作文，岂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以文也，仍以废才教之，曰：“‘读二十艺，三十艺。”然以一字不讲之胸，即读俗不可耐之文，庸能解乎？费尽师傅蛮力，使之能解，钝者终身于此，芹不可掇；敏者，别读佳文。夫费数年之功以粪浸灌其心，又费数年之功以洗濯其粪，何如不浸而无庸洗之为愈乎！且此乃俗语“鬼扯腿”之说也：当应读书之时，不多读、不勤讲，而以时文爚乱之，是文扯书之腿也；当应学文之时，又念经书不熟不解，无作料光彩，则又欲温习，此经扯文之腿也。意不两锐，事不并隆，何如分致其功之为愈乎！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其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譬如蚕然，其初一卵而已，渐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动，此时胜于卵也；至于作茧而蛹，又复块然，此时不如蚕也；徐俟其化而为蛾，则成矣。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钝师，当其脱换而夭阏之，则戚矣。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会元。）十四岁入学，文千余字；十八岁乡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岁元，文不足六百字矣。此放极必收之验也。
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浆，不至滑过。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展转流通也。
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乎，其果无罪耶？
佳弟子多有说不出口底苦，为父兄者亦曾念及乎？督责以时文、排律，白折红行，捷南宫，入翰苑，父兄泰然以为善教矣！敷奏一事，则时文之法，不能达其所见也，自恨读史之不早也；公燕分体赋诗，则排律嗫嚅之词，不足道其情也，自恨《文选》之未见也。且有不知自恨者，侥幸主持文衡，不知《四书》有《汪氏大全》、《陆氏大全》、《王氏汇参》也，而调取至愚极陋之体注，遇典故则使房官检查，不知典籍浩如烟海，绝无主名，何处检也？又不知诗、经文，或作赋，或作四六，皆才人之笔，而以为文体不正。遇有知者，一屋为笑矣。不知早教以读书，则古文正有益于时文，至于出丑败坏，屈抑多士，岂非父兄之教不先乎？
截得断，才合得拢。教子者，总要作今年读书，明年废学之见，则步步着实矣。识字时，专心致志于识字，不要打算读经；读经时，专心致志于读经，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识之字，经不过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也。所读之经，用其义于文，为有本之文；用其词于文，亦炳蔚之文也。如其牵肠挂肚，瞻前顾后，欲其双美，反致两伤矣。
《蒿庵闲话》曰：“历城叶奕绳，尝言强记之法，云：‘某性甚钝，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读有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
又曰：“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无不烂熟矣。又拟题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筒，每日食后，拈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沂州张先生筠之父执李荆原（名轸映），先生师也。尝言从学时，每日早饭后，辄曰：“各自理会去！”弟子皆出，各就陇畔畦间；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即解说之。吾安丘刘川南先生（名其旋），十余岁时，师为之讲书数行，辄请曰：如此，则举某章反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后，师遂不穷于答问，是谓教学相长。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则其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剥去肤词。
泰安赵仁甫相国（名国麟），作一讲时文书（忘其名，亦未见其书），凡十二卷：泰安刻九卷，济宁知州徐树人（名宗干）补刻三卷。闻泰安人初宗法之，以致数十年无捷南宫者，遂弃之。我以意揣之，必因仁甫先生于每种题，皆录成宏正嘉文以为式，从而学成宏，以至不中也。可谓痴绝。规矩者，巧之从所出也。得规矩而失其巧，于义何居焉？试问仁甫领乡荐、捷南宫之文，岂皆成宏体乎？然必选成宏者，其文无支蔓，规矩易见，故以为式。欲其穷思毕精、驰骋于规矩之中，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于规矩之中也。时文行已五百年，穷极才思。尚怵他人之我先，而乃袭先正之貌，落孙山之外，反咎仁甫之作法于凉，岂不谬乎！今日者，如得其书甚善；不然者，亦必胪列数十种题目，上书其名，下书其题以实之（如顺纲题，吾日三省章；倒纲题，贤贤易色章；横担题，雍也可使南面章；过脉题，上老老三句），使弟子知题有种族，即各有作法，不致临时惶惑。安邱有名解元某，其入学覆题“视思明九句”，遂作九股，几被斥革，再覆试一次而后已，岂非师之过乎？夫门扇题，题之最易知者也，然两扇作两股，三扇之第三股，已有前半股，对上二股，后半股即不必对者，况四扇仍有板作四股者，五扇以下，必不行矣。此之不教，何以为师？
考试不必早。凡功名无论大小，得之必学业长进。若已有二等本领，而后入学，一经长进，则可中矣。若绝无根柢，幸而入学，即长进，亦三等也，三等既久，使甘心以阘冗自居，岂不误一生乎！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学，则学《玄秘塔》、《臧公碑》之类，不可学小字。大有三分好，缩小，便五分好也。不可学赵，他字有媚骨，所以受元聘。犹之近人作七言转韵古诗，对偶工整，平仄谐和，不以为病，一韵到底者乃忌之，所藉口者王右丞也。然此人亦有媚骨，进身则以《郁轮袍》，国破即降安禄山。虽唐人不讲节义，然李、杜、高、韦，何家不可学？必学降人乎？我所最爱者，《铁像颂》。苏灵芝字品不高，（其结体似即松雪所从出，惟少媚骨耳！）故其换笔处，易于寻求。既如“无”字，他底三横四直，其换笔之痕迹俱在，于我有益，故喜之也。最不喜者，虞永兴《夫子庙堂碑》，尚出颜柳诸贤之上，其换笔皆在空际，落纸则只是平铺，我若学之必极板作算盘珠矣。近人学之成家者，惟见李春湖先生（名宗瀚）耳。寿陵余子，不可学步邯郸也。初学文者，大题当读小名家，亦是此意。小题则必读大家，省了诸般丑态，又不可用此法也。
又有急救良方：吾乡有秀才，家贫，须躬亲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则似乎不释卷者。或问其故。则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从心里过一两遍。”（不可出声，若只是从唇边过，则不济事。）
入学后，每科必买直省乡墨，篇篇皆使学子圈之抹之，乃是切实工夫。工夫有进步，不防圈其所抹，抹其所圈。不是圈他抹他，乃是圈我抹我也。即读经书，一有所见，即写之书眉，以便他日涂改；若所读书，都是干干净净，绝无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
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故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欣，而惟命是从矣。若日以夏楚为事，则其弟固苦，其师庸乐乎？故观其弟子欢欣鼓舞，侈谈学问者，即知是良师也。若疾道顣頞，奄奄如死人者，则笨牛也，其师将无同？
人之才不一，有小才而锋颖者，可以取快一时，终无大成就；有大才而汗漫者，须二十年功，学问既博，收拢起来，方能成就，此时则非常人所及矣，须耐烦。
功名、学问、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为学问，几几并以为德行。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时时教之；讲书时，常为之提唱正史中此等事，使之印证，且兼资博洽矣。学问既深，坐待功名，进固可战，退有可守。不可痴想功名，时文排律之外，一切不学。设命中无功名，则所学者无可以自娱，无可以教子，不能使乡里称善人，士友称博学。当此时，回想数十年之功，何学不就？何德不成？今虽悔恨而无及矣！不已晚乎？
律赋以徐、庚为正宗。《醴陵集》不知有注本否？《子山集》注本二，其一佳，我忘其名，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即知之。章岂续（名藻功，康熙中翰林，著《思绮堂文集》）论四六文曰：惟唐工丽，得无尚少机神；若宋流通，或且疑于浅率。又曰：“吴园次班香宋艳，接但短兵；（吴所著《林蕙堂集》，我甚爱之，与时下风气亦合。）陈其年陆海潘江，穿如末弩。”（陈检讨《四六文集》有注本，所用典故，重复拉杂，我亦不喜。）是章氏于当时名家，皆不许可，然《思绮堂集》亦近日翰林诸老所谓不在行者，以其似有韵之文也。近刻《八家四六文集》，似吴谷人、袁子才两家为最，而吴尤当行出色，赋固以细腻见长也。朱虹肪先生（名方增）大考第一，《八月其获赋》足与律赋偶。笺中储麟趾《九日登高赋》，媲美老笔也。大约细腻波峭，是今日当行，不宜作长篇也。不要长枪大剑。六朝体，小场不废，翰苑不宜。
我幼年所受之苦，附书于此。读《四书》时，见《大学》、《中庸》注，皆题朱某“章句”，《论语》则多用朱某“集注”，不知古人注书，多名“章句”；又不知《学》《庸》是古注粗疏，朱子创为此注，则名“章句”，《论语》则多用前贤说，故名“集注”也；又不知“注”、“註”是古今字，转以“註”字为正，不敢问之师也。读《诗经》时，见《国风》一，不知下有《小雅》二、《大雅》三、《颂》四；又曰《周南》一之一，不知上“一”字承《国风》一，下“一”字对下《召南》一之二至《豳》一之十五言也，直以为呓语而已，亦不敢问之师也。读《周易》时，见二程子序，当时虽不知朱子乃程子再传弟子，无由为朱子作序，然疑《四书》《诗经》皆朱子自作序，此何以他人作序也？朱注《周易》一段末云：“今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核其卷数，固不符。不知朱子《本义》，本连书于程子《易传》之后，述而不作，故谦而不再作序。朱子定本，是文王《彖辞》，周公《爻辞》（二者，皆所谓《系辞》也。上画“”，下系以“乾，元亨利贞。”乾者，谓此六阳画，名曰乾也。元亨利贞者，占也。初九潜龙勿用者，周公系爻下之辞也。初者，此爻最初也。九者，阳爻名九也。潜龙者，象也。勿用者，占也。父统子业，故文王、周公所系之词，合而序之。而别以上经、下经者，乾、坤、坎、离，皆纯卦对待之象，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咸、恒、既济、未济，皆合卦流行之象，水火者，人身之大用也，故分两篇。既云初九，不云终九，而云上九者，此云上，则初在下矣，欲人知爻自下而上也。）分两篇居首，孔子自作者，退处于后，不敢搀杂先圣之文，圣人之谦也。（然实不敢搀杂。爻词多有韵，以《小象》搀之，则失其韵，此犹是小事。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承“厥孚，交如，威如，吉。”而终言之，乃合两爻为一交。《小象》无一无韵者，其文义亦有衔接者，何可搀杂？）曰《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而《史记》则谓之《易大传》”。案：《大传》《十翼》两名，与上下经同，皆后人所指名。孔子时，谓之《易》，不谓之《易经》；谓之《彖》《象》，不谓之《彖传》《象传》。吕东莱于《十翼》，皆加一“传”字，非古也。彖者，释伏羲之卦画及文王所系之词也，亦多不释卦画者，故曰《彖上》《彖下》，谓此所释者“彖”，非自名所作为彖也。象者，释卦之上下两象及周公所系之爻辞也。通谓之象者，卦有象，六爻亦各有其象也。《系辞》上下，则通释文王周公所系之辞，然释其义，而不释其词，故无所附丽，而自分上下。古人所作本有名，而后人别为之名者，如《潜夫论》曰：“尹吉甫作‘封颂’二篇，其诗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此出《崧高篇》，然云二篇，则兼《烝民》言之，是合此二篇，谓之‘封颂’也。《说文》引杨雄赋：“响若氏隤”，此《解嘲》文也，而谓之赋。故《易经》但当云“彖上”云云，不可加“翼”字“传”字）
《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朱子旧本也。明永乐时，苏州府教授（忘此妄人之名矣），删程《传》，专用《本义》。朱子曰：“程《传》备矣者。”始录《传》于后，而《序卦传》之程《传》，本分冠于各卦之首，他不知合录于本篇，遂致《序卦》无一字注解。我虽疑之，亦不敢问也。惟十一岁从王惺斋师（名朝辂），事事皆讲，遂知用心，以有今日。夫此等可疑之事，皆属皮毛，不关大体，尚无训诲者，令我独感惺斋师。愿天下之为师者，各为其“心丧三年”计也。
我曾看俞氏选《百二名家》，是时胸中尚无泾渭，不能知其根柢所从出，派别所由分，看亦无益，是呆工夫也。王罕皆选《程墨所见集》则当看古人实功。今人不肯用，但看其文，知其路径，得其皮毛，足以标异矣。其中一题数篇者，先看其题，无不解也，看三四遗，始解其制局命意之所在，恍然曰：我今乃解此矣。又看一篇，则又不知所云，看三四遍，而后恍然曰：此题又有此制度也。每看一遍皆然，虽不能学，然亦必无肤泛语矣。
藏法于理者，上也；以法运理者，次也。上不如次，有目共见。法莫巧于隆万，但去其扭捏可厌一种，学其钩心斗角，花攒锦簇，骗得功名到手，何书不可读？必欲以时文名家，则騃矣。时文已被前人做尽，是以顾耕石《会墨》（君子喻于义节），并非题之正解，然今人一看知其于从前此题名作，都已见过，他又别发一义也。盖古人所作，自道其得；今人所作，如随风败叶，不但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全没交涉，即用为谈资，亦令人欲呕也。
或精团气聚，或鲜花嫩柳，或流利蓬勃，无不售者；古淡艰深，皆自取其祸；乔坐衙者（天地人三股，五经五股，尤王体之类），更无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