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认为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已发生变化，这表明学习一门语言知识的难点已被克服。翟理斯博士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会说一门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方言是很难的。这种历史很早就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有所表述了。"确实，即使是对于书面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后，就能看懂一封普通电报的大意了。所以说，我们很高兴地认为，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中国知识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我们对超过这个界限的夸大其辞，则感到非常怀疑。
在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之后，马礼逊（56）博士那本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起点。无疑，那部著作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认真、热心和尽责从事的纪念碑。继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当以德庇时（57）爵士、郭士腊（58）博士等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也供认不讳。他肯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那种方言的小说。但他所拥有的那点知识，恐怕在今天只能胜任一个领事馆中的洋员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知识，是来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郭士腊博士或许比德庇时爵士更为了解中国多点。但是，他却不打算做进一步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59）先生在后来揭露郭士腊的自负方面做了不错的工作。以及另外这种传教士如古伯察（60）和杜赫德（61）。在这之后，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了蒲尔杰（62）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人物引证为权威。（z-63）
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是法国的雷慕沙（63）。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他的工作进行恰当的评价。但是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它是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这本书经利·亨德读过后，他推荐给了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了约翰·史特林。这些人读过此书之后，很高兴并说书一定是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本书的中文名叫《玉娇梨》，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愉悦的书。但是它在中国文学中只是一个次品的代表，即使在次品中也没多高的位置。不过，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来源于中国人的大脑的思想和想象，事实上已经通过了卡莱尔和利·亨德的心灵的验证。（z-64）
在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儒莲（64）和波迪埃（65）。德国诗人海涅曾言，儒莲做出了一个惊奇的和重要的发现，即蒙斯·波茨尔对汉语一窍不通，并且后者也有一个发现，即儒莲根本就不懂梵语。然而，这些著作者的开拓性工作是相当大的。他们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完全精通于本国语言。另一个可能要提及的法国作家是德理文（66），他做了前无古人的工作，即他的唐诗译作是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z-73）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67）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取的书名为《满族》。像所有其他德国的著作一样，这是一本无可挑剔的书。书的明显意图是要描绘出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但是，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涉及到一些与中国问题的信息，据我们所知，这是用欧洲文字书写的其他书中找不到的。就如卫三畏博士的那本《中国总论》，跟《满族》相比，也只是小人书而已。另外一个德国汉学家是斯特劳斯，他是普鲁士吞并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前大臣。这个老臣在离任之后以研究汉学为乐。他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著，并且最近出版了一本《诗经》的译著。据广东的花之安（68）先生评价，他的《老子》译本中的一些部分还是不错的。他翻译的首领颂也是流传广泛，评价不错。不幸的是，我们无法获取这些书。
上述所提及的学者都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始于马礼逊博士的字典的出版。第二阶段始于两本权威的著作：一本是威妥玛（69）爵士的《自迩集》；其次就是理雅格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
对于前者，那些中国知识已经超越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可能会对它不屑一顾。尽管如此，它还是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书籍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完美的大作。而且，这本书也是顺应时代呼唤的产物。像这种书必须写出来，瞧！它已被写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将现代与未来竞争的机会全部夺走了。